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飞蛾与灯泡

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关于我的外祖父，我想，谈这些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不管它了。

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哪个玩具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的铁皮鼓，询问那条被一张接一张、一直排到天边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木材港，问遍了在河湾里颠簸、被芦苇缠住的浮木，比较省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许多大半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在这类地方凡我所知的任何阴暗角落。他准是死了，并没有回答我。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往往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全然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是“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它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或者是自行凿沉的[28]，也许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再度命名，也许被拆成了废铁一堆。它，“哥伦布”号，可能仅仅是潜入了水中，仿效我的外祖父，时至今日，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泳池和按摩室，犹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东游西逛；这些情况，可以在《韦尔》[29]或《船舶年鉴》中读到——依我看，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自己凿沉的，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

我把木筏的故事念了一段给布鲁诺听，然后提出了我的疑问，请他作客观的答复。

“死得绝妙！”布鲁诺如醉如痴地说，并立即动手用线绳把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编织出来。我不由得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并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唱片，维特拉忸忸怩怩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做出各种丑态，拙劣地模仿我的习作中的场面。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沉闷透顶的笑话也报以微笑。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钻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不再浮上来，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我随随便便地、装出厌烦的样子问他们。克勒普一听，沮丧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解开纽扣，复又扣上，一边做起游泳动作，仿佛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末了，他摇摇头对我的问题不予回答，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尚早，来不及考虑。

维特拉直挺挺地坐着，跷起大腿，小心翼翼地不弄皱裤子的折缝。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唯独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古怪的傲慢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木筏上面真惬意。蚊子叮我真讨厌。——我待在木筏底下。木筏底下真惬意。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想，如果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蛮不错。”

维特拉停顿片刻——这是他屡试不爽的一招，同时打量着我，像往常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像演戏似的用尖厉刺耳的声调说：“我设想，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之所以死去，是由于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所以，你不仅是你舅公的谋害者，而且是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你的外祖父也要多少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不让你高傲地指着一具淹死者肿胀的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他是一位英雄！在他们追捕之下，他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他们的掌心。——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天长日久地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突然转向同情另一方，他微微向前俯身，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耍弄调解花招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你有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使命。人家会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如果你不到美国去，那你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至于重新找到自己下落不明的外祖父！”

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刺伤人的心，留下持久的伤痕，然而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愁眉苦脸，拒不回答那个男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布鲁诺则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愿上帝保佑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它是保存外祖父们的地方，又是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放下我的鼓和笔的话。“写下去吧，奥斯卡！为你的外祖父而继续写吧！为这个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人生，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

克勒普和维特拉终于告辞而去，布鲁诺便进来通风，用强烈的气流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统统排出室外。之后，我又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招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30]，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关于他们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我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悲恸欲绝。稍靠边上一点，站着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他是约瑟夫的哥哥，是被人传到城里来询问的。那个格雷戈尔始终只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简直不认得我的弟弟。我只晓得他名叫约瑟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岁，或者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就派他去买啤酒。”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毫无帮助。科尔雅切克家还有这么一个长子，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反倒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一些年头，末了定居但泽，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一年以后，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统统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如果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格雷戈尔由于在火药厂工作，他不用去当兵，去穿上光鲜的军装或随后的灰色军装。他们三人仍旧住在那套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一间半的房子里。可是，事情很明显，这个科尔雅切克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婚后才一年，我的外祖母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爿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也卖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却都花在喝酒上，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格雷戈尔可不一样，他是个酒鬼，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并非借酒浇愁。他天性忧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他之所以喝酒，只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穷根究底的人，所以，他对于杯中物，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当时十五岁，是个丰满的姑娘，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她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这些信虽不老练，却富于想象力，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遗憾的是，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倘若能够从一个半孤儿（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的信里，摘引几句半是稚气、半带少女特征的叹苦经的话，那该有多妙呀。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通常是铜子多而银角子少。她们两人总是煞费苦心才能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不让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呜呼哀哉。从此以后，杂货铺的赚头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很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能有些什么货色可卖呢？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因为我妈妈怕鬼，不愿搬进去，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我妈妈的这位表兄当时二十岁左右。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结束了在那个小县城邮局的见习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差事。扬来到他姑姑家里，除去他的箱子外，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因此，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这个体质羸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有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这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因他身体太糟而缓服兵役；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31]。

他们两人相互调情，照道理讲，应当是从一起看集邮册，脑袋贴着脑袋检查特别珍贵的邮票四边孔眼是否完整时开始的。但是，实际开始或者说爆发，是扬第四次被叫去做体格检查的那天。我妈妈本来有事要进城，便陪同他到军区司令部去，站在有民军[32]站岗的岗亭旁边等他。她和扬都认为，这一回扬是非去法国不可了，他可以借那里含铁和铅的空气，治疗一下自己发育不健全的胸腔。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民军的纽扣，每遍的结果都不同。我可以想象，所有制服的扣子都是按那种尺寸钉的，无论你最后数到哪一颗，不是意味着凡尔登，就是无数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33]中的一座，要么就是意味着某一条小河：索姆河或玛恩河[34]。

刚过一个小时，这个做第四次体检的小伙子挤出了军区司令部大门，蹒跚着下了台阶，扑到我妈妈阿格内斯身上，搂住她的脖子，凑在她耳朵上，用当时的流行话低声说：“他们不要我的脖子，也不要我的屁股，缓役一年！”我母亲第一次拥抱扬·布朗斯基，我不知道她此后可曾更幸福地拥抱过他。

这一对年轻人在大战期间相爱的细节，我不得而知。我妈妈爱漂亮，好打扮，讲究穿戴，喜欢昂贵物品。为能满足她的奢求，扬卖掉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邮票。据说他当时写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遗失了。看来我的外祖母容忍了这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超出了表亲之间的关系，因为扬·布朗斯基在特罗伊尔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以后，直到一位姓马策拉特的先生的存在已不容否认，甚至已得到承认的时候，扬才迁走。我妈妈必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认识那位先生的，那时，她在奥利瓦附近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是莱茵兰人，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正在医院养伤，由于他那种莱茵兰人的乐天性格，不久就成了全体女护士的宠儿，护士阿格内斯也不例外。他的伤刚好一半，就由这个或那个护士搀扶着在过道里一瘸一拐地走动，还到厨房里给护士阿格内斯帮忙，因为她戴的护士帽同她那张小圆脸非常协调，也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厨师，懂得把感情转化为浓汤的诀窍。

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腿伤痊愈后便留在但泽，并且立即找到了工作。战前他在莱茵兰纸张加工业一家较大的公司任职，如今成为该公司驻但泽的代理人。战争渐渐消耗尽了。人们含糊其词地签订了和约，替日后的战争制造了新的起因，魏克塞尔河入海口周围地区被宣布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管辖。这个地区大致从海岬上的福格尔桑起，沿诺加特河到皮埃克尔，再顺魏克塞尔河到查特考，向左到舍恩弗利斯构成一个直角，随后绕萨斯科申森林抵奥托明湖形成一个凸出部，把马特恩、拉姆考和我外祖母的比绍划在界外。这条界线到克莱茵—卡茨附近的波罗的海结束。在原来的市区内，波兰得到一个自由港，包括军火库在内的韦斯特普拉特、铁路管理局和设在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波兰邮局。

这个自由邦的邮票，用汉萨同盟红金色的纹章徽记；波兰邮票则是些丧气的紫色图案，画的是卡西米尔和巴托里[35]的史实。

扬·布朗斯基进了波兰邮政局。他改换工作机构，选择了波兰国籍，看来都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许多人认为，他选择波兰国籍的原因，在于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一九二〇年，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36]在华沙城下击退红军。魏克塞尔河畔的这次奇迹，到了像文岑特·布朗斯基这样的人嘴里，都说是得了圣母马利亚的保佑，军事专家们则不是归功于西考尔斯基将军[37]，便是称颂魏刚将军[38]。就在这个波兰年里，我母亲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马策拉特订了婚。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我外祖母安娜同扬一样不同意他们订婚。她把这段时期内生意略有起色的特罗伊尔地窖小铺留给她的女儿去经营，自己搬回比绍，也就是说搬到波兰境内她哥哥文岑特那里，像未嫁给科尔雅切克以前那样，接管了庄院、萝卜地和土豆地，让她那个日益被神恩迷了心窍的哥哥去同圣母兼波兰女王打交道和对话。她自己穿着四条裙子，秋天里蹲在土豆秧火堆后面，遥望始终还被电线杆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平线，倒也自得其乐。

扬·布朗斯基同我妈妈言归于好，是在扬找到了他的黑德维希并同她结婚以后。黑德维希是卡舒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还有农田。在伏依克咖啡馆的一次舞会上，他们碰巧相遇，据说我妈妈向马策拉特介绍了扬。虽说这两位先生对我妈妈的感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性格各异，却又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尽管马策拉特直言不讳地用莱茵腔大声说，扬转到波兰邮局去工作，这个想法未免荒唐。扬和我妈妈跳舞，马策拉特同骨骼大、个子高的黑德维希做伴。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难以捉摸，周围的人见了，一直以为她是个孕妇。大家还经常混跳，你请我，我邀他，一场舞未酣，念头已转到下一场，跳波尔卡舞时抢了先，跳英国华尔兹时落了后，终于在跳查尔斯顿舞时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时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

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间卧室只相当于买一盒火柴，几乎等于不花钱。在这一年，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娶了我母亲，证婚人之一是扬，另一位是姓米伦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关于那位米伦，可写的不多。他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因为我妈妈和马策拉特在采用地产抵押马克[39]的当口，盘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该店开设在朗富尔郊区，因顾客赊欠而破产。我妈妈在经营特罗伊尔的地窖小铺时，学会了同各种各样赊账顾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此外，她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脑筋灵活，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因此，她在短时间内又把这凋敝的买卖做得兴隆起来。连马策拉特也辞掉了代理人的职务，到店里来帮忙，反正当时的纸张市场也是供过于求。

夫妇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我妈妈有坐在柜台后面同顾客应酬的窍门，马策拉特则有同零售商、批发商周旋的本领。此外，马策拉特爱穿上厨娘的围裙，爱到厨房去干活，包括洗涤在内，正好减轻了我妈妈的负担，因为她本无烹调的才能。

与店铺相连的住房虽然狭小，盖得很糟，但是同特罗伊尔的居住条件（我仅仅是听人讲才知道的）相比，已经够小资产阶级气派的了。因此，至少在婚后头几年，我妈妈在拉贝斯路想必住得挺满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贝西尔洗衣粉、有点曲折的长过道外，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样堆着货物，如罐头、面粉口袋、燕麦片小包等。起居室是底层最好的一间，有两扇窗，朝着夏天铺波罗的海贝壳的小花园和大街。葡萄红的糊墙纸，近于紫色的长沙发套，一张可以拉开的、四个圆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张放烟灰缸的小圆桌，经常要挪动，地上铺着蓝色的地毯。两扇窗户之间是黑、金两色的挂钟。紫色沙发榻旁是一架黑色钢琴，先是租借的，后来慢慢偿付，买了下来，还有一张旋转琴凳，下面铺一块黄白色的长毛兽皮。钢琴对面是餐具柜。黑色的餐具柜有磨光玻璃拉门，围以黑色蛋形纹饰，下面的门里锁着餐具和桌布，门上有深黑色的果实浮雕，黑色的柜腿呈爪状，黑色的雕花柜顶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来的绿色奖杯。这两件物品中间的空当后来用一台浅咖啡色的收音机填补，这应归功于我妈妈做生意精明能干，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黄色的，可俯视四层楼公寓的院子。请诸君相信我的话，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张结婚喜床的华盖是天蓝色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玛格达莱娜。她躺在岩洞里，眼望画的右上角连声叹息。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让人看了总以为不止十个，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数。喜床对面是白漆衣柜，柜门镶有镜子，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卧室用灯。它同起居室里的不同，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种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回想起那两只灯泡。因为我进出过许多住宅，开过关过数以千计的电灯，所以首先必须把它们忘个一干二净，必须不带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过这片统一规格的照明体的森林，才能重新回忆起拉贝斯路我家卧室的两只灯泡。

我妈妈是在家分娩的。临产的阵痛袭来时，她还在店铺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结果误了时间，来不及送她进妇产医院。于是，从赫尔塔街请来一位上了年岁、已经很少提着小箱子干她这行当的助产士。在我家卧室里，她帮我出了娘胎。

我最初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光，是由两只六十瓦灯泡放射出来的。因此，《圣经》上的那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40]，时至今日，我还觉得像奥斯拉姆公司最成功的广告用语。直到正常的会阴破裂为止，分娩过程都很顺利。我毫不费力地从头部朝下的位置中解放出来，这种正常的位置，无论对母亲们、胎儿们以及助产士们都有利，因此谁都说好。

我接着可以这样讲：我属于那种有超人听力的婴儿，他们的智力在娘胎里已经发育完全，仅仅有待于日后证实。我在娘胎里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因此我一生下来，就以批判的态度仔细听我的父母亲在电灯泡下讲他们出自本能的意见。我的耳朵很尖。这是一对往下耷拉的小耳朵，黏黏糊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讨人喜欢的。然而，他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真切，而这些话说出了他们最初的印象，因此对我来说至为重要。我的脑子虽小，却同我的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拿定主意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

“一个男孩，”那位毫无根据地自以为是我的父亲的马策拉特先生说，“他长大后将继承这爿店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的是什么了。”

妈妈想的倒不是店铺，而是她儿子的装备：“嘿，我早知道是个小子，尽管有那么几次，我讲过可能生个丫头。”

就这样，我过早地懂得了女人的逻辑，接着，又听她说：“等小奥斯卡到了三岁，就给他买个铁皮鼓。”

我久久地权衡比较我母亲和父亲的诺言，观察并倾听着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这只飞蛾中等大小，毛状，正在追逐那两只六十瓦的灯泡，投下了比它展开的两翅大不知多少倍的阴影，一颤一颤地移动着，遮住了房间，遮住了室内的家具。令我难忘的倒不是忽明忽暗的投影游戏，而是飞蛾同灯泡之间对话时发出的噪音。飞蛾喋喋不休，仿佛它要赶紧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统统从肚里倒出来，仿佛它今后不会再有时间同光源交谈，仿佛飞蛾与灯泡之间的这场对话是飞蛾最后的忏悔，而根据灯泡赦罪的方式来看，是不允许它再作孽和放荡了。

今天，奥斯卡可以简单明了地讲，飞蛾在击鼓。我听到过兔子、狐狸和睡鼠击鼓。青蛙们能击鼓招来一场暴风骤雨。人家说啄木鸟击鼓把虫子从洞里敲出来。人则敲盘子、铁锅、定音鼓和小鼓。我们说，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是鼓手和鼓手长的行当。还有为弦乐队和打击乐器谱写协奏曲的作曲家。我甚至联想起长和短的归营号，还要提一提奥斯卡本人迄今为止在击鼓上花的工夫；这一切同飞蛾在我诞生之际举行的敲击仪式并非不相干，它敲击的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两只普通的六十瓦灯泡。也许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间，在美洲的尚未忘却非洲的黑人中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能够以他们天赋的节奏感，相同地或类似地模仿我的飞蛾或者非洲的飞蛾——众所周知，它们比东欧的飞蛾更大，也更花哨，既一本正经又放荡不羁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东欧的标准，因此我也要向我出世时飞来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棕色粉蛾讨教，并称它为奥斯卡的师傅。

时当九月初。太阳位处室女宫。夜间，一场夏末的暴风雨由远而近，狂风阵阵，刮得箱笼家具挪动了位置。水星使我具有批判精神，天王星使我富于奇想，金星让我相信自己有小小的福分，火星则要我相信自己的抱负与雄心。在命宫里升起天秤星，它决定我天性敏感，并且好夸张。海王星进入第十宫——这一宫代表中年的命运——将我置于介乎坚信奇迹与受骗上当之间。土星位居第三宫，与木星冲，使我的出身问题成为疑案。但是，是谁派来的飞蛾，是谁允许它同那好似中学校长大发雷霆的夏末雷雨声一道，使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许诺的铁皮鼓越来越浓的兴趣，使我越来越急于想得到这一件乐器呢？

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的婴儿，大哭大叫，内心里则打定主意，拒绝我父亲的建议，对于同殖民地商品店有关的一切，统统撒手不管，同时从善意出发，也考验我妈妈到了那一天，也就是到了我三岁生日时，是否把她许下的愿兑现。

除去上述种种有关我未来的推测以外，我了解到，妈妈和那个父亲马策拉特都不具备这样的器官，能够了解我反对什么和赞成什么，从而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决定。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一次一劳永逸的短路使所有的光源断了电。因此，他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当时，唯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

加之，助产士已经剪断了我的脐带；一点办法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