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过程

尽管我们试图否认，但人类受制于生态学法则。我们掌控着我们环境的大部分。机动车取代大型捕食者，成为暴力性死亡的主要类别；我们消灭了大多数潜在的竞争对手，并且驯化了处于食物链下端的生物。但是，传染病仍然将我们与全球生命网络联系在一起。

最重要的疾病生态学联系是人畜共患病，即新发疾病由动物宿主传染给人类：埃博拉（病毒可能来源于蝙蝠）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很多我们尚未掌控的新发疾病都与动物相关：SARS、禽流感（H5N1）和汉坦病毒，这些都是较为人们熟知的例子。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是动物源性疾病，而且大多数新发传染病都是人畜共患病。由于很难针对未知疾病进行疫苗接种或开展药物研发，所以这些新疾病威胁的出现令人恐惧：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出现一种“超级传染病”。

人畜共患病并非新鲜事。天花被认为是至少在一万六千年前，由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的；麻疹是在9世纪左右，由牛传播给人类的；HIV则是在20世纪初通过猴子和黑猩猩传染给人类的。然而，无论是在热带雨林（HIV和埃博拉）还是在温带气候地区的郊区（莱姆病），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利用的变化都增加了人类与动物的接触。

除了与动物有更密切的接触外，全球人口的流动速度也在加快。与17世纪艾萨克·牛顿逃离瘟疫，或19世纪爱伦·坡创作《红死魔的面具》时相比，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的速度更快，距离也更远。以前传播范围局限在有限区域（一般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现在可以迅速扩大其传播范围。不仅人类传染病是这样，影响其他物种的疾病也是如此，这些疾病的传染源由人类通过行李、旅行中所吃的食物或鞋子进行传播。人类的旅行和商贸活动可能通过运输动物（尤其是昆虫）病媒间接传播疾病，将疾病从某一生物体传染给另一生物体。例如，在国际二手轮胎贸易上，传播登革热的病媒伊蚊。除了病媒，人们有时也会转移人畜共患病的宿主。1989年，非洲以外地区的首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传染源是从菲律宾进口用于动物实验的猴子（食蟹猕猴）。幸运的是，所涉及的特殊菌株（埃博拉—雷斯顿型）对人类无害。

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将病媒和宿主传播到新的地区，环境变化让它们能够在新家园中繁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动物，特别是对温度敏感的昆虫，可能会入侵温带的新地区。虽然这个话题仍然存在争议，但许多气候学家和一些流行病学家相信，在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登革热和疟疾等蚊媒疾病已经在向新的人群中扩散。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模式导致的更为局部的环境变化，将会对传染病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幼虫在如旧轮胎和家用水箱大小的水体中生长。一般来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民从农村移居到日益繁荣的城市，他们将面临更严重的污水问题（传播霍乱和其他水媒疾病），并遇到了新的、不同种类的携带疾病的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