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个带有问题的话题

j　我们的传统

一九九〇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一辆出租大轿车从古城西安出发，颠簸了七八个小时，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延安。车内坐着的是西北大学作家班的几十名学员，这些人一路上精神亢奋，欢声笑语在黄土高坡上跳宕不止。但是，当在黄昏的余晖中看到默默凸立着的宝塔时，他们突然静了下来，面对这座曾带有特殊意义的标志建筑，仿佛都有点不知所措，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哽在喉结，欲吐而不能，时间在这种难言的气氛中悄悄流逝着，甚至一直到晚饭之前，谁也没再轻松地说过一句话。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力三到四级，风向东。

“到延安去！”

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末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们最激情澎湃的一种向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一座破损的宗祠内，给近百名文学艺术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艺术课，这便是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这个讲话成为延安的另一座闪光的宝塔，照耀并导引了崎岖的革命文学之路。五十年的光阴一寸寸漏掉了，这一天，西北大学这些文学之乡的乡民站在这座已修葺整洁的建筑内，抚摸着黄泥夯就的墙壁，热情地想像着五十年前激动人心的那个时刻，并且不停地挪动着已经木了的双脚，仿佛在努力使自己成为那一幕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传统是历史的中坚部分，文学传统是文学史内的中坚部分。我们当代文学承继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五千年以来的炎黄文化，这是我们的根，它们茂密、幽深、斑杂，且重重叠叠，交错隐散在我们的黄色土壤中。另一个传统就源自延安的这座宗祠内，它构成了我们当代文学的茎，或称之为主干，纵然这主干在外表上显得粗糙，纹理不整，但它茁壮、鲜活，且健康向上。它整整鼓舞了我们两个时代——战争年代及初期的和平建设时期的民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生活远远不及我们这一阶段那么深入民心，那么得到政治的充分强调。这成为我们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最显著的特色。

判断这一时期的作家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绝不能孤立地谈及这些人的写作，因为他们的文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些人既是作家，同时还是革命者，而且后者占比重更大，是第一性的。这在当时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民心的需要。但目前流行的一种唯心的说法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是一种“战时货币”，其价值在于它的阶段性。这显然是错误的。文学史是一条河流，它从上游流过来，还要无止境地流下去。因而我们绝不能武断地剪下一段来，并且孤立地认为它于文学史长河是无足轻重的。

一般意义上讲，作家是重视主体意识的。对茫茫世界的思考是“任我独行”的。但这一期间的作家是“无我”的，他们体内有着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在革命斗争的激流中，他们竭尽全力，且不惜个人代价地感慨革命的成功并由衷地颂赞新生活的美好。这便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时代的烙印”。我们每一个人是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的，因而也就无法避开时代的手指在身上做下的标记。

从纯粹的文学意义上讲，这两个传统的本身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延安时期以来的革命文学是浩荡几千载的文学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是它的支流。如今，它们已同时构成我们今天文学生活的上游，它们一并流经我们并哺育我们的写作和思考。已经解体了的苏联在几十年前，曾做出过出色的文学实践，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到七十年代结束以前，苏联陆续诞生出一批杰出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那一时期作家们几乎有着一致的艺术追求，他们既感染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们的艺术韬略，又承继了十月革命之后高尔基等人的政治觉悟及革命风骨。我想，苏联这一阶段的文学实践是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思考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纵然是千头万绪日新月异的，但其中的潜在秩序又是比较明了的，我想，我们可以借鉴城市建筑的变迁状况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精神。

很长一个时期里，全国所有的城市县镇最好的建筑是行政办公大楼，这表明了当时政治的绝对突出位置。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大公司、旅游饭店和银行的建筑相继拔地而起，新颖而且豪华，与行政大楼彼此呼应，这是经济的力量带来的社会繁荣与进步。瘦瘦的教师和患眼疾的学生从摇摇欲坠的仓房搬进呆板的灰色调的楼房里，据说，在这样的教室里朗读课文效果更好一些，声音撞到墙上不会产生嗡嗡的回音。

建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解释了当代的精神风貌，而解释这种风貌的构成部分就是我们作家的任务了。以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解释这些构成部分，就区别了我们作家中的高明与平庸。

我们在集体创造着历史，但能有幸成为历史中的主流——即构成传统，便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精华部分。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最首要的任务便是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精华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历史中的精华。

R　中国的学院派

在现代汉语中，学院派是典型的外来词。我们尚没有过成熟的政府行政体制统辖之外的民间艺术家团体，在历史上，纵使有一些私营的文人党社，但不是蝎子脱壳一般待稍稍成形则从母体背后龟裂开来而各奔西东，便是其首领或主心骨被宫廷招安了，身穿御赐的锦袍，手执御笔唱神颂主了。招安不遂者的下场是惨淡的，或釜底抽薪，或孤寂归隐，在山野中一天天烂下去，典例如孔夫子的私立学校，这种现象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观念至今已彻底浸淫了我们的骨髓。

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以批评的眼光对待往日的真理，这是一种比“革命”委婉得多的进步，是一种水到渠成，是一种势在必然，其实质可以理解为我们不是彻底不需要“某种东西”了，而是不需要这种东西中的一部分，说得通俗一点是给一部机器换几个重要的零件，或几个关键的螺丝钉，企图使轮子更具速度与效率地旋转起来，而不致使整部机器一下子报废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便是出现了一种和平的，公正的，讲理的民主风尚，“一言堂”和“家长制”基本上被取消了。作家班虽然是个怪胎，但以高等学府培养作家（相对于政治时势造就作家），于当前的大潮流也是势在必然，而成为这层薄薄的民主风尚中的一部分。

四十几年以前，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统全国，新社会的建设大业全面铺开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建成了一批“工农干部速成学校”，旨在提高国家各阶层权力机构管理者的文化水平，因为我们当时的干部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批又一批文盲或半文盲放下手里的驳壳枪、锄头或板斧，走进课堂抄起了课本，在这场全党全民大补课之后，我们年轻的国家机器，才有秩序地运转起来。坦率地讲，设立作家班便是补我们的文学课。

建国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像倒春寒一样一次又一次掠过我们的天空，文学的土地似乎首当其冲，打一个比方，像是一位任性的农民在锄草的同时，赌气连苗一起拔掉了，留给我们的是满眼的荒芜。我们在这几次运动中最大的损失不仅仅是失去了众多杰出的作家、翻译家以及文学批评家，而在于丧失了适宜文学庄稼健康成长的空气和阳光。因此，我们的作家班绝不似西方的学院派，教授们所进行的不是一种“经典方法”的训练，不是一种风格，不是一种境界，甚至谈不上是一种追求。说穿了是一次普及的“追加施肥”，或久旱之后的人工灌溉，是无奈之后的迫不得已，是荒诞之后的严肃行为。

从文学本身来讲，现代文学刚刚走过不足百年的道路。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同经验丰厚的古汉语比较起来，显得粗陋毫无智慧，甚至一些常用的方法辞格也处于研究专家们激烈的争吵之中。在文学实践上，三十至四十年代一度出现的几位文体作家也被“文以载道”的重压挤垮了。准确地讲，我们目前尚没有根置于现代汉语之上并且规范现代汉语的文体，我们现代汉语的小说体例、散文体例、诗歌体例、戏剧体例不是翻版于古汉语，便是移植自西人。我们的文学创作目前居于怎么写也不出格的境地，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没有建立起适宜现代汉语特定语态的格。无秩序的繁荣是一种徒具其貌的热闹，是一种无根的逍遥。也许我的这些判断过于冷酷（但这和悲观无缘）。我想，把自己的难处想得多一些，全面一些，是不伤及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的。

作家班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让作家们心平气和下来，以便向自己的心灵深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