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贾平凹小说一种倾向的印象批评
我是相信灵感的反复无常以及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比如一个作曲家在谱写的中途，思路被卡住，心情郁郁不开时，一枚偶尔砸在肩头的落叶完全可能一触即发，顺通症结，使后继的音乐水流一样泻出。这便是灵感的无常力量所至。征兆是神秘的，但征兆的突如其来是有其潜在道理的，比如一场暴雨前的蚂蚁搬家，游蛇出洞，惊燕浅翔；再比如一场地震前的老鼠过街，鸡犬不宁。另外，我也相信梦中踩到满脚的大粪，第二天可能就有财物的收入，但是如果梦到金银元宝满地，且硌得脚心发疼的场景，天明或可就有实事莅临。因为人生中最莫测的变幻就是金钱，时而粪土，时而显赫，时而灾祸，梦与醒之间只隔着一层极薄的纸。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不敢相信这样的说法的：一个寡妇梦到床侧的墙上有一根木橛子，第二天就发现坟上有新洞，丈夫的尸身被割去了生殖器。或是一个人早晨出门前，家养的狗死死咬住裤脚不松口，主人恨而踹开，才到街上却被醉鬼驾车撞死。我不相信狗比人对灾事有更多的预感，即使这样的故事确有其事，也不宜写入文学作品中，给人读到的感觉，像手摸了蛇，脊椎沟里凉凉的。
《太白山记》是一组短篇小说小辑，最初刊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内中收了十二篇这类风味的写作。神懵懵，雾沼沼，欲云不云，欲雨不雨，冷时不结冰，热时不冒汗。贾平凹是一位趋向于心灵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除了通过内容及语言显示力量之外，还给人一种深入人心的觉悟冲力，且这冲力是直指灵魂的。但是，如果这种冲力不是导引人心的通达，而是变为压力令读者的心脉沉坠，这效果便颇令人忧心，简单地说，刺骨的雪水是不宜滋润或灌入阳光下的稻田的。
其中《寡妇》和《挖参人》是一根秧上的两个葫芦，葫芦内装着感应的药片，心动则念动，念动又归心。《寡妇》中的“木橛子”联系着父亲和儿子，《挖参人》的“镜子”正面照媳妇，反面照丈夫，一如《红楼梦》中致死贾瑞的“风月宝鉴”，只是这挖参人镜子的内涵小巧许多。“木橛子”与“镜子”这两个感应点巧妙之至，显然是费了心机的，木橛子隐喻着父亲的生殖器，镜子却是丈夫的身子，在门上空空地挂着。《村祖》是这组小说中的佳制，“村祖”从老写到小，从模糊到更模糊，人越活心路越窄仄，虽然不是过于下沉，却弥散着一股老寺的香火味。《丈夫》与《公公》传达了作家对妇人之美的恻隐之心，而《杀人犯》、《儿子》和《香客》或可归于一隅，是三个讲得不太好的寓言，或者换一种说法，贾平凹不是进行这类思考与写作的作家，他的心性是深邃通达的，而在横向的旷广上先天稍有不足，透过《饮者》可以感到他对权势的入骨嫌恶，《丑人》则是作家心灵轨迹的自画像，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化的个人简历。这一组小说中，写得最不好的就是《领导》。这是一个很脏的深黄色故事，纵然每个字词都饱蘸着对赃官的冷嘲热讽，但这类题材更适合做好友们无聊时的下酒菜，落实到文字上就该挨批评了，尤其是贾平凹这一品格的作家。
贾平凹在其它的小说中曾使用过一个细节，给我留下极好的感触，说是某村的贫协主席与村长是一对死对头，事事不和，情情不睦，死后做了鬼也不沟通，两座孤坟对垒着，每到月暗星稀的夜晚便争吵不已，乡民便削了桃木楔子分别钉在坟前，两个死鬼便住了恶声。这细节中既有民俗的气氛，又有官场及活人的丑恶与局限，而且更有正气制胜邪气的阳光。这样的细节写到这里便是恰到艺术的妙处，若是再写便是过分，便是走到了它的反面。
贾平凹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在长篇小说的操作上，他颇有深度诗人的气派，如《浮躁》，甚至如《废都》，气势如泻洪，一股长气贯着始终，而中篇小说的风范则证明着他是个十足的小说家。如果把他的单科成绩，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乃至地方戏，随手取一份分给旁人，也足以使这人舒服地活到死了，但他似乎故意在短篇小说上露些破绽出来，以告慰批评界他还不是个“完人”，使批评家觉得自己还有活计可做。他的短篇小说载道味道太浓，仿佛有讲不完的道理，他不歇手地配制各种启迪心灵的钥匙，却很少进入情感的最高殿堂，只是异常情绪地转来转去，于半空中构筑认识论的小房子，尤其是他近期内写就的短篇小说，遗憾地失去了他早期小说的那份明快的光亮，很远地离开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转而去制造不正常的人们的生活，他让小说中的人物揪着自己的头发竭力离开地平面，试图达到神（或梵或道或禅）的渺茫境界。很显然，他是与自己的中篇或长篇写作拉开了距离。
《太白山记》是一组由无奈、愤懑、怨恨诸情绪垫底的臆想式的股状点射，这是一种抑郁的仕人心理，一如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的思绪，通篇仙气多于神气，即底层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与邪恶的压迫抗衡，转而进入旁门左道，去借助臆想中存在的邪气力量，让持有特异功能的狐狸或兔子主持正义。这情景就像一个人在大街上遭到一莽汉恶人的羞辱，不得已含垢委屈退走，在路上却不住地想像，若有一魔蛋或魔球，只消一张手那厮便求饶。这种建立在怯懦之上的异想天开在《饮者》和《领导》中有淋漓尽致的传达。
另外，贾平凹近期的写作，对待性描写上也时有过分之嫌。在小说写作中，是不可能不写性的，只要写到人的生活，就不可避免要写到性，性生活是人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在具体写作中，性动作的场面描写是应点到为止的。这就像武侠小说的写作，金庸先生比梁羽生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很少去写对打的动作与招式，文学作品又不是武术教材，同样，小说中的性描写也应不同于性生活指南一类的写法的。我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叹服于曹雪芹对性描写的具体控制，比如写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劫，先是写了在警幻仙子的诱导下意淫侄媳可卿，之后又写了与袭人姑娘复习梦中的行为，两次性的经历，先是重墨写了梦境过程，而现实中与袭人的交合仅是寥寥两笔略过，本来两辈人之间或主仆之间的这类事情是很难写出干净感觉的，但曹雪芹却写出了高明，宝玉的失身并不给人丧德缺理的肮脏之感。
贾平凹在这方面却是不惜墨的，叫人读来极不舒服，例如：
倏忽间听到一类声音，像是牛犁水田，又像是猫舔浆糊。后来就感到炕上有什么在蠕动。孩子看了看，竟是爹在娘的身上。
爹的头是死了，屁股还在动着。
——《寡妇》
这场景是通过一双孩子的眼睛见到的，这本身便多有不妥，是作家缺乏责任感的行为，这种性描写的实质泄露了很浓的士大夫窥私的心理，其间似乎有一种窥阴的快感。一如门上反装的“猫眼”，一只向里屋偷看的眼珠毫不含蓄、毫不顾忌地转动，而且“猫眼”质量不高，令眼珠颇费力气。这实际上代表了观念上的不进步，对性的认识与理解，仍然滞留在神秘的未婚状态，因而读起来既不显大方也不洁净。
在当代作家中，我一直偏爱贾平凹的写作，这不仅仅因为他技巧娴熟，在技巧上扎根并深富活力，可以说，具备他那样准确的叙事才能的当代作家是少而又少的，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尊重他对自然界的理解所具有的那种特别的空灵。他是一位高档次的作家，这表现在他绝不可以仿效，因为并不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具备他那种对人和物的理解力，特别很难具备他心灵深处的感应能力与判断能力。他这种特性易于导致追随他写作的人仅仅摘到皮毛，而学不到骨髓。
一位像贾平凹这种品格的当代作家写出这样本质上相当古老的作品，这种发现并不令人欣慰。诚然，以传统的形式要求这组小说，单从创作技法，语言的选择，都是极具功力的，几乎臻于完美，可是读后的整体感觉就像蛛丝粘在脸上，即使拂净了还是别别扭扭不舒服。如果单论这十二篇小说倒也不妨，如果这类写作成了追求，就会造成作家心灵活力的漫失，如内陆河，慢慢地自己使自己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