行话或黑话：散文的生态变化了

一

“棒槌”“竹根”“柴”，是秦腔老艺门的三句行话，都是品评习艺人的。

棒槌一窍不通，是顽木，是天生我材没大用。“竹根”指有些灵性，但将来出息不太大的那一种。竹根由笋长起，肉敦敦的一根，但长出地面心就空了。“柴”是自我感觉极好的人，能烘托气氛，是篝火晚会的核心。但不是栋梁的材料，做不了台柱子。

行话是在行业内流通的，是单位食堂的代金券，不对外的。在老戏班里，名头再大的“角”在后台说行话，在台前面对观众是不使用这些词汇的，因为观众听不明白。在大街上，在茶馆里，满嘴“行话”的是票友。票友是资深戏迷，现代名称叫“发烧友”。票友一般都能唱几出戏，也了解些台前幕后的事，但追究起来，像海里的那种飞鱼，会飞也会游，但飞不远，也游不深。

戏班里的行话用的多是生活里的常用词，但组合在一起，外行人听起来就是一头雾水了。但是如果弄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会觉得很了不起，生动，逼真，也传神。比如“捋叶子”，指的是偷学艺的那种行为。

土匪的行话叫黑话，因为他们走的是黑道。土匪占山为王，山头与山头之间的互惠往来，黑话是沟通的桥梁，是接头暗号。

土匪是“高危行业”，为求自保，不仅是保密，还要保命，他们的行话属“高度自治”，外人听着，如见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智取威虎山》里的那段著名的对白很典型，“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但也正因为这种不着边际的刻心刻意，见到说这样话的，就知道土匪来了。

如今文学评论里的一些“学术术语”，包括一些翻译过来的词，读着很有点“行话”的意思。只是这“行话”，不仅读者不太懂，文学行内的人也不太明白。但现在的“行情”是，评论文章里缺少这些术语就不学术。文学评论是给读者看的，要面对读者，要说让人明白明了的话。小说和散文可以写得含混一些，或叫朦胧一些，诗朦胧更是好事。但文学评论不宜朦胧，除非你没看透彻，又好面子想表达“主见”，搜找一些“术语”来填空，扎一个唬人的马步，造一个练家的势。高僧只说家常话，大评论家的文章里是没有术语的，所有的语都是他自己的。还有一点，文学翻译这项工作，宜由语言精通的人去做，不仅通外语，母语更要通，否则找不着对称的词。翻译要传神的，最次也要把“形”传清晰一些，照猫画虎那一种办法不行。

《指月录》是一本佛学著作，几百年的影响了，但常读常新。佛千手千眼，眉眼低垂，手印却多姿多态，而且每一种手印都有透彻明了的指向。读有些评论文章，手指头是见到了，却见不到月亮。

二

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互为生态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写作现状的关联也是如此。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时代里，文学研究与评论是高耸的，而文学创作是低谷或低迷，或反过来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文学研究的大院门可罗雀。再进一步说，如果文学创作是虚高的，那么同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一定在患着感冒，呈高烧或低烧状态。文学创作是空寂的河滩，文学研究肯定是在退潮。如果文学研究界站出了一位真正站得高看得远的醒目者，相对应的，文学创作界一定存在着一位或多位超凡出众的领军人物。

文学进步的标高是双曲线并行，是双轨制。一条曲线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一条是文学创作，两条线脱节或相距遥遥的时候，那一时期的文学状态整体上就是尴尬的。

以散文为例。上世纪一百年有过三次“涨潮”期或叫“庙会”期。涨潮的意思不必说了，称庙会，指的是为一件大事情，大家朝一个地方聚集，也可以叫“赶集”，或“社火”。

五四时期是涨潮。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整体上是特殊的，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准入期，是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期，是一枚火箭发射之后第一级与第二级的脱节分离期，是一只蝉从蛹壳里脱颖而出之后，沿着寻找到的一棵树往上爬，不幸的是，当年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是糟糕的，先是国内局势动乱动荡着，接着又被外强凌辱着。蝉往上爬的时候，那棵树突然断了，蝉的翅膀是在不断地寻找树的过程中一点点由软而硬的。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是，突出的文学写作者也是突出的研究者、观察者，是冲锋陷阵的人，也是摇旗呐喊的人。像旧戏班子里的名角，自己登台，自己扮相，自己做自己的形象工程。

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状态是庙会。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颠簸终于结束了，一朝天下澄明，世态百般欢欣，人们怀着衷心的感激、感慨、感动，以及兴奋去写作，去研究，那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爱，爱社会的稳定，爱朗朗乾坤，爱新生活带来的希望亮光。

进入文学新时期以后，和诗、小说比较着说，散文的“觉醒”整整慢了一节拍，甚至两节拍，诗与小说的“试验”和“试制”阶段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散文做这项工作则是从90年代初才开始，当年有一群被称为“散文新生代”的人，年龄均已四十岁上下，如此“高龄”仍被叫做“新生代”，恐怕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个例。同时还有一种“老生代散文”的说法，老生代指的是“文革”或“反右”中被迫辍笔，“解放”之后春风再御的老作家、老文化人。从影响力上讲，新生代达到的“新”尚不及老生代再生的“新”。当散文家们在已有的跑道上展身手的时候，余秋雨在另一个全新的运动场上一枝独秀了。余秋雨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散文生态的重要变化，他的写作使已有的散文观念显得陈旧，狭隘，而且局促。余秋雨的文学价值不是占领了一块领地，而是打开了散文的天空。

90年代中期之后的散文局面一下子开阔了。如果试图去了解90年代的小说和诗达到的高度，读那一时期小说和诗的杂志差不多就知道了梗概，但要了解90年代的散文状态，仅读散文杂志是不够的，还要看报纸的副刊，要读出版社的散文作品集，这一时期的散文是宽阔也开阔的，写法多种多样，多姿多态，是散文的茂盛生长期，如夏天雨后的田野，树，庄稼，包括草，都在愉快地生长。

在这三个阶段里，散文研究和散文写作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五四时期是“插不进手”，或“不敢插手”。五六十年代是密切的，是彼呼此应炙手都热的。但到了90年代基本上是相视两不见，是彼此都不太满意的“相亲者”，一方是傲慢的，另一方因伤了虚荣显得更傲慢。这一阶段研究者给写作者下的定义因太匆忙而显得不太到位，比如“新生代散文”，“老生代散文”，“文化散文”，“艺术散文”，“纯散文”，甚至还有“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的命题是极不严肃的，悖离了学术范畴，连人都不尊重了。

散文研究领域存在着几个突出问题，我试着提出来，留待有学识的人去思考：

一是文体问题。散文在古代文学里是笼而统之的，是一个大型“国营商场”，里面的“货物”依类存放，该有都有。也是一个大家族，爷孙父子，婆媳妯娌，几世同堂，多支共和。但到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远亲被剥离，儿女们长大以后一个个挑门单过去了。“杂文”独立了，“报告文学”独立了，“随笔”独立了，“小品文”独立了，如今生活在“散文大院”里的似乎只留下管家的后代，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联淡化了，隔膜了。“国营商场”在新市场环境里日渐萎缩，应运而生的是一个个“专卖店”。小说和诗是往宽敞里走，往大处生长，散文却相反。如今散文最大的尴尬是文体混淆着，名目杂陈着。一头大象，有人摸着了腿，有人摸到身子，有人牵引鼻子，有人很文雅地抱住象牙。

二、对五四“转型”期的散文，理论研究界是做过观察研究的，这种观察研究有过定论，也有结论，但这种定论和结论清晰吗？可靠吗？

三、对建国之后一个时期里的“歌德”式散文，先是“一窝蜂”赞叹，再是全盘否定，这之间还有再思考的空间吗？文学与政治该保持怎么样的关联？

四、文学新时期三十年以来，对散文写作的实际状态做过梳理吗？这种梳理影响或解决了写作中的哪些问题？

三

散文的生态变化了。

我先说另一个生态变化的例子：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1957年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的河床高于黄河，是顺势注入黄河。黄河的主要危害是泥沙淤积，河床被不断抬高，导致决口，泛滥成灾。截止到1949年，黄河下游决口1600多次，有26次改道流行，其中大改道六次。治黄河之害一直是历史上治国要务，雍正皇帝写过一个对联，很形象，很逼真：“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三门峡水库的功用是阻滞黄河的泥沙。自水库建成后，泥沙被成功地阻滞在陕西境内。下游流经区域的土质在变好，沙化在减弱，大量的可耕田被再开发出来，黄河下游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截止到2003年，近五十年间，陕西境内的黄河河床抬升近五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渭河再不能顺势注入黄河，这是黄河下游这些年经常断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003年渭河发生了特大水灾，淹没陕西渭南的多个区域，直接原因是渭河倒灌。渭河在历史上一直是益河，如今成了陕西的害河。更可怕的问题还有，黄河淤沙的尾部已近临潼，直逼西安城下。

黄河下游水患的历史难题被彻底办好了，但黄河断流又成了焦点问题，土地和人因用水吃水衍生的乡怨与民斗事件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县与县因水对立，村与村为水而敌。

生态变化是大事情，其中暴露出的问题，是日积月累的后果，需要综合治理，而且要从根源处着手，否则治标不治本。

散文的生态变化了。但这种变化不是散文自身成就的，而是社会在剧变，观念在万象更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变化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了，读者的阅读要求变化了。散文只是在应变，但应变的能力和程度如何呢？

再举一个价值观变化的例子：

农本思想和田园经济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是传统观念的核心。中国人以前有两件大事，读书和耕田，很多人家的门楼上写着门匾：耕读传家，还有一个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卸甲归田”，当朝重臣求隐，叫“告老还乡”。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锥之本，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要仗权势圈地。商贾大买卖的人，也要在乡下置地。没有土地的人，就是稗草，被风吹着没着落。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人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以前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原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了活路。

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故土情，是写“主旋律”，是那时候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是主旋律的别种。

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基本上人均有份，除了超生的人口。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如今农民是职业了。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

土地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土地不再是“皇土”，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将军或部长退休以后，领的是退休金，不再“获赐”土地。土地的价值也不再仅仅用来种庄稼，要被开发，要被综合利用。今天的散文作家如果再写静静的田园，写袅袅的炊烟，可能要去很偏僻的地方，而且仅仅是休闲，不再含有社会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散文往最大里说，写的是旧的价值观。

变化是汉字里“含金量”最大的词之一，变是根本，化是变的模式和过程。《易经》这本书讲的是变与不变的原理，世上的万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变，但都在变这一事实是不变的。太阳、地球、月亮每天都在转动，但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这一转动模式暂时是不变的。未来的某一天，太阳的能量爆发殆尽，这种转动模式就要调整，这种调整就是化，或叫造化。造化有大调整和微调两种，太阳能量殆尽的那一天是大调整，一颗精子与一颗卵子造化成人是大调整。微调是循序渐进，是一个人一辈子过日子。现代科学有一门基础学科叫化学，讲的是物质中元素的构成，以及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发生各种变化的可能。变化大致可分为手动和自然动两种，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是自然动，1957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是手动。

“本来面目”是禅宗里的话，“镜中月”“水中花”也是。“本来面目”是虚的，在幕后，在地下，我们要透过“镜中月”“水中花”去寻找之，挖掘之，估量之，琢磨之。残酷的事实是，能触摸到一件事、一种物本来面目的人是极少数，因此叫高人，叫智慧人。芸芸众生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要靠一知半解过日子，要在“镜中月”“水中花”里愉快的生活。

散文研究是找散文的本来面目。

但散文生态变化了，今天的“镜中月”“水中花”已非昨日，完全是一派新景象，新状态。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民族化，这些“化”不是微调，不是循序渐进层面的，是大转变，是革命，是划时代。透过这些表象找散文的“本来面目”，是需要一点真本事的。

我是一个编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组成人员，无力拨开迷雾见真庐山。提出这些问题，留待高人和智慧人做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