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结构说

《大学》所提供的是一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理论和为学次第，要点是通过修身去达到适应外界，而不是去摧毁这个外界来满足自身，跟西方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特别值得今天研究中华文化传统的学人高度重视，其精华庶几于此。

（一）

《大学》以“修身”为根本，基本文本结构是三纲、六证、两条、六目。“三纲”是内圣外王的模式：“明明德”是内圣即根基，“亲民”是外王即规模，“止于至善”是境界即目标。根基是人人必备的志向，路径是“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成者即素王；规模是部分人才能实现的理想，路径是“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成者即帝王。境界是修齐治平的目标，成者即圣贤。成贤成圣，论的是成色、而不是论成就，成色是自身修养的纯度、成就是自我获得的功绩。“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的目标是“经世济民”，要注意其相似性和差异性。

（二）

“三纲”合言之为“一事”，分而言之则相当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六证”从“知止”至“能得”，其中次第为“有定、能静、能安、能虑”简称“止定静安虑得”。“知止”即“知止于至善”，“能得”即“得止于至善”，以“止于至善”代表“三纲”，共同构成了“三纲领”的基本内容。“两条”即通常所说的格物、致知，是三纲、六目的功夫。本章是《大学》最玄秘的难点，其最大的难度就在于“物有本末”至“则近道矣”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至“国治而后天下平”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谓知之至也”内在关联。

（三）

“物有本末”至“则近道矣”一段，朱熹以为属于上一段，《大学义证》归于下一段。本段是起承上接下作用的，自然可以用来总结上面之“三纲、六证”。如《大学或问》曰：

此结上文两节之意也。明德新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终始。诚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终也，则其进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远矣。

可本段落的“本末、终始、先后”等“关键字”跟下面两个段落更为紧密，所以我们划在“两条”部分。

把这段话中的重点话语综合起来研读，其线索和含义就可以清楚了。第一层次的重点话语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第二层次的重点话语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第三层次的重点话语是“修身为本、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对比这三个层次可以发现，研究《大学》文本之结构，至少可以从“文字对应、行文习惯”方面进行。

1.文字对应

（一）

从文字对应讨论《大学》文本的结构，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方面：

基本内容是：第一层次“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跟第二层次“致知在格物”、第三层次“修身为本、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等有密切关联。“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物、事”跟格物的物等密切关联。“物有本末”的“本”跟“修身为本、此谓知本”的“本”等有密切关联。“知所先后”之“知”跟“致其知、物格而知至、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的“知”（其中包括“致其知”即“致知”，“知之至”即“致知、知至”）等有密切关联。

（二）

第一，物字和事字：“物有本末”的物，传统的注释是，尽管两个字肯定有所区别，可混而言之物即事、事即物，这是可以说的。因此格物的物相当于物即事，第一层跟第二层关系密切。

第二，“本”字和“末”字：“物有本末、修身为本、此谓知本”的“本”是一个“本”，而这个“本”是“修身”，因此“修身”为“本”，其余为“末”。注意：修身是功夫，身修是功德，其余仿此。分而言之，“物有本末”而“修身”是一事，则“本”是“身”，进而推演诚“末”是“家国天下”等。《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23]以为国家，其土苴[24]以治天下。”就“身”而言，身不仅是“身心”对比所言之“身”。“身”有自然之身（可以用身体表示）和心性之身（可以用身心表示）之别。作为“本”的“身”，是“身体”之“身”与“身心”之“心”。“身体”之“身”与“身心”之“心”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上是“安身而安心”、中是“身危而安心”、下是“身危而心危”。王艮[25]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为下矣（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民国六年袁承业刻本，下同）。”“修身为本”应该是在这个含义上说的“修身为本”。有不少学者主张改《大学》文本的某些“身”为“心”，其原因就是不明此理，如程朱理学于“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指出“身当为心”。

第三“知”字：“知所先后、此谓知本”之“知”跟“六证”之“知止”的知含义相通，是动词，相当于明白、知晓等；而“致其知”即“致知”、“知之至”即“知至”的知含义相通，是名词，相当于觉知、感知等。“致其知”比较具体、“致知”比较抽象，含义差不多，只是说法上的不同，跟“诚其意、正其心”“诚意、正心”等类似。“知至”即“知之至”含义也相近，只是不同语境的不同说法。“致知”的“致”跟知至的“至”不是简单的所谓通假字或错别字问题，而是《大学》文本刻意所为，跟“格物”与“物格”、“诚意”与“意诚”是不一样的。“致、至”的含义不同、作用不同、用法不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中的“致、至”，不是笔误，“致”是过程、“至”是目标，此必须明辨经纬、条分缕析。

（三）

“物有本末、格物、物格、事有终始”的“物、事”，“物有本末、修身为本、此谓知本”的“本”，“知所先后、致其知、物格而知至、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的“知”，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这个部分所说的就是格物、致知，相当于其后分别阐释“诚意”等。黎立武认为：“自篇首《大学》之道句而释之以序，则格物、致知诚意三条当着于此，然自物有本末至修身为本，百六十余言，于物格而后知至，其说已尽，继之以诚意章，于知至而后意诚，其序甚明，详于前而略于后，故此不复条释，独揭此谓知本一语而引听讼、无讼明之，三条之义融贯无遗矣。”孙奇逢曰：“格物无传，此大学最精微处。”黎立武、孙奇逢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程朱理学所谓《大学》漏简“格致传”等说法。

2.行文习惯

（一）

从行文习惯讨论《大学》文本的结构，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第一层次的“事有终始”跟第二层次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跟“终始”的关系。第二层次的“致知在格物”位于此句之最后位置即“终”，第二层次的“物格而后知至”在此句之最先位置即“始”，“事有终始”而不言“事有始终”，前后相互照应，此为其玄妙处之一。本段第一层次接着“六证”而来，六证起于“知止”、终于“能得”，本段由“物有本末”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国治而后天下平”至“……修身为本……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其中的关键词句是“知止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本知之至”。《大学》作为“为学次第”的经典，其路线图是“物格”而“知至、知本”，“知止”而“能得”，这是《大学》“为学次第”之格物、致知。“知止……能得”“本末、终始、先后”，“能得”就是知道事物之“本末、终始、先后”，因而“致知在格物”则“近道也”。“知本”就是“知道修身为本”，“知止”就是“知道止于至善”，“修身”就起点言，如“明明德”或“诚意、正心”，“身修”就目标言，如“止于至善”。两者混言之则同，所以也没有必要改“诚意章”的“此谓知本”为“此谓知止”。

第二，第二层次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之间的关系。“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和“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的用字值得特别注意。按照行文的前后一贯性，“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之后当是“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不应该是“致知在格物”。《大学》文本之所以作“致知在格物”，很明显是为了强调“致知”和“格物”特别是“格物”的性质跟“六目”的不同。格物具有不同于“治其国、齐其家、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等的显著的区别性特征。格物跟“致其知”或“致知”之所以同时出现，而“诚其意”没有出现“诚意”等说法，这是因为格物跟“致知”具有同一性、而跟“诚其意”没有同一性。格物是主体作用于客体之“言行举止、视听言动触嗅思”，“致知”是所“格之物”的“知”反作用于主体。格物、致知都是主体的言行举止，而物是认知的客体、“知”是主体认知客体的成果。格物、致知的功夫可以分别投射到“诚意、正心、修齐治平”，而从来没有把“正心”投射到“齐治平”上。由此可见，不仅有“物格而后知至”，而且可以有“物格而后意诚、物格而后心正”，乃至“物格而后天下平”等。格物是在事事物物上的格物、“致知”是格物在事事物物上的“致知”，格物是“致知”的功夫，“致知”是格物的功德。格物是方法、功夫，所以有“致其知”的说法而没有“格其物”的说法，只有格物和“物格”的说法，没有“格其物”的说法，这跟只有“平天下”，而没有“平其天下”的说法一样。这说明格物具有“本末、终始、先后”的特点，这是《大学》文本深思熟虑、画龙点睛之笔。“致其知”的文本结构相当于“诚其意”等，因而“致其知、诚其意”至“治其国”等一样，是格物在事事物物上的先后次序，而不能凌虚蹈空地“致知”或“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等。基于这种思考，《大学》文本作“致知在格物”而不作“欲致其知先格其物”。

第三，六目“诚意”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与六目“正齐章”之“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之间关系。“诚意”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按照程朱理学所谓“八条目”的观点，行文应该是“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毋自欺也……”。其所以《大学》古本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不是“所谓诚意者在致其知者，毋自欺也……”，这是因为《大学》作者认为“诚意”跟格物、致知不在一个层次，而是比“诚意”更高的层次。而《大学》文本之所以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不是“所谓诚意者在致其知者，毋自欺也……”以便跟“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相一致，也因为“诚意”是《大学》六目中之第一目，是紧接着“两条”的、是“六目”的起点，而不是承接朱熹等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之所以为“第一目”，正如《王阳明·传习录》曰：“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诚意而至善”，是阳明经典的概括。《大学》文本以“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阐述之，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朱熹《大学或问》云：“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是“求得夫至善而止之”，难道不是朱熹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格物、致知跟“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不属于一个层次吗？朱熹《大学或问》接着说：“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朱熹没有这样说：“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诚其意、各正其心……”，这不是也在说明朱熹认为格物、致知跟“齐治平”不在一个层次吗？

格物、致知作用于事事物物上，而《大学》中的事事物物主要是“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之六目。《大学》的结构是“三纲、六证、两条、六目”，这就是大学的基本构架。基于此，两条之格物、致知为方法或手段，以六条目“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为对象或材料。六目以“修身为本”，诚意、正心为“修身”的功夫，齐治平为“修身”的功德。因此“诚意、正心”因“修身”言，“修身”因“齐治平”言，并非“修身”跟“诚意、正心”或“齐治平”平起平坐、平铺直叙。

（三）

考察《大学》文本及传统经典的元典，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序列的说法，虽然“修身”在传统经典元典中经常出现，可这样的“修身”不属于《大学》序列中的“修身”。这是因为《大学》是“为学”的纲领、条例和条目，是功夫（格物）和功德（物格）的混成结构。格物、致知与“明明德、致良知”等同，“格、明、致”含义相通，物即“明德”，“知”即“良知”。“明德”就“人之性、物之理”言，“良知”就“知之正、心之明”言。格物、致知即“格致”“事物”之“本末、终始、先后”即“身、家国天下”等的“本末、终始、先后”。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六事的功夫。“修身”相当于“明明德、亲民、止至善”，是功夫；“身修”相当于“明德明、民亲、至善止”，是功德。就六目言，“修身”是“诚意、正心”两目的功德、是“齐治平”三目的功夫。就人的自然性、社会性言，六目之“诚意、正心”为个体内在之修养，人人可为、人人必为。这是人作为社会性的角色之中华文传统价值观所决定的。“人人皆可为尧舜”指的是“诚意正心修身”，而不可能也没必要是“诚意、正心修身、齐治平”。有家者必须“齐家”，有国者必须“治国”、有天下者必须“平天下”，而在滚滚红尘之人间世，无家、无国、无天下者则不可能“齐治平”。此即“思不出位”，所谓“在其位谋其政”。

“事物”之有“本末、终始、先后”，“格致事物”的“本末、终始、先后”，是“真知、笃行”的次第。格物、致知是之于功夫系统的方法论。王阳明《传习录》说：“《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格物、致知是基本方法，如《中庸》“诚”或“中、和”。“修身”由“诚意”起，利根之人“生而知之”即“率性之谓道”，习心之人“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等即“修道之谓教”，而“诚其意、正其心”的功夫、功德，所差无几，因此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如是则“修齐治平”可矣。

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八条目，是后代读者或研究者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大学》文本本身的内在联系，这点必须明白。朱熹等人研究《大学》总结出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而《大学》古本不合乎“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所以朱熹殚精竭虑，不惜违背学术的规矩和学者的身份，越俎代庖，调整《大学》古本的文序、增加《大学》古本的内容，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至今遗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