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在社交媒体上谨言慎行吗？

密尔‖范伯格‖格林沃尔德

你突然火了。这不是你的本意，但是你恶搞一个宗教团体的视频在网络上像病毒一样大肆传播，现在这个秘密宗教团体的高级律师试图用各种法律手段威胁你。但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对吧？你连自己想说的话都不能说了吗？

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长期被奉为最基本的原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了言论自由，《世界人权宣言》（1948）将言论自由拓展为“表达自由”，包括了言论自由和所有媒介上的写作自由。然而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公众，人们通常认为言论自由需要受到限制。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1859）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捍卫言论自由的价值。在民主社会中，代表大多数的当权者通常会忍不住去压制他们眼中的极端言论、不道德言论、有害言论，甚至仅仅是反对观点（不论以何种立场）。然而，压制异议不仅会削减社会的自由，它还会在许多其他方面造成危害，其中有三点密尔认为是最重要的：

（1）（少数派的）反对观点可能是对的，而压制反对观点会让大多数人失去矫正自己错误观点的机会；

（2）即便少数派观点是错的，（正确的）多数派观点也能通过捍卫自身而得到加强，而我们也就更加了解它为什么是对的；

（3）也许少数派观点和多数派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它们都是部分真理——那么自由的讨论会为我们呈现出完整的图景，而无论是双方还是社会整体，都将因此获益。

这些观点看起来都很有道理，甚至很有说服力。那么对言论的限制又是怎么回事？

伤害和侵犯

相对而言，密尔讨论限制言论自由的篇幅就比较少。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感觉在当时的社会，言论自由是受到威胁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为限制言论自由而辩护的理由要少于为保护言论自由所需要的论证。他认为限制言论自由的唯一基础，要么是使人不受伤害（比如煽动罪犯私闯民宅），要么是使人免于诽谤中伤（比如口头或者写文章编造事实玷污他人名誉）。除了这些情况，无论人们的言论多么不得人心，或者多么让他人感到受冒犯，都不应对这些言论进行限制，任何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都会使得自由本身受到更大的损害。

密尔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低估了不实言论可能产生的伤害。例如，种族主义者或者性别歧视者的观点也许不会导致暴力、诽谤或者中伤，但可能会助长偏执和不包容的舆论态度，而这最终会产生实际伤害。密尔可能会反驳说，多数派（反性别歧视、反种族主义）的正确观点通过理性的证明能驳倒错误观点，而错误观点只会将正确观点反衬得更加强大。但是，这是否高估了人们批判性分析观点的能力？换句话说，密尔对人性和当时社会的态度过于乐观，而且过于高看人们的文化水平和理性分析能力。

美国哲学家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1926—2004）认为，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伤害”，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后来通常被称为侵犯原则。范伯格设计出一个思想实验，他设想了一种乘坐公交车的场景，你在车上目睹了很多事情，让你产生不快、厌恶、愤慨、尴尬、羞愧、生气以及其他负面情绪，但是按照密尔的定义，你没有受到任何切实的“伤害”。范伯格的观点就是，至少其中一些令人感到受侵犯的言论应当是非法的，因为我们应当避免让人们受到侵犯或打击（也就是更广义的“伤害”）。大多数自由社会确实会以这样的方式保护大众。在大多数地方，你都不能在市中心裸奔或者在当地商场做爱。

然而，范伯格的“侵犯”不仅不同于密尔的“伤害”，而且更加难以定义。正如我们难以定义何为“有使易受影响的人群堕落、腐化的倾向”（即所谓的希克林测试，长期以来，它都是判定何为淫秽的立法基础），要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有侵犯他人的倾向，最终会落入主观和标准的多样化。随着舆论观念的不断变化，反淫秽立法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也不断地改弦更张。很多过去被认为是“不正确的”或者“不道德的”而遭到禁止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现在也被纳入经典文学的范畴中。因此，在这个互联网和边界开放的时代，有些人会认为审查和梵蒂冈的《禁书目录》（试图控制并禁止那些腐化信众信仰和道德的出版物，它本身已经在1966年被天主教会废弃了）一样，都是过时的东西。范伯格也曾试图提出几条原则，用于判断言论和出版物是否违法，例如言论涉及的范围、影响持续的时间、人们是否可以轻易回避它等，但是，侵犯原则仍然过于宽泛，且与现实存在隔阂，因此不易于应用。

言论自由的悖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互联网让观点更容易得到分享和传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警惕，而非放松言论管制。仇恨言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所谓仇恨言论就是对具有特定特征（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性取向等等）的个人或者群体的言论攻击。美国对待仇恨言论的态度最为宽容，只要该言论不包含严重的人身伤害威胁就不会受到管制；但许多国家在言论方面的限制非常严格，会对犯有此类罪行的人处以罚款或者监禁。如果某个宗教教派拥有合法地位，那么你对该教派的评论，就会受到言论自由法甚至是亵渎法的约束。近年来，即使在传统的自由社会中，基于这些原因的起诉也有所增长。

美国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1967—　）曾在《沙龙》杂志的网站上撰文谈论审查与监管的问题，他指出这种立法不仅具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威权要素，而且也无法真正实现它的目标。相反，审查制度会把特定的观点赶入地下，它们将在阴暗中继续生存且得不到讨论。因此，格林沃尔德的解决方案和密尔的相近：为了击败极端言论，我们不仅要允许它们存在，还要积极地同它们对话，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它们的错误之处。但是作如是观的他难道不会面临与密尔同样的反驳？与其说这会让更多人理性地参与到这些话题中，不如说这会让更多人受到仇恨言论的影响或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