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贾平凹

贾平凹住在西安古城墙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这套住宅是他写作带来的直接好处之一，是政府部门对他的工作给予的一次性的奖赏。那座楼房建筑隐在一片交错着的平房中，显得极普通，这就像他相貌的外表造型，走在大街上，人们很难把他同那位“才华横溢满腹灵气”的名作家联系到一起，但那房间的内部布置却极雅致，这又像他的性情：独到，言语木讷却内秀，但这功劳来自他那位漂亮的妻子。一位朋友问她：“平凹干家务活吗？”“就扫扫地。”妻韩俊芳才说完，贾平凹便在一旁抢白：“还抹桌子。”他的书房兼写字间不大，堆满书之后就更显小了。有一次我们合了一张影，是他妻子拍摄的，我们摆出一副专心下围棋的样子，其实那间屋子是不宜下围棋的，我们坐在里面，像两枚黑白子陷在棋盘的角落里。贾平凹是不在这间房里写作的。他的重要作品（或重要作品的结构）都是在乡下完成的，他是艺术上的平民主义者，他坚信真正的艺术潜在生活的底层，说得通俗一点，离开农村二十年了，他仍旧是一位艺术上的乡下人。

我这里所指的乡下人，没有落伍、贫瘠、狭隘或因循守旧等内涵，这个词是指向他的心灵的，指向那种朴素的、深厚的、不噱头的、不刺激的、有条不紊的修为。打个比方说，我指的不是农家的柴禾，而是柴禾充分燃烧之后屋顶上空袅袅腾绕着的炊烟。阅读贾平凹的作品，不会立即改变你的观点，就像与他交谈，他从不纠正谁，只是一味地静听，然后平静地陈述。这陈述不犀利，不尖锐，却能浸润你的思维，温暖你的态度。在乡下，唯有黄昏时候那炊烟所代表着的气氛是抚慰人心的。

坦率地讲，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在他的小说里，我更倾心他故事背后的气氛，犹如我面对一棵树，无论它怎样的伟岸，怎样的繁茂，或是怎样的奇形怪状，我总是设想它根的形状（我是不喜欢根部裸露在土壤外部的那类树种的），设想它们与土壤的联系，这样，我总能给自己的眼睛留出更多要看的东西。

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理当如此。我们不能把“体验生活”理解成“搬进去住住”，我们不能四下里找“素材”，我们不能挖生活的墙角，我们不能找“根雕”的坯子，不能把某一段不属于自己的经历带回来，奇货可居地高悬在自己窄窄的棚壁上。贾平凹作为出色作家的独到之处便是他有得天独厚的心灵家园，商州给了他肉体的生命，也给了他艺术生命，商州是他写作的根据地，他的精神之根牢牢地扎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所写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浮躁》序言一）

有关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很多，其中对他的批评为数亦不少，但有一点是被矛盾着的双方所共认的，即：当代任何一位作家都没有像他那样拥有一块广袤的、丰厚的、充满灵性的心灵沃土，在当代作家作品中，很难找到像他的作品那样那么熟稔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河流以及河流支流的构成与走向，山势的起伏跌宕，石头与石头的差别，树与树的奇异交杂，甚至一条“官道”的弯处他都能写出它们的区别。他的背景语言没有公式，没有套数，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不同的描写。埋头浸入他的作品中，森林中缓缓升起的植物的氤氲气味，石头上连理纠缠的花纹，河流撞击石岸的水声，甚至漩涡内飞速旋转的小坑，都会交错着历历在目，声声入耳。他太熟悉那一片古旧的土地了。他在陕西省丹凤县一个村子里长到二十岁，他熟悉了家乡的山、水、石头、树木以及厚淳的民风，接下来他又用了二十年的光阴去品味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直至他四十岁的今天，我亦断定他仍不敢说他了解了自己的故土，他一直进行的这种品味还将持续下去，那些山水景致仍将会交错着出现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在他问世的几十部作品里，最显著的特色便是对家乡物理人情的反复品味，每一次重复都使这主题更加明亮一层，就像威廉·福克纳一样，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里，虽然笔墨都集中在约克纳帕塌法县的境内，但我们读到的绝没有重复和啰嗦的感觉。这就像一条路的形成，需要不同踩法的脚不停地走来走去，荒野上才会出现这种醒目的标记。作为乡下人，现在的贾平凹与二十岁以前的叫“贾平娃”的那个人的区别是：他既有一双脚牢牢地踩在那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双翅膀翱翔于那片领空。

一九五二年阴历二月廿一日，贾平凹出生在陕西南部丹凤县金盆乡一个殷实的农人之家，“贾族是当地的大户，全家二十多口人，父亲排行老四，三位长兄个个子女满堂。”贾平凹在晚辈中排行老八。他生在农家却不是纯粹的农民的儿子，父亲贾彦春是一位小学教员，父亲的儒性修为在贾平凹身上及心上投下了浓浓的影子，这烙印可从他父亲因癌症病故后，他那篇令人捧读则啜泣的《祭父》一文中得到很好的体证。

陕西是神秘的，是不可捉摸透彻的，陕南的这种特征更明显（相形之下，陕北是贫瘠的，只是一九三五年红军抵达后才有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在贾平凹的小说中都有着这种特征的背景（例如《小月前本》、例如《浮躁》等）：“一条街分三省，南是湖北，东是河南，北是陕西，街心乌油油一尊卧石，是个一脚踏三省的‘街徽’，三省人三家商店，门牌上都写着各自的省份，店里货物均是各省优质名牌特产，三省的粮油布票在这里都通用，所以这里几乎家家做生意。”（孙见喜著《贾平凹之谜》）。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灵魂的，这些人物的脸上都是有亮光的，这灵魂的亮光便是因为背靠的这片奇特的土地。因此，评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贾平凹写的是“文化小说”，尽管这说道不准确，也是有三分道理的。

贾平凹对待“神秘”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他心平气和地叙述一些很难叙述清楚的东西，他的心态是从容的，是经历了内心的潜在修为的，对待这类素材，他区别于其他一些作家那样用神秘的手法对待神秘（如一些写气功的著作，如一些对西部青藏荒原的描写）。借用海明威的一段话可以称赞贾平凹的这些表现：“如果用神秘化的手法来回避直接明白的叙述，那么，这个作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被人识破他是一个伪造者，而其他出于同样需要而苦恼的作家会赞扬他。真正的神秘主义不应当与创作上的无能混淆起来，无能的人在不该神秘的地方弄出神秘来，其实他所需要的只是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知识的贫乏，或者掩盖他没有能力叙述清楚，神秘主义包含一种神秘的东西或多种神秘的东西。”

贾平凹在对“民俗掌故”的发掘上显示了他独到的长处。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硬核”都能化解得很开，像墨滴滴入水中，使原来的水更清亮。他的小说、散文也因为这“墨滴”的浸入而厚实、香远。

不隐讳地说，至今，我仍对他某些“民俗掌故”或“乡俚民谚”的选取态度有点担心，这份担心我曾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文学自由谈》1992/4），我不喜欢他的那类传奇志怪式的写作，如《太白山纪事》中的几个短篇小说。他的笔有时被“神”或“鬼”纠缠住，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有点中邪，这种猎奇行为使得他的作品渗出一种幽冥的气味，读了骨缝里发凉。作家的特色确实在于描摹象征着内心世界的种种幻象，但如果是梦中的，或病态的幻象，势必会伤及作家的本真的。

我甚至这样想，如果贾平凹成名再晚一点，或者他的成名再艰难一点，对他的一些不正确的几乎是昧良心的赞扬再少一点，他对题材、素材的选择一定会精细许多，耐心许多。贾平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中大部分是写商州的，但是他的创作似乎缺乏一种整体的规模意识，他的“商州系列”中的小说与小说之间缺乏一种潜在的秩序。他对自己作品中的历史感似乎并不感兴趣，他更大的精力分散在道德与背景上。其实，他的“商州”可以很小，哪怕仅是一只鸟，但五脏六腑须是完整的，就像威廉·福克纳对待他创造的约克纳帕塌法县一样，“我愿意设想，我所创造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相当于一块拱顶石，拱顶石虽小，万一抽掉，整个宇宙就要垮下。”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又通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的另一头告诉我，他刚从耀县回来，声音响亮而激动。我知道他是去耀县的一个水库写作他的一部新长篇的，我询问这部新著的情况，他用浓浓的陕西腔说：“有时间你来看看吧，这可是完全区别于以前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