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前所述，董刻本的价值是重要而独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实不止晏殊、汪藻等学者，即董弅本人也是以研究者的态度和学养去对待《世说新语》的，这在其刊本的跋语中说得很明确[1]：“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按，指晏殊手校本）以传后世。然字有伪舛，语有难解，以它书正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以上说法，所可注意者应有三点：

（一）董弅对“旧语”，也就是《世说》原本的本真面貌特别关注，不满于“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他面对当时诸种传本以及包括唐初史臣所修之正史在内对《世说》的运用，都报以审慎的批判、筛选的态度，而其批判所建立的标准，就是力求保持《世说》原貌。尽量还原其旧，不能“率意”对待，更要剔出其“窜定”成分，所以董弅选取了当时所见更为近真而可信的晏殊手校本作为底本。就底本的选择本身看，便说明了董弅曾做过一番研究，而这种研究所守持的是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他企望以《世说》的真面貌传世。至少，这是他重刻《世说》时心中所追求的目标。

（二）在选取了晏殊手校本后，董弅的工作并未了结，而是进一步研究，“以它书正之”。所谓“正之”就是在当时所能见到的传本中去对比研究，做了甄别、剔抉的还原工作。仅以汪藻《叙录》所列十馀种传本的情况观察，便可以说明，董弅当时所见传本，不乏足资参考、是正的有价值的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做了慎重的甄别、剔抉，不是全面改造，而是对“字有伪舛，语有难解”处，“间有”校订。所为“增损”者，有其依据，这点恐是不容置疑的。经过这样一些努力，拿出的底本，就成为一个相对详善的传本。以其所追求的目标看，这个传本，的确更为近真。

（三）董弅在处理这样一个底本时，遵循了“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这在前文的介绍中，已经看到了，对于传本异说，对于未及弄清楚的地方，他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一仍其旧，保留了原貌，提供给后来者去作自己的思考。

董弅的夫子自道，除明显属雕工形近误刻及漏刻者外，证之以版本全貌，基本是可信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董弅以研究者的姿态和学养对待《世说》，使他能识别并推重当时杰出研究成果，不止版本取优，再加勘订，而且能将汪藻的成果一并刻入书中，充分显示了宋代的研究水平，足以泽惠后学。董弅的这种态度和工作，使得这一刻本成为至南宋初年为止，众多学者对《世说》传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全面的总结，并将其成果以新刊版本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董刻本自身经过了这样较为严谨的处理，又采择当时传本的众多研究成果，使其具有近真的本色，力求切近《世说》文本的历史原貌，在今天，它所显示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评，在诸传本中堪称“最佳”了。

以上事例，说明了董刻本的学术价值。本注评，即选取绍兴董刻本为底本，尽量保持其原貌，同时也从诸校本吸取其校订成果，并在注中予以说明，以期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文本。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内涵，剔抉其神韵。

我们深知解读《世说新语》并非易事，虽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之校勘、笺识，也有诸多今注今译本行世，还有对当时语言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对每则故事的发覆索隐，征求神韵，赏会妙处，仍然需要诸多努力。《世说》受魏晋玄风的影响，其写作重在“得意忘言”，因而语言简约精练，文字隽永有味，作者的深邃思考和思想意趣，常是意在言外，而尽得风流。解读这样一部著作，就需要做许多《世说》之外的功夫，体会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独有的思想特色，以及由此而造就的一系列独特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动、灵妙，都需在这一背景中去求证，因而，我们在探求故事的本事及言外之义、味外之旨的时候，首先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尽可能求取一个近真的面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物，将其风流韵味做还原的评点。同时，我们不仅注意到它的言外之味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历史意义，也关注到它给予今天人们的新的启发，将社会、人生、审美等连贯起来，既做史的求证，又做审美赏会，进一步引发了现代联想，突出经典重读那温故知新的意义。忠实于原作，求得其神韵，赏会其妙处，追寻其启迪意义是我们的努力和期望所在。

总之，阅读《世说》，最难的不是表面的语言文字的训诂解释，而是在结合时代以还原历史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把握，以便进一步解开寓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即故事的精神实质，作为历史的借鉴。我们尽量把故事安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力求还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知其然，明白“是什么”的问题，这是颇有难度的；进一步，还必须让读者知其所以然，明白作者之用心，他这样的写作，用意何在？这是弄清“为什么”的问题；最后，还必须让读者明其所当然，也就是从故事的启悟来思考人生，站在时代的高度做现代反思，明白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与实践，弄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想”的问题。用精约的语言，力求揭示上述三个“W”（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想”），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进一步还要明其所当然。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任重道远，可不勉哉！

以下简略介绍一下注评的体例。

1.对版本、校勘的处理。本注评以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为底本，吸收前贤的校勘成果，并在注中标明。本书侧重评点，因而注释尽量简约。

2.对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的处理。因文字改为简体，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无法一一依照董刻复原，祈谅。今后若出繁体文本，当力求存原貌而少作改动。因为原作多用俗体字，见其从俗倾向，在文学史的雅、俗之争中，有助于明了笔记小说的走向。

3.评点从每则故事本身的特点出发，或评人物，或评思想特色，或揭示当时风俗、风貌，或评点写作特色，或评言语韵味，在评点中对已往评点的成果尽量吸收，择善而从。由于评点为每人独立写作，作者的行文风格不强做统一。

本书的写作，蒋凡撰写上卷的《德行》，中卷的《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及下卷的全部注评；李笑野撰写《前言》和上卷的《言语》、《政事》、《文学》注评；白振奎撰写中卷的《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注评。全书由蒋凡审阅。

对《世说新语》作全面的现代视角的评点，对我们说来，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缺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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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一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言》：今见的董弅刻本“后边所附的宋汪藻《世说叙录》末尾残缺，董氏的跋语也就因而不可得见。幸而这个跋语能在宋淳熙戊申陆游重刻本上保存下来，才使我们藉以了解到宋绍兴本的校刻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