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开辟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卢梭

柳鸣九

卢梭（1712-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生。他的出身和生活经历比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较为接近人民，因而思想也更为激进。他是封建社会愤慨的抗议者。他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他的论著成为激进民主派的精神向导。

一

卢梭于1712年6月28日生于日内瓦一个小资产阶级钟表匠的家庭。他的祖先是法国血统，信奉加尔文新教，为逃避天主教的宗教迫害，在十六世纪中叶移居日内瓦，并取得了“公民”的资格。他在这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新教的中心城市度过了他的童年，对它感情很深，他一生都以“日内瓦公民”自诩。

他自幼丧母，父亲对他从不束缚和管教，对他的教育不外是和他一道读文艺小说。父子两人读起来往往通宵不眠，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燕子呢喃的时候。卢梭在他童年时代所读过的大量书籍中，最喜爱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后来回忆说，那些古代的历史人物，使他“形成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以及不愿忍受奴役和束缚的骄傲性格”。

卢梭很小就寄人篱下，十四岁被迫外出谋生。他在店铺里当过学徒，受尽了老板的折磨。但这不仅没有使他不羁的性格就范，倒是更激起他的反抗。一次，他到郊外游玩，乐而忘返，最后城门已闭，他不愿意回去受东家的惩罚，决然不辞而别，离开了日内瓦，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这时，他还不到十六岁。

他流浪过很多地方。因为衣食无着，他被送进都兰的宗教收容所。天主教会用哄骗和逼迫的办法使他改变了原来对新教的信仰，成了天主教徒，但他一生对天主教都很反感。他在店铺里当过伙计，后无缘无故被赶走；他做过贵族家庭的随从，不久，他宁可与流浪汉到自由天地里去游历，放弃了向上爬的前程；他进过宗教学校，实在不能忍受那种“监牢式的生活”，于是一走了事。他在流浪中，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亲眼看到农民是如何受压榨，平民是如何被损害，从统治阶级横行霸道中，痛感在那个社会里“强权即公理”；他在受苦的生活里，受尽富贵人家的白眼和虐待，却得到劳动人民的照顾和帮助，深切体会到“在人民中，纯朴的感情到处可见，而在上等阶级里，只讲利害与虚荣”。所有这一切在他心里“种下了反对不幸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根苗”，使他后来在自己的论著里对这个时代、社会发出了激忿的抗议。

他流浪生活开始不久，就认识了瓦朗夫人。每当遇到困境，他便去投靠她。从1732年起，他先在尚贝里地方瓦朗夫人的家里过了几年，学习了音乐，成为音乐教师。1736年，他们又移居到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小村庄沙尔麦特，在这里，他广泛学习了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系统地钻研了唯物主义哲学。他特别喜爱当时刚出版的伏尔泰的《哲学通讯》，他说：“这部作品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热情”。他还参加田园劳动，在葡萄熟了的时候，与农民一起分享收获的愉快。他常年生活在山区优美的景色中，培养了他以后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很动人的对大自然的美感。

1742年，他前往巴黎，口袋里带着他所发明的音乐简谱法。他把简谱法呈给法兰西学士院，学士院被保守迂腐的学究所控制，完全否定了他的发明创造。他谋得驻意大利使馆秘书的职务，不久又因与上司不合而丢了饭碗。他回巴黎后，以抄写乐谱为生，同时，应狄德罗、达朗贝之约，替《百科全书》写音乐方面的稿子。他和狄德罗友谊很深，狄德罗被捕入狱，他上书要求释放，并声称愿意陪同过监狱生活以示抗议。1749年，在从巴黎到范塞纳监狱去探望狄德罗的路上，他看到第戎学院公开征文的广告，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去应征，中选后，他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法国。1755年，第戎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公开征文，卢梭再一次撰文应征。他的论文虽然没有中选，但出版后影响更大，这就是他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不仅在这两篇文章里表现了骇世惊俗的激进思想，而且在生活为人上，也表现出独立不羁、与贵族统治阶级不同流合污的反抗态度。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占卜师》（1752）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国王要亲自“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以后敢于讲人格独立、主张公道的话”，而不去接受。他非常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从1756年起，隐居到巴黎近郊的蒙特莫朗西森林附近，直到1762年。在这里，他发表了他的《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1758），出版了《新爱洛伊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三部重要的作品。也是在此期间，他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落落寡合的性格，使他与狄德罗以及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产生裂痕；他因对戏剧意见不一，和伏尔泰、达朗贝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他的为人和论著，早为统治阶级所嫉恨。1762年《爱弥儿》出版后，大理院下令焚烧，并要逮捕作者，卢梭不得不逃往瑞士。瑞士当局同样下令烧他的书，他不得不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卢梭是上帝的敌人，他在莫蒂亚又无法容身而不得不流亡到圣彼得岛。管辖该岛的伯尔尼政府命令他离开，他又被迫到英国去找哲学家休谟。在封建政府和反动教会迫害下，卢梭的精神受到莫大的刺激，几乎失常。他到英国后不久和休谟发生了争吵，只好化名回到法国，长期在外省各地辗转逃避，直到1770年才重返巴黎。在这漫长的逃亡生活期间，他发表了他多年编成的《音乐辞典》；为了答复反动派的攻击和污蔑，他写了《山中来信》（1764），这更引起了教会对他的嫉恨。从1765年起，他着手写他的自传《忏悔录》。

卢梭的晚年是孤独、不幸的。他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严密的监视。在街上，贵族的车辆故意去撞他或溅他一身泥。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完成《忏悔录》之后，他又写了自传的续篇《漫步遐想录》。1778年7月2日，他悲愤的一生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794年，他的遗体在隆重的仪式下移葬于巴黎的先贤祠，在伏尔泰墓的旁边。

二

卢梭的理论著作是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著猛烈地抨击了整个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时，从理论上回答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和政治方案，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因而，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卢梭的理论著作数量不少，主要的有以下几部：

《论科学与艺术》（1750）是卢梭第一篇重要的论文。它是应第戎学院公开征文而写的，对征文的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给了完全否定的答复。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第二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何以“有害”。

这篇论文笼统否定科学与艺术，缺乏科学的具体分析。但它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一切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当卢梭一笔否定科学与艺术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向统治阶级的文明，指向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虚伪的谈吐、华丽的词章、轻佻的文学艺术。他认为这些文明掩盖了社会的罪恶，在文明的“虚伪的面幕”下边，是“猜忌、恐怖、冷酷、戒备、仇恨与奸诈”，而这些文明又“束缚人们的精神”，“不断强迫着”、“命令着人们”“遵循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私有制产生以后的文明，其作用就在于“把花冠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从根本上清算了包括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整个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卢梭热情赞颂劳动人民的朴实自然，他这样说：“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卢梭这篇论文中对统治阶级文明的批判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给他以后的论著和创作定下了激进的基调。

但卢梭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中去找寻产生文化的根由。他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他把社会意识、道德文明视为造成社会罪恶和历史倒退的原因，根本颠倒了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习俗决定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关系，因而，他的论证就不能不陷于矛盾，并且不能看到进步的科学艺术与统治阶级文明的根本区别。

卢梭的《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1758）重复了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的基本思想。达朗贝在替《百科全书》写的《日内瓦》一文中，对这个城市自加尔文新教占统治地位后禁止演戏表示惋惜，并且建议日内瓦政府修建一个剧场。卢梭对此表示反对，就写了这封有名的信。他完全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认为戏剧作品对道德风俗毫无好处：悲剧刺激人们的感情，喜剧培养讽嘲的情绪。他以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的作品为例，偏激地加以指责。在他看来，戏剧作品已经是要不得了，如果修建剧场、上演剧本、演员出现在街头，那就更会带来奢侈淫逸的风气，引起社会道德沦于败坏。他主张以健康有益的娱乐代替演戏，如像全民节日的庆祝活动、乡村婚礼中的舞会等等。卢梭对戏剧的偏激观点，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认为戏剧可以提高道德、加强理性的观点是抵触的，这一次争论，引起了卢梭和他们关系的破裂。

三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是他理论体系的核心。这部论著以其所提出问题的重大和论述的深刻，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论著的第一部分里，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状态当作人类的黄金时代加以描绘。在他看来，那时因为没有私有制和不平等，人类生活简单、思想纯朴，还不知道什么是“恶”，只有“本能的同情心”，因此，和平共处，没有争斗。同时，卢梭把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文明人”和“原始人”进行对比，认为人类在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有了“不平等”和“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就变得虚伪、罪恶。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社会加以理想化，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一方面说明了他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看，另一方面正表现了他对阶级社会的否定和批判。

论著的第二部分，指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卢梭说：“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出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那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卢梭认为，由私有财产就产生贫富差别，富人和强者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就制造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国家和政府，就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平等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奴役”和“压迫”。卢梭把私有财产的产生称为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而国家机器的出现，又使人类不平等更为加深，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专制的形成、暴君统治的出现，这是不平等的顶点。在这里，卢梭对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责在暴政之下，不再有美德，也没有诚实可言，而只有奴隶们“极盲目地服从”。

卢梭在考察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时，运用了辩证的方法，得出了深刻的结论。卢梭把生产力有了发展、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不平等的产生看作是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否定了人类的自然状况，同时也是退步。而文明每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在这个过程里，人类社会为自己建立的各种制度，就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对立物。卢梭举例说：“人民设立封建领主是为着保护自己的自由”，但这些封建领主后来又成为了人民的压迫者，最后形成了专制暴政。在暴政面前，人人都是奴隶，一切个人又成为平等的成员。而且，专制君主既然可以用暴力进行统治，同样“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可以支持他，暴力也可以推翻他”，这样一来，暴力统治的不平等又转变为使用暴力的平等。卢梭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称赞它“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610]

卢梭写作这部书带有很明显的启蒙意图。他说，他要“戳穿一些人的卑劣的谎言”，他以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的对立面。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以后不平等就是天经地义的宗教思想，批判了自由可以转让的封建理论，他论述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和奴役的合法性。他把矛头指向那些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神圣的事物和原则，他根本否认贵族世袭制是“神圣的永恒的权利”，指出它只是不平等产生后的一个“恶果”；他剥去统治阶级加在专制制度上的“天赋王权”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指出那是不平等的顶点，最违反“善的观念”“正义的原理”，并且论证了“以暴抗暴”原则的合理。所有这些，就给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因此，卢梭这部论著是反封建专制的启蒙和号召，它后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高潮中，马拉就曾在巴黎的街头宣读过这部论著。

卢梭在这部著作里固然写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77]。他的研究不是以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而是从抽象的人性本能出发。他声称：“必须从人的性质本身来推论”，他用人的本能来解释私有观念的产生，又从私有财产产生后人性的恶性发展去说明阶级社会中种种纷争和罪恶，这样，他所描述的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就成为了一部“观念决定观念”的历史。

四

《社会契约论》（1762）是卢梭为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政治方案，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社会这个矛盾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讨论的课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进一步在《社会契约论》里系统地阐述他的主张。他与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的现存秩序针锋相对，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认为，为了使人类摆脱不幸，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体，即民主共和的政体。

在提出他这个主张的时候，卢梭批判了强力可以产生特权、奴役天生合理之类的封建法权观念，而认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因而，国家只应该是自由的人民所订立的社会契约的产物，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民主协商的结果。这里，卢梭把“民主”当作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此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相对抗，并且以此作为他共和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以很大的热情鼓吹“自由”“平等”的口号。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利益，号召用暴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恢复自己的自由”。他以自由平等为理想，宣扬他所主张的民主共和政体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在这里，“由于社会契约而人人平等”，每个人失去了“天然的自由”，但得到了“约定的自由”，还“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一切财富和自由”，因而，是一种比人类原始状态更高、更理想的自由平等。卢梭规定国家和政府必须接受社会契约的制约，否则人民就可以予以否决，但如果公民不服从社会契约，国家就有权强迫其服从。卢梭并不否定法律的作用和国家的镇压职能，他认为，背叛了国家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为了加强公民的职责观念，卢梭还主张建立一种“公民的宗教”，规定“对坏人的惩罚”和“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为这种宗教的“积极的教条”。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企图向全人类提出社会政治改革的方案，但实际上，他提出的方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而且，他的方案不仅不解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它肯定了私有制的永恒性。卢梭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还提出“居高位者的一方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而弱小者的一方必须节制贪婪与妄想”、“富而不骄、贫而知足”，正式肯定“彻底平等”在他的理想国里“是不相宜的”。卢梭的主张反映了小私有者的某些愿望，但归根到底，只能导致以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代替封建专制的不平等。

《社会契约论》虽然表现了局限性，但它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的。它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在革命中，成为了资产阶级激进派雅各宾党人的政治纲领，它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都写进了1789年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中。《社会契约论》对美国的独立革命也有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表现了这部著作的精神和理想。

卢梭的理论著作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说理细致、议论精微，不时闪耀出思想的火花。他的笔端饱含感情，有雄辩的激昂慷慨，也有抒情的娓娓动听，在严密的推理中，精辟的见解往往又从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中而出，在风格上呈现出丰富多姿，所有这些使卢梭的理论著作具有优美的散文特点。

五

卢梭主要的文学作品是《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和《忏悔录》。和《忏悔录》同一类型的自传性作品还有《山中来信》和《漫步遐想录》。卢梭三部主要作品的特点和形式各不相同，但都是他宣传和表现启蒙思想的工具，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也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新爱洛伊丝》（1761）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小说借用十二世纪青年女子爱洛依丝与她老师阿卜略尔的爱情故事为标题，写十八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

圣普乐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贵族家担任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发生了恋爱。朱丽的父亲阶级成见很深，不许朱丽和圣普乐结婚，仅仅因为这个青年人不是贵族出身。圣普乐被迫离开。朱丽也被迫嫁给了贵族服尔玛，婚后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过去与圣普乐的恋爱。服尔玛表示信任，把圣普乐接到家里以宾客相待。朱丽与圣普乐朝夕相见，彼此都压抑内心的感情，感到非常痛苦。最后，朱丽因重病而死，死前再次袒露对圣普乐的感情，并要求他教育她的儿子。

卢梭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把这对青年人的爱情表现得真挚动人、合情合理，在卢梭看来，“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但是，封建等级制度阻碍了这一对青年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在这里，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和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对立，并通过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对封建等级婚姻提出了抗议。

在卢梭的笔下，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就其实际条件来说，比他周围的人来得优秀得多，根据卢梭的人权主义原则，他是“完全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的。然而，他们的恋爱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那个社会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朱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卫道者，他根本不从实际的德才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他顽固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平民出身的圣普乐，而强迫女儿嫁给他自己的贵族朋友。由此，卢梭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贵族的头衔有什么实在的价值？他在小说第一卷第六十二封信里作了回答。在这有名的章节里，代表开明思想的爱德华绅士和朱丽的父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卢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彻底否定了整个贵族阶级：

您所引以为荣的那种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呀？它能为祖国的荣耀和人类的幸福做些什么？它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在以它为荣耀的大多数国家里，除了助纣为虐，欺压百姓而外，它还起过什么作用？

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批判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习俗风尚，和小说对瓦莱山区人民纯朴的思想感情、道德风俗的赞美，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卢梭否定贵族阶级文明、歌颂人类“自然状况”的一贯思想，使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不限于狭隘的爱情问题，而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

《新爱洛伊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时期争取爱情自由的一部代表作。它的两个主人公都有某种反封建的精神。圣普乐不承认封建道德，而把自由恋爱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不断向朱丽证明他们的爱情本身就具有“美德的品格”。朱丽的思想较多地受她阶级地位的束缚，因而内心有更多的矛盾：爱情与名誉、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矛盾，等等。但她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接受了圣普乐的爱情。当她那专制粗暴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他自己的朋友时，她对封建家长发出了愤慨的控诉：“我父亲终于把我给卖掉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一件商品，一个女奴！……凶蛮狠心的父亲！”然而，整个小说立足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因此主人公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是很有限的。起初，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爱情；当封建家长逼迫他们时，虽然有人向他们提供了到美洲去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却没有勇气冒封建社会之大不韪，不敢采取激烈的反抗方式离家出走；后来，朱丽成了贵族家庭的“贤妻良母”，以宗教思想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圣普乐也按礼教行事处世。总之，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规范。他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而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看不出这种爱情的前途。

小说的故事在人物的通信中展开，情节进展缓慢。书信体的形式使作者能够让主人公大量倾诉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在爱情不自由、受尽压抑和束缚的处境中的种种痛苦、委屈、矛盾、失望、顾虑作细致的刻画和尽情的渲染，加上主人公缺少行动以及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而作者对瓦莱山区、莱蒙湖畔、克拉朗乡间自然景色的描绘，则又在小说里留下一些清新优美的篇章。

六

《爱弥儿》（1762）的副标题是《论教育》，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全书共分五卷，前四卷分述爱弥儿在婴儿、幼年、少年和青年四个时期的成长，最后一卷，爱弥儿与苏菲结婚，成立了家庭。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社会改革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用的人才，是要防止人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变坏。穷人接近自然状态，“没有进行教育的必要”，而富人则相反，因其阶级偏见背离自然状态，故必须进行教育。卢梭有意识地把爱弥儿虚构为一个贵族子弟，在他的教育下成长，这意味着他把贵族阶级视为一个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而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又是处处针对这个阶级的种种恶习。这表现了卢梭民主主义的思想立场。

卢梭的教育思想体系，同时反映了卢梭的哲学、政治思想观点中的精华与缺陷。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在社会环境里才变坏的，因此，他提出教育不外是“顺乎天性”，让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由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教育的环境上，他使爱弥儿远离城市，住在乡下，让他光着头、赤着脚在大自然中尽情地奔跑跳跃。在这里，爱弥儿整日“和质朴淳浑的农民接触”，和教师一道参加体力劳动，疲倦了就休憩在耕耘了的松软的土地上。在智育的内容上卢梭主张摆脱“奴隶的偏见”，不让爱弥儿读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以免受其毒害，也不用统治阶级的道德礼教去束缚他的思想，甚至不让他玩金、银、水晶制作的玩具，以免形成爱慕虚荣和钱财的心理。在教育方法上，卢梭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认为人的观念只能来源于对客观对象的感知，人的认识产生于具体的经验，因此，他总是通过实物教育、直观教育的方法，使爱弥儿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爱弥儿把窗户打破了，就让他夜晚睡在这屋子里，他被寒风吹醒，自然就会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当爱弥儿不愿意学习地理知识的时候，就让他通过在森林里迷路的经验，明白地理知识的重要。在教育的态度上，对爱弥儿是引导，而不是压制，并且和爱弥儿结成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

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表现了他对人的启蒙主义的理想。他不让爱弥儿成为一个文弱苍白的贵族，而要锻炼出强健的身体，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反对贵族阶级的矫揉造作，要爱弥儿形成朴实自然的作风；他针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奴役，引导爱弥儿崇尚理性、独立思考、决不盲从；他的教育使爱弥儿清除了封建等级观念，“在他眼里，仆人和帝王都是平等的”；他培养爱弥儿的民主思想，使其对普通人“富有同情”。爱弥儿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卢梭一反把儿童培养成脱离实际、完全寄生的人的贵族教育，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爱弥儿，爱弥儿不仅会务农，而且成为一个职业的木工。卢梭所有这些理想和标准，都是以贵族教育、贵族偏见为对立面的。他还强烈反对贵族阶级、反动教会对儿童进行宗教毒害、灌输神的观念，他认为这会使人“走上邪路”、“成为宗教狂”。在第四卷中，他假借一个乡村教士之口，抒发了泛神论思想，这种思想否定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实际上是无神论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为《爱弥儿》一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统治和反宗教的精神，所以出版后，封建政府立即下令焚烧，卢梭也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美其名曰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实是培养驾临群众之上的个人精英，如在第四卷中，卢梭公开提出应该教育儿童“鄙视群众”。第五卷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也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表现了“男子中心论”的思想和妇女应该屈从夫权的陋见。

七

自从《爱弥儿》出版后，卢梭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被恶毒咒骂为“疯子”“野人”。在悲惨的流亡生活中，他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自传《忏悔录》（1778），回忆了从他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彼得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

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卢梭自信他比那些攻击和迫害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因而，一开始他就悲愤地向他的时代、社会问道：“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指卢梭自己）要好！’”

在《忏悔录》里，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继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过东西、撒过谎，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想以这样的叙述说明他著名的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在这里，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他愤怒地揭露那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另一方面，它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也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忏悔录》是以一种坦率的风格写出来的，卢梭这样说：“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卢梭企图以这种坦然的作风，表明自己高于当时虚伪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论的立场上，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来进行剖析，对自我进行热烈的赞赏的。“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5]卢梭所描绘的自我的个性，同样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他为了和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如爱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时也把自己某些资产阶级性当作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他以感情丰富自诩，把感情视为个人行动的动力，把理智视为个人衡量一切、评判一切的标准，肯定自我的活动是独立自主的，以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时，他又把自己一些低俗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动因。他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这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但同时，他又把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意志和兴趣为出发点的“一任兴之所至”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他把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个人尊严作为基本人权来加以捍卫，要求社会以品德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反对等级偏见，在他看来，心地纯洁的妓女，要比王公贵族高尚得多。他认为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时他自己却并不以这些德行来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过东西，诬赖过无辜者，从不负责抚养他的儿女等等。他特别强调人的感情，主张感情的袒露和表现，以他自己这个特点自豪，但他同时又加以绝对化，走向了个人主义的感情放纵。总之，《忏悔录》所表现出来的卢梭的个性，就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个性，这部自传是卢梭人生观的自白，是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个性解放的宣传书，它既表现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显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卢梭在回忆自己生平经历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也作了广泛的描述，给他的时代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素描。他在第二卷里描写宗教收容所黑暗得像监狱，在第四卷里，写农民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在贪官污吏的骚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节里暴露贵族男女的腐化堕落、教士神父的丑恶虚伪，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统治阶级，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忏悔录》里，卢梭常抒写他对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个恶浊的社会里，总是感到厌恶和苦恼，只要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就感到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里昂城郊外过着饥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面对着优美的夜景，完全忘记了贫困无助，竟然自得其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卢梭通过这些叙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号。他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诗情画意的篇章。

《忏悔录》虽然是一部自传，但它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描写，情节生动真实，完全像一部小说，是卢梭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

卢梭的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十八世纪文学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它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把自我提高到超越一切的地位；它重视对感情的描写，整个作品充满一种激情的力量；它还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深沉的热爱，其中有不少情景交融的篇章。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卢梭文学创作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后来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梭成为这个文学思潮的先驱。因此，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说：“卢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卢梭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文艺才能的作家，他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了简谱法，编纂了《音乐辞典》（1767），早年写过歌剧《风流诗神》（1745）和《乡村占卜师》（1752），还发表过一篇著名的音乐评论《论法国音乐的信》（1753），这篇评论彻底否定当代的法国音乐，引起贵族和宫廷对卢梭的激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