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传统与国学

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

专业一点来回答，它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共识、思想认知和人文追求等方面的历史形态，并能为中华文明未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经验参照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认知。

通俗一点来讲，文化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环境的总和，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要素的综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代代传下来的民风民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经验的总和。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区分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传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文化资源，有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消失或者濒临消失，但经过发掘、抢救、保存依然能够焕发出生命力。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刺绣、陶瓷、歌唱等技术、技巧和工艺，经过抢救性的保护，使其能够契合现代社会需求，并植入现代生活方式之中，仍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文化传统则是并没有失传仍在民间流传甚至被遵循的文化习惯，例如节日习俗、民间风俗等，这些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人文环境。我们现在恢复节日、保护古迹、再造善本、复兴国学等，都是努力延续我们的文化传统，恢复传统文化。

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有这么多人口，有这么大区域，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保持这么长时间的统一，只有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而依然团结稳定。是什么把中国人给凝聚起来了？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认同。一个大国，要想发展，要想稳定，必须有一个足以凝聚大家共识的理想信念，才能消弭分歧，才能克服困难。中华民族向往的生活，在《诗经·大雅·民劳》中言为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说，老百姓辛苦劳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小康。如果中国实现了小康，天下就太平了。小康是什么？按照孔子的理解，小康是以家庭为单元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家劳动和付出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用现在的话来讲，小康，就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有饭吃，有衣穿，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简单来讲，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全面实现小康”，就是让中国最穷的老百姓，能够吃上饭，穿暖衣，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梦想，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形成的共同的道德认同和行为认知。对社会而言，它是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最大公约数；对个人而言，它是一个人言谈举止、行为处事的底线。有了基本的价值共识，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方言的人就能坐下来进行对话，建立合作，共同去解决问题。中华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是界定人的属性，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识。就是说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人就会关怀、关心、帮助、支持、尊重、理解、同情对方，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仁，大而言之是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小而言之是举手投足的善良。我们给老弱病残妇幼让座是仁，同情别人的遭遇也是仁，在宿舍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仁。人类要合作，如何才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就形成了义。义是责任、义务，是人之能群的要求，就是一个人按照善良的道德自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礼是人之能分的规矩，人类要群体协作，那就需要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按照个人的身份与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落实到行为上。是主人请别人吃饭，就把大家照顾好；是客人就把来宾应该做的事情做好。每个人都随时随地处在秩序之中，社会就井然有序。智是人之能断。有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要求，有了人之能群的责任意识，有了人之能分的行为规范，自己是不是做到了，他人是不是做到了，就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判断，对其是非曲直进行评价，这就是智，是人之能断的要求。秦汉之后，按照五行的推演，又增加信的要求。人言为信，这是人之能成的关键。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去做事，靠的是他的言行一致，言必诺，行必果，就会得到素不相识的人尊重，也能够获得更好的合作。有了这五个基本的价值共识，中华民族才能够形成道统、政统、文统，弥合分歧，消除对立，跨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成长起来，发展起来。

在这过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民族融合、社会管理、危机处理的经验，特别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员的选拔与任用、社会危机管理、乡村基层治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成为中华民族保持稳定、发展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这些经验是中华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得到实践检验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之所以经历了大分裂而走向大统一，之所以经历那么多磨难而依然自立，靠的是就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去总结，去分析，通过创新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为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学理支持和经验借鉴。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造与创新，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解读。在教育中，能够将经典诵读、文化解读和学生修养融合为一，从知识、能力和修养三个层面引导学生认识、观察、了解、理解、思考、参与客观世界，引导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主要观点、基本思路和价值共识高度认同、全面理解和自觉践行。

其次，结合新的历史要求、文化需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发展，使之能够生动活泼，为更多人所喜欢、接受。例如恢复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活动以来，我们对这些节日中蕴含的齐家、睦族、卫生、饮食等观念习俗有了很广泛的认知，也因此产生了诸多新的活动方式：如清明怀念先烈、先祖，端午举行诗会、吟诵活动，中秋节举行赏月、雅集等活动。有了一个节日的平台，也就使得诸多相关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

重新定义国学

国学是什么？

通俗一点讲，国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性总结。学术一点来讲，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与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总结。

之所以要复兴国学，就在于国学侧重讨论、分析和总结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思理，对其思想、道德、学说、观念和理念进行全面总结，为当前乃至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社会价值的共识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提供学理支撑。

中华民族地域宽广、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丰富多彩，多姿多彩的文化中有一些基本的学理性的内容。例如医学、天文、地理以及建筑中，都重视对阴阳、四时、五行的认知，对天干、地支相互关系的思考，在建筑、服饰、艺术等方面则重视对称、平衡之美等。这些蕴含在多样文化形态中的学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认知，也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思维习惯。我们要创造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对文化形态中蕴含的内在学理进行深入分析、系统总结，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客观、理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比如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如何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如何处理好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社会阶层有序流动、如何形成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如何实现富国与富民之间的平衡、如何形成合理有序的社会管理体系等，这些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民间治理以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传承，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验借鉴。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大文明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断了，古印度文明大约消失于公元前1000年，两河流域文明衰落于公元前224年，古埃及文明灭亡于公元303年。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了五千多年没有中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仔细去思考，中华文明是如何兼收并蓄、包容并举而不断壮大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而不断发展的？

文明是体现在人类演进过程中的民族意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科学知识以及技术水准等要素的总和，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与自我认知的总结。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和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交合作用的产物，文明的产生环境和萌发过程，不仅决定了这种文明的根本特点，也决定了其后续发展的整体走向。

了解中华文明，我们会意识到：政治理想的长期稳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完善，使中华文明选择了内敛式的政治文明，即不断完善政治文明，不断调整经济体制，不断吸纳外来文明，以实现《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去追求大同理想。在这种以内部调整为动力的文明传统中，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不是依靠外部的掠夺和占有，而是依赖于内部体制的自我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自我完善，来渐次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种内敛的政治文明，伴随着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科技知识，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向外扩张，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文明圈。

不知过去，无以图未来。如果把中华文明视为传统之江河的话，那么，我们正处在河的中下游，就必须了解这条河从哪里起源？流经何处？我们同饮的一江水，究竟是怎样的成分？我们所理解的国学，正是基于文明史视野中对中华文明的观察与反思，试图从中寻找到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学说资源、研究方法，总结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命题、基本学理和观察视角，勾勒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模式和历史经验，以此作为我们面向未来的思想基础、学理支撑与经验总结，成为我们在世界文明激荡中站稳的基石。

国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总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一切习惯与经验的总和。文化会因地域、文明、宗教与生活环境的不同，形成群体差异；也会因个人经历、教育和心性修养的不同，呈现出个体差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经验与社会认知，体现在物质形态、精神文明、政治体制、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等多个维度之中的文化特征。

国学主要侧重于讨论、分析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精神、观念与方法等。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寻找到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养分，寻找到活在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些思想和观念。大而言之，让中国在科技进步中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以致无所适从；中而言之，让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不要失去价值认同，以致一盘散沙；小而言之，让我们不会因为现代文明而失去文化基因，以致自我迷茫。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学是中国的学脉、文脉，更是中华文化的气脉、命脉。了解国学，研究国学，传播国学，不是要因循守旧，而是要推陈出新，去芜存精，吸收前人的智慧，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我们现在的发展提供参照，为我们未来的走向提供滋养。

作为思想体系，国学存在于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如《周易》《老子》《论语》《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坛经》等，承载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人人关系、身心关系和人神关系的理解，构筑了中国思想的根基，成为驱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和自新的内在动力。

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沉浸在中华文明进程之中的习惯、认识和价值判断，体现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作为文化传统的精髓绵延不绝，有些直接深入到我们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和生活态度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作为学术方法，在国学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如版本的考订、目录的编纂、校勘的方法、辨伪的原则、辑佚的实践、训诂的使用等，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无数学者的总结后，成为研究文献典籍、理解思想学说、学习文化观念的基本手段。

作为文献形态，我们要把经、史、子、集放在不同的层面上去考量：经学的立意在于思考社会共识、天下之事与人类命运；史学着眼于阐释一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侧重于观察一家、一国、一族、一区、一事之变迁；子学致力于解说各家观点，以某一立场阐释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的思考；文学的立足点是传达一己之情绪、个体之感受，抒写人同此情、情同此理的人生体验。文献学上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和排列顺序，大致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考在其中，体现出由天下至于家国、由群体至于个人的关照视角，我们阅读古代经典，正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四部文献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讨论的国学，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立场的思考，是按照文献处理方法、学脉传承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而进行的，进入到经典阅读和学术研究的语境中，按照传统学术的理路观察、思考和处理传世文献，结合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更为有益的探索，沉浸其中，超乎其上，守正出新，后来居上。

儒学的修为

儒学能够成为指导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的学说，不仅在于它的理论形态与帝制体系之间的契合，更在于它的思想倾向和精神追求符合士阶层的文化心态和人文理想。因而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载体，不仅成为士人修身治国的理论基础，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价值取向。

儒学思想的优点是人本意识浓厚，缺点在于这种人本的关怀是建立在怀古情绪之中的。孔子一直对周朝制度的衰亡和解体带有伤感，因而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使命，而《诗经》《春秋》《仪礼》恰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一政治变局之中，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便不由自主地把孔子对周制的怀念注入进去，使大家觉得天下大乱，是因为违背了周制。那么周制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文王、周公，他们又继承了尧舜等的治国经验。这样，先秦乃至秦汉儒生逐渐勾勒出三代治世的图景，并将这些图景作为一种理想，希望现实中的君臣以三代圣君贤臣为榜样，以仁义、礼乐治国，逐渐演化成了王道政治理想。王道思想将建立“小康”“大同”社会作为理想，将圣君贤臣作为治国模式，讲究“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途径培养一个个健全的个人，而后参与到家、国政治体系之中，通过均富、安民、礼乐教化等建立起一个上下合同而有序的社会形态。

儒家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参与政治、融入社会、改变人生的意识。可以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听说有人要用他，就不免心动。《论语·阳货》中记载公山弗扰、佛肸招孔子，孔子想去，而为子路劝阻的事情。建立在这种强烈致用心态上的儒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强烈地关注现实，渴望参与政事。孔子弟子中的子贡、冉有、子游等都曾入仕，秦汉之际，孔子后裔孔鲋直接参加陈胜的起义。汉代以后，儒生可以直接通过察举、科举等制度参与政治，因而经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儒学的传承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儒学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的是天下按照治道运行的时候，礼乐等制度的建设和征伐等政令的发布都出自天子；无道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大夫不尊天子，自行发布政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下层百姓的议论。大家注意，在孔子看来，庶人议政是合法的。因而在《论语》中，有很多议论、批评朝政的话，如季氏伐颛臾、冉有等人聚敛等，都引起了孔子的评论。

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定位：第一，先秦儒家认为君臣之间并非隶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郭店竹简《语丛一》里说的“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这种带有遇合色彩的君臣关系，能够使士人从旁观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的得失，因而形成了独立的士人舆论。但在汉代以后，随着士人逐渐变成文吏或官员，其政治批判的客观性遂有所削弱。不过历史形成的“清议”思潮，如东汉晚期的太学生、明末东林党人的政治批判，正是这种旁观视角的延续。第二，儒家学说的理想性。我们说儒家思想长时期为大家所公认，正在于其所设计和描述的“思想图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渴望实现而未能实现的。这种带有完美色彩的图景在成为一个民族公认的理想追求时，便成为融合族群、调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历代帝王都将之作为目标。这就使儒学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成为现实政治的参照，因而士人常以经书的描绘来比照现实政治，从中寻找批判的理论依据，从而引经据典来讨论政事，这成为中国士人的话语传统。我们在这里提出士人，是因为他们不仅熟知经典的描述，而且也具有参与现实政治的可能性，更具有担负这种建设的责任感。

儒家思想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始终坚持通过士人的培养，引导人人向善，在改变自我的同时，去改变社会的风气。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提倡随时随地学习，向周围每一个人学习，选择那些著名的人物、完善的道德、善良的行为和深刻的思想，去学习、去领悟。“善”，无论在儒家学说还是在道家学说，均指代最高的德行和最美的境界。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的每一步努力都应该向善靠拢，思想修炼也好，行为校正也好，都应把“尽善尽美”作为自己修身的要求。人生不光是做事，更重要的是做人；学习不光是学知识，更是学修身。《荀子》开篇就是《劝学》，认为人要在后天努力中不断学习，通过礼乐熏陶，通过严格要求，把个性中恶的东西抛弃掉，才能成长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那么，怎么去学习呢？要坚持不懈。《荀子·劝学》又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成功之道就是要勤奋、要坚持。孔子概括说，对知识的学习，要“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习”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鸟反复学飞”，要反复来练习、来温习。在德行上的修炼中，要做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论语·季氏》）。说人要成长，要交三种朋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就是要与正直、宽容、博学的人交往。正直的人清澈透明，心机纯正；宽容的人胸襟博大，宽和容众；博学的人博通古今，视野开阔。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格局。而与那些脾气古怪的人、性格柔弱的人、阿谀奉承的人交往，心胸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心理越来越阴暗，行为越来越懦弱，久而久之，一生就被毁掉了。因此，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论语·里仁》）看到好的行为，首先要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到，看到不好的行为，应该反省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举动？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品德不好时，会不屑一顾，甚至嘲笑。但孔子说，看到别人的错误时，我们要感觉很悲伤，来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是如此，以此警省自己。

学习、修身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儒家培养君子的基本手段。通过学习，人可以掌握很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的哲理；通过修身，则可以把这些经验和哲理变成自己的行为。虽然“至善”不可能立刻实现，但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去追求，就会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至善”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实现，但如果大家都向着完善完美的境地努力，我们的社会就会一点点地好起来。儒家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来作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道德行为的实践者。这样的大丈夫才是一个社会的脊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社会上的人都是充满仁爱的人，善于学习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中，就少了很多的罪恶，少了很多的灰暗。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就是道德充实所形成的铮铮傲骨和伟岸气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是所有人心中期望的理想，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品格伟人和道德完人。这种傲骨来自于理想人格的坚持，这种气度来自于仁爱精神的宽广。这些精神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尊敬自己的老人，然后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先做家里的榜样，再做天下人的榜样。把这种思想和行为推广出去，就可以治理天下。在儒家看来，修养身心的目的，除了完善自己的品格，更要把内心的仁爱、善良施于周围的人，广施于天下。

儒家的修身治国思想，彰显了他们的宽容、博大和严谨。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让别人去做。我们反过来看纵横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想办法让别人去做。一比较，做人的境界和高下就分出来了。孔子又主张：“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即使自己不能顺利发展，也不要抱怨。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自己没有怨言，国家怎么样自己也不埋怨，不愤世嫉俗，默默地去建设它，去改变它；在家也是如此，不要发牢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家庭琐事。二是要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自己治家，家人不埋怨我们；自己行政，国人也不埋怨我们。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世事洞晓，人情练达，就可以去治理天下了。

儒家强调的修身，是以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德行，通过修身把知识和德行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进而推广到自己的家庭中，推广到社会中，进而担负起建设国家和服务社会的使命。儒家的智慧，在于深沉的自我坚持，坚贞的自我修炼，看起来不聪明，却是成就事业的第一步。一个人只有自我修养到一定的境界，才能把个人的价值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修养作为事业发展的开端，把天下人的德行培育作为学说的立意，鼓舞并激励人人向善，人人进取。这种刚健不息、勇于进步、不断完善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只有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前赴后继，才能够战胜所有困难，实现至善至高的理想。

坚持学习和修身，是为了达到“内圣”；注重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顺畅，是儒家“外王”之道的立足点。儒家把社会归结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类关系，并规定出各种身份的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来保证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比如说，用忠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用孝来处理父子关系，用和来处理夫妻关系，用义来处理兄弟关系，用信来处理朋友关系。

儒家认为治国之道是国、家和身三者统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族是由一个个家庭作为单元构成的，国家是一个个家族构成的。儒家从培养一个个体入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家族先要内部和谐。一个人在家族内部能够给妻子做榜样，给家庭其他成员做榜样，能跟家族成员处理好关系，这样的人将来参加工作，才能够跟同事、领导处好关系。把对长辈的“孝”和对国家的“忠”联系起来，把家里兄弟之间的“悌”移作外面朋友之间的“义”，在家里先做一个好孩子，在工作上做一个好职员，然后才能做一个好领导。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首先要注意实现每个家庭的和睦，一个个家庭关系处理得好，社会才会稳定。中国古代为什么愿意去表彰那些贞妇、孝子呢？就是用榜样的力量，宣扬一种道德，弘扬一股正气，这些正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儒家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善于理政的人，能够让老百姓富足起来；善于理国的人，能够使民心向善。为了引人向善，儒家主张兴教育：“兴国之本在教化，教化之本在学校。”让国家振兴，首先就要振兴教育。那么，振兴教育的根本在哪呢？在学校。所以，儒家从培养人开始做起，试图一步一步地把社会上所有的成员和公民，都培养成为心智完善、知识丰富、修养良好的人。百姓文质彬彬，国家没有理由不文明；百姓富足了，国家没有理由不富强；百姓拥戴政府，国家没有理由不稳定。由内圣到外王，由个体到整体，一家一邦地向善，最终达到天下大治。

道家的超越

道家追求超越。“越”，就是说比一般的社会人站得高一些。孔子评判人，是看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孟子、荀子都是看是性善还是性恶，这多是从品德的角度来衡量人。道家不屑于这么看。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与天一样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同生于道，道什么样呢？看不见，摸不着，就是一种浑浑沌沌的状态。道法自然，人的本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天性了。

什么是天性呢？就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逍遥洒脱。在老子、庄子看来，人生活在世界上是非常受累的，真正要想保持自己的性情，就要超越现实。因此，道家提出要退守、要沉默、要虚空、要安静。儒家讲“智者乐水”，智慧的人像水一样，遇到障碍聚集，顺势就流走，放在什么容器里就形成什么样的形状。道家也讲“上善若水”，但肯定水的时候不是看到水的变化多端，而是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万物都离不开水，水滋养万物但不去争功。儒家看到水的变化和智慧，道家看到的是水的德行和深沉。

儒家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道家却认为人应往低处走，像水一样，要做退守之道，无为而无不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去改变别人，也不要轻易改变自己，更不要妄图去改变世界，因为天下万物自有它存在的道理。人生下来的时候，像赤子一样天性纯真，为何后来变得那么复杂？就在于后天的异化。因此要顺应自然，努力保持赤子特有的淳朴纯净。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不要轻易扰乱百姓的生活，今天让他们修梯田，明天让他们退耕还林，朝令夕改，会让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君、政府清静无为，让天下的老百姓像禾苗一样自然而然地成长，天下必然和谐。

在儒家看来，培养人就能改变社会，而道家认为，培养人不一定能改变社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在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了另一个东西；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也是得到了另一个东西。因此，不要过分地强调是得还是失。人的德行也是如此，培养了伦理意识，开始强调远近关系，就失去了纯真的性情。万事万物都存在一个度，存在一个相反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老子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委曲的事物容易保全，弯曲的东西能够直立，低洼的地方才能装满，破旧了才能更新，少欲就能多得，多思就会迷惑。因而，与其不停地培养民众，倒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对于理想，儒家比道家积极；对于现实，道家比儒家看得透彻。儒家看到的都是社会阳光灿烂的一面，道家看到的则是社会中相对灰暗的一面。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偷一个东西的人被杀了，盗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做了诸侯。这种思考源于道家朴素的辩证思维。老子便说：“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真正正直的人和事，看起来像是弯弯曲曲的样子。树要参天，发芽要曲。真正的正直，不是鲁莽地争执，而是忍辱负重地坚守正道。真正智巧的人看起来笨笨的，实际上智慧是在心中；反倒有些人的聪明是写在脸上的，只是小聪明。真正会说话的人话非常少，反倒不会说话的人整天唠唠叨叨。老子在几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世事洞晓。老子还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就是，真实的话听起来不美，美的话听起来不真实。批评的话、实事求是帮人分析的话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华美的，有时候甚至听起来很刺耳。所以，我们习惯说美言，而宁肯少说信言，不肯冒这个险去得罪别人。

道家虽充满大智慧，但总体上来说，他们是反对才智的。道家认为，社会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夺、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杀戮，原因就是才智创造了财富，有了财富大家都开始抢夺，从而人心不古，秩序开始紊乱。老子说要“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就是不要有这么多引人非分、使人算计的聪明。但是，老子一方面反对这些智慧所带来的罪恶，另一方面却强调人要讲智慧，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一个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最无法超越的也是自己，而站在自知的基础上去认识别人、改变社会就更难了。与其如此，不如退默，不如守拙。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不要去骚扰别人，更不要用语言去教育别人，而是要引导他自觉去顺应自然，体悟大道。

正因为道家看问题的境界比常人高，它是在追求一种精神的自由和超越，而对社会的关注又少，其后的道家就慢慢地开始远离现实，开始更关注心灵的修炼和心性的调养。战国时期，庄子注重的是精神的超越，杨朱强调的是肉体的保全，列子追求的是羽化成仙。这些思想后来逐渐进入到道教中，建构了道教最基本的理论体系。

道教和道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顺应自然的，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自然运行的结果，人应该顺应而不应该改变；而以杨朱、列子为代表的道家，却试图通过养生、全形延长生命，是反自然的。后来的道教正是在杨朱、列子的思想上继续发展，建立起了一套养生理论体系。

这套养生理论是以丹道理论为基础的，包括外丹学说和内丹学说。外丹就是用各种矿石炼制成所谓的金丹，配以服食之法，来保养身体，延长寿命。内丹学说是一种调养身心，讲究性命双修的理论，要求修炼者先要修德养性，然后配合以调息、行气之法，以身体为炉，以精气神为药，在体内形成金丹，以全养性命。

内丹学说形成很早，《庄子》的“坐忘”“心斋”，便是心境的修炼。屈原的《远游》说：“入见王子而宿之兮，审一气之和德。”已经有了调息的记载。调息就是通过调整呼吸来行气。后经过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司马承祯《坐忘论》等阐述，内丹学说逐渐完善起来，成为中国气功理论的基础。

内丹学说以精、气、神为三宝，认为人是由精、气、神组成的。先天的叫元精，至清至精，如赤子；后天是浊精，由欲念而产生。人要长生，需要保持元精不散不浊，摒弃后天欲念导致的浊精。怎么办呢？要归于“虚之极，静之笃”，保持虚无的状态，把自我忘掉。这时，一要自然，把自己化到自然之中，清静无为，不要多想，闭目养神，做到人与天地同体。二要自如，让自己彻底放松，仿佛天地万物与我为一。这样就能抵制外在的诱惑，做到至清至纯。

道教认为，气分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先天之气不是用肺呼吸的，后天的气是用肺呼吸的。小孩在孕育之中不用肺呼吸，这类似于所谓的先天之气。先天之气浑然一体，可以滋养元精。神也是分先天神明和后天认识的，神藏于心，气藏于肺，精藏于丹田。先天的神明好清喜静，可以不通过眼睛观察，不通过耳朵谛听。内丹练气化精，炼精化神，炼神还虚，洞识天地万物之玄理，达到“一纪飞升”，从而延寿长生。

道教的修炼，常人很难完成。首先，修炼讲究法财侣地。法财，指的是要有充足的经济保障，所以古代炼丹的大多都是富人，或者是得到富人支持的人；侣地，指的是要有一个很清静的地方，修炼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最忌讳惊惧，否则容易走火入魔。其次，修炼的过程十分繁复，要百日筑基，先静坐一百天；炼精化气，运行小周天，要十月养胎；炼气化神，是把修炼的内丹回来滋养身体，要三年哺乳；练神还虚，达到练虚合道，要九年面壁。这些繁琐的过程，我们想想可以，恐怕没有能力可以做到，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既不能长生，更不可能成仙。

佛家的超脱

佛家讨论离开尘俗的、看破尘俗的超脱。我们可以选用七句话来概括佛教的内容。

第一句是“一切皆为虚幻”。佛家认为，人可以感知的东西都是假的。佛学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坐在菩提树底下苦思冥想，思考了很长时间后豁然开朗。他在想什么呢？在想人苦难的根源是什么，人怎么能够解决苦难。最后他发现，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从空间上来说都是渺小的，从时间上来说也是暂时的。这和庄子的学说有点相似，比如说寿命，《庄子·逍遥游》里讲，有的人活八百年，有种树活上千年，长不长？的确长。但也有动物朝生暮死，也有花朵朝开暮落，短不短？的确短。但是同样都有结束的时候，最终都归于寂灭。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无论多么漂亮的女子，多么有才情的公子，多么强的权势，多么富足的荣华，最后哗啦啦全完了。《桃花扇》最后也是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当年辉煌之时，宾客满座，胜友如云，到最后都会消失殆尽。所以，人的一生活一百多岁也好，活几十岁也好，都不过是暂时的存在。佛家正是看到了眼前拥有的是虚幻的，任何外在的名利、富贵、美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今天拥有的东西明天可能拥有吗？前半生拥有的东西后半生可能拥有吗？不一定。世上没有不变的幸福，也没有消失不了的痛苦。一切都是虚幻的。既然一切都是虚幻，何必执着于那些与自身无关的名利、富贵、财货，要好好珍惜当下的幸福，不要有非分之思，不要过分贪婪那些乱七八糟的虚妄之事。

第二句是“人生是无边的苦难”。佛家把人生看透了，把人世看穿了。他们认为人生在世都是因果报应，现在做好事将来是好的报应，现在做坏事将来是坏的报应。对今生来讲，一个人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一生都是避不开的痛苦。这样一来，佛家一下子就把人生看破了：既然人生是虚幻的，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人生注定是不停地痛苦，所以何必改变？既然没有必要改变，又无法改变，那怎么办呢？就要看穿人生，看破人生，看透人生。《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要不断超越困难、克服困难，才能取到真经。我们从佛家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他克服了八十一难，无非是完成了一个轮回。唐僧本来就是金禅子，是十世修行的高僧，最终回归佛门。他那三个徒弟，对他们来说克服这些困难或不克服这些困难，都不影响他的生死寿夭，克服了困难，无非是消除罪孽，遁入佛门，也是以修炼来完成轮回。既然如此，就要看淡困难、看破虚幻、珍惜眼前的幸福快乐。

第三句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颜色的“色”、女色的“色”，它是指所有的景象、所有的幻象，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摸到的、吃到的、闻到的所有。而这些，都是暂时存在的，他们的美丽也是虚幻的，都是心里面生出来的。所有的期望都是心生的，空是所有形象的本原。我们觉得这东西贵重，那是心里面觉得它贵重；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贵重，那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看到它的价值。所以，境由心生，心生万象。我们举个例子，商朝的货币是贝壳，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像指甲盖那么大的贝壳。商朝人在中间钻一个眼，拿着当钱花。我们去殷墟的墓里面看，一堆一堆的陪葬品都是贝壳。那个时候的人拿贝壳当钱币，就是因为在当时，老百姓认为贝壳是比较珍贵的东西，而现在的人又认为不珍贵了；而我们现在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再过几十年那些东西在人们看来又不贵重了。钱币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万物呢？佛家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心境超脱，才会放下许多羁绊，不受尘俗的诱惑，行到无为品自高。

第四句是“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一朵鲜花就是整个世界，任何人都是如来。佛心迷时，和老百姓没有区别，顿悟时，人人也就成了佛。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当没有想透世界时，佛和老百姓一样。当想明白的时候，每个人都像佛一样。我们去佛寺里参观时就会发现，佛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他们都是面带微笑，目光微垂，笑看芸芸众生。在佛家的教义中，佛是高于普通老百姓的，他在上面面带微笑地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一丁点东西大家去哄抢，为了一丁点的利益大家去争夺，都是没有想明白那些东西和利益只是身外之物。要是想清楚、想明白，我们就会善待自己，不空去耗神费力。所以，佛是众生心内之佛，众生是佛心内之众生。无论我们是一朵花，还是一片花丛；是一滴水，还是一片汪洋，只要能体认出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苦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就精通了佛理，我们就是佛。有时候拜佛的时候，求佛给我们什么东西，其实不明白，我们期望得到的东西，实际上不能永远拥有。爱情可以永远拥有吗？财富可以永远拥有吗？不一定，佛是把我们奢求的一切看穿了，所以总是微笑面对大家的天真和固执。我们要懂得，学佛应从心中求，要让自己心定，心止，才能从容，才能淡定。拥有一棵树木，也能欣赏生机勃勃、花开花落；拥有整片森林，同样能心止如水、精神空灵。

第五句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家认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静其意，是诸佛教。”人生是痛苦的，人不要执迷于幻象，更不要执迷于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回过头来想清楚人生的虚妄，想清楚人生的苦难，就不要再去做恶事，要做善事。要让自己的心智真正宁静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掌握人生的真谛。

第六句是“六根清净”。六根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念，这六个方面要自守其静，保持清静，不要受外在的污染。作为正常的人，我们的眼睛喜欢看各种美色，耳朵喜欢听好的音乐，鼻子喜欢闻好的气味，舌头喜欢吃甘美的食品，身体喜欢随心所欲，意念也常常随外在的各种诱惑而波动。所以，要想真正地摆脱痛苦，就要守住自己的本性，不要受外界事物的干扰。眼中只有真实与空灵，待人接物，不会因为对方的穷贱富贵，而引起心里的波动；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美丽丑陋，而心生区别。只有这样，才是达到了修行的高度，真正体会到淡定、从容，从而进入到没有痛苦、没有伤感、没有兴奋、也没有失望的境界。

最后一句是“以戒为实”。“戒”，就是戒律的戒。心境开阔平和之人，做事必有原则。佛家讲六戒、八戒，讲的就是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情不做，行为坦坦荡荡，内心就会少受折磨。只有把自己的心境完全打开，才能体会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佛家强调养心，即通过思考、通过修炼、通过顿悟，明白万事万物不过是眼前虚幻的存在，人生在世，不过是一过客，终会得到幸福，也终会失去痛苦。换一种想法，就明白了人生那么多苦难、那么多无奈，要改变的只有自己。想明白了，想通了，就会发现，世界其实已经改变了。

中国文化中的雅与俗

文化要雅还是要俗，是文化艺术界常常关注的话题。雅是要求文化艺术要高雅、优雅，俗则要求文化艺术要通俗易懂、浅显易解，二者似乎是对立存在的。我们也知道雅俗共赏是理想状态，但在创作中，却很难实现雅与俗的兼得。我们可以从中国艺术史来观察雅与俗是如何齐头并进，共生共荣，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的。

就自然特征而言，雅与俗本并无截然区分。其之所以成为对立的范畴，在于文化情趣的取舍。

最早的雅俗之争，出于对两周音乐的评价。《论语·阳货》记载孔子之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将流行于郑地民间的俗曲视为郑声，将流传于鲁地的周乐作为雅音，认为百姓喜闻乐见的郑声扰乱甚至取代了雅乐，让他感觉很不好，几乎是脱口而出地痛斥。

郑声的特点，一是音律汪洋恣肆，不同于雅乐的中和雅正；二是为民间俗曲，多言男女情事。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这种曲子“淫于色而害于德”（《史记·乐书》），因而不仅要批评，还要排斥这种俗曲。但在那时，雅乐因为内容保守古旧，形式单调枯燥，逐渐被新兴的民间俗乐所取代。当时歌下里巴人者，和者众；歌阳春白雪者，和者寡。很多国君如魏文侯、齐宣王、梁惠王等都忍不住要听俗乐，甚至说听郑卫南楚之音不倦，听古乐而昏昏然。

到了汉代，周代的雅乐基本失传，即便宫廷乐官能够演奏雅乐，也不知道这些音乐的内涵。《汉书·礼乐志》就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然不能明其意。”雅乐失传，那就只好用俗乐来救场。汉代借鉴了周代采诗制乐的做法，从民间采集音乐，依据旧曲与民歌的音乐风情来作朝廷用乐。汉代流行的清商乐，正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所谓的“郑声”发展而来，简直是“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这样一来，清商乐便替代了周代雅乐，成为音乐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的学者意识到雅俗各有所长，不再强调孰优孰劣。陆机在《文赋》中说：“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认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用，方能充分吸收前代文化的养分。刘勰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做到雅与俗的统一。他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雅与俗，自其不同来看，是审美倾向的选择；但自其同来看，分别代表了文化的两个侧面，不能轻易偏废。俗曲虽音调清丽，却易浮泛浅俗；雅乐虽中正温和，却失之呆板。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丽而不浮，典而不野”（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具体做法便是“参之史传，……杂以风谣，清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兼取雅俗。对雅乐而言，应当吸取俗曲的浅切清丽，让语言平易近人；对俗乐而言，要吸收传统诗文的典正温文，避免熟滑粗浅。

唐宋的文化繁荣，与对雅俗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分不开的。初唐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歌，注重规范化和贵族化，有明显的雅化倾向；而王梵志、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有意识运用俗语、俗体，形成以俗为美的新范式。两派作者呈现雅俗并进的态势。“初唐四杰”则在避免齐梁诗风的颓靡中，注重恢复汉魏古诗传统，以雅化作为矫正齐梁流俗的方式，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铺垫。

中唐之后，文化下行促成了士人与下层民众的接近，平民诗人的参与、世俗生活的书写和俗语入诗，成为诗歌发展的新动力。白居易、张籍、刘禹锡等人，试图学习民歌的技法，用浅切的语言，有意识地吸收民歌来创作，向通俗化努力。而韩愈、孟郊、贾岛等人，则有意识地让文学表达远离生活，通过句法的调整、意象的变异和字词的艰涩，以丑为美，避免诗的老熟。

雅俗并进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宋代。北宋主张效法白居易诗体的白体诗人，以及南宋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的江湖派诗人等，更注重吸收浅切平易的诗风，以俗为美，形成了尚俗倾向。而以西昆体（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大多师法李商隐）、江西诗派（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追求字字有出处）为代表的诗人们则喜欢用奇崛险怪的意象、沉厚凝重的典故，把诗做得一般人很难看懂，雅到了没有知己。

词是音乐与文学合璧的产物，最能看出雅俗观念变动的轨迹。原本产生于民间歌唱的曲子词，到了文人手中，不自觉就会被凝炼和提纯，吸收正统文学的词汇和意象，逐渐变雅，是为雅化。但俗文学也有固守自身传统的动力，有时也会影响正统文学的风格，让其更通俗一点，使得文化中有俗的一脉。

唐五代词人的创作，不知不觉开始雅化，逐渐把歌伎之词变成了士大夫之词。从敦煌曲子词、《花间集》到晏殊，再经过秦观、贺铸、周邦彦、姜夔、张炎、吴文英等人之手，词越来越清雅、典正。但柳永却致力于词的俗化，有意识用俗曲、俗事、俗语来作词，形成了以俗为美的创作风尚。

词用燕乐之所以为唐宋人所喜欢，是因为在唐代时，以琴瑟伴奏的清商乐已经变成了雅乐，与以琵琶伴奏的燕乐相比，太清丽优雅、曲高和寡了，原本被视为俗乐的燕乐便取代了清商乐，成为唐宋最为流行的音乐，以之伴奏的歌词，也成为这一时期摇曳情思的艺术形式。

但到了南宋后期，懂得燕乐的人也少了，依曲填词几乎变成了少数音律家的专利，燕乐又变成了雅乐。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流行，其节奏变化灵活，不再过分拘守字词的严格，甚至可以通过增加衬字，自由灵活地书写个人情感。于是北曲开始流行，散曲也替代了词，成为新的文学风尚，也促成了新的文化风气——在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之外，增加了曲的畅达。元代文人既没有唐人那样高昂的理想可以抒写，也没有宋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可以表达，他们便直白而诙谐地劝告自己学会闲散，学会浪迹，笑看风云，冷对黑暗，使得元曲呈现出通俗而泼辣的风格，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中国戏曲也是在雅与俗的相反相成的变动中不断发展。相对于宋词来讲，散曲最初是通俗的，但在文人手里，也开始走向雅化。同样原本通俗的元杂剧，经过文人之手，也逐渐开始雅化，成为文人案头之作，而不是戏院里的演出脚本。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吴江派（主曲律）与临川派（尚意趣）的分歧，便是前者强调戏曲要适合演出，要保持戏曲表演的生命力；后者重视戏曲的可阅读性，期望剧本能够成为文学典范。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临川派的创作更精致；但从戏曲的角度来看，吴江派的演出更精彩。

若从更为宏阔的文化视角来看，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实现雅俗共赏，才是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既要以文人之雅提升俗文化的品位，使之能够涵养性灵，浸润品德，形成审美趣味的优雅精致；也要不断吸收民间艺术的养分，使之能够清新自然，活泼生动，实现艺术表达的真切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