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从何处来：创世神话
盘古神话是超越民族、跨越国界的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古老的盘古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也反映了原始先民的思维发展和原始宇宙观。
神话一直被人们视为“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和自然、神和崇拜的一系列尝试”。创世神话，它们首先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根源源于人们对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想象；其次它们孕育了宗教哲学，具有丰富的宗教哲学意蕴。创世神话体现了我国宗教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成模式。
盘古开天辟地
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宇宙就像是一个大鸡蛋一样混沌一团。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直酣睡了约十万八千年。他醒来后，发现周围一团黑暗，于是张开巨大的手掌向黑暗劈去。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千万年的混沌黑暗被搅动了，其中又轻又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蓝色的天空；而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的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盘古站在这天地之间非常高兴。盘古很怕天地再合拢起来变成以前的样子，他就用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让自己的身体每天长高一丈，天地也随着他的身体每天增高一丈。这样又过了十万八千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盘古的身体长得有九万里那么长了。
盘古凭借着自己的神力终于把天地开辟出来了，可是盘古也累死了。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盘古创造了天地，又把一切都献给了天地，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成为了最伟大的神。
盘古神话的形成
盘古神话虽未见于先秦古籍，但它和《山海经》所记的烛龙神话却有相似之处，或者就是这一神话的演变，后来又吸收了南方民族盘瓠传说的某些因素，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到明末周游写《开辟衍绎》，盘古手里又给加上了斧头和凿子这两件劳动工具。
盘古神话中包含的哲学命题
在人类文明朦胧的神话时期，原始人将宇宙的起源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蛋”。这就是宇宙起源的“母题”，世界各民族的远古传说中都涉及这“蛋卵”的母题。盘古神话中也包含着一个“宇宙卵”的母题。由“宇宙卵”我们可以想到《易经》的太极图，太极图以圆圈代表天象和宇宙，圆圈内画着两条阴阳鱼：白色的鱼象征阳性、动态，代表天；黑色的鱼象征阴性、静态，代表地。二鱼形状一致，头尾相接，形成妙合而凝的状态。可见，最早的先天太极图就是一个“宇宙卵”，它包融一切，象征着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由此似乎可以推测出，“宇宙卵”的母题发展出了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太极阴阳学说。
盘古神话中盘古死后化身为宇宙万物，这就是“垂死化身”的母题。而这一母题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来自原始人的原始思维。他们自从意识到死亡之日起，就发现大自然也有着与人类相似的生死现象。在他们的眼前，太阳每天晚上死去，早上又复活；月亮在初一死去，在十五又复活；花草树木冬天死去，春天又复活……种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使他们相信万物有不死的灵魂。而万物的变化，又导致了他们认为物体能自由变形的联想。在这两种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垂死化身”的母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古人的神话传说之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垂死化身”母题产生的信仰根源，它渗透于中国宗教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垂死化身”的母题，发展成为中国宗教哲学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论对中国宗教哲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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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人合一”简单讲，是人之“一”聚合天之“一”，是“同炁”相求，接通了生命的根源，天体的全部信息都能在人体上反映出来。天人合一了，就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超越了物我，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获得了身心彻底的解放！天人合一理论认为：“天（宇宙自然）与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相应相合的统一整体。天是一个超巨系统，人是一个子巨系统；人具足天的全部信息，天的全部信息也可在人身上体现出来。”
人类从何处来：女娲神话
女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和根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所承载的“造化自然、造福人民、博爱仁慈、自强不息”的思想内涵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品性，支撑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传衍不衰、傲立于世。
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其他民族的造人者往往是创世者，其方法是由创世神独立创造人。中华民族的创世者是盘古，而造人者却是女娲。
女娲，又称女娲娘娘，凤姓，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一说她的名字为风里希（或为凤里牺）。中华民族人始之初的三皇之一，她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人类为她和其兄伏羲的后代。女娲有“炼石补天，捏土造人，立极造物，别男女，通婚姻，造笙簧”的功劳。
女娲抟土造人
传说一：天地开辟之初，大地上并没有人类，是女娲抟捏黄土造了人。她干得又忙又累，竭尽全力还赶不上供应，于是就拿绳子投入泥浆中，举起绳子一甩，泥浆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后人说，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抟黄土造的，而贫贱的人只是女娲用绳沾泥浆，把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风俗通》）
传说二：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当宇宙初开时，天地之间只有他们兄妹两人在昆仑山下。他们商议想做夫妻，自己又觉得羞耻。兄妹二人上了昆仑山，发誓说：“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成一团，要不就把云散开。”说完，天上的云立即合了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独异志》）
女娲炼石补天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打输而羞愤地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漫流的洪水，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横流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
女娲神话的哲学思想
女娲因造人、补天两个神话而被称为“人类始祖”，女娲神话显现了古人对于人自身起源的一种猜测与探索。从哲学角度看，女娲神话中包含着中国哲学的柔韧包容的哲学精神。在中国哲学中，“地”一向是作为宽容博大的象征的，女娲以“土”造人以及她所从事的补天载地的工作，都显现了一种博大宽厚的包容精神。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论儒还是道，都始终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而女娲造人、女娲作为“高媒”之神主管婚姻生殖，都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另外，“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传统。女娲之所以去“补天”，她不是要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要疗救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显现出一种协调和谐的“和合精神”。总之，中国哲学传统中宽宏博大的包容精神，最初就是由女娲精神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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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簧
传说女娲发明创造的笙簧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从甲骨文中可得知笙起源久远，一直作为后世历代的主要吹奏乐器。迄今所知最早的实物，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历代擅长吹笙者多不胜数，相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以至得道成仙。唐代沈俭期、宋之问、张仲一、张祜、厉玄、钟略等许许多多诗人均有诗咏笙、咏王子晋吹笙成仙，许多咏笙诗篇成为名篇。王毂的《吹笙引》云：娲皇遗音寄玉笙，双成传得何凄清。
从“天人合一”到“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是中国思想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极其重大的事件，从此天地隔绝，人神分离，人心得以矫正，礼制得以确立，天地自然变得有序化、制度化。
颛顼，姓姬，是轩辕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生于若水（今四川省渡口一带），居住在穷桑，他的母亲女枢因感“瑶光”而生了他。颛顼10岁开始辅佐少昊，20岁登上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县西南）。颛顼在位78年，号高阳氏，列为五帝之一，是一位有文治之功的帝王。
帝喾是颛顼的族侄，15岁帮助颛顼治理天下，30岁登帝位，其在位期间严以律己，也是一位万民诚服的帝王。颛顼、帝喾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
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天和地是通连的，天上的神仙可以随便到人间来，地上的凡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到神仙居住的地方去。那时，天地相通的地方很多，可以通天的高山有昆仑山、日月山等，其中，昆仑山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也是通往天庭的天梯。当时人神交往很自由，对天帝统治人间很有好处。但是，天神并非个个都是行善的好人，也分善神和恶神。由于仙凡之间通道很多，有些在天庭呆腻了的恶神，就偷偷跑到人间来做坏事。他们的捣乱，扰乱了人间的社会秩序。再加上由于长期的南征北战，戮杀挞伐，使得人间信奉混杂，巫教盛行。
绝地天通
颛顼登上帝位后，有效的治理使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人神秩序仍然混乱，不仅天神跑到人间来干坏事，人间的巫觋也能通过高山、大树到天上去游玩。颛顼对这种人神之间界限不清、相互掺杂的混乱局面很恼火，在平定了共工氏之乱后，决定彻底整顿天庭和人间的秩序。
治理整顿第一位的事情是必须断绝天地之间的通道。他首先派朝中五位最大的官员负责把所有能上下天庭的高山平掉，把大树砍倒，没了上下的天梯，凡人是绝对上不了天庭的。不到十年的功夫，除了昆仑山之外，所有的“天梯”绝断了。昆仑山虽然没有绝断，但是黄帝和西王母娘娘在“悬圃”弄了一道防线，有几位力士在那里把守着，人们也很难上去。
绝断了天梯以后，地上的凡人上天是不可能了。可是，还不能限制天上的神仙到凡间来。为此，颛顼又派了两位力大无穷的天神，一位叫重，一位叫黎。他命重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另外，颛顼还找了一个叫噎的大力神，把守着大荒西极“日月山”的天门，监督日月星辰是不是按秩序回山。这样一来，神人不杂了，阴阳也有序了。
“绝地天通”的哲学意义
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的职官，他们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的职官，他们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觋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巫觋时代是“人神杂糅”“天人合一”的，卜史时代是“人神不杂”“天人分裂”的，而“绝地天通”就反映了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裂”这样一种观念的蜕变。在这种观念蜕变的基础上，人类的礼制秩序才得以建立。这就正如《易传》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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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与共工氏
颛顼聪明敏慧，有智谋，他统治的地盘很大，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与颛顼同时，有个部落领袖叫做共工氏。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代。共工氏勇猛彪悍，欲霸九州，于是就发动了向颛顼部落进攻的战争。颛顼足智多谋，沉着应战，利用神箭手羿作为先锋，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打败了共工氏。共工氏逃到大西北（现宁夏），怒触不周山而死，颛顼部落才得以太平。
上古人类的信仰：原始宗教
宗教信仰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演变的过程，我国原始宗教沿袭而下，到东汉中、晚期便全部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最基础的内容，是道教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所谓“原始宗教”，是指尚无宗教经典，也无宗教组织的一种有神信仰，它属于宗教发展的早期形态。原始宗教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原始宗教曾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其宗教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往往是相与为一的，借助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活动，人们被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这时候，原始宗教作为民族精神维系的力量，使人们共同结成一个强大的群体，共同抵抗自然和社会的压迫。其次，由于对同一自然物或图腾的崇拜，增强了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认同感，密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此外，原始宗教对各民族的文字、文学、艺术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积极的影响。
我国原始宗教的发展大概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原始时代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原始社会初期的宗教形式之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山、石、海、湖、河、水、火、风、雨、雷、雪、云、虹等天体万物及自然变迁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自然存在的现象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能力，会对人的生存及命运产生各种影响，因此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如，人们因崇拜土地而在播种开始或收获完成之后举行对土地的献祭仪式，还有对海神、山神等的崇拜。我国历史记载中的“河伯娶妇”的故事就表现了人们对河水的崇拜。
自然崇拜中还包含着对动物、植物的崇拜。古人神化和崇拜某些植物，如大树、古树、桃、苇、菖蒲、棘等，认为这些植物有神秘力量。由对植物的崇拜，进而产生对掌管农作物成长的神灵的崇拜，如社神、稷神、神农氏。在我国数千种动物种类中，有一些常见的、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被古人神化而受到崇拜，如猪、马、牛、羊、犬、鸡、兔等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饲养的动物，而虎、豹、蛇则是威胁人的生命，使人恐惧的动物。此外还有被人们认为是最具灵性的龙、凤、麟、龟，其中龙、凤、麟只是传说中的灵物，而龙则被描绘得最为神秘。动物崇拜延伸而成对动物神的崇拜，如认为神秘的龙王，是管雨水的神，龙与天帝有密切关系，可以化身而为人间帝王。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时，人们认为自己氏族的祖先是由某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转化而来的，同该物之间有一种血缘亲属关系，它对本氏族有保护作用，于是便将该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族徽——图腾，有目的地加以崇拜。如黄帝氏族崇拜云为图腾，或说以熊、罴为图腾；炎帝氏族崇拜火为图腾；共工氏族以水为图腾；大皞氏族以鸟为图腾；夏有薏苡图腾说、石图腾说、熊图腾说、鱼图腾说；商崇拜玄鸟为图腾。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基于早期人类灵魂不灭和图腾崇拜意识产生的一种崇拜形式。这种崇拜把人的心理寄托从对象世界转向人类自己。一方面，人类崇拜自己的先辈，另一方面，人类开始产生崇拜自己的心理。例如，“大禹治水”的神话就是祖先崇拜的体现。
天帝崇拜与天命论
随着夏、商、周等统一的大国的建立，古代宗教也相应出现了有统御群神权力的至高天神，殷人、周人称之为“帝”、“上帝”、“昊天上帝”、“天帝”。天帝具有主宰宇宙一切的权威，从日月的运行、气象的变化到据世人的善恶而降福或降灾。天帝的意旨是不可违背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逐渐的，人们把一些不可知的事，如命运、祸福、夭寿、成败也一概归之为“天命”，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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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的领袖“巫”和“觋”
“巫”和“觋”是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人，掌管占卜，被认为能沟通鬼神之意。《国语·楚语下》记载：“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和“觋”的出现原因，是在人类的智慧和生存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之后，神灵的祟高性和神秘性在人们的眼中就难免会受到损坏，神灵的地位与人的地位之间的距离也就会缩小。人类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之后，就再也用不着一切都依赖于神灵的恩赐了。“巫”和“觋”就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些法术来役使神秘力量为人类服务，他们的行为是人类开始相信自己力量的一种表现。
政治哲学的源头：《尚书·洪范》
《尚书·洪范》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第一次提出了“五行”学说，对后来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尚书》又叫《书经》、《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内容包括“典”、“谟”、“诰”、“誓”四大部分，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的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神权思想及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尚书·洪范》及其来源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洪范”即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其作者相传是商朝人箕子。
传说周武王在公元前1122年取代商朝成为天子之后，深知想要治理天下，必须借鉴前朝经验，于是他前去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
据说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前来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他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神话，这使“洪范九畴”有了一个神圣的来源。
“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
五行：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引申到人类的五种味觉：酸、咸、苦、辛、甜。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能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的条件。
敬用五事：“五事”指人的五种本能，“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换句话说，希望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
农用八政：本意是要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即：管理粮食，管理财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是指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它的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由“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这五纪的一切细节。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人民的作息。
建用皇极：“皇极”即是“大中”（至大谓“皇”，至中谓“极”），意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谁来代表天意而维持“皇极”呢？当然是天子了。“建用皇极”意在用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使人间成为幸福之地。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
乂用三德：指的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即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说的是人际相处的道理。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需妥善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知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的变化与气象，会影响农作物生产，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进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句话的意思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为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
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意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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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与五行
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应对五福说，透着吉祥如意之意。“五福”一词，源于《尚书·洪范》，指的是：一福长寿、二福富贵、三福康宁、四福好德、五福善终。
五福娃应对五行说，透着深邃哲理：
贝贝——水——鱼——蓝环——繁荣
晶晶——木——熊猫——黑环——欢乐
欢欢——火——圣火——红环——激情
迎迎——土——藏羚羊——黄环——健康
妮妮——金——燕子——绿环——好运现。
儒家思想的源头：“德治”与“礼乐”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相当丰富，儒家就是主张德治的，但追本溯源，这种儒家德治思想的源头却是由西周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提出的。
周公（？—约前1095），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
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当国。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后来，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人公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
周公旦摄政6年后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乏，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
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
周公的德治思想很有特色，它包含着三个重要的元素：天、王、民，三者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周公把天意与民意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就是王政的好坏是取决于民意对它的评价的。在此基础上，周公认为，天子应率诸侯百官，首先是天子自己，务须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即所谓“怀保赤子”；务须像关心自身疾病那样关心民间疾苦，即所谓“恫矜乃身”；并且要求王、诸侯体恤人民，并且要求王、诸侯应该“先知稼穑之艰难”。
周公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说明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了神权思想的控制，是统治阶级理性治国的开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的“德治”对孔子影响尤大，是后来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
礼乐带来的秩序社会
西周初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殷商时，传长子和传弟是并行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混乱，而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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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及《周礼》
三礼指的是《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伟大的系统工程：阴阳五行说
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人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阴阳与五行的观念，在我国发祥极为古远，二者几乎在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融为一体，其理论体系的起始是以河图、洛书为标志。
阴阳学说
相传天地形成之前，宇宙是一片浑沌，盘古开天辟地，将浑沌一分为二，天为阳，地为阴，由此有了阴阳这一概念。后来古人根据生产、生活实践和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事实，逐步把太阳、男性、力量、光亮、热等带有向上的、运动的、积极的、肯定的、善意的、热情的属性归为阳，把月亮、女性、软弱、黑暗、冷等带有下沉的、静止的、消极的、否定的、恶意的、冷淡的属性归为阴，并由此总结出一套阴阳相互作用的学说，以解析说明世上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
五行学说
五行，是指金、木、火、土、水这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五行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认为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木、火和金、水分列于土地上下，前两者属阳，后两者属阴，火比木更活跃，属至阳，水比金位置更下，属至阴，土地处中间，属于中性。因水是树木生长所必需，故水又与木相互依存，这样就构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循环，称为“五行相生”。顺着这种循环，物质就相生，如果违背了它，物质就会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称为“五行相克”。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反常现象，这就有了“相乘”和“相侮”。“相乘”就是过度的相克，其次序与相克是一致的。比如，木气偏亢，太过的木便去乘土，使土气虚弱。“相侮”又叫反克，即本来是自己可以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它克胜，其次序正好和相克相反。比如，正常的相克关系是木克土，然而木气偏亢，土就会反过来侮木。
河图与洛书
传说伏羲对日月星辰、季节气候、草木兴衰等等，都有一番深入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未为他理出所以然来。一天，黄河中忽然跃出了“龙马”，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之中，深切地感到了自身与所膜拜的自然之间，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一致。他发现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一直观察万物自然的“意象”心得暗合，就这样，伏羲通过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的观察，画出了“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叫做“河图”。
相传在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照它而治水成功，遂将天下划分为九州。然后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为《洪范》。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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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紫禁城
明代营建紫禁城时除了遵循儒家礼制，也充分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
宫殿布局：外朝为阳，内廷为阴。外朝建筑布局疏朗，气势雄伟，体现阳刚之美；内廷建筑布局严谨，内檐装修纤巧精美，体现阴柔之美。
数目奇偶：奇数为阳，外朝反复运用三、五、九等奇数。纵轴线上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坐落于“三台”上；横轴线上为文华、奉天、武英三殿；奉天殿以南安排有五门；大殿面阔9间、进深5间，暗示天子“九五之尊”。此外，外朝的踏垛级数、台基和坎墙的砖皮层数也多用奇数。与之相对应的，内廷中多用偶数。
建筑命名：大多使用对偶之词，强调阴阳互补与调和，如“乾清宫”与“坤宁宫”、“日精门”与“月华门”等。
神秘的殿堂：《周易》和八卦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无不和《周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卜筮专著，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简称为《易》，至西汉初年被列为“经”书之一，世人遂尊称为《易经》。
《周易》诞生的年代，最早在周昭王之后，或西周中晚期。
《周易》的由来
传说一：传说中的伏羲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创造神之一，是华胥氏踩着雷神的足印生出来的儿子。伏羲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模仿蜘蛛结网发明了捕鱼的网，又用木头制造了瑟，创作了动听的乐曲。但是他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是“八卦”。
当时的人们，对于大自然知之甚少，所以每当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人们便既困惑又害怕。聪慧的伏羲决定解开这些谜团。于是，他经常跑到山上，仰望天上的日月星辰，俯视周围的地理方位，还研究飞禽走兽身上的奇特花纹。经过长久的思索和研究，他想出了一套独特的体系。用“——”代表阳，“--”代表阴。将三个这样的符号，排列组成八种不同形式，称做八卦。每一卦形都代表一定的事物。三个阳为乾，代表天，三个阴为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沼泽。
八卦又互相搭配得到六十四卦，象征了古人所能认识的具体的世间万物。这些表征，并非是孤立不变的，卦相之间会相互转换，如同世间万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变化。
《周易》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周易》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称为“易经”，即“易”的本身，包括六十四卦、卦形、卦名、卦辞、爻题及爻辞。卦形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乾坤两卦另有“用九”、“用六”之辞。如《泰》卦，它的六爻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是讲人事的得失，如渐卦九三爻辞说：“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如坤卦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
第二部分称为“易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的大义，如本经的羽翼，故汉人称之为“十翼”，后世统称为“易传”。
《周易》哲学
《周易》虽是占筮书，但其中蕴涵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例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如泰卦卦辞有“小往大来”之说；否卦卦辞有“大往小来”之说。这些都体现了物极则反的道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易》以其阴阳这样二元一体的关系范畴建立了中国生命哲学的形态。它把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视为一个大生命系统，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它的终极关怀是“观我生”，“观其生”，就是对于人生的高度关注；它引领我们去直观地领悟这个生命系统的“易道”——天道、地道，尤其人道，指引人们将领悟到的“人道”运用于人事中，以求得人际的和谐、天人的和谐。
专家点评
欧洲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
当代著名信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理森·威尔海姆说：“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经》。《易经》中包含的信息论思想不仅启发我们的科学家创造了计算机，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普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决策指南。”
百家争鸣：蜂出并作，各引一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群星层现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士”阶层是百家争鸣的主要“战士”
西周时期，学校都是官府的，各种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即使这样，也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学校学习。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教育的对象也不再分贵贱等级，从而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有学问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
同时，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除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也开始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准备了人员条件。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名，“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学宫因处稷下而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预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就为田齐君王们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起着智囊团的作用。此外，稷下学宫还起着炫耀国力、标榜尊贤下士，以吸引人才的作用。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
百家争鸣出现的其他原因
经济上，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科技上，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学术上，当时的各学术团体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势之外。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百家争鸣之百家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代表作品是《论语》、《孟子》、《荀子》。主要思想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代表作品是《道德经》、《庄子》、《列子》。主要思想是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清静无为，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代表作品是《墨子》。主要思想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
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商鞅；代表作品是《韩非子》。主要思想是主张以法治国。
名家：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代表作品是《公孙龙子》。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纵横家：创始人是鬼谷子，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中。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代表作品是《吕氏春秋》。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小说家：他们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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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办私学的人——孔子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
30岁那一年，孔子经过认真思考，决定用六艺去培养出千千万万个懂礼乐、识诗书、能射善御的人才，来帮助君王实现仁政德治，恢复文武周公时的政治局面。
孔子兴办私学的地点是在曲阜自家的院子里。最早向孔子拜师的几个青年，在院中筑了一个土坛，又在土坛边栽了两棵小银杏树，孔子给这个讲台取名为“杏坛”。开学那天，杏坛下聚集了三四十人，他们手捧“束修”（一束干肉），一个挨一个地拜孔子为师。
孔子兴办的这种“私学”，在当时是一种新生事物，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体制。
百家争鸣的主要论题
百家争鸣如同东方文明智慧的觉醒，诸子百家们讨论的一些政治、伦理问题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百家争鸣中，虽然各派都在阐述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些中心议题，如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对治国的观点等，他们围绕这些这些议题相互论争和批判，并彼此吸收合理的成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他们的主要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人之辩
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天人之辩”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辩，即关于“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论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他也强调“畏天命”的必要；墨子重视人的“强力而为”，但又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子思、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说，认为人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庄子则主张“无以人灭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以为一切人为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荀子认为“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后来，天人关系一直成为哲学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是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王指王道，即先王之正道。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指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韩非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回答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而贱利。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人性的善恶之辩
人性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告子、荀子。孟子阐述了一个实验：假设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呢？他认为，危险时刻，恻隐之心会像本能一般油然而生。可见，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接着，孟子把这个结论推广并提升到人性的四个基本要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所要表达的是，人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是构成人性中“仁、义、礼、智”的源泉。孟子由此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是可靠的。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由此看见，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险恶的秉性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与人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共性，这就是荀子所谓人性恶的根据。荀子还认为，为了防止恶的人性继续发展，必须随时用善良的思想进行教化，把人们从恶的方面挽救回来。
知识小百科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春秋五霸：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天子反而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互相征战，争做霸主，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白虎通·号篇》）
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四子讲德论》）
战国七雄：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代。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被史家称作“战国七雄”。
无从归属的经世致用之书：《管子》
《管子》是我国著名的治国理论书籍，书中集中体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影响至深。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是周穆王的后代，少年时父亲去世，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后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作为丞相，对内，管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为丰富，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之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水本体论思想
管仲在《管子》里提出“水是万物之本”，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者。管仲的水本体论思想，蕴涵着十分可贵的人本思想和博大的人文襟怀。前者表现为水的“平澹”本性中所蕴涵的平等思想：水唯有“平澹”才能生养万物，平澹是世界构成的法则，是万物生长的内在规定性。人是万物之一种，水的平澹法则与内在本性，对于人者之王的君主同样该如此。后者表现为水的“卑下”本性蕴涵了博大谦卑的人文精神种子：“水”的卑下，使它永恒流动而生生不息。人不同样如此吗？尤其是人者之王的国君，要称霸天下，其自生自强的根本品质，就是卑下，这种卑下的具体表现就是“宝民”、“尊民”、“贵民”、“畜民”、“富民”、“强民”。
伦理法治思想
管仲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充分肯定道德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礼、义、廉、耻为守国治民之“四维”。他区分了刑政与德教的不同作用，认为刑起着威慑的作用，德起着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管仲还认为，欲民为善，必须保障人民物质生活的消费资料。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而肯定了物质生活水平与社会道德风尚之间的联系。管仲很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认为在上者应“称身之过”，“治身之节”。
管仲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后来的法家伦理思想所汲取。他的“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道与人情
天道与人情，是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管子》在谈到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
予之为取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给予就是取得”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在管仲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予之为取”，即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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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识途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在称霸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帮助边境各国消除少数民族的入侵。有一次，燕国向齐国告急，说北方的孤竹国进犯，于是齐桓公调集人马去援助燕国。由于齐国国势强盛，兵精粮足，加上燕国的配合，打得孤竹国溃不成军。
在战斗中，齐军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山谷中，这时昏天黑地，飞沙走石，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路，军队上至将领下至士兵都慌了神，桓公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这时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第一大谋士管仲向桓公建议，选几匹老马走在军队的前面，让老马带领军队走出去，因为这些老马经常跟主人出来打仗，对环境比较熟悉。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从军队中选出几匹老马在队前带路。果然，不久以后，军队便在老马的带领下走出了迷区。军士们欢呼雀跃，胜利凯旋。这便是“老马识途”的故事。
宇宙最高的奥秘：《道德经》
《道德经》，被誉为“万经之王”。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它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老子（约前571—约前470），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吏（管理藏书的史官）。
传说老子看到周王朝日渐衰败，于是决定到西域去，途中要经过函谷关。守关的长官尹喜精通历法，善观天文。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看到这种气象，尹喜便知有大圣人将从此经过，于是告诉守关兵卒时刻留意，他自己也天天沐浴、斋戒，净身等待。有一天，守关兵卒见行人中有一青牛车，牛大车小，车板薄却载人重。车上坐着一位白发老翁，红颜大耳，双眉垂鬓，胡须拂膝，身着素袍，道骨仙貌。守关兵卒忙下关禀报。尹喜前去迎接并跪拜恳求老子到关中小住，指点修行之道。老子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就在函谷关住下，开始为尹喜著书，这便是《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它完整地体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道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和中心范畴。关于“道”本身，《道德经》认为“道”是“唯一”，是“合理”，是“真实”，是“万物”，是“永恒”，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是“万物之母”。“道”的含义很广泛，但其基本特征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老子的“道”中包含着一种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独到的感悟和深刻的体察，这也正是《道德经》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无为的思想境界
《道德经》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无为”。“无为”的核心价值就是顺其自然，不能擅加一些不合理的人为的因素而破坏了事物原有的状态。老子强调“无为”、“道法自然”，要求人们在守道、行道、遵循规律中处理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上，既要维护万物的自然状态，使之保持不变，又要遵循自然的法则。
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观察到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有与无、刚与柔、强与弱、祸与福、兴与废等，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统一性。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论点则说明老子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小国寡民”的社会历史观
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向往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表现出一种复古倒退的消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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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礼于老子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于是二人前去拜见老子。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逗留数日，孔丘向老子辞行。老聃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丘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儒家学派的经典：《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其中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因求仕得不到重用，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仁”——儒学的核心概念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克己复礼”，一是“爱人”。“克己复礼”是对“礼”的承认。“礼”是指周朝统治者建立的宗法制度，“克己复礼”就是克服主观喜好，承认“礼”的客观存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爱人”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承认。在统治阶级内部，“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统治阶级外部，“爱人”就是把阶级压迫控制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不致使阶级矛盾激化。
矛盾中求得发展的天命观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类似于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他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即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转换。正是这一转变，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
善思敏行的认识论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他提倡“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与此同时，孔子提出思考的重要性，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便是空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孔子还主张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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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名起源
孔子及其门徒并未给自己的学派冠以“儒家”之名。儒家之名真正始于汉代，但追溯起来最早是出自孔子之后独立门户、创立墨家学派的墨子。《墨子·非儒下》：“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稍后的道家庄子同墨子一样也站在批儒的立场上。庄子也把孔子及其门徒称之为“儒者”。他说，“儒以诗书礼发家”（《庄子·完物》）。儒家学派中接受“儒”这个名号的是孟子。他说：“逃墨必归于扬，逃扬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期的的荀子才公开地以“儒者”自诩，写了《儒效》篇，对儒的作用进行了论证。他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俗。”即儒者在朝内做官就会使政治美善，如果生活在民间就会使风俗淳美。
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
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庸思想所特有的变通功能和稳定功能使孔子的思想具有难能可贵的创造性张力，成为孔子儒家思想区别于道家、法家等学派的内在特质。
《中庸》，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在古代，《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即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表现在政治中，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表现在治理国家上，要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表现在学习上，要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表现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孔子既反对思想过激，也反对狭隘、保守，“不得中行而与之，毕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庸思想的核心
《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
这段对话中的“师”，指颛孙师，即子张。“商”，指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命题体现了“度”的重要性，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度”也是质和量对立统一的体现。任何事物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都有其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度”就是界限范围内的幅度，在这个范围内事物质的规定性保持不变；一旦突破这个界限，超出范围，事物质的规定性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中庸并不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简单要求，它追求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是质的最优。即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中庸思想以“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表达这种最佳状态。
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中庸思想的旨归
中庸思想其旨归在于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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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庸思想的误读
第一种误读是把中庸理解为折中，而中庸是正好、合适，“折中”仅仅是表面的平衡点，中庸直指本质的平衡。
第二种误读是把中庸理解为平庸、大流，而中庸讲求的是和谐、自然。
第三种误读是把中庸理解为静止的、片面的、单一的道，而中庸是运动、全面、联系的道。
战国儒家八派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
子张之儒
子张（前503—？），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理想人格。
子思之儒
子思（前483—前402），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因而，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颜氏之儒
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
颜回（前521—前481），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人谦逊好学，以德行著称。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
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因孟子受业于子思，所以，也通常将子思和孟子统称为思孟派。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
漆雕氏之儒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
漆雕开（前540—？），原名漆雕启，后来汉代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漆雕开是孔子弟子。“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最不可考。有人猜测“仲良氏之儒”是陈良一派。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还有人推测“仲良氏之儒”是仲梁子一派，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
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因为荀卿又称孙卿。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可考。有人推测是孟子弟子乐正克；有人推测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分化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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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推荐苟变
子思推荐苟变给卫侯说：“他的才能可以率领五百辆兵车。”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当将领，但苟变在做小吏时，曾向百姓征赋，还私下吃了他们的两只鸡蛋，所以不能用！”子思说：“聪明仁智的国君选拔人才，拿官职授人，好像工匠用木材，利用它好的地方，丢舍它的不足之处，所以像梓、杞两种围抱的优质大材，虽有几尺腐烂，能干的巧匠也不会抛弃。现在你生活在战国时代，迫切需要选拔辅佐的武将，怎能因为私吃两只鸡蛋而抛弃捍卫国家的良将，这话可万万不能让周围的国家知道啊！”
无所依归的《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由于其思想非儒非道，所以，自古以来都不太为人重视。但《晏子春秋》所体现的“重民”、“民本”思想以及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在当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晏婴（前578？—前500），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晏婴。夷维（今山东高密）人。
晏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正处在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大变革大动荡历史时期。父亲晏弱死后，晏子继承卿位，他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但直到景公时才获得重用，并升任相国，使齐国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期。
晏子是以善谏而著称的。有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病死了，景公大怒，要治马夫之罪。晏子对齐景公说：“这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死，让我为您教训他一番。”景公同意后，晏子就说：“你有三大罪状：国君命你养马，你却让马病死了，这是死罪一；你养死的是国君最心爱的马，这是死罪二；你让国君因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后必然要怨恨国君，诸侯听说后必然会轻视我们国家。这是死罪三。”齐景公听了长叹一声说：“请您放了他吧，不要因此而损伤了我仁爱的德行。”
晏子还以在外交活动中机智善辩而著称，广为流传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就是其真实写照。
晏子的事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保存在《晏子春秋》一书中。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所属学派问题，说法纷纭。
主张礼治
在晏子生活的时代，齐国屡次发生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等有碍社会稳定的不良现象；同时，齐国权臣也各自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对齐国公室构成威胁。面对这些危机，晏子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恢复传统的礼制。
崇尚节俭
晏子提倡节俭是从其礼治思想出发的一种必然要求，那就是反对卿大夫僭越礼制奢靡无度，主张“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以维护齐国公室的根本利益。
否定鬼神迷信
有一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祈禳消灾。晏子则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只能是自欺欺人。他说：天上出现彗星，是为了扫除人间的污秽，君主如果德行没有污点，为什么要祈禳呢？如果德行有污点，祈禳又能减轻什么呢？在这里，晏子也是没有直接否定天道，但是他强调祈禳之事对于凶吉起不到改变的作用，其实质也是对天命鬼神观念的否定。
“和而不同”的辩证法思想
晏子所肯定的“和”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也就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如同厨师要用水、火、醋、酱、盐、梅等不同性味的佐料才能烹调出味道鲜美的羹汤。而晏子所谓的“同”，则是一种简单的同一或等同，具有排斥异端的特点，没有矛盾，没有差别，是一种是即是、否即否的绝对等同。晏子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肯定具有对立统一性的“和”的意义，而否定没有差别矛盾、缺少丰富性的“同”，表明他已经在较为朴素的层面上把握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春秋后期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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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节俭，齐景公减刑
晏子生活非常节俭，他的住宅靠近集市。齐景公要给他换一处住所，被晏子拒绝。景公就笑着问：“你住的房屋靠近集市，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晏子回答说：“假肢贵而鞋子便宜。”原来景公滥施刑罚，常把犯人的脚砍下来，所以要装上假肢。齐景公听了，明白了晏子的意思，从此减省了刑罚。
战国《列子》，魏晋伪书
《列子》把“道”融汇于故事之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它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列子，名寇，生卒年不详，郑国莆田（今河南郑州）人，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
传说列子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有此描述。
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他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是道家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抄录了先秦的一些材料，但大部分是魏晋时代的思想。基于此，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编造的一部伪书。该书共分为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歧路亡羊”等，寓道于事。
自然天道观
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列子》从物质本体、宇宙生成和物种转化的角度阐述了“道”的理论，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天道观。《列子》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质，即“道”，它无形无象，无增无减，不由他物产生，却能产生其他事物，它是世界万物变化的根本。世界上有形的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是由“易”，即气的本体演化而来。
辩证法思想
《列子》继承了前代哲学中的辩证思想。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列子》说：“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万事万物的变化表现为有损有盈、有成有败、有生有死这样一种状况。《力命篇》中说：“自短非所捐，自长非所增。”表明物质和运动可以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宇宙总体则既不损也不增。“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说明任何相对的事物都可以互相转化，并且指明在事物量的积累中，便可以知其质变。这种观点，不同于传统的“物极必反”，它突出了量变中的局部质变，这是十分可贵的。
“养生”与“体道”
《列子》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养生”与“体道”的关系，即如何修养身心以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黄帝篇》中说“至道不可以情求”，认为必须依靠理性思维认识事物。“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即要像水一样顺从自然规律，像镜子、回声一样如实反映客观世界。这里面包含了唯物反映论的合理成分。《列子》认为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达到对“道”的直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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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以寓言说明如何“体道”
甘蝇，是古代一个善射的人，他一拉弓野兽就倒地，飞鸟就落下。甘蝇的弟子飞卫，向他学习并超过了他。纪昌又向飞卫学习射箭。飞卫说：“你先学会看东西不眨眼睛，然后我们再谈射箭。”纪昌回家仰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用眼睛注视着移动的梭子练习不眨眼睛。两年之后，即使锥子尖刺到他的眼眶，他也不眨一下眼睛。
纪昌告诉了飞卫，飞卫说：“这还不够啊，接着要学会视物才行。要练到看小物像看大物一样清晰，看细微之物像看大物一样容易，然后再来告诉我。”纪昌用牦牛尾巴的毛系住一只虱子悬挂在窗口，朝南面远远地看着它，十天半月之后，看虱子愈来愈大；三年之后，虱子在他眼里有车轮那么大。转过头来看其他东西，都像山丘一样大。纪昌便搭弓射那只虱子，穿透了虱子的心，但牦牛尾巴的毛没有断。
飞卫知道后高兴地说：“纪昌，你已经掌握了射箭的诀窍了。”这就是“纪昌学射”的寓言。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一部奇书，它蕴涵着精妙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丰富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经典。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血腥战场，还是在研究学术的大雅之堂，《孙子兵法》都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人的思想长廊中展现它亘古的文化魅力。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一说惠民）人，中国古代军事学家，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春秋末期吴国将军。著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今本十三篇，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该书总结当时及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对战争、军队、治军、将帅作用、战略战术原则、战法等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许多创见，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书之祖”。《孙子兵法》中饱含朴素的唯物论及辩证法等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的反天命、无神论
《孙子兵法》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要相信鬼神，不问卜，不用固有经验类比往事，不依靠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福，而是要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信息。《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看法是本质不同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武努力探索战争规律，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这一条论断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武认为，敌情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战前必须认真地了解和掌握。在知己方面，孙武提出了“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制胜之道。
阴阳学说的灵活运用
孙武说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晴雨等。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阴阳学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
普遍联系地分析战争
孙武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战争、军事与经济、外交等的密不可分在《孙子兵法》中都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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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作者之谜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一直议论纷纷，一种观点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之作：《墨子》
《墨子》一书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墨子（约前468—前376，一说前479—前381），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滕州）。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早年曾学习儒术，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独树一帜，创立墨家学派。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独树一帜的认识论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又被他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亲知，就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别同异、明是非”的辩学
墨子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将逻辑学称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兼爱非攻”是思想的核心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这种“爱人如己”的思想学说必然会导致他的“非攻”思想，他反对一切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非攻”思想既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也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哲学上看，“非攻”都可以称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先驱，给后来的思想家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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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的含义
公元前376年，墨家创始人墨子卒。墨家弟子将开派鼻祖的遗体从简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极其简单，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生前对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曾经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墨家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所记，故称呼墨子时在“墨子”前加上“子”。“子”，即为“巨子”，表敬称，后一个“子”是“先生”的意思。
重“势”的《慎子》
慎到的学说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因循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它对稍后的法家具有启蒙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创者。
慎到（前395—前315），战国时赵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根据《史记》记载，他早年在邯郸从事学术活动，后来到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参加各派的学术辩论，名声由此大震。但是随着齐国和稷下学宫的衰落，他的思想也由此被历史埋没。
慎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曾经给楚襄王献了一个“连环三计”，解决了楚襄王的燃眉之急。
据说，楚襄王刚刚即位，齐王的使者便赶到楚国，说：“当初陛下作太子时留在齐国当人质，以献楚国东地500里作为提前返楚的条件。如今，陛下不会食言吧？”
楚襄王一时怔住了，然后请齐使先去休息，并急忙请来了当初劝他献地脱身的太傅慎到。
慎到说：“别慌，大王明天召见众大臣，让他们各献妙计。”
第二天早朝，上柱国子良率先献计：“大王金口玉言，一旦不讲信义，将被天下诸侯讥笑。先给地，显大王守信；再夺回，显大王武力强大！”
子良退下，昭常上前劝谏：“大王，割东地500里，楚国将失半壁江山。我愿率兵死守！”
昭常退下，景鲤给襄王分析：“地要给，否则将失信于天下。楚国弱于齐国，臣愿赴秦国凭三寸不烂之舌搬来救兵！”
景鲤退出后，慎到进来。襄王苦着脸告诉了一切，慎到说：“大王，他们各有见地，您全采用！”襄王瞪了他一眼，“别开玩笑啦！”
慎到伸出右手三指：“大王发给子良50乘，东面献地500里给齐；在子良起程的第二天，派遣昭常为大司马，令他去镇守东地；在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景鲤率车50乘，去向秦国求助。这叫连环三计。我保证大王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让500里东地完好无损！”
后来果不其然，齐王不敢再提那500里土地的事情。
慎到的著作《慎子》原本42篇，现仅存7篇和一些逸文。
听命君主，依法办事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君主要做到公平执法。他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重“势”和“无为而治”
慎到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势”指的是权势。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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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和物权
《慎子·逸文》篇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只兔子在大街上跑，很多人去捕它，即使有贪得无厌的人混在里面，人们也不会去责怪他们，这是因为兔子还没有确定归谁所有。集市上兔子成堆，过往的人们却看也不看一眼，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得到那些兔子，而是因为那些兔子有了归属后，即使品德低下的人也不敢去争抢它。
慎子以此来说明，“定分”可以解决人“争”与“不争”的问题，就是说，对兔子要确立一个所有权，即归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才公布并实行，但战国时代的慎到却已经对物权有了认识。
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商君书》
《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阐述商鞅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反映商鞅的变法主张，宣传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对“法”的起源和作用亦有所论述。它对研究商鞅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孙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地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如果不用，一定要将他杀死，不能让他出境。可是魏惠王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游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43年，秦国富强，并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商鞅用诈谋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商鞅也因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号称商君。
商鞅变法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公子虔一伙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但魏因此前一战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试图反抗但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革新变法思想
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有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重刑少赏思想
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
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也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重本抑末，反对儒术
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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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的作者是谁？
对于《商君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向有争议。近代吕思勉认为今存《商君书》以开塞、耕战思想总括全书，与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说的“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内容相符，因而推断《商君书》并非伪撰，即作者是商鞅。郭沫若则认为此书是韩非门人揣摩商鞅的意思写成的。《四库总目提要》认为，秦孝公死后，商鞅仓皇逃命，无暇著书，如写于孝公在世时，则不应在书的开篇称孝公谥号，因而认定此书为其后学编纂。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所编定，其中大部分是商鞅的思想和言论，但也搀入了后人不少附会之辞。
重“术”的《申子》
申不害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法”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发明了“术”，强调“以术治国”，这对后来的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亦称申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京县（今河南荥阳，属郑州）人。
韩国灭郑国25年后，韩国已处弱势。但韩昭侯颇具雄心，即位不久，就任用申不害为相，使申不害得有用武之地。
韩昭侯四年（前354），素与韩有矛盾的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重兵压境，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都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建议，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缔约为友邦。申不害也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
申不害在韩国为相期间，进行了变法改革。他先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然后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第三，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此外，申不害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使韩国虽处强国的包围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术”的思想
申不害所言的“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术”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这是指国君公开用来选拔、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君主要依才能委任官吏，然后考察其是否称职，是否忠诚，据此决定赏罚。二是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具体说，就是国君要“去听”、“去视”、“去智”，让臣下猜测不到国君意图，无从讨好取巧。这样君主就能像明镜一样，“静观”臣下的一切，真正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进而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使臣下慑服。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其目的还在于维护君主专制。
要立法无私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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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试探”韩昭侯
《战国策》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
儒家理想主义流派之作：《孟子》
宋代的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称“四书”，到了明代，《孟子》被正式列入“十三经”而提高到了“经”的地位。明清两朝科举，更是规定要从“四书”中取题，从此，《孟子》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最有原创性的时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的元素都是在这个时代建立起来的。而孟子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想给中国人建立“大丈夫人格”精神的一个人物。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孟子三岁丧父，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学成之后，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于是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
《孟子》一书是对孟子言行的记录，其文章纵横驰骋，汪洋恣意，极富雄辩色彩，经典语录层出不穷，其中展现出的智慧火花，让人眼前一亮。
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则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为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在政治上表现为，孟子说，对一个国家而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等。
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是孟子的最大发明和哲学贡献，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将人性之善和水之就下来进行比喻。他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额头之意）；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进一步，孟子认为，性善的根据是心善，心，指的是“良心”或“本心”，也就是说人都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也”则说明“良心”或“本心”是人所固有的，能不能得到它，全靠自己主观的努力。
道德伦理规范
孟子将道德伦理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知识小百科
儒家“十三经”的来历
“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汉朝时，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堂。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堂，用于开科取士。晚唐时，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和《尔雅》。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名家之“合同异”派
惠子有丰富的想象力。在仅有的记载中，惠施和其他名家的一些命题，充分显示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与思辨能力是何等的超群出众。特别是在二千多年以前，足以使整个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名家，是诸子百家其中之一，是一个很小的学派，但却十分的有声望。名家的创始人叫邓析，是春秋时代的人。这个人比较善于诡辩，创造了“两可”学说。惠施继承了邓析的衣钵。
惠施（约前370—前310），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虽然是宋国人，但他主要活动于魏国。惠施主张魏、齐和楚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魏惠王在位时，惠施因为与张仪不和而被驱逐出魏国，他首先到楚国，后来回到家乡宋国，并在那里与庄子成为朋友。魏惠王死后，张仪失宠，惠施回到魏国。
惠施的著作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记载于《庄子·天下》中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结论性命题。
“历物之意”的十个哲学命题
惠施的十个哲学命题是：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6.南方无穷而有穷。7.今日适越而昔来。8.连环可解也。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哲学命题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有系统的，而且也是有目的的。它先举宇宙原理：“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基本空间观念，引出“无厚”的概念，既然“无厚”，自然“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进而包含对贵贱天定理论的抨击。继空间阐述后，进而举时间原理“日方中方睨”，由时间的流动不居引出事物的变迁不定，所以有“同异”之说。至此前5点为基本原理部分，以下是4个例证，“南方无穷有穷”证空间原理；“今日适越昔来”证时间原理；“连环可解”是证“同异”原理；“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突显出其平等、去尊的核心理念。最后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总结其为学的精髓所在，义理所归，即包纳天地万物的“泛爱”。
稀奇古怪的观点
惠子还有一些名满天下的观点，但大多都稀奇古怪，让人匪夷所思。如：“卵有毛、马有卵、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连环可解、犬可以为羊、老太婆有胡须、小马驹没有娘、鸡有三只脚、轮子并不碾地”等，这些都让后来的哲学家们揪着头发思索。胡适研究后解释道：鸡蛋中有鸡的形状和鸡毛，否则怎么变出鸡呢，所以卵有毛。生物的前一种形式包含后一形式的可能性，马虽然不是卵生的，但曾经有过卵生的进化阶段嘛，所以马有卵。而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那是因为视觉暂留现象。这些看似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命题，表面上匪夷所思，但在深层中却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内涵，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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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惠之交及鱼乐之辩
庄子和惠施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也都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情。所以他们常常互相抬杠，却也互为知己。下面便是发生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辩题：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神人”庄子的《南华经》
《庄子》（又名《南华经》）一书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它不仅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见面；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他们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这样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吏，有时还以打草鞋为生，生活贫困。
庄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分为三部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篇乃为庄子所著，外篇多数为庄子所著，但间有弟子所篡补者，杂篇多为后学弟子所推衍。
《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大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逍遥游”指不受任何约束和任何条件的限制，自由自在地遨游。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运用了几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如鲲鹏变化的故事、宋荣子依赖自身见解、列子御风而行等，来说明自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庄子认为只有那种顺着自然的本性，能够驾御天地间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的变化，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无所待”的。“无所待”是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逍遥游。
万物齐一的认识论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表面上有着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没有区别、同等均齐的。庄子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大小、彼此、是非的区别。他认为，从万物相异的一面去看，肝和胆就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那么远；从它们相同的一面去看，万物又都是一样的。了解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去关心耳目适宜于何种声色，只求心灵游放于“德”的和谐境地；从万物相同的一面去看，就感不到有什么丧失，所以看自己断了一只脚就好像失落了一片泥土一般。
继承又发展了的“道”
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讲“道”并不在于为了探讨和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在于探讨人的本体。庄子认为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道”是万物的本体，也即是人的本体，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所以它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然之性，人应当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应效法那支配宇宙万物的无所不在的“道”，使自己成为永恒的无限自由的存在。庄子哲学处处都力求从宇宙本体“道”的高度来论证人生的哲理，把人的生活放到整个无限的宇宙中去加以观察，以此来探求人的精神达到无限和自由的道路。
内游于心，外游于世的实践论
庄子哲学不仅用理智来认识，更是用行动来实践。内游于心、外游于世就是庄子达到无限和自由境界的实践论路径。内游于心要靠个人人格修养的内省功夫，即“心斋”和“坐忘”来实现。而外游于世则体现了他的如何处世的态度，即不弃世、逃世或隐世，而是安于命、化于时、顺于人。从功用的角度看，和顺于人，虚己游世，可免害保身，无疑是外游于世的主要价值所在。但是从更高的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游世也是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一种自由的表现，是有极高精神修养的人才可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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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宁做自由之龟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说：“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
庄周与蝶之梦
“庄周说梦”看似说梦，却寄寓着庄子深邃的哲学思想，这是庄子兼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个性化体现。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自己非常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是僵卧在床的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梦引发的人的存在的问题
庄子借“梦蝶”提出一个哲学问题——人如何认识自身的存在。
庄子将人的存在问题设置于梦境中，其实也是借寓言影射“人生如梦”。庄子重生，珍视而执着人生，所以便觉人生的短暂与生命的易逝，短促的人生就显得难以把握和难以认清，因此便会产生虚幻的感觉。而且，当人被作为存在者对存在进行追问时确实是难以明辨的，由于个体存在的偶然性与感性因素的存在，存在的真实性很容易迷失在现象世界中，人的自我意识也会迷失其中，难辩真伪。
梦引发的人与外物的融合交感的问题
人与外物能否融和交感？其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这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在庄子这里并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是进行审美的体验。
庄子在梦中化为蝴蝶，将自我的情意投入到蝴蝶身上，与蝴蝶相互会通交感，从而进入一种凝神的境界之中，物我的界限便消解融和了，他们浑然一体。这整个过程全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庄子就是这样透过“美感的经验”，借蝶化的寓言来破除自我执迷，泯除物我的割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融为一个大和谐的存在体。
人生如梦的“物化”超越
“庄周梦蝶”最后提出的“物化”，其实是要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悲剧人生，因为人只有审美地存在才能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才能最终完成完善人格的建构，成为完全的、自由之人。另外，“庄周梦蝶”的这种超越反映到生死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哲学的乐观主义，或者说是“知天乐命”“安时处顺”，毕竟它只是要达到哲学上的超越，而不求得现实中积极的抗争。
梦寓示的相对主义观点
庄周梦蝶其实是一种相对主义，意在指明一切事物的存在变化，包括所谓有无、大小、是非、寿夭、贵贱、贫富等都是有限的、局部的和不确定的、无意义的，要从一个混沌、完全、齐备的整体分出有无、是非、大小等来认出、寻出种种区别，就会失去真实的本体存在。因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只有在精神上超越不真实的现象世界，只有从有限事物的束缚和局限中解脱出来，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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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本如是迷茫吗
一天，庄子靠椅而坐，仰天而叹，沮丧得如失魂落魄一样。
弟子侍立在旁，说：“先生为何嘘叹？人之形体真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吗？今之靠椅而坐者，不是昔之靠椅而坐者吗？”
庄子道：“问得好。而今我丧失了自我，你可明白？”
弟子道：“自我是什么？弟子愚钝，实不明白。”
庄子道：“天下万物，都是彼此相对。故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你就没有我，这就是相反相成；可不知是谁使成这样的？是冥冥之中的道吗？道又是什么样子？骨骼、五脏六腑，遍存于一身，自我究竟是什么？我与谁亲近些呢？是都喜欢它们，还是有所偏爱？如此，则百骨九窍、五脏六腑彼此有臣妾关系吗？如果皆是臣妾，这些臣妾之间到底是相互制约呢？或是轮流为君臣呢？难道其中真有主宰者吗？唉，人生一旦接受精气，成就形体，不知不觉中精力就耗尽了。天天与外物争斗摩擦，精神耗尽像马飞奔一样，而自己却不能制止，不亦太可悲了？终身忙碌而不见成功，颓然疲役而不知归宿，可不哀邪！虽说身体不死，有何益处？心神也随身体消亡，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时，本来就这样茫然吗？亦或只我独觉迷茫而别人都不迷茫呢？”
名家之“离坚白”派
公孙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但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却对中国哲学、逻辑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上承邓析、伊文、惠施的名家学说，下启后期墨家和荀子的逻辑思想，他的哲学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公孙龙（前320—前250），传说字子秉，战国时期赵国人。能言善辩，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是名家的代表人物。
公孙龙在诸子中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基于他的《白马论》。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马匹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到：“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讲：“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公孙龙常以雄辩名士自居，他娓娓道来：“‘马’是指名称而说，‘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就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吧！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这就是著名的“白马非马”观点，它和后来的“离坚白”观点同样著名。公孙龙的著作结集为《公孙龙子》。《公孙龙子》在西汉时共有14篇，唐代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到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
著名命题“离坚白”
公孙龙分两个部分来证明他的“离坚白”的命题。第一部分，先假设有坚而白的石。对于这一个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第二部分是包含着形而上学的辩论。其大意是说：坚、白二者作为共相，是不定所坚的坚，不定所白的白。坚、白作为共相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之中。当然，即使实际世界中完全没有坚物、白物。而坚还是坚，白还是白。这样的坚、白，作为共性，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一切坚白物的存在。坚、白是独立的共相，这是基于实际世界中有些物坚而不白、有些物白而不坚这样一些事实。所以坚、白显然是彼此分离的。
艰深玄奥的《指物论》
《公孙龙子》中还有一篇《指物论》。《指物论》主要讨论的是能指与受指，即语言（而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没有涉及所指。《指物论》是公孙龙语言哲学的总纲，也几乎包含了他的全部世界观。
在《指物论》中，公孙龙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指”有名词的意义，就是“手指头”；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之所以用“指”表示共相，正是兼用这两种意义。此外，公孙龙以“指”表示共相，还因为“指”字与“旨”字相通，“旨”字有相当于“观念”、“概念”的意思。一个普通名词，用名家术语说，就是“名”，它以某类具体事物为外延，以此类事物共有的属性为内涵。一个抽象名词则不然，只表示属性或共相。可以说，在汉语里，一个共相就是一个名所“指”的东西。公孙龙把共相叫做“指”，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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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楚王失弓”
据说楚王打猎时丢失了一张弓，随从们请求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呢？”仲尼听到了说：“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说楚国呢？”
公孙龙借用孔子关于楚王失弓的说法，指出孔子认为“楚人”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楚人非人”的意思。公孙龙的用意，是借用孔子的“楚人非人”道理来辩护他自己的“白马非马”理论。
先秦儒学的集大成之作：《荀子》
《荀子》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
荀子（约前313—前238），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
荀子入秦拜见秦昭王之事，无论对儒家学派还是对中国学术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约在八十岁左右（一说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荀子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去秦国考察。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它预示着儒家的仁政学说，将与专制统治联姻。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场面。
《荀子》，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32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
“天人之分”与“人定胜天”
哲学思想是荀子思想的精华部分，而其中的天道观更为突出。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它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天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因为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桀而消亡。天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停止冬季，地不因为人厌恶辽阔遥远而废止其广大。他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的观点，把天与人严格区分开来。此外，荀子还进一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也就是说，人可以利用自然规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有力地驳斥了宿命论。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代表先秦思想的一个高峰。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站得都高。
感觉经验与思维作用并重的认识论
荀子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色彩。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就说，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动力，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人依靠感觉器官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耳、目、口、鼻、形”，荀子称之为“天官”。他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荀子·天论》中叫做“天君”。通过心的作用，把由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彼此孤立的感觉上升为认识，比较正确地说明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关系。比如，用眼看到树，知道树的形状、高矮、颜色；通过心的辨别，得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树。荀子的认识论重视感觉经验，同时又注意思维（“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克服了墨子单纯强调感觉经验的片面性，也克服了孟子单纯强调“心”的作用的片面性。
荀子认为，“心”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虚一而静”，即不要以已经获得的知识来妨碍获得新的知识，不要以已经见到的东西而分心，妨碍认识新的东西，而且“心”还必须安静，不能胡思乱想干扰正常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虚一而静”。
同时，荀子对“知”与“行”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说明，他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即是说，听说的不如看见的，看见的不如自己知道的，知道的不如已经实行的，学到最后要达到实行。他强调“行”在认识中的地位，虽然他所谓的“行”只是个人的行动，还不就是社会实践，但仍属唯物主义的观点。
人性本恶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其性恶思想也被后人认为是其法家思想趋向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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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李斯和韩非的关系
韩非是先秦的最后一位重要思想家，李斯是秦帝国最重要的一位高级官员。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入室弟子，但他们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历代都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派。同时，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的猛烈抨击。
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韩非子》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韩非（约前281—前233），战国时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身为韩国公子的韩非，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希望韩王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这使韩非非常悲愤和失望，于是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后，秦王大加赞赏，推崇备至。为了见到韩非，秦王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韩非很高兴，但没有信任和重用他。后来，韩非受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死于狱中。
韩非死后，后人把他的著作辑集成《韩非子》。《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与规章制度。到了韩非时，他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他第一次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相辅为用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认为治国要有法，主张明法令，设刑赏，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
“道”与“理”
韩非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他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对老子“道”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万物。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主张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矛盾之说”的首次提出
韩非首倡“矛盾之说”。韩非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他认为，所谓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但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他认为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固然有决定的作用，但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进化的历史观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反对“先验”的认识论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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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寓言之“酒酸与恶狗”
宋国有位小生意人开了家酒店，专门出售陈年佳酿。这间酒店窗明桌净，买卖公道，行人在几里外都能看见门前的酒旗招展。店小二待客笑脸相迎，颇为殷勤。奇怪的是，这间酒店生意冷清，一坛坛老酒开了封卖不出去，都发酸变质了。
店主苦思冥想找不出原因，就去请教附近一个老者。老者沉吟了一番，问他：“你的看门狗凶吗？”店老板纳闷地说：“凶啊，可这跟卖酒有什么关系呢？”老头儿拈着胡须笑道：“恶狗守在门口，见人就咬；酒再好，还有谁敢来买呢？”
韩非以此寓言来说明：有才能的人怀着治国的好想法想要禀陈君王，可有些大臣却像恶狗一样窜出来咬人，这就使国君受到蒙蔽和挟制，也使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
商人促成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主要思想武器。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滑县）人。吕不韦原本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于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并因此积累起千金家产。
吕不韦在庄襄王时期任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受命以“仲父”身份摄政领国，辅佐13岁的秦王嬴政，直到其21岁加冠亲政。秦王嬴政亲政后，吕不韦公开发布《吕氏春秋》，与秦王嬴政发生治国理念的冲突，被贬黜洛阳；后来，秦王欲再贬迁吕不韦于巴蜀之地，吕不韦饮鸩自杀，埋葬于洛阳北邙山一带。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成书于公元前239年。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
改造与继承
《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吕氏春秋》吸收了这种思想，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认为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物质起源的精气说
在物质起源的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
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观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它还用“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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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做广告
吕不韦生活的年代，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宾客相倾。但吕不韦虽贵为丞相，却是商人出身，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于是他高薪聘请了上千个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成立了吕氏文学院，专门撰写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书成之后，犹不满足。还命人把书的全文抄出，贴在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布告：“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布告贴出许久，人们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来自讨没趣。于是书的名声以及书的质量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