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发掘及误读

（一）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发掘

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劳动自由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但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没有足够重视，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受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仅仅局限在对必然的认识影响，理论界没有将马克思的劳动与自由结合起来理解，而只是将劳动自由作为共产主义劳动形态，忽视了劳动自由在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现实的观照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仅从认识论范围理解马克思自由思想提出质疑，并从实践生存论、本体论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如以下专著不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陈刚的《马克思的自由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张剑抒的《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俞吾金的《实践与自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刘伟的《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刘敬东的《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安启念的《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成旺的《实践·历史·自由——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追寻》（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等。但如何进一步从劳动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探究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现实性、历史性、辩证性，还具有广阔学术空间。

据笔者查阅，我国理论界最早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但学术界真正将其作为研究议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状况逐步呈现出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总体特征、基本内容、内在逻辑和文本考证四个层次。

1.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总体特征。苏绍智、廖晓义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4期）中，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较早考察，指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主要特点是用劳动说明人的自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全面的自由观，自由是劳动对障碍的既承认又克服，自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也是历史的自由观，自由是在劳动中发生、发展的，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过程。另外，从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真实共同体的建立，使人获得政治解放。可以说，苏绍智、廖晓义的研究是最早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解读，但没有引起学术界对劳动自由问题的重视。

进入新世纪，随着知识经济以及人的发展受到关注，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研究。王国坛在《理性自由与劳动自由》（《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中，将马克思的劳动自由与西方启蒙自由进行对比，认为启蒙的自由观是理性自由，强调的是不受感性经验制约的纯粹的抽象自由，而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劳动自由，是强调现实的感性自由，是劳动者摆脱和消灭奴役劳动的一切关系之后，实现劳动的自由和个性独立。董振华在《论创新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岭南学刊》2005年第5期）中，从人的发展角度，将劳动自由视作创新劳动，论证了创新劳动既是人本质的体现，又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人的创新劳动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统一的历史的过程。楼慧心在《知识创新劳动：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一种现实可能》（《人文杂志》2006年第1期）中，从现实的知识创新劳动出发，认为传统理论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在劳动时间缩短与专业分工消灭的基础上，但从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看，社会总劳动时间不可能减少，专业分工也不可能消失，因此，需要对传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修正，知识创新劳动是集谋生劳动和自由劳动、专业分工与全面发展于一身的新型劳动，将成为人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这一研究发掘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现实意义，但因现实出现的新现象而断然修正马克思揭示的劳动自由一般趋势是理论短视。

2.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基本内容。随着研究深入，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渊源、形成、内涵等基本内容进行全面阐发。曹玉涛在《论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中，从思想来源、形成过程与主要内涵三方面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欧洲哲学史上的自由理论是马克思自由观产生的思想源头，马克思在批判以往自由观，特别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由观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实践唯物主义自由观。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形成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为标志，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1）自由存在于人类劳动之中，但真正的自由是以人的能力发展为目的的活动；（2）自由是人的解放即对异化劳动的扬弃；（3）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是实现自由的根本条件；（4）“自由王国”的实现必须以“必然王国”为基础；（5）科学和艺术是自由活动的典范。

对劳动自由思想进行全面阐发的学术成果还包含两篇博士学位论文。杨国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2013）通过梳理劳动的思想史，考察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来源，阐述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所引发的哲学变革，论证了劳动与马克思两大发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将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方式的基本思想。论文还在回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现代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劳动思想误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劳动内涵。该论文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面考察，但因此也冲淡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自由精髓。张岩的《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研究》（2015）是唯一系统全面研究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从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角度梳理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来源，并将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形成过程划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认为马克思劳动自由的基本内涵包括劳动是人的本质特性、是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方式，劳动自由是感性的现实的自由，最后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扬弃论证了劳动自由的实现。

3.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内在逻辑。在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基本内容考察的基础上，学术界通过多角度分析马克思语境中劳动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和消极双重性，对劳动向自由生成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探讨，这也是理解马克思打破哲学史上实践与劳动对立的关键。朱平在《劳动的手段意义与目的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中，从劳动具有目的与手段的两重性角度，认为劳动作为手段具有永恒性，劳动作为目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姜涌在《论马克思“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 （《广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6期）中，将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区分为积极劳动与消极劳动，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批判劳动的消极方面，才能拯救劳动主体，变劳动的消极方面为积极方面，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胡建在《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意蕴及其现实启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 期）中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蕴含“必要劳动”与“自由劳动”双重性质，前者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后者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目的，对人类发展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后者。王晓升在《论马克思的两个劳动概念与两种历史解释模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中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劳动概念，即自我实现的劳动和满足需要的劳动，无论是把劳动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活动，还是人的存在方式，都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是从两者的统一中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刘梅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中提出，马克思对劳动概念进行了三重区分，即作为历史前提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以及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前两种劳动最终都要被发展为一种新的实践原则即“自由劳动”，认为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超越，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弥合了劳动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没有被发掘出来。侯继迎在《劳动的双重意蕴：谋生目的与自由维度》（《东岳论丛》2012年第10期）中认为，马克思超越前人之处在于，将劳动提升到实践的意义上理解，看到了劳动的双重意蕴，即占有劳动成果以维系肉体生命的谋生目的，与通过劳动自我确证的自由维度，二者将在历史发展中达到和解。贺汉魂在《劳动二重性真义与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本义探析》（《齐鲁学刊》2016年第2期）中，把劳动对人的利与害界定为劳动的二重性，进而将劳动区分为有用劳动与有害劳动，认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本义是劳动解放人与解放劳动两方面，这两方面既对立又统一。高飞在《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双重逻辑》（《长白学刊》2016 年第1 期）中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逻辑和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逻辑，马克思借此双重逻辑建构了超越于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谱系的总体实践观。

4.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文本考证。通过具体文本，对个别理论问题进行细致考证，是目前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研究的新动向。孙乐强在《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革命》（《哲学研究》2016年第9期）中认为，马克思劳动解放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然而，在机器大生产定位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由于没有建立劳动二重性理论，是基于直接劳动来阐述机器大生产的哲学效应，并由此论证资本主义崩溃和劳动解放的可能性，在逻辑上存在重要缺陷。而《资本论》克服了《大纲》的不足，不仅揭示了劳动从资本中获得解放的现实基础，而且诠释了解放的可能性，打破了贬低劳动或仅仅将劳动理解为手段的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申文昊在《劳动重构自由的现实基础》（《齐鲁学刊》2017年第3期）中认为，马克思早期考察自由问题的视角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开始转向劳动，这一转变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和世界历史思想形成两条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哲学逻辑展开而言，马克思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到超越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关注到劳动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从世界历史思想发展而言，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形态的改变，看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凸显，深刻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张力关系是终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动因。这说明劳动是解决自由问题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后期形成科学唯物史观的初步探索。

综上，国内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研究较晚，但已从总体特征、基本内容、内在逻辑、文本考证四个层面，囊括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主要议题，正确把握了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劳动走向自由的逻辑理路。但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突破：第一，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研究已经打破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割，从整体上把握了劳动向自由辩证发展的内在逻辑，但研究还局限在对劳动自由本身阐释的微观视角，而缺乏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对劳动自由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所处理论方位的审视，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给予人类解放的真正理论价值。第二，正是因为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挖掘不够，国内理论界还不能自觉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变化从劳动自由角度进行理论回应，进而削弱了马克思学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和现实观照性。第三，国内理论界缺乏对马克思劳动自由理论意义的审视，还导致了另一个研究中的不足，即将劳动自由仅仅视作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才出现的特征，缺乏对现实社会主义劳动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自由生成的理论探讨，从而削弱了马克思学说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走向全面发展的指导意义。

（二）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关注及误读

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较为关注，而且结合现实变化进行了新的解读。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西方政治哲学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则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解构。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整体理解不到位以及所持学术立场不同，无论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持赞成还是反对观点，都存在不同程度误读。

1.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继承与偏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在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中，引入黑格尔主客体统一原则，在坚持主体性原则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为实践主体、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实践的基本轮廓。但他离开劳动基础谈实践，最终导致对主体能动性的夸大，无法对实践内涵做出科学规定。在晚期著作《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中，卢卡奇清理了早期对劳动与实践二分的思想，把劳动作为从自然到人类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即作为社会存在的起点。强调劳动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原型，阐述了劳动同实践的内在一致性，只有劳动才能使自然与人发生联系并相互作用，产生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的结果，使一切自然和人都带上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人由此在劳动中实现自由。卢卡奇晚年重新确认劳动的本体论意义，克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唯自然主义倾向，解决了社会存在本体的定位问题，无疑是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尝试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但他强调自然本体论是社会本体论的基础，暴露出其劳动概念存在直观唯物主义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中，借用异化概念对马克思进行了人道主义解读，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与自由。马尔库塞吸收了弗洛伊德思想，把爱欲作为人的本质，认为审美感的丰富性是爱欲解放最主要的方面，要使人真正获得幸福，必须使人所有的活动“爱欲化”，最主要是劳动的“爱欲化”。与马克思揭露资本自由竞争时期工人被异化的残酷现实不同，马尔库塞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异化无孔不入，从经济领域向文化政治和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扩张，压制了人们内心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性向度，使生存斗争的形式得以永恒化与合理化，人成为单向度人。因此，在生产极度过剩和消费压倒一切的资本主义新形势下，人们无法区分自己需要的真实与虚假，暴力革命的形式已经过时。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大拒绝”，即以人内在的本能结构的革命为特点的总体革命，而不是外在的以推翻政权为目的的社会革命。马尔库塞虽然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人遭受的新奴役进行了批判，但由于将人的本质错误理解为本能，并且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革命，使革命成为乌托邦设计。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马克思论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等著作中，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人本主义学说相融合，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具体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他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但又不满意把异化当作一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来使用，认为异化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问题。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性表现为人在固有矛盾中所产生的心理和需要之和，人的诞生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活动，人与自然界分离，便失去了与自然界的原始统一，人从本能生活的确定状态里，被抛到了一种不确定的陌生的无限的世界里，因此，异化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体验世界。要解决这种存在的分裂，就是要全面发展人类独有的爱和理性，建立一个充满友爱、每个人能在工作中积极展现才智并能利用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内心需要的健全社会，这与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基本一致。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对于通过激发人的自我意识，进行爱的革命与道德的自我修养来消除异化具有启发意义，但他从微观的心理角度分析异化，仍停留于人本主义阶段，不能真正认识异化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原因。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高兹在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Harvester Press，1978）、《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South End Press，1980）、Farewall to Working Class（South End Press，1982）、Paths to Paradise（South End Press，1985）、《经济理性批判》（Verso，1989）等著作中，将劳动解放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相结合，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高兹对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ployment）进行了区别，指出劳动的权利不同于挣钱的权利，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商品满足消费称为经济理性，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须把经济理性从劳动领域中驱逐，不仅要让人获得挣钱的权利，更要获得劳动的权利，从而为劳动解放奠定基础。高兹关于劳动时间的解放和自主劳动的设想以及劳动休闲一体化，丰富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对于处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他没有看到劳动解放正是在劳动的不断异化中实现，否认了在生产领域实现自由，设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之外实现自由劳动，这使他的劳动解放只局限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不能在社会层面完全实现。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人的基本需求满足后，人并没有实现全面发展而在物欲膨胀中更加不自由的背景下，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他们不是从客体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造成的贫困，而是坚持将劳动自由作为人的真正的存在状态这一马克思劳动自由的基本观点，从主体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丰富，但由于他们对劳动以及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坚持不彻底，在本可从审美、心理等主体维度拓展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当代解读空间中，却退回到自然人本主义而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解放的正确方向。

2.西方政治哲学家基于劳动与实践分离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批判

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中，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自由存在悖论。她将人类活动划分为三类：劳动（labor）、生产（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是人出于生命活动的必然性而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代谢，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生产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建立一个有别于自然世界的人工世界，虽然比劳动自由，但依然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政治活动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无须物质媒介，真正展现了人的特性和平等，并赋予了人存在的意义。依据人类活动的三分法，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混淆了人为的自由领域即政治领域与自然决定的必然即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可能使后者代替前者。阿伦特将人的活动从生产劳动延伸至政治行为，对于拓展劳动自由内涵具有启发意义。但她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狭隘化为生物学与经济学概念，没有认识到她所说的劳动正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的，由于过分重视行动的重要性，陷入了“行动唯我论”，而且她的行动自由不是针对每个人，只有自由人才有行动自由，奴隶和工匠被排除在自由之外，反映出其理论上的局限与不彻底。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交往行为理论》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等著作中，把劳动过程定义为以实现经济目的为己任的工具理性，不可能实现自由。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扩散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应该以语言为媒介建构人与人的交往行为，从而重建生活世界，而不再单纯地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是一种超越劳动行为的交往行为，而交往的自由虽然依赖于理性，却是一种交往理性而不是主客体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人际关系层面拓展了劳动自由的空间，但他依然是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狭隘化理解，从而过分强调交往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概言之，西方政治哲学家是从西方实践哲学将劳动与实践相分离的传统出发，批判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将劳动狭隘化为受必然性支配的生物或经济行为，排除在自由之外，而将自由确定在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政治行为。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自由必然包含人的伦理与政治自由。西方政治哲学家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也就是在经济领域存在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情况下，在伦理与政治领域实现人的自由，这是资产阶级惯有的本末倒置的形式自由的新表达。

3.后现代主义将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作为形而上学予以全盘否定

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中，解构和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劳动，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归结为形而上学，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产品看作满足人需要的使用价值，是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永恒化的论证；将劳动力看作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动力被资本控制、奴役永恒化的论证。马克思试图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中解放出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及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中解放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永恒化，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要求的实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完成。马克思设想通过革命去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保留生产的结构，这正是生产的幻觉。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蜕变为消费社会，符号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劳动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应该用符号批判取代生产批判。

可以说，鲍德里亚的符号理论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媒介在消解人的主体性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解构和否定是建立在对劳动范畴的一系列误读和曲解之上。首先，马克思将产品看作使用价值只是在人类生存斗争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阶段，而从最一般的人类学意义上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其次，马克思将劳动看作财富来源也只是在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而在人类发展一般意义上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方式；再次，马克思并不是从交换价值中解放使用价值，也并不是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是要在生产力发展中使人摆脱生存性斗争，从而超越产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鲍德里亚解构和否定了在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将批判矛头仅仅局限在媒介符号等意识层面，使他对资本主义彻底绝望的批判成为批判的彻底绝望。

综上所述，国外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较为关注，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在结合资本主义新变化基础上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尝试性的多方面解读，在主体维度上开辟的审美、心理等解释空间，以及在社会维度上开辟的伦理、政治、媒介等解释空间，对我们思考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不彻底或者根本不认同，这种开拓性研究最终成为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的背离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赞成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但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不彻底，使其在主体维度上开拓劳动自由空间中退回到了自然人本主义而陷入悲观。西方政治哲学以及后现代理论家在从根本上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产生了对马克思劳动范畴的曲解和误读，进一步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解构，最终使其在社会维度上开拓人的自由空间中陷入乌托邦和绝望。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理论界开拓的主体和社会维度对马克思劳动自由思想进行深化研究，但必须正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解放的基本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