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边笔记：让散文试着去直视

落伍者

跟不上节奏的，我们习惯称之为落伍者。

西安的街道每天都在变化。道路在拓宽，无法再拓宽的就架空中桥或挖地下通道。路两旁的建筑不断地被拆迁或易主。广告牌子和铺面的标志像海边的涨潮和落潮，一浪紧紧拍打着另一浪，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建筑以这种明白无误的语言向我们报告着生活的变化。事实上，每个城市都在这样变化着，有的甚至更快，更让人应接无暇。在日本人把传真技术发扬到无以伦比程度的时候，美国人发明了电子邮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纸还要薄了。而人和人的隔膜就是一张纸，如今这层纸被捅破了。科技正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道德观念。

生活的主流在瞬息百变着。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散文发展的节拍，应该成为社会思潮律动节奏的主要组成部分。关起门天真地写散文的人，不用划着小船去寻找了，你的家就是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万象在旁，生活在你之外，真实在你之外。

本期的“散文现场”，取自郑州的《经济视点报》的一辑特别策划。按目前散文界的“行规”，这样的文章是不入“艺术散文范畴”的，我们却把它放在头条位置刊出，这么做的目的，旨在让散文尝试着去直视当下社会进程的焦灼层面。2004年，《美文》将不惜版面，重点刊用关注城市贫困、三农问题以及农民工遭遇、科学和民主的进程、社会事件和信仰危机等方面文章，欢迎有见地的报人及各界专业人员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稿件。

拱桥或吊桥

正月初三的渭河疲惫而凄凉地流动着。

正是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去年八九月间使沿岸几十万人亡命家园。初三这天，我出西安一路东行，去了灾情最重的华县和华阴，沿途风冷，没有一点过年的热气，未收获的玉米、棉花连绵成片地淤烂着，土地泥泞着，春播无法正常进行。更加严重的是，不少果树的根都黑死了，这预示着几十万灾区老百姓今年的生活将非常艰难。临时搭建的帐篷小学在乡政府里，据说开学后可以搬回原来的校址，但校园已毁，学生们仍要在帐篷里琅琅读书。这是我读过《2003年渭河特大水灾拷问录》之后亲眼见到的情景。

2003年的渭河洪水不是历史上最大的，却是受灾最严重的。原因是自三门峡水库1959年蓄水发电以来，几十亿吨泥沙沉积，河床抬升五米，渭河的“身高”增长了近两层楼，天水不畅，倒灌成灾。

王新民写得精彩，因为他自幼生活在三门峡移民库区，他的小名原来就叫“移民”，是爷爷命名的，后来被外爷坚持改叫“新民”，说移民的命太苦了，要一生奔波。

有人把散文写作比作桥。无情节的抒情散文是空中拱桥或吊桥，它们没有视觉可见的情节，依靠的是内应力。另一种桥建筑在坚实、牢固的桥墩上面，这是指我们所说的叙事散文。桥墩就是结构并支撑文章局面的情节，但桥墩的选点、间距、材料选择以及质量并不像看上去得那么简单，散文的情节处理和小说的情节比较起来，另有一种难度，它无法绕开，要直接面对灵魂——这就是有些叙事散文不好读，也不过瘾，甚至拖泥带水的问题所在。

中学生眼里的本·拉登

我收到一位中学生苦恼的来信。他是一个初三学生，期末考试时作文成绩非常低，满分是50分，他仅仅获得28分。他随信寄来了考卷的复印件。依我看，这篇作文是非常出色的，应该得高分，甚至可以是满分。可能这才是这位中学生苦恼的真正原因。作文的题目是：写一位你最想了解的人，在附加说明中要求放开思路，充分发挥想象力。这位中学生写的是本·拉登，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在世界各地，恐怖事件经常发生，据报纸报道多起事件都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有关联，而美国人用高科技手段寻找多年也没见结果，这位“恐怖大亨”究竟藏身在哪里？第二，从照片上看，本·拉登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但就是这个人，制造了多起灾难事件，导致无数的父母失去孩子，无数的孩子成了孤儿。善与恶、美与丑为什么是如此的截然对立？这位中学生在信中说，由于作文分数太低，他由班中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而且老师在讲评作文中重点批评了他的文章，说有那么多“光明”的人不去了解，单单想了解那个恶魔。我还没给这位学生回信，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才妥当。我不能说他的老师眼光存在问题，可能那位老师是出于“好心”，初三的学生马上面临中考升高中，他不会鼓励一个优秀学生为作文出新而冒风险。但这起“低分事件”会给这位学生留下什么样的阴影呢？

我们的作文课教育是所有基础课程中最不成功的。一位老师说过一句生动有趣的话：一个人在学龄前开始背唐诗，读童话，小学时的作文大多充满幻想和色彩，但经过初中和高中，被逐渐“训练”地怕作文，到大学毕业后，就彻底不会写文章了。

如今散文写作中“现实回避”的现象也是严重的，太多的写现实的文章，要么是关在书房里写出的，要么是闭着眼的幻象。就像张爱玲打比方的那个例子，“一只蝴蝶落在戴着白手套的手上，隔得让人难受”。

巴格达陷落一年

到今年四月，巴格达陷落整整一年了。

这个日子不值得纪念，这场战争更不值得纪念，这只是几个热爱战事的狂人强力导演的一出悲剧而已。没有正义感，没有公理，不给平民百姓带来任何希望的亮光，总之，值得纪念的战争因素它一条也不具备，而且这出悲剧至今没有谢幕，突发的暴力和反抗事件此起彼伏，梦醒时分，伊拉克人民仍生活在更大的惊恐不安之中。但这场战争值得思考，社会在进步，道义却在后退，像沙尘暴之后，天空表面上安静了，可是人们眼中落满灰尘。

这场战争的整体是混浊不堪的，栩栩如生的只是一些个人。朱增泉中将是军事家，他为我们写来他的观察与思考。继上期《萨达姆》之后，本期推出《新闻部长萨哈夫》，萨达姆和萨哈夫是这出战争悲剧的两个主角，是悲剧中的悲剧，但各富启示。萨哈夫作为伊拉克的新闻部长，在战争之初，他是骨中之骨，在战争之后，他又是肉中之肉。

《一起看海的日子》是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与专栏作家的妻子李玉莹女士的共合作品，新裁形式，别样述怀。《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消失的词语》是老照片，曾经的生存阅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产生回响。狗子、黄海、韩星孩是散文新家，他们对散文的继承在于求新，文学求新的最可贵之处不在形式，而是思考生活方式的改变。

鲜鱼和烤鱼

我见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报纸是鲜鱼店，而杂志要把鱼冷冻，晒干或盐腌。显然，这个比喻针对的是如何抒写现实生活。新闻记者们按汛期汛情及时把鱼打捞上来，越新鲜越好。而作家对社会矛盾和生活细节要进行过滤、升华或沉淀，进行这种艺术加工的眼光和手艺如何，就区别了作家的高与低。《美文》创刊即倡导大散文写作，大散文不是写长一些，而是指要关心社会进程，关心影响人生存的大事或小事。伊拉克战争是大事，一个农民工在城里劳碌一年却没拿上工钱，这是小事，但这两者都是影响我们生存的事。《美文》发表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也刊用过一情一景的兴致文章，只不过少一些，虾皮是一种美味，但它毕竟是佐餐的调味品。

朱增泉中将的《萨达姆》和《新闻部长萨哈夫》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和当代散文写作较少触及类似题材有关。长时间以来，散文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见景抒情的，生活哲理的，或传达基础知识的。这样的作品虽然可以感动人，却不能憾动人，而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震憾人的心灵。本期刊登的《美英情报门之门》和上两篇写法不同，如果说前两篇的手法类于冷冻或盐腌，这一篇则是把鱼晒干，把肺腑掏空，没心肝的鱼更接近鱼的本质。另外，我在此做个预告，下一期将发表的是写伊拉克游击战的，笔法又有所变化，相比较着说，像烧烤。

寓言是巧说

寓言是巧说。

著述者为展示天纵的才情，或有些事情因为天大的妨碍不便硬着头皮写，如讳朝廷忌一类，就把满肚子的话寄托在动物和虚拟的人物身上。我一直以为《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一部长的寓言，一台社会辛酸与人情练达的好戏，让猴子、猪、神仙、佛祇淋漓尽致地演了个痛快。吴承恩是大人物，但大人物的恐惧是敬畏天庭，因此神仙们在他的笔下就显得不够生动与丰满。佛是可以任人笑骂的，这是佛门的高远之处，在世上的宗教法门中，只有佛才具这份胸怀与肚量。目前，正流行着一句俗话，叫有话好好说，指的是开口前要掂量掂量的意思。《那晾晒在新闻岸边的》写了17宗新闻事件，属有话直说之列，有年轻之勇，事件的当事者皆是各路神仙，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读了之后会怎么样，我是惴惴的，担心佛也有气不过的时候。

日本散文的启示

月光照不亮沥青路。这是报人董桥说过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月亮的柔光只有在铺满白色卵石的小径才能反射出来，才具诗意。但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缺少诗意的，人生旅途的大部分是沥青路，粗砺，普通，时有颠簸起伏，甚至残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冷酷，却真实可亲。崔东汇和桑麻在写人活着有多么的不容易；大鸟是生活的智者，他或许明白了，生活是无法战胜的，能落个平局已属幸事；李晓玲的遭遇让人痛苦，但她的叙述呈示了她内心的坚定，一个人数身上的伤疤是容易做到的，而擦拭心中的血需要更多的东西。这四位是业余作者，读过他们的文章，我自然地想到了董桥的那句话。董桥还说了另一句：是心中掌灯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在月光照不亮的沥青路上。

朱增泉中将本月专栏关注的是战俘问题，在这篇长文中，他略失往日的平和。他是一个老兵，并且带过兵，上过越南战场，处置过战俘，而对美英虐待战俘的“职业犯规”，他难守心中的平静。《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是叙事，也是游记，比较着看一下，美国人是怎么优待自己的。

日本的散文写作在现代汉语的起步阶段比较具体地影响过我们当年的文坛，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先贤们的部分作品已留底例证。结构上求简约明快，不雕不饰，平淡无奇，着眼点在微言大义；在语言使用上主张日常化，反对出新或取巧。这种方式切和着中国的传统哲学，因而被广泛接受并流行。梁实秋的幽默和调侃来源于古典英语，他因此而受到为时不算短的嘲笑。日本现代散文的成就已成公论，我不再多嘴，但弊端也是惹眼的，由于不重文体效果，不重技巧，轻视文学气氛，致使散文沦落为小说之余和诗之余。最近十年以来，我们的散文写作局面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多种叙述方式并存，特别是一些强调文学意义的新散文家的出现，使散文文体基本呈现出了独立之姿。为比较着看这一变化，在2004年年初，我们特别邀请日本文学研究学者蒋义乔女士，从散文写作新动向角度组织译介日本当代作家的作品，本期把柳美里等九位作家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其他作家作品将在以后陆续刊出。感谢蒋义乔等几位学者为《美文》读者付出的劳动。

世界在退步

世界在退步。这真是不情愿说出口的一句话，可这是现实，不愿说却不能不去正视。美国和英国及一些“强势群体”圈内的国家对待伊拉克的一系列作为，正在破坏着国际关系中公共的道义和原则，他们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动粗，悍然入侵伊拉克，当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后，取而代之的又一项说辞是“铲除暴君，还伊拉克人民以民主”，从地窖中捉住萨达姆，并把他送上“法庭”，那么布什和布莱尔算不算暴君呢？如今被“解放了的”、拥有了“民主的”伊拉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我是一个老百姓，老百姓有过日子的民间道理，比方有个脾气差劲的人，待家人比较霸道，邻居们的上乘办法不应该是冲进那户人家把他宰了，另外派过去一个家长。六十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等伟人们缔造的一些东西正在被他们的后人破坏着。《诺曼底的回声》写得真是好，局面开阔，且掷地铮铮有声。

散文不宜过于闲雅

散文不宜过于闲雅。

能闲雅的必定是有高节的。但高人不是吸风吮露长大的，也要一日三餐，夜眠七尺。但凡高人，均是社会生活磨砺出来的，内心隐忍着无尽的沧桑。董桥说：“人心是肉做的，我相信文字也是。”这句话说得极是，文章总要先是好看好读，才能入胃入心，及至灵魂的。好的散文应多些人气，少一些闲气或仙气。五月是旅美的博士，在海外华人写作中早见影响，她的行笔多写日常，“随时喜怒哀乐，七情应声上脸，众生百相沉浮或颠倒”。杨艺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文字却有难得的沉着，鞭辟入里。朱培泉先生坐拥风云，冷眼看世间变幻，这一期他素描伊拉克临时总理阿拉维，这位当今世界最大的临时工在他笔下呼之欲出。《我的六门手艺》是一位中学老师的心得之作。《美文》连续两期大篇幅推出张生全的作品，不仅仅在于他的写法尝试着另一种新，更缘于他稳稳地根植于日常的生活。

散文应该自以为是

散文应该自以为是。

记得在80年代初期，小说家们谈到散文写作时，多会谦逊地说一句：我不会写散文。进入90年代，部分学者和诗人的散文作品引起公众瞩目之后，小说家的这种态度稍稍有了转变，“我把散文写作当成小说之余的练笔和休息”，尽管用散文休息有些奢侈，或者矫情，但至少不再是视而不见了。曾几何时，散文作品的长与短也是个问题，散文作品超过五千字，就能听到惊呼：篇幅这么长，还是散文么？似乎散文是短小、隽永和闲雅的代称。散文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文学的根本是生命力的燃烧。读古今文学大家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大家的散文作品，总要沉溺于其生命力的激情燃烧之中，每每想到这个问题，联系到我们的一些散文观念，难免生一些零星的感叹。《美文》倡导大散文写作，强调关注社会进程，强调生命力，强调良知和良心，一本文学杂志的危险在于对社会思潮的怠慢和漠视。《美文》自创刊起，一直切记着这一条。我们不是一本给少数人服务的杂志，“引为数有限的人类精华为对象”的说法内涵着太多的矫情和自娱，我们是同仁杂志，但努力求同的是众多爱生活和爱文学的普通人。

叙事是散文的基本功

叙事是散文写作的基本功夫，但要写出特点来却不易。俗话讲事有三说，巧说为上，这个巧字相对应的应该是邻里间的日常往来，一张油嘴，可以说的白水点灯。但写作不能卖巧，一种说法又叫无技巧。说无技巧不是不讲究写法的意思，这里的“无”不是“没有”，倒和僧人修行的那个“无”字有些类似，无若大有，“巧”在自己内衣兜里放着，只是不卖而已。

读苏北的《异人异事》，我想到了汪曾祺老人，老人离开我们快十个年头了。在当代作家中，他的叙事功夫是平实中见大奇的。1990年，我在《长城》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有幸陪了老人几天，说是陪，主要是照顾一日三餐，老人偏酒，我找些话题做下酒菜。老人微醺后说过一句事关写作的话：叙事要冷，要冷在骨头里，皮肉冷不算。这句话不是原话，我记得大概意思如此。苏北的文字有曾祺老人的味道，打电话给他，果然是汪老的向往者，还和老人有多年的忘年情。

陈子善先生是学者，他的研究重采证，博览而细察。他一直抬爱《美文》，自1995年以来，系统地介绍了几十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华人作家，其中有不少是在大陆首次重点介绍。尤为难得的，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月，《美文》杂志适时登出了香港和澳门的作家散文专辑，让大陆散文界见识了两个特区的散文整体状态，这均得益于子善先生。这几年，大陆的散文写作变化较大，海外及港澳地区的作家也在变化着，从本期起，我们请子善先生专栏细说这些变化。

人好神话，佛说家常。崔济哲谈吃，因胃而心，把小吃写出了开阔；屈胜文由死说生，浅出深入；院萍东奔西跑，为了忙活；梁平心事重重地话菊，不知道他在菊之内，还是菊在他之外。人淡若菊，人重，菊一定若人了。

苏轼的短文章

苏轼流传下来的短文章中，有两篇说“时事”的，一为《唐村老人言》，一为《记告讦事》。前者是指斥王安石当时的改革的，引述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村老汉的话，“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由（犹）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记告讦事》说的是一件和匿名信有关的事情，“告讦”即写匿名信。洛阳郊区一个人被杀了，邻居要检举，但担心杀人者报复，就悄悄给衙门投了匿名信，值班的衙役是文盲，找到书办才弄清原委。后凭此信将杀人者抓获归案。在分功赏时，书办也不甘事外，把念匿名信的事抖落了出来。依宋朝国例，杀人是死罪，但给官府写匿名信要处流放。事情闹到开封府，府尹苏子容虽是五朝老臣，也不知如何发落，给皇上请奏旨：“投匿名者可免罪，贼（杀人者）可减死”。皇帝的批复却单说匿名信：“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于是苏子容派人把那个邻居抓来当堂杖罚一顿了事。这事虽有些蹊跷，但以现在的观点去看，也有进步的一面，应在依法破案之列，政府断案采信的证据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取。这两个文章虽短，长不过三百字，却短得有力道，仅仅一斑，却凸现了当年的时风世貌。比较着读苏轼的其它文章，说佛的五篇，释道的十篇，述仙鬼异事的二十五篇，唯这两篇透着朗朗之气。

吴克敬和杜爱民给《美文》写了一年的短文章，虽在封二、封三的偏锋上，行文却饱满端正，不拘一格，典人典事。写时事，不一定抡圆了说透了才好，点到即止，话到沧桑关键处即隐了下文，也是写文章的传统修行。郭葳的配画也好，我喜欢。既合辙着文风，又飞扬着意味，有情趣，有态度，别出一番面貌。杂志封二、封三的位置，就是家中客厅的墙，悬挂着字画就添了雅气。还请关心《美文》的画家们今后多帮衬我们。

这一期是12期，是今年的一个句号，托读者的福，《美文》的2004年一切都顺利着，希望明年多给我们写些文章，也多买些我们杂志。

给大家拜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