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统谱序之人

宋濂先生秉承南宋朱熹的理学，因此他要朱元璋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学衍义》。朱元璋接受了宋濂的思想。因此，朱程理学便成了明王朝的正统思想。作为宋濂的学生，方孝孺比老师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孔子之所以发出“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哀叹，乃是因为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他矢志“克己复礼”，复的就是周礼。方孝孺认为政治文明的最佳楷模是周朝的制度。因此，他对春秋之后的中国政治大都持否定态度。他二十多岁时，在回答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如此描述：

自宋亡以来，八九十年来，风俗变坏，延至于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视今世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辄用慨叹，曷为而见古人之遗风乎？

（《答俞子严》）

他所称赞的“古人之遗风”，指的便是周朝，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他指出：

周室既衰，圣人之经，皆见弃于诸侯。而周礼独为诸侯之所恶，故周礼未历秦火而先亡。吏将舞法而为奸，必藏其法，使民不得见。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详矣，严上下之分，谨朝聘之礼，而定其诛赏。教民以道，使民以义，恤邻而遵上，此尤战国诸侯之所深恶而不忍闻者也。

大凡志行高洁者，都有执古而薄今的倾向。此种人，沉稳而趋保守，坚守大于变通。方孝孺认为周朝是“以德治国”的楷模，对秦以后历朝倡导的法制，他认为是舍本求末，不值得借鉴，这一观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

药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无疾。法制所以备乱，而不能使天下无乱。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药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深虑论之二》）

治天下有道，仁义礼乐之谓也。治天下有法，庆赏刑诛之谓也。古之为法者，以仁义礼乐为谷粟，而以庆赏刑诛为盐醢。故功成而名不病，弃谷粟而食盐醢，此乱之所由生也。

（《深虑论之五》）

在方孝孺看来，治天下之道，德为本，法为末。德可以使人去欲，法只能制人之欲。这种观点，仍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核心思想的翻版和阐释。

方孝孺受宋濂的影响，二十多岁形成了这种“重德轻法”的观念，而且一生坚持。他当上“帝王师”之后，试图以这种思想指导朱允炆重建治国方略，在遵朱允炆之命写的《基命录序》一文中，他将自己的思想推向极致：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或可以縻当世，而不足以传无穷。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虑止乎旦夕而不为久远之图。为己则难以言智，为民则难以言仁。夫岂善为天下计者哉！

商周圣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义；舍法术而不恃，而必养民以道德。积之以弈世之勋劳，藉之以数百年之忠厚。圣人之才为亿兆所戴，其心犹凛然。若不能当天之心，行民之所愿，除民之所恶，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谨而弗懈，其传序之远也，岂不宜哉！

后世人主，祖宗积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者相属也。

在方孝孺看来，自秦隋以来的人主，都是靠权诈与法术而取得天下的。如果坐上皇帝位后继续以权诈与法术来维持统治，则绝不会传之久远。单从道理上讲，这绝对没有任何错误。方孝孺所指斥的权诈与法术，即庄子所讥刺的“机心”，亦是老子忌讳的“伪”，孔子痛恨的“怪力乱神”。由这些大智慧所构筑的道统，一代代都有人来维护它、发展它。汉朝的董仲舒，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明初的宋濂、方孝孺，都是道统谱序中人。但是，问题的关键，“心机”之于人，是如影随形；法术之于世，是无处不在。世上的事情，仅凭学问是处理不好的。历史上，凡是讲求学问的皇帝，都是被后世讥为“秀才皇帝”，在他们手上，社稷江山总是难以达到大治。

方孝孺的学问好，心思也正。但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没有他的学问赖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