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建个家

接触中大家觉得孙大姐特别有思想，我们把想呼吁的事、残疾朋友的这些渴望跟她一聊，很容易就碰出火花来了。之后就定期去她那儿开会，并且成立了一个核心组。我们觉得不能等，在国家成立残疾人组织之前我们应该自己组织起来，于是就商量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刘京生提出叫残疾人之家，觉得家这个字亲切，容易让残疾人有安全感。可一个搞英文的残疾人不同意，他说现在国外都时兴叫Club，还是叫俱乐部比较好。都是年轻人，也爱赶个时髦什么的，于是病残青年俱乐部这个名字就这么叫起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基本都是名人，都有不少残疾人朋友，左右一招呼就有不少人加入俱乐部当中来。当时，残疾人确实比较困难，社会上还存在比较多的歧视，他们加入俱乐部，互帮自助，精神上互勉，生活上互助，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虽然是草根组织，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钱也没权，但大家利用自己的资源给残疾人办点事，能办到哪儿就办到哪儿。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非常正统，觉得既然成立了组织，就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于是在设置管理层的时候设置了4个副理事长和1个秘书长，理事长的职位空缺，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议为我们派一个理事长来领导我们，但一直都没实现。

家建起来了，就该实实在在地给大家办事了。从我个人到周围的残疾人，就业都是个大难题，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教给大家一点劳动技能，让大家能有点事干。于是我们成立了就业小组，具体由林达负责。大家一起琢磨重度残疾人到底能够干点什么。偶然一个机会，林达打听到一位跟她患同样病症的残疾人剪纸艺术家申沛农，马上就自报家门去拜访，告诉人家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俱乐部，希望他能够给俱乐部的残疾人传授剪纸技艺，让他们坐在家里就能挣口饭吃。这事儿还真成了。申沛农马上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剪纸培训班，甚至还多次派徒弟到那些出不了门的残疾人家里去传授技艺。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不少残疾人掌握了剪纸手艺。申老师便亲自设计剪纸贺年卡，让残疾人制作，由俱乐部组织义卖。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友谊宾馆义卖，住在那里的外国专家非常喜欢残疾人的作品，一位专家不但买了我们的贺年卡而且还请我们义卖的同志去餐厅吃西餐。别看每次也就卖个二三十块钱，可毕竟是我们亲手挣来的，大家都高兴极了。为了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我们挖空心思寻找资源。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联系上了路易·艾黎的国际工合组织，他们非常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人做点事情，由他们为俱乐部的残疾人手工制品做营销，还挺成功。社会各界也伸出了援手，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下就给了一万块钱的资金支持。

我始终说我们成立俱乐部的目的就是要自己把自己的事管起来，只要知道哪个残疾人有困难，我们这帮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当时海淀区有个残疾人叫朱晓峰，残疾程度比较重，生活没有着落。她一直想办个书报亭，我们知道以后就琢磨着如何实现她的心愿。如今俱乐部一穷二白，大家就动用各自的关系，找门路想办法。正巧我当全国青年突击手的时候跟海淀区的贾春旺书记打过交道，就硬着头皮找上门。没想到，贾书记非常支持，专门给我们批了一块地建书报亭。附近的部队听说了这个消息也来帮忙，主动承担了建筑任务，房子盖得特别结实。刚开张那会儿俱乐部的残疾人都主动帮忙摆书、卖书。俱乐部有个盲人叫朱见臣，平时就住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楼梯间里，日子过得苦极了，据他自己说每年都有那么两三次想自杀的念头。我们一直想帮帮他，让他好好活下去。一次我去自行车厂做报告，跟厂团委的同志聊天的时候说起他，说到要是能给他盖个新房子就解决大问题了。没想到人家特重视这件事，主动提出把生产的边角料捐给他盖房子用，还组织了厂里的青年党、团员义务劳动，一天就把小房子盖出来了。住了新房子的朱见臣别提多激动了，也积极地参加到俱乐部的活动当中，还创作了残疾人之歌《希望的曙光》的歌词。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专门为这首歌谱了曲。

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