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五千余年，而音乐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远。1986～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20余支骨笛。其形制精细、规范、统一，管身两端相通，长约20厘米，管身上开有7孔（另有1小附孔）。经过对其中最完整的1支骨笛（M282:20）进行试奏与测音，可以准确地奏出七声音阶；其中有5支，可奏出完整的五声音阶曲调。据碳十四测定，其历史距今约七千至八千年，与裴里岗文化同期，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物，这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能够证实我国音乐文化产生时期的最早的文物实证。新石器时代为我们遗留下来的珍贵出土文物，还有浙江省杭州湾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160余支大小形制不同的骨笛，根据各骨笛的制作特点，即音孔、吹孔位置布局分析，从吹管乐器的发音原理上看，已经形成了开管乐器、闭管乐器、拉管乐器三类不同形制乐器的雏形，说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我国先民对吹管乐器各种发音原理的认识与掌握。

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有了“”字，其形状有如木架上置放着一件丝弦乐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孔子编辑的歌曲总集《诗经》，使305首精选的古代歌辞传承至今，当时这些歌辞都是配乐演唱的。从歌辞结构分析其音乐曲式结构，已有10余种不同的曲式结构布局模式，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阶段。《诗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民间歌曲收集整理工作的光辉起点，其歌辞所表现的社会文化生活，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之开端，对后世音乐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钟属乐器，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音乐文化特点之一，表明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达到的高度。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套。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发掘的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编钟64件，另镛钟1件。是目前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型、最完整、最具有科学水准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一套编钟。整套编钟十二律俱全，可以在三个八度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音阶；钟上还铸有音律问题的铭文2800余字。这一地下埋藏了两千四百多年的音乐宝库，成为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光辉创造的见证。

汉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叫相和，它是对两汉及魏、晋民间歌曲作艺术加工后所形成的歌、舞、大曲等音乐的总称，根据其艺术形式可分为相和歌与相和大曲两种。相和歌为“汉世街陌讴谣之词”，即民间歌曲，最初的表演形式是徒歌，不用任何伴唱、伴奏，亦称“但歌”；后又有以乐器相和的表演形式，唱者执节，伴奏乐器有笛、笙、琴、琵琶、筝等。相和大曲为歌、舞、乐相结合的多段大型歌舞艺术表演形式，相和大曲已具有相对固定的大型套曲曲式结构模式，是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独立演奏的器乐部分称为“但曲”。隋唐以后，相和大曲以其新的面目融汇到清乐大曲之中。

除相和外，这一时期鼓吹乐在宫廷得到了确定与发展。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对中原音乐文化发展影响很大。据《隋书》、《旧唐书》音乐志所载，当时传入宫廷的西域音乐其乐队组合形式有7种之多。如：天竺乐，传自古印度的音乐，其乐工服饰中有僧衣袈裟，该乐应与佛教音乐有关；龟兹乐，龟兹古国在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库车县地，龟兹乐当时为唐朝宫廷中胡部诸乐之首；西凉乐，初名为“秦汉乐”，在中原汉族音乐基础上，吸收“土龟兹”等西北民族音乐发展而成，西凉乐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宫廷的重视，对后世音乐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高昌乐，高昌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吐鲁番地，唐太宗时才立乐部；康国乐，康国即今中亚撒马尔罕附近，著名的“胡旋舞”即出自康国乐；安国乐，安国即今中亚布哈尔地；疏勒乐，疏勒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疏勒、英吉沙二城一带。

除西域音乐外，隋、唐时期重要的音乐品种还有燕乐、法曲、鼓吹乐、古琴音乐等等。燕乐是受清乐与胡乐（当时的少数民族音乐或外国音乐，均泛称为胡乐）二者影响的一种创作歌舞音乐，盛行于宫廷，为唐代坐部伎六部之一；法曲，起于隋，盛行于唐代，它是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创作的歌舞大曲；唐宫廷鼓吹乐，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根据其所用乐器与应用场合的不同，分为五部，即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

隋、唐的音乐艺术，以歌舞大曲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在歌舞大曲中，其大型曲式结构的各种类型、丰富多彩的乐队组合形式以及乐队中主要乐器在器乐化方面的迅猛发展，都达到了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其音乐与某些表演形式对东亚、东南亚音乐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唐时期，琵琶音乐兴起，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在唐代宫廷与民间音乐实践中，从乐器制作与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并不断发展成为我国的一件重要民族乐器。这一历史时期，古琴艺术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涌现出诸如贺若弼、赵耶利、董庭兰、薛易简、陈康士等众多卓有贡献、影响深远的著名琴师；产生了许多传世的名曲和琴学论著。古琴记谱法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古琴音乐的传播与发展。现存最早的一份古琴谱是文字谱，为唐代手写卷子，南朝梁丘明（公元494～590年）传谱的《碣石调幽兰》。隋、唐时期由赵耶利、陈拙、曹柔等一大批琴家，对古琴文字谱进行改造并最后形成的减字谱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继文字谱以后古琴的专用谱式，一直沿袭应用至今。唐代的“”琴工艺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四川雷氏家族世代制琴，盛名于世，其中尤以雷威最为著名，尚有作品传世，为国之珍宝。江南的沈镣、张越，亦为当时“”琴名手。

说唱音乐在唐代已经正式形成，以寺院里的变文讲唱为标志。

宋代，其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可以说是词乐与古琴音乐。

词乐是配合词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词兴起于隋、唐的曲子，中唐以后文人较多的参与歌词创作，在艺术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五代趋于繁荣，宋代，词的创作已进入极盛时期。词为长短句结构，词是依曲调的长短曲折而增减词句字数的。故，词牌均有定格，特点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词牌根据篇幅可分为令、近、慢等类别。张炎所著《词源》附有杨缵《作词五要》，曰：一要择腔，二要择律，三要填词按谱，四要随律押韵，五要立新意；所谈虽在作词，但重点却在词乐。词乐是我国古代的艺术歌曲，词乐除民间音乐外，也吸收了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民间乐人和文人也为这种音乐体裁形式创作新的曲谱，称作“自度曲”。宋姜夔遗存的《白石道人歌曲》，所附的词乐旁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遗产。

除词乐外，南宋时期古琴音乐的发展，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南宋时期杰出的琴家、琴曲有郭沔（号楚望，公元1190～1260年以后）的《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刘志芳的《忘机》、《吴江吟》；毛敏仲的《渔歌》、《樵歌》、《佩兰》等。

金、元时期的音乐，以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为其主要代表。戏曲音乐主要是杂剧与南戏，说唱音乐主要是诸宫调。

北宋时期，杂剧既是各种伎艺（如滑稽戏、傀儡、皮影、说唱、歌舞、杂技、武术等）的泛称，同时又是专指一种戏剧表演形式。南宋时，“唯以杂剧为正色”，杂剧在各种伎艺的表演中，已处于主要地位。宋杂剧已初步形成角色体制，并且将歌、舞、剧三者汇合起来，但在演出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伎艺杂陈的非戏剧性的表演。金、元时期，杂剧已发展成熟。元杂剧所用的音乐称为北曲。元杂剧的剧本十分严谨。一本通常分四折（可加“楔子”）。元杂剧音乐的特点是每折用一个套曲。每套由若干同宫、同韵曲牌联缀而成（最少者3支，如《追韩信》，最多26支，如《魔合罗》）；每套套尾必须用煞尾、尾声；可在折首、折间或折尾，间插一至二支曲牌作“楔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载有北曲553支。著名的元杂剧作家与剧目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

南戏始于南宋初，因发祥地在浙江温州，故又名温州杂剧、永嘉杂剧，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南戏所用的音乐称为南曲。南戏全本分多段，每段称一出。南戏音乐的特点是每出不限用一个套曲，每套之间过场可使用一些集曲，但这些集曲不在套曲之内；每个套曲不限用一宫，可由两三个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每出可以有大段抒情性唱段；煞尾可有可无。南戏音乐中吸收北曲，组成了“南北合套”的音乐艺术形式，丰富了其音乐的表现力。《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载有南曲1442支（包括集曲），著名的南戏剧目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等。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宋时用鼓、板、笛伴奏，元时加用了琵琶等弦乐器，故又称为“弹词”、“弹唱词”。诸宫调的曲调主要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初赚词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诸宫调的结构形式是由若干短套联缀而成的长篇。各短套是由不同宫调系统组成。因此，诸宫调的体制宏大，曲调丰富，对后世戏曲与说唱音乐的发展，颇有影响。诸宫调音乐各短套的曲式结构主要有四种：独立的单曲；同一曲牌双叠、多叠后加尾；换用多首同宫体系内不同调式的曲牌相接，后接尾声组成；缠令中加上缠达的曲式结构。金代董解元所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作品中运用了14个宫调，151个基本曲调，加上部分曲牌的变体，共444首曲子组成。是现存宋、金时代诸宫调作品中保存了完整歌词和部分曲调的一部大型说唱音乐作品。

明、清时期，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乐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戏曲音乐方面，在宋、元戏曲音乐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形成了以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为代表的四大声腔，当时声腔与剧种的名称是统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明代著名的四大剧种。从声腔的意义来看戏曲音乐，明、清以来的戏曲声腔体系可分为四类，即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这四种声腔开创了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新的局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新兴发展起来的皮黄腔剧种京剧，其程式之严格、剧目之丰富，名家派系的发展繁荣，艺术形式之完善，堪称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具有中国“国剧”之称誉。

说唱音乐在元、明词话的基础上，发展出北方大鼓、南方弹词，又有各地道情牌子曲、琴书、时调、小曲等，充斥于茶馆、书场、集市、庙会，以及田间地头，成为拥有最广大听众的一种民俗文化。

民间乐种自明、清以来，由于其演奏与民间传承习俗的密切关系，各类不同的乐队组合形式与音乐品种，遍及我国南北各地。以其乐队组合形式来类归，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别：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锣鼓乐。著名的乐种有十二木卡姆、西安鼓乐、东北鼓吹乐、河北音乐会、江南丝竹、十番鼓、十番锣鼓、福建南音、潮州弦诗、广东音乐、云南洞经、土家族打溜子、山西威风锣鼓等。

明、清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琴谱、琵琶谱得到刊刻流传，推动了古琴音乐、琵琶音乐民众化的流通与发展。见于记载的明、清时期的刊刻琴曲就有300多首。明、清以来，著名的琴曲有《平沙落雁》、《渔樵问答》、《良宵引》、《水仙操》、《龙翔操》、《梧叶舞秋风》等。著名的琵琶曲有《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将军令》、《夕阳箫鼓》、《月儿高》、《平沙落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