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概要叙述董刻本近真的面貌。

（一）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

以今见文献参校，及以《世说》本身之内在蕴涵的“理校”，不难体味，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兹取以下诸例说明之：

《政事》（18）“王、刘与林公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共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 “共言”，后来的袁褧、凌濛初刻本等皆作“玄言”。这里当以董刻本为是。考之《世说》，“共言”为当时谈玄的常用说法。时人不直接说“玄言”、“谈玄”，而说“共谈”、“口谈”、“共论”、“共语”、“清言”、“言理”、“微言”、“论理”、“往反”、“言”，等等。董刻本作“共言”更合于原本面貌。

《品藻》（3）庞士元语“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 “倚伏”，袁褧刻本作“倚仗”。这里明显以董刻本为是。“倚伏”，在此语境中为庞士元所引《老子》典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谓了悟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玄理、要义；“要害”，谓枢机关键或规律。这样，庞士元的思理高深就不言而喻了，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名士风貌。倘作“倚仗”，则此言句义窒碍难通，不知作何解释了。故余嘉锡《笺疏》以绍兴董刻本为是。

《品藻》（12）“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三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三叹曰”，袁褧、凌濛初刻本作“王叹曰”。此当以董刻本近真而于义更胜。“王”仅指姓氏，前面已有“王大将军”，作为主语可通贯而下，后面省却姓氏，无碍文义。而作“三叹”则不同，愈发见出王敦南渡得势后，骄矜得意的神态，使人物性格鲜明醒目。

《任诞》（15）“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定”， 袁褧刻本不改，沈宝砚校本作“迺”。作“迺”亦通，然而不如作“定”于义更长。在这里用“迺”，是一个副词，解作“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乍看去似有助故事波澜，增强戏剧性，故徐震堮先生认为 “迺”义为长（《世说新语校笺》），然而细味起来，则无如“定”隽永。“定”有终究、到底之意，说的是，其结果没有以阮咸原来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到底将婢带走了。这个结果包含了其姑对阮咸惠爱至深的苦心和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为这是一个婢，而且为异种鲜卑，以阮咸的身份与之生情留恋，无疑是公然挑战世俗、礼法，妄取祸端，其后果不测自明。如此，则其姑对阮咸之爱及聪慧明智，便于一“定”字——她最后的行为中，深含无遗了。有了这一层，才愈见阮咸的“任诞”。他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动人的，但事实上的结果，正是因此而使他付出了长期沉沦闾巷，被摒于仕途之外的代价。这样看来，“迺”富于暂时的刺激，表达的只是阮咸的瞬间感受与激动果行，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性，而作“定”则相反，它更有深味，更耐咀嚼。“初云”之允诺与“定”之翻悔相映带，深含了时代因素、其姑的矛盾、复杂心理和对事情因果关联的理性判断。在如此一个短则故事里，不止正面表演的主角阮咸，就是隐含幕后的其姑的形象也都丰满活跃了起来；因在他们的形象中，饱含着时代特点、个性特征等丰富的信息而使故事深富意味了。这正表明《世说》之品格不以波澜、悬念见长，而是以隽永、深刻独擅胜境，所以作“定”更为本色，更像《世说》的语言。

《捷悟》（7）“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向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此则袁褧刻本等皆作“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相沿流传。董刻本、唐写本“回”作“向”，就文意说，当以“向”为是。倘为“回”，则难以解读，石头舍马乘舆，回车而返，这样原超越几十步而在前行的东亭，随方向回转，反而在后似从官了，喜剧意味不在“诸人”， 而落在了东亭，明显此非“捷悟”，反成了“笨伯”笑料，适与本则所要表述的意思相反。而作“向”，为表时间的副词，写出刚才从容马队的“诸人”，现在因石头兄弟舍骑乘舆而使得他们列队车后，跨马相随，形同“从官”了，此时“唯东亭弈弈在前”。这一对比，才见出东亭先见之明远在“时彦”之上的“捷悟”。可见唐写本、董刻本为是，保留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故通行的现代诸本，徐震堮《校笺》以“作‘向’为是”，杨勇、张万起、刘尚慈诸先生也都采纳了唐写、董刻的用法。

《豪爽》（6）“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更分”袁本作“处分”，而唐写本、董刻本、沈校本同作“更分”。“处分”为处置、处理、安排之义，与下文“树置”一起，是说王敦要安排设置官员。实质上故事要表达的是，王敦包藏祸心，拥兵威胁，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置官员，安插党羽，即“更分者更动处分，有所树置也”[1]，其要害是更换现有官署的执事人员，以为其实现野心铺平道路。显然“处”显得平平，“更”比“处”表义更深刻，更传神。故徐震堮、杨勇等先生亦皆以唐写、董刻为是。

以上都说明董刻本颇能体味《世说》，保留其本色，而这种保留也表达了董弅对《世说》文本、风格的熟悉和他卓有识见的学养。从而使《世说》得以近真的面貌保留下来，原著作之胜情胜意不致被损害，不致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诓哄了后来的读者，就文献价值说来，这恐怕是最为珍贵的。

（二） 董本的错误处，仍为近真传本的风貌。

可以用来作为董刻本近真品性的反证是，董刻本有些错误处，也是近真传本的面貌。它表明，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一仍其旧，“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忠于实情。兹亦取诸例，加以说明：

董刻本《文学》（80）习凿齿因忤旨“出为荥阳郡”，袁褧刻本作“衡阳”，是。但朱铸禹先生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指出，《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的本传也作“荥阳”，这显系当时写本就如此，非董刻致误。这或是董弅对“旧语”在未及弄清楚的时候，“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而保留了原样。

董刻本《尤悔》（3）“陆平原沙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沙桥”，袁褧刻本为“河桥”，王利器考证：“案，作‘河桥’是，《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注‘沙桥在江陵北’。据《晋书·陆机传》‘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则河桥在朝歌附近，与江陵之沙桥，地望之差何止千里。”[2]这一点，刘孝标本则注引《陆机别传》也可以佐证：“及（陆）机于七里涧大败，（孟）玖诬（陆）机谋反所致，（司马）颖乃使牵秀斩（陆）机。”又《晋书·陆机传》：“（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七里涧，《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注：“《水经注》：鸿台陂在洛阳东北二十里，其水东流，左合七里涧。”朝歌在洛阳东，则陆机兵败之河桥（七里涧），在洛阳、朝歌之间，而近于朝歌。孝标所引《别传》是概说，“河桥”讲得更具体指实，是以个别代全体战场的借代手法。无论如何，是洛阳、朝歌间的“河桥”而非江陵之“沙桥”，王利器、刘孝标两说，皆可对之确证无疑。董刻本用“沙桥”，未及深察而致误，然并非只有董刻本误，后来沈宝砚以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为底本校勘时也未出校，仍作“沙桥”。此亦为当时写本如此。

董刻本《言语》（108）刘孝标注引《庄子·渔父篇》：“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无异”，今本《庄子·渔父篇》作“无累”。作“无异”则此句无法释读，然而不独董本，诸本皆同，为原初诸传本之误。

董刻本《雅量》（40）刘孝标注：“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央星”，袁褧刻本同，沈宝砚校本作“哭星”。《晋书·天文志》作“哭星”；王利器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六、《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中兴书》载《世说》此事作“历女虚危，至哭星”[3]。可见淳熙十五年陆游的刻本也据所见原刻，误作“央星”，袁据此重刻时未及校改。

上举诸例，可以窥见一般情形，这些都说明当时传本之间差异甚大，董弅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传其原来面貌。

综合前述诸项，我们可以看到，董弅刻本所保留的《世说》的近真的面貌，对《世说》的阅读、品味，对《世说》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就版本意义上说，这在今天能见到的诸传本中，它近于本真面貌的文献价值是很值得玩味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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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朱铸禹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512页。

[2] 见《世说新语·校勘记》，王利器断句校订，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版66、67页。

[3] 见《世说新语·校勘记》，王利器断句校订，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版，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