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弗洛伊德说，他在1912年就达到了精神分析工作的最高境界。[1]他说：“因为我提出了两种本能——性本能和死本能假说，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1923年），我对精神分析领域的贡献已经达到巅峰。”
1913年，卡伦·霍妮在柏林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接受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培训。1917年，她写了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2]到1920年，她成为柏林新成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教学人员中的重要成员。1923年，她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文章，[3]包括本书中的《女性“阉割情结”的起因》。
弗洛伊德比霍妮大将近30岁。在她获得生命中最富有成效的训练期间，弗洛伊德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弗洛伊德在1935年做出的自我评价中，部分是由于一场“致命的疾病”导致他异常痛苦，1923年之后，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全面展开，最终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摩西与一神论》（1939年）中发挥到极致：“在经历了长达一生的周游后，我的兴趣从自然科学、医学、心理疗法回到了文化问题中。这个问题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深深吸引着我，只是那时年少，还不具备思考能力。”[4]
与人类一样，科学与文化理论也有自身规律。周期和兴趣的变化反映出了一代代献身其中的学者，同样，在回顾心理分析运动的发展史时，我们发现了解释行为的不同的出现方式。[5]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将特别强调弗洛伊德和霍妮关于女性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天才很难超越他们自己已经建立的价值观。需要另一代人才能将这种根本性的飞跃推向科学的新范式，[6]塑造出新的大一统的宇宙观。
弗洛伊德是19世纪的产物，启蒙时代孕育了个人对尊严和理性的追求，科学世界观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西方人仍然难以接受宇宙“日心说”，但他们还是被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震撼。很快，他们就会面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理论的挑战了。
当然，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环境也更加直接地影响着他的理论。他出生在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弗雷贝格，那是一个被排斥的少数民族，他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长大。在他的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是上帝，而女人则处于次要地位。在家里，他母亲对他偏爱有加，这进一步证实了父权制度的重要性。他生长在维也纳时代，奥匈帝国和天主教的腐朽衰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类似清教徒的虚伪和谄媚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作为一个男性天才，弗洛伊德发展出一种以男性为导向的心理学，他以解剖特征不变性为基础，“解剖决定命运”这一观点由19世纪的教条和科学方法论支撑。
弗洛伊德说：“心理分析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可以预测科学的世界观。”[7]事实则被视为是与科学实验相关的数据。我们可以对事实进行观察、测量以及客观化，也可以在具有可预测结果的可重复实验中进行控制。实验可以验证这些假说，假如假说都被公开证实，那么就可以将其称为公理。
19世纪的科学关注的是基于严格决定论概念的孤立封闭系统。在受此思维影响的精神分析治疗中，精神分析师和患者居住的环境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患者被认为是弗洛伊德实验研究结构中唯一的变量，并对他们进行了治疗。同时，患者作为一个孤立的客体，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
20世纪的自然科学结构开始变得松散，并且可以接受不同程度的决定论。同样，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环境和患者作为相互依赖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19世纪，美学、道德和精神价值观并未受到科学的关注，因此不参与精神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而到了20世纪，它们却占据了核心位置。
卡伦·霍妮出生在汉堡一个中上阶层的新教家庭中，她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在卡伦·霍妮十几岁的时候，曾对宗教十分热情，这在当时的少女中很常见。她的家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很有保障。她的父亲（Berndt Henrik Wackels Danielsen）是挪威船长，后来加入德国国籍，再后来成为北德劳埃德船运公司的船队队长。小时候，霍妮与她的父亲进行了海上长途航行，从而激发了她对旅行的热爱以及对陌生和遥远地方的兴趣。她的母亲（Clothilde Marie van Ronzelen）是荷兰人。
弗洛伊德和霍妮的出生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的父母正处在困境之中，当时捷克民族运动掀起了反对奥地利法律的浪潮，捷克人对讲德语的犹太民族充满敌意，这使得弗洛伊德一家更陷窘境。他的父亲是羊毛商人，他所依赖的纺织业衰落，因此全家人不得不在弗洛伊德3岁时搬到维也纳。在年仅12岁时，弗洛伊德就经历了父亲被异教徒羞辱这样的事情，因而“沮丧辞职，丧失勇气”。[8]这个情景一直困扰着弗洛伊德，直到他到了中年才得以释怀，才不会再反复回忆起破灭的父亲的形象。
尽管在海上长途航行时霍妮与父亲共度了很长时间，但是她的母亲对她的影响更大。由于她父亲长期不在身边，霍妮更多的时间是与充满活力、聪明又美丽的母亲一起度过的，母亲更喜欢她哥哥本特（Berndt），霍妮也很喜欢自己的哥哥，但是在她青少年中后期，哥哥在她生活中起的作用就很不值一提了。
在19世纪末，女性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仍然被视为是不走寻常路，卡伦·霍妮在她母亲的鼓励下选择了做医生。她前往柏林接受医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培训。她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明选择精神分析师这一职业的原因。她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她的能力和个性赢得了教授以及其他男同事的尊重。
1909年，她24岁，与柏林律师奥斯卡结婚，并与他一起生了3个女儿。由于二人的兴趣差异越来越大，以及后来霍妮博士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心理分析运动中，二人于1937年离婚。霍妮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职业女性，她认为解除一段没有意义的婚姻，可能会使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我觉得她的兴趣更多地取决于她对精神分析的承诺、她对调查的热情以及她临床观察的敏锐性。作为一名治疗师，她的动机还在于她发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她发现这些理论应用的治疗结果之间的差异。
霍妮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度过，这段时间正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恺撒统治的兴衰时期。尽管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她对政治仍没有很大的兴趣。虽然她肯定意识到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但我认为，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不会太大地受到她对女性社会学地位观察的影响，希特勒的崛起也不是她在1932年离开美国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卡伦·霍妮没有转向社会行动，但她对社会问题和世界形势了如指掌，并慷慨地支持救援组织和自由主义事业。1941年，她明确了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并表达了她的信念：“民主原则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原则支持和拥护个体独立，加强个体力量，并努力维护个体的幸福感。”[9]
最先分析霍妮的人是弗洛伊德的得意弟子卡尔·亚伯拉罕，接着是弗洛伊德的虔诚追随者汉斯·塞其思。接受这些虔诚的弟子们的分析，霍妮的观点应该更加接近于弗洛伊德，而不应该背离。
然而，卡伦·霍妮的出身家庭和早期生活经历为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她对20世纪科学的出现非常感兴趣，这种兴趣肯定有助于她成为一名医生和心理分析师。在她的学生时代，她也被柏林的国际化氛围所激发，特别是剧院的活力和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的作品。
在精神分析的基础逐渐建立，并被世界广泛接受时，她成为一名精神分析的学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就有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男女聚集在了柏林，随着1920年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立，精神分析研究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刻，许多在那里教授和接受过培训的人创造了精神分析在未来50年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到1923年，古典精神分析法已初具轮廓，它是一门由“五种独特观点”为特征的心理学。首先，地形学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深度心理学，对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次，“现在的行为只能通过过去来理解”，这种遗传取向意味着心理现象是“环境经验、生理发展和心理—性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动态观点指的是人类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本能冲动和反本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第四，“经济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有机体拥有一定数量的能量……”
第五，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工作假设，它将人的心理机制分为三个独立的结构……本我代表的是人类本能，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基础……本我受主要过程的支配，是以快乐为原则运作的……自我是心灵结构的控制装置……起组织和合成作用……自我的意识功能以及前意识受二级程序的影响……超我是发展心理机制的最新结构，它源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因此，自我中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包含父母奖惩的质量和价值观。自我理想和良心是超我的不同方面……”
“所有神经症现象都是自我控制的正常功能不足的结果，这导致症状形成，或特征性改变，或两者兼而有之……神经症冲突最好在结构上解释为自我的力量与另一方面的本我之间的冲突……决定性的神经症冲突发生在童年的最初几年……这个……精神分析疗法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幼儿时期的精神衰弱症，这是解决承认精神衰弱症的核心，从而消除神经症冲突。”[10]
1917年，也就是弗洛伊德制定精神分析技术原则的6年前，以及在《自我和本我》的出版之前，卡伦·霍妮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精神分析技术：“精神分析虽然不能给一个人新的四肢，但它可以释放一个被束缚起来的人。然而，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我们认为的很多内在固有的东西其实仅代表了成长中的一种阻碍，这种阻碍可以解除。”[11]她的成长导向、生命肯定、寻求自由的哲学已经很明显。对她来说，那些内在固有的东西不是从生而死一成不变，而是代表了一种可能的塑性，可以通过机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改变。因此，到1917年，卡伦·霍妮定义了她的整体阻碍概念，[12]与弗洛伊德的机械主义抵抗概念形成鲜明对比。
她早年形成的观点必然与支持弗洛伊德心理神经病疗法的精神分析师产生对立。尽管霍妮认识到潜意识力量的重要性，但她相信它们的维度和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她并不认为“动态”一词意味着本能与反直觉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认为是增长的自发力量和那些健康能量的转变为疾病之间的冲突。生物体中存在固定能量的经济概念是19世纪科学的假设，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科学适用于精神分析理论，这个概念也适用于牛顿机械宇宙中的孤立闭合系统。霍妮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类似于20世纪的物理学场论。尽管弗洛伊德一再强调，但他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生物学上的，而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上的。霍妮的理论根源在于用场域关系语言表达的整体和有机哲学，将环境和有机体定义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霍妮1917年的观点与心理机制三分法有着巨大的矛盾，她根植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人类自发性假设对本我和破坏性本能的首要地位提出了质疑。她的寻求自由哲学对基于绝对决定论观点的快乐—痛苦原则提出质疑，霍妮断言，由于增长受阻，人类变得具有破坏性。弗洛伊德认为升华是一个次要过程，而霍妮认为它是增长的主要无阻碍表现，因此弗洛伊德在他的自我和超我之下所包含的功能在霍妮的理论结构中具有新的含义。
遗传论观点认为，人类的行为只能通过过去的经验来辅助理解，霍妮的“实际情境”[13][14]概念对此提出质疑，[15]其中涉及“实际存在的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尝试”，以及“他实际存在的焦虑和已经构建的心理防御”。[16]“实际情境”的概念为当前情境下夸大或减轻现实的影响留下了余地，而在遗传论观点中，当前现实是被忽略的。
霍妮的早期观点与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而在霍妮后期的观点中，这些差异更加明显。霍妮最早关注的是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和他的心理性欲发展理论，本书的文章包含了她对这些理论详细的反对情况。1917年霍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我们只能推测出使她改变的因素，而无法得到实情，因此，我们也只能总结概括一些引起她审视弗洛伊德理论的事件，尤其是弗洛伊德在性欲理论中反映出来的遗传论观点。
在她1917年的论文发表后，霍妮博士可能已经决定，在发展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时，应该先缓冲一下，因为那篇文章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哲学相差甚远。她才只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新手，她的观点还需要数年的打磨才能成熟。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在当时为很多精神分析师重点研究，到1923年，弗洛伊德通过包含双重本能理论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
霍妮补充道：“在弗洛伊德最近的一些作品中，他越发开始关注我们分析研究中的片面性，我指的是，直到最近只有男孩和男人们的思想被当作调查的对象。原因很明显，精神分析是男性天才的创造，几乎所有发展它思想的人都是男性。他们应该更容易发展出一套男性心理学，同时，男性心理发展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理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了。”[17]
霍妮博士对女性心理学的早期兴趣也受到了临床观察的刺激，这似乎与性欲理论相矛盾，她对社会哲学家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的作品和人类学作品的兴趣可能进一步促进了她对女性心理学的兴趣。为了要给她整个人生哲学做好铺垫，这里必须将所谓的男性心理学和女性心理学解释清楚。
霍妮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以及之后，她所学、所用的弗洛伊德性本能理论是什么呢？弗洛伊德最早的理论（1895年）视性挫折是导致精神衰弱症的直接原因。他断言，在婴儿时期出现的性本能目的是消除紧张，它的目标是满足可以消除紧张的人或者替代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神经病患者在幻想时的行为与性变态者在现实中的行为是一样的，这样的孩子是多相变化的。弗洛伊德将“性”的概念延伸到所有身体的快感、心灵上的柔情蜜意以及生殖器的欲望得到的满足。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男人的性生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婴儿性行为，其进一步细分为口欲期[18]、肛欲期和性器期，并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达到高潮。第二阶段从7岁到12岁，是潜伏期，起始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以及超我的建立。第三阶段是青春期，大约在12岁到14岁出现，此时生殖器已经成熟，会出现异性选择和性交行为。
弗洛伊德后来认为性欲是精神能量的主要来源，不仅在性方面如此，内驱力方面也是如此（l923年），此外，还有一个由各种性欲阶段组成的发育过程。他还假设，对象的选择源于性欲的转变，即性欲驱动可以通过反应的形成或升华来满足、抑制和处理，个性结构由处理生物学决定的本能的方式决定。他进一步假设，精神衰弱症是婴儿性行为时期的固恋和回归。
弗洛伊德直到1923年才将“生殖器首要阶段”完全阐释清楚。[19]因为这是霍妮博士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论文的一个重要起点，我将引用格林森在《美国精神病学手册》中对性器期这个基本观点的解释，如下：
性器期大约出现在3岁到7岁之间，这个阶段男孩和女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男孩在这个时候发现阴茎的敏感性，开始手淫。通常，对于母亲的性幻想导致男生进行手淫活动，同时，男孩对父亲产生对抗和敌意，这种恋母仇父的情结被弗洛伊德称为俄狄浦斯情结。男孩在这个时候发现女孩没有阴茎，通常他们会觉得女孩是失去了这个最珍贵的器官，对母亲产生性幻想的愧疚感和对父亲的死亡愿望持续激起他的阉割焦虑。因此，他通常放弃手淫，最终进入潜伏期。对女孩来说，她发现男孩有阴茎而自己没有，就会引起她对男孩的嫉妒和对母亲的埋怨。因此，她不再将母亲当作最爱的对象，转而将这种感情寄托给父亲。阴蒂是她主要的手淫活动区，阴道未被发现。女孩幻想着从她父亲那里得到阴茎或婴儿，并对母亲产生敌对情绪。通常，因害怕失去父母的爱，她会放弃恋父情结，进入到潜伏期[20]。
尽管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很少受到质疑，但以其为基础构建的观点已经成为争议的焦点。他经常说他的主要兴趣是调查，其次才是治疗。卡伦·霍妮的主要兴趣是治疗，因此她被高度尊崇为教师和监督分析师，[21]她在教学和培训方面的才能表现在她天生的临床研究能力。
格里高利·齐尔伯格（Gregory Zilboorg）在讨论霍妮的文章《母性冲突》时说，其中一个特征“需要进一步强调”，就是“临床精神分析……我希望，它可以抵消那些异常强大但是不当流行的技术问题和理论上的考虑，这些趋势常常模糊不清，也未阐明人类行为的现象”，他强调的是“临床现象的临床观察需要”。因此，“我们再次回到常年的临床真相，据此，只有根据我们对严重病理个体的深层分析所获得的知识，才能使正常和轻度神经症个体（不仅是所谓的边缘患者，还有坦诚的神经病患者）的研究成为可能”。
所有这些早期论文都表示出卡伦·霍妮对临床观察的浓厚兴趣、对数据的认真收集以及对弗洛伊德和自己提出的假设的严格验证。在她1917年写的第一篇论文中，她说：“分析理论源于应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观察和经验。反过来，这些理论后来对这种实践产生了影响。”[22]首先是临床观察，然后是基于所观察到的数据的假设，这些假设在治疗情况下进一步测试时，会影响到这一特定过程。霍妮从未偏离对认真调查和临床研究的兴趣，她从未对搜索、测试、修改、变化、删除和添加新假设失去热情。
她总是从临床数据开始，可能从一个临床构造开始，转向一个摩尔假设，然后再到一个更高阶的抽象概念，不相关的较小假设被加入更高阶的一般性中，不支持一种特定配方的数据进一步测试并用新理论解释。在《女性的受虐癖问题》这篇最为贴心的论文中，霍妮评论了弗洛伊德为阴茎嫉妒假设提供的数据。她说：“上述观察结果足以构建一个有效的假设观点……然而，必须认识到，这一假设观点仅仅只是假设，不是事实；它作为一个假设，也并非不容置疑。”
随着她的女性心理学理论的进化，霍妮博士在心理分析的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在《逃离女性身份》中，她已经提到“我的女性发展理论”。在《对阴道的否定》中，她使用了“女性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这一表达方式，并对弗洛伊德和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在本文中，她反复提到“我的理论”并用她的临床数据来支持。虽然她在《女性的受虐癖问题》中的目的是对受虐狂的经典解释的批判性评价，但她将自己的想法发展成对该术语的广泛临床描述，她还推测文化条件对受虐狂问题的影响。通过这些新的视角，包括她自己的心理动力学、现象学和文化学派，她已经开始致力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23]中发展的主题——文化对人的影响结果，忽视了人类的性别。
在本卷的第一篇论文《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霍妮对弗洛伊德声称的阴茎嫉妒是女性阉割幻想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质疑。利用临床证据作为数据，霍妮接着解释说，男性和女性在试图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时，往往会形成阉割情结或走向同性恋。
在《逃离女性身份》中，霍妮评论阴茎嫉妒概念在假定的性器期的延伸，这个概念只考虑到了男性的性器官，并且认为阴蒂就是阴茎。霍妮引用社会哲学家乔治·西美尔谈论我们社会的“本质上男性化”的方向，他说，通过“后验”推理，假设了一个主要的阴茎嫉妒，其“巨大的动力”的逻辑得以实现。
弗洛伊德的男性导向理论引起霍妮“作为一名女性”的惊讶发问：“母亲身份到底怎么样？孕育新生命时候不自主的喜悦感，期待新生命降生时候与日俱增的幸福感，以及新生儿降生以后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阴茎嫉妒概念试图否认和贬低这一切，可能是因为男性的恐惧和嫉妒。霍妮认为阴茎嫉妒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也是异性之间互相嫉妒和吸引的一种表达。由于与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相关，阴茎嫉妒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现象。
霍妮博士在《对女性的恐惧》中讨论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这可能有助于男性化的阴茎嫉妒概念。纵观历史，人们将女性视为一种险恶而神秘的存在，在月经期间尤其危险。男人试图通过拒绝和辩护来对付他们的恐惧，他们做得很成功，所以女性长久以来一直忽略了这个问题。男人通过爱和崇拜来否认他们的恐惧，并通过征服、贬低和削弱女性的自尊来捍卫自己。
在这篇文章中，霍妮博士还强调，认为小男孩渴望将自己的阴茎进入母亲的生殖器是自然的虐待狂，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因此，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案例中，将“男性”等同于“虐待狂”，将“女性”等同于“受虐狂”是不合适的。霍妮一再强调“具体证据”的重要性，她还指出，实践需要建立在理论之上，没有理论的指导可能会酿成大错。即使在经验丰富的分析家身上，也会有这样一种趋势，他们认为“女性被动且受虐，男性主动且施虐”这种理论自然是正确的，这些概念在这些未经证实的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共同的说法。
霍妮博士还认为，阴茎嫉妒概念也可能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嫉妒。当霍妮开始分析男性时，经过多年与女性的合作，她对男性“嫉妒怀孕、分娩、母亲身份以及乳房和哺乳行为”的强度感到震惊[24]。
格里高利·齐尔伯格是与卡伦·霍妮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师，谈到霍妮的观点，比起阴茎嫉妒，“男性对女性的嫉妒在心理学上起源更久，因此更基础”。他补充道：“毫无疑问，只要有人学会揭开迄今为止涵盖了许多重要心理数据的男性中心主义的面纱，对男性心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就会产生大量有启发性的数据。”[25]
鲍斯博士是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精神分析师、印度精神分析社（1922年）的创始人，他给弗洛伊德写信道：“不像那些欧洲患者的案例，我的印度患者不存在阉割引起的相关症状。印度男性比欧洲男性更想成为女性……俄狄浦斯的母亲常常表现的是父母亲的综合形象。”[26]作为古老时代（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现代反映，印度文化是母系文化时，女性实行一妻多夫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建立自己的权利，印度教的哲学、历史和文化模式对女性产生了不同的态度。
玛格丽特·米德认为，许多男性加入无文字社团时的入会仪式有想取代女性功能的意图。在这些文化中，父代母育风俗的精心设计几乎是普遍的，这种风俗可以使男性不需要忍受任何分娩的痛苦，就可以享受女性分娩后的待遇。[27]
在历史上，在母权制和父权制下都存在着和谐谦逊的时期，比较文化研究揭示了每种性别对其他人的功能和解剖学属性所感受到的健康和病态嫉妒的情况。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从他与健康和精神分裂症儿童的研究中发现，他对有文化群体的青春期仪式的研究表明，他们更倾向于“同化，而不是解除社会的本能倾向”，他的前提是“两性互相嫉妒彼此的生殖器及其功能”。除了对男性主导的阉割焦虑的客观强调之外，在解读青春期仪式时，他对弗洛伊德的假设“儿童的多形态倒错倾向”概念提出质疑。他更喜欢荣格的多价染色体概念，该观点比较中性，并且可以产生多种效果。[28]
在《被压抑的女性气质》中，霍妮博士解释了认为“性冷淡是一种疾病”而非“文明女性的正常性态度”的原因。她认为性交的频率取决于“超个体文化因素”，而我们的男性主导文化是“不利于女性展露自我的”。
在《一夫一妻制观念的问题》中，霍妮面对“有利于男人的倾向性谴责”，男人自然会有“更多的一夫多妻的倾向”，她认为这是一种没有证据的断言。性交后怀孕可能性的心理意义，没有数据和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女性的性交冲动是由“可能的生殖本能”决定的，一旦怀孕，她的这种欲望就会减少。
在《经前紧张》中，霍妮博士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女性感受到的各种紧张感都是由准备怀孕的生理过程直接释放出来的。每当出现这种紧张局势时，她都会想要找到“想要孩子的冲突”。霍妮博士进一步指出，经前紧张的存在并不是女性基本弱点的表现，而是与她此时想要孩子这一需求发生了冲突。霍妮认为，对孩子的渴望是主要动力，“母亲身份代表了比弗洛伊德所假设的更重要的问题”。
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感》中，霍妮关注的是不信任的态度，而不是更常见的仇恨和敌意，她把男人对女人的恐惧与他的不安和怨恨区分开来。她引用了不同文明的文化模式，从历史和文学时期，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以及它是如何引起不信任的。
本文还反映了霍妮博士从关注所谓的男性和女性心理学，到形成她的神经质特征结构理论，以及支配和服从模式的转变。她在《神经症和人的成长》中解释并说明了这一理论，她认为这一理论是解决“自我膨胀”和“过分谦卑”的有效方法。[29]
在《婚姻问题》中，她利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无意识过程和神经症冲突的理论，指出了一些男性心理学对婚姻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丈夫将从母亲那里遗留下来的问题带入了婚姻，他们认为女性应该敬而远之，因为她们太难取悦了。妻子将自己的性冷淡、对男性的拒绝以及作为女性、妻子、母亲身份的焦虑，还有她“想要成为男性角色的愿望……”带入婚姻。
“婚姻问题不是通过相关的责任和克己自律的斥责来解决的，也不是通过无限自由地去追求本能的建议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真正需要的是“婚前双方有着稳定的感情”。从古至今，关于婚姻的文章都是在谈论给予和索取，霍妮强调“要从内心放弃对另一半的要求……我是说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希望你放弃”。这是“神经症声称”的确切定义，她在上一本书《神经症和人的成长》中对此进行了更为谨慎的定义。
尽管霍妮博士在她的文章《对女性的恐惧》中讨论了男人对阴道的恐惧，但她开始批评《对阴道的否定》中关于所谓的“未发现的阴道”的文章。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的阴道，她的首要生殖器感受首先集中在阴蒂上，后来才在阴道中。霍妮博士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和其他临床医生的证据证明，阴道感觉在小女孩身上本身就存在，并且阴道手淫也很常见，阴蒂自慰是后来发展的结果。由于小女孩产生的焦虑，她以前发现的阴道被否定了。
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两性解剖学差异》（1925年）中指出，女性并非是女性，她们只是没有阴茎的男性。她们“拒绝接受被阉割的事实”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不惜一切代价获得阴茎……我不能脱离这一观点（尽管我犹豫要不要说），在常规的道德伦理上，女性和男性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被这种女权主义的否认结论带偏离，他们急于迫使我们去认为两性在地位和价值上完全等同”。[30]
弗洛伊德在结论中这样说：“在亚伯拉罕（1921年），霍妮（1923年）和海伦·多伊奇（1925年）对女性的男性气质和阉割情结进行的宝贵而全面的研究中，有很多内容与我所写的内容密切相关，但并没有完全一样，所以我认为我很有必要发表这篇文章。”对弗洛伊德来说，客观地回应所有观点，尽管是间接回应，也非同寻常，这表明他也严肃地考虑过霍妮的观点。
在《论女性的性欲》（1931年）中，弗洛伊德说，在女孩发展中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所有与母亲依恋相关联的分析都让我觉得一头雾水……”事实上，女性分析师，例如珍妮·兰普尔·德·格鲁特和海伦·多伊奇，能够更加轻松清晰地理解那些事实，因为在研究患者的时候，她们有优势在转移局势中适应母亲替代品。但是卡伦·霍妮发现的“在转移局势下”的母亲替代品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并不完全相同，“有些作者倾向于贬低孩子首次的，最原始的性欲冲动的重要性，而更加重视后来的发育过程，因此将这种观点极端放大，前者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证明确定的趋势，而追寻这些趋势的能量源自后来的回归和反应形成。因此，例如，霍妮（1926年）认为我们大大高估了女孩的主要的阴茎嫉妒，并且将她随后努力实现男性气质的力量归因于次要的阴茎嫉妒，这是习惯于抵挡她的女性冲动，特别是那些与她对父亲的依恋有关的冲动，这与我自己形成的印象并不一致。”[31]
如此广泛和批判性的回应表明了弗洛伊德对霍妮观点的重视，即使有他的资格免责声明——“将这种观点置于极端形式”，我觉得弗洛伊德的两个陈述值得怀疑。霍妮并没有“贬低孩子首次、最原始的冲动的重要性”，其次她没有推断或声明，他们可以说的一切是他们表示“某些趋势”和“后来的回归和反应形成”更强大。
在《论女性的性欲》出版后，直到1939年去世，弗洛伊德也没有再写过相关话题的文章。在《可终结的分析和不可终结的分析》（1937年）中，他提出了一些关于精神衰弱症及其治疗的最终观点，他讨论了“女性对获得阴茎的渴望，以及男性和被动的抗争”。他说：“1927年，费伦齐（Ferenczi）拒绝了每一种成功的分析都要解决这两种情结的原则，他要求太多了……当我们获得阴茎，对男性的反抗愿望得以实现时，我们就穿透了所有心理学层面，突破了所有障碍，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否认女性气质肯定是一个生理事实，是性谜团的一部分。”[32]这个问题留给了弗洛伊德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
在他未完成的《精神学纲要》的前言中，弗洛伊德说：“这个简本的目的是将所有精神分析的教义合并在一起，并用教条的方式来讲述……没有人会根据自己或他人的观察来重复，因此就无法做出独立的判断。”[33]卡伦·霍妮满足了所有要求，与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多方面的“独立判断”不一致。
弗洛伊德在大纲中讨论性功能的发展时说：“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性器期……现阶段的问题不是两性的生殖器，而只是男性的生殖器（阴茎）。女性生殖器长期以来一直是未知的。”他在一个脚注中补充道：“常有人断言早期就会出现阴道兴奋，但这很可能是阴蒂兴奋，也就是说，阴蒂和阴茎类似，所以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个阶段说成是性器期。”
弗洛伊德关于早期阴道兴奋的陈述可能是对霍妮的《对阴道的否定》这一文章的直接回应，她在其中讲了未被发现的阴道，阴蒂快感的首要地位、性器期的概念以及阴茎嫉妒的整体概念。更具体地针对她可能是他在讨论“分析师之间缺乏一致意见时所做的另一个评论……如果一位女性分析师，自己都不是很相信阴茎嫉妒的话，那么她在治疗患者的时候没有将这一点重点考虑也不足为奇”。[34]弗洛伊德在《论女性的性欲》[35]中的脚注中的劝诫在这里看来很切题：“使用分析作为争议的武器显然会导致没有决定。”
在她的文章《女性性功能失调的心理因素》中，霍妮博士引用了“一方面心理性欲生活和另一方面功能性女性疾病的巧合”，然后询问这种巧合是否经常存在。根据她的观察，这些身体因素和情绪变化不会经常共存。然后她转到第三个问题：在心理性欲生活中的某些心理态度与某些生殖器失调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相关性？
霍妮继续以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为指导，但是又给予了他们自己的解释。这在《母性冲突》（1933年）中很明显，她说：“我们的基本分析概念之一是，性行为不是从青春期开始，而是在出生时，因此我们早期的爱情总是具有性特征。正如我们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看到的那样，性行为意味着不同性别之间的吸引力……与同性父母相关的竞争和嫉妒因素是造成这种来源冲突的原因。”在霍妮的整体方法中，吸引力是生理性的、自然的、有益健康且自发的。
霍妮博士对文化因素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在1933年写的《母性冲突》中尤为明显。刚刚抵达美国，她就敏锐地意识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她在欧洲的经验和这里完全不同，“父母（在美国）……害怕被孩子拒绝……或者他们担心他们是否给予了孩子合适的教育和培训”。
真正的科学研究可以通过前后往复运动来描述，从特殊性、观察数据到假设，所有环节相互不断检验。不同类别的数据因其相似点和不同点而相互隔离，并且在医学中将类似数据组的复发称为综合征和情结。当特定原因与特定的一组复发结果明确相关时，该效应称为疾病统一体。在物理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存在一类复发共同点，类型学的方法论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方法论。
在《过分重视爱情：对现代普通女性气质类型的研究》中，霍妮明确使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类型学，她将个体和环境看作一个单独运动的领域，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简而言之，她在本文中描述的“女性类型”受到文化因素以及特定本能要求的影响。霍妮进一步断言，“女权主义的父权制理想”是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女性的受虐癖问题》中，霍妮博士面对一些源自弗洛伊德理论的未经论证的假设，即“受虐现象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更常见”，因为它们“是固有的，或者说更贴近女性的天性”，女性受虐狂是“解剖学两性差异的心理结果”。本文展示了霍妮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的详细知识、严谨而清晰的推理以及她对临床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理解。在解释了精神分析未能回答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许多问题的一些原因之后，她为人类学家提供了关于寻找男性和女性存在自虐倾向的数据的指南。
她再次质疑弗洛伊德的假设，即病态和“正常”现象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病理现象只是通过放大镜更明显地表现出所有人类的过程”。在弗洛伊德的假设中，本我（具有破坏性）的本能是基础的、自然且正常的，病态现象仅仅是量化地与正常现象不同。但是对于霍妮来说，病理学不是对健康的夸大，而是会转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疾病。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人性理论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行为的唯一解释，他在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中抽取了一部分人作为样本，他认为这样做的真实情况将适用于所有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同样的方法论错误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全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人类学认为“在不同文化条件下，俄狄浦斯情结并没有广泛存在”。为了回答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普遍比男性嫉妒心更强”这一猜想，霍妮根据自己的前提说“只有在目前德国和奥地利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下，这种陈述才可能是正确的”。
在《女性青春期的人格变化》一文中，霍妮博士从她对成年女性的观察中得出了一些结果，她说“虽然在所有情况下确定的冲突都发生在童年早期，但是第一次性格改变发生在青春期”，并且“这些变化的开始大致与例假的开始一致”，接着她继续区分四种类型的女性，并解释其中观察到的相似和差异所涉及的心理动力学。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中，霍妮博士区分了正常的爱、神经质的爱以及自发的爱，她还描述了强迫性质与自发性质的不同之处。虽然对爱情的神经质需求可以被视为“对母亲固恋的表达”，但霍妮博士认为，弗洛伊德的概念并没有澄清关于动力因素的基本问题，这些因素会导致人们在后来的生活中保留着一些童年既得的态度，或者很难改变他们婴儿时期的既得态度。在《女性受虐狂》中，霍妮博士说：“弗洛伊德强调童年印象的坚韧性是伟大的科学价值之一，然而精神分析经验也表明童年曾发生的情绪反应只有当它继续受到各种动态重要驱动力的支持时，它才能在整个生命中得到维持。”这种有关过去和现在的地位的清晰而又有逻辑的描述，无疑与弗洛伊德的《论女性的性欲》大相径庭。
她再次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中质疑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他将“对爱的需求增加”视为“一种力比多现象”，霍妮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得到证实，她补充道：“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其实是……口头固恋或者‘回归’的一种表达。这个概念预示了一种将复杂的心理现象转移到生理因素的意愿。我相信这种假设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使人们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更加困难。”
通过质疑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及其关于固恋和回归的观念，并通过假设生命和人类自发性作为治疗的重要性，霍妮博士对弗洛伊德的重复性强迫症理论提出异议，“阻碍发展”而不是“抵抗”，“固恋”和“回归”的概念与弗洛伊德的重复性强迫症和严格决定论的概念直接对立。
在这些早期文章中，霍妮博士表明自己是现象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存在与拥有和行为之间的本体论区别在于《对女性的恐惧》：“现在，两性之间生理差异的紧迫性之一是——男人实际上不得不继续向女人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对她来说没有类似的必要，即使她很冷酷，她也可以进行性交、怀孕和生孩子。她只是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事实总是让人钦佩又怨恨。另一方面，男人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实现自我。”在男性主导的西方世界中，面对唯物主义、机械主义、基于宇宙被分为相对立的主体和客体的世界中，“效率”的理想是一种典型的男性理想。
存在主义认为，在你我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交织，也存在对峙。在所有形式的交往中都有交织，包括性交，交会中人格的首要地位与我们的西方观念不同。在本书和霍妮随后的出版物中，存在主义观点变得更加发达和明确。
存在主义的观念有着深刻的根源，在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中，男性和女性的本性被认为是自然且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只有当两性处于平衡时，生活才能达到和谐。差异作为自然状态的一种表达而被接受，并被认为是通过相似性和不同性来加入、结合和丰富自然状态的必要条件。这种取向与弗洛伊德的西方男性取向相反，这种取向使得阴茎嫉妒和男性对被动情感的抵抗具有生物学决定性。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中，生物焦虑（Angst der Kreatur），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和一种明确的存在主义概念，构成了霍妮博士基本焦虑概念的核心，它由无助感和孤立感组成，其实质被视为潜在的敌意。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后者来说，其基本焦虑的量会增加。神经症患者可能不知道他的焦虑，但它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会试图躲避他的感受。
本文集介绍了霍妮博士关于女性心理学不断发展的观点以及她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在面对弗洛伊德的男性心理学与她自己所谓的女性心理学之后，她为哲学、心理学，以及研究全人类生活和与多变环境互动的精神分析做好了准备。
在阅读霍妮博士早期的文章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智慧和经验的女性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减轻人类的痛苦。霍妮博士在《神经症和人的成长》的结束语中恰当地传达了本文集中的文章中所展示的思想、方法和努力，她的努力不只体现在本文集中，也体现在她一生的工作之中：“埃尔伯特·施伟策用‘乐观’表达了‘对世界与生活的肯定’，用‘悲观’表达了‘对世界生活的否定’。从深层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悲观的。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精神衰弱症的悲剧因素，这是一种乐观的现象。”
哈罗·克尔曼
1966年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