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工业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危机频发。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水污染、酸雨、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生态环境危机成为当前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一，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人能够置身世外、独善其身。拓展和深化国际环境合作，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唯一选择，也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强调，生态问题及其冲突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类问题的危害和影响往往具有区域性或全球性，治理起来颇为复杂，因此只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必须在各国之间开展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合作。而且，生态安全具有其独特性，生态危机的产生、消除和影响是长时间的积累过程，生态安全产生的效益或付出的成本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得见。生态问题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也要求各国应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怀抱积极合作的心态来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全球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环境资源问题演变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重点领域，“中国环境威胁论”甚嚣尘上。有关中国“生态倾销”“生态殖民主义”“掠夺式发展”“环境新殖民主义”等言论在国际社会盛行（康晓，2016）。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美国《世界观察》（World Watch）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书》的文章，指出中国水资源短缺、农业用地大幅缩减以及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将引起世界粮食危机，他认为“这种威胁远比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大得多”，并警告中国的环境问题除了破坏本国的生态系统，更波及日本等邻国（阿尔·戈尔，1997：12）。继布朗发表报告不久，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包括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污染遏制”等非传统的遏制方式（邹宇，2014）。不论是布朗还是马丁的观点，其鼓吹的“中国环境威胁论”都是预测中国的快速发展将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以及环境公害的产生，从而得出中国的发展将对全球环境产生威胁的结论（许嘉，2009）。美国的这些言论发布后，得到西方某些国家政府及国际媒体的积极响应。在一些外媒的报道中，中国空气质量明显下降、水体污染严重、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严重依赖煤炭……中国俨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以及能源和资源的最大需求者（罗小玲，2013）。在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日益升温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周边的部分亚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陆续掀起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浪潮，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成为备受国际社会批评的焦点。

具体而言，“中国环境威胁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论调是“生态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加剧了“温室效应”，改变了全球气候，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并影响周边和地区的生态环境。例如，1999年英国《卫报》发表的《中国的新长征》一文指出“中国将于200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2002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文章指责“中国环境恶化增加了北京等地区沙尘暴的频率（每年不下于25次），这些沙尘暴甚至还影响到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等部分地区”。2006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源自中国的酸雨正越过国境，扩散到日本和韩国。此后，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把本国出现的酸雨、沙尘暴等生态问题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的生态污染威胁它们的安全。2006年6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煤炭污染笼罩全球》一文，提出“在未来25年里，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可能增加到所有工业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总和，是《京都议定书》规定减少温室气体数量的五倍以上”。2006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题为《中国的下一个大增长将是空气污染》的文章说，美国环境专家认为，加利福尼亚州三分之一的空气污染将来自中国，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令全世界感到担心（刘继南、何辉，2008）。

另一个论调是“资源能源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庞大人口所造成的巨大的资源能源需求影响世界其他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影响资源能源市场稳定，在拉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匮乏、动植物栖息地受到威胁以及资源能源冲突等（姜加林，2012）。这也是中国备受国际社会批评的焦点。这种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球资源能源地区，甚至向非洲等不发达地区进行资源“掠夺”，造成了全球的自然生态危机（谢庚全，2015）。例如，2005年美国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煤矿生产和消费国，同时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消费、对石油的需求以及大气污染程度给世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05年8月29日，《日本时报》题为《消除中国对石油的渴求》的社论称：“中国对石油的渴求是地缘政治的新噩梦，寻求能源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将中国与苏丹和伊朗等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推到一起，迫使中国对有争议的中日岛屿问题采取强硬路线，并在国际市场竞购石油公司。”就连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环保行动也被国际社会视为动机不纯，认为中国在非洲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和“转嫁生态污染”。2006年8月7日，德国《经济周刊》题为《新时代》的报道称：“中国积极投身非洲首先考虑的是为其正在扩张的经济确保原材料供应。在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中国人在竞购新油田开采权时抬高了价格。”2006年12月17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题为《我们为中国繁荣所付出的代价》的文章称，“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威胁到稀缺的自然资源时，这种循环将对整个地球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环境威胁论”是传统“中国威胁论”在环境保护领域内新的延伸，具有舆论战的特点。这种论调与国家利益、外交博弈、制度冲突、意识形态碰撞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被政治话语放大了的环境忧思，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意图的恶意判断，不仅使中国国际形象蒙上阴影，也为中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涂上了浓重的负面情感色彩。更为严重的是，其必然影响全球开展环境合作、共同应对环境危机的行动与效果。

当今世界，形象和声誉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际社会往往依赖一国的国家形象来预测它们的未来行为（Van Ham P.，2001）。“中国环境威胁论”甚嚣尘上，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冲击着中国的国家形象，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产品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及旅游业等项目的发展，也给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处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了压力。以环境外交为例，2006年美国以“中国不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为主要缘由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一致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逃避全球气候治理责任，阻碍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美国特使、欧盟代表提出中国的外汇储备、经济总量等已经很高，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经不适用，强调所谓的“按照能力原则”减排温室气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认为在全球环境问题加剧时代，中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不能再因其是发展中国家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得到照顾。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托德·斯特恩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并强调“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表示，在他看来是中国的不合作阻碍了气候谈判的顺利进行。德国气候部长吕特根指出，中国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大障碍，会议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英国能源和气候部长米利·班德也指出，未能达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减少50%和发达国家减排80%的协议，都是由于中国的否决（庄贵阳，2009）。从西方国家的言论可知，“中国环境威胁论”成为它们推卸责任的依据，在不考虑中国的环境容纳量与中国环境治理的巨大努力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承担起与发达国家类似甚至等同的减排义务，甚至把谈判失败的原因推给中国。

通过持续观察和研究国际舆论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中国环境威胁论”的盛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源于西方长期对中国的不了解，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对中国今后的政策走向不确定，显示出西方国家对新兴大国冲击既有环境资源和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在这种不信任心态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否定中国崛起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而把中国的快速发展归结为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事实上，面对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漠化、极端天气等越来越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不断致力于解决好自身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建设，倡导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国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调整，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节能减排的政策，逐渐淘汰、关停原来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率，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鼓励传统高耗能产业进行转型，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倡绿色生产和消费，倡导绿色、健康、低碳、可循环的生活方式，鼓励全民参与到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去。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动整个国家的力量，并将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渗透到国民的价值观当中去，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的民众都在为改善环境做着不懈的努力。中国如此重视环境问题不仅是为了当代人的发展，更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也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致力于从参与者、贡献者，再到引领者，用“中国智慧”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贡献力量。然而，中国政府和国民在环境治理进程中所下的决心和所作出的努力，目前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同（李菁，2018）。

另一方面，“中国环境威胁论”也是西方冷战思维的延续，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产物，是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舆论手段。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高，看到中国的强大，世界各国的心情是复杂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相互交织（刘艳房，2011）。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以西方国家为首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言论。近年来西方国家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中国环境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中引发高度关注的论调。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在安全上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相似，“中国环境威胁论”将中国看作是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威胁和能源安全威胁，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海外扩张正在使全世界在环境领域付出代价（李承霖，2016）。西方大国之所以大肆散布“中国环境威胁论”，不仅是出于对本国环境资源安全的担忧，更主要的是为了逃避或转嫁环境治理的国际责任，同时争夺有限的能源资源，进而继续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中国环境威胁论”的主导国家一方面借此转嫁自身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希望这种国际舆论能够迫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达到抑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张盼盼，2011）。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谈判中，发达国家借环境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表现得极为明显。从1996年至今，许多发达国家并未按照《京都议定书》中自己许下的承诺完成减排任务，却把责任转嫁到中国，试图通过“中国环境威胁论”的舆论进行施压，加重中国的减排义务。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消耗、掠夺能源资源，生态问题的产生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所致，因此，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各国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和国情承担“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当中国坚持合理的外交原则，坚决不承担不平等的减排义务时，发达国家则借机向整个国际社会宣称中国是污染大国、中国不作为、中国阻扰谈判议程，它们对中国进行道德和舆论谴责，要求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与发达国家同等的责任，对中国能源消费进行约束和对环境容量进行压缩，迫使中国放缓发展速度或调整发展政策，从而最终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邹宇，2014）。

在国际社会树立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全球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正如安东尼·吉登斯（2009：249）所言：“美国和中国确实有必要走到一起，因为只要涉及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它们就把世界的未来握在了手中。它们可以是对手，可以加剧局势的紧张，如果资源之战主导了世界政治，而气候变化同时又开始提速，理解目前这种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并不需要太强的未卜先知的能力。”然而，当前“中国环境威胁论”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环境威胁论”带有一定的蛊惑性，打着保护生态的幌子，冲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国家形象，阻碍了中外生态合作与发展。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更为迅速，当前治理体系尚不能满足巨大的治理需求。全球环境治理执行力不足的状况长期存在，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趋势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千年发展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巨大的治理需求与当前治理结构之间的不一致使得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着重重困难，全球环境形势在继续恶化。面对全球环境危机，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各自的考虑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而全球环境保护的核心目的往往就淹没在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中。近年来，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核心力量出现了泛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大大冲击了原有治理格局，传统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减弱，对新兴国家的不信任增强，全球环境治理也逐渐演变为各个利益相关方相互竞争的领域。全球各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博弈也愈加复杂，南北阵营内部的分歧也在加大。在发达国家之中，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很多议题上的立场逐渐对立。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也很多，比如对绿色经济问题，拉美国家心存疑惑，非洲一些国家则大力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协调的难度不断加大。

应对环境危机离不开国际环境合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环境外交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热点。保护环境的水平，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环保形象的优劣，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和国际贡献的标志。无论是出于实施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还是推动中外环境合作、共同应对环境危机的需要，提升中国环保形象的战略意义都在不断上升。

曾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莫（Joshua Cooper Ramo，2007：10）指出：“中国今天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是其国家形象，中国自身感知的形象与其他国家认知的形象并不一致。中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如经济增长、国家统一、两岸关系等多种挑战，其根源都与国家形象相关。”在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减弱，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社会威胁日益加剧的趋势下，国家的环保形象将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家外交造成深刻的影响（高福海，2010）。正面的国家环保形象可以使国家在环境外交上处于有利的国际地位，便于和其他国家发展国际交往合作，将不同国家之间利益摩擦的成本降低到很小，甚至影响目标国家的谈判决策（乔舒亚·库珀·雷默，2008：25）；同时也能为本国经济转型和能源升级赢得时间，为本国的品牌在海外市场建立口碑，消解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产生的疑虑和恐慌。而负面的国家环保形象则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与质疑，降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可信度，给新时期全球环境合作与治理带来阻碍与隔阂。

环境资源问题是事关整个世界能否长久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大事。应对环境危机离不开国际环境合作。提升中国环保形象、推动中外环境合作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新媒体时代如何从“中国环境威胁论”突围，传递出中国推动实现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如何从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完善中国环境传播的国际话语表述，建构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何从多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环境治理话语权，助力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秩序？在环保形象成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政治牌”和“外交牌”的今天，这些时代的重大问题亟待学者进行探索和回应。

国家形象的研究最早是从国家品牌和身份认同的学术领域发展而来的，后来它吸收了营销学、形象学、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等研究范畴，成为一个被广泛研究的跨学科的领域（Joseph S.Nye，Jr，1990）。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Lasswell，1927）撰写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可以算是国家形象塑造的思想渊源之一，他对有目的性的对外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进行总结分析，把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界定出来。此外还有二战期间日本的池田德真撰写的《宣传战史》。在此期间，欧美和日本等主要国家开始重视国家宣传机关的作用，刻意塑造本国和他国的国家形象。20世纪50年代国家形象研究真正兴起，最早应用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研究。较早进行国家形象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博尔丁（K.E.Boulding，1959）从国家地理空间、国家的“敌意”或“友好”、国家“强大”或“羸弱”三个维度展开对“国家形象”的定义。迈克尔·昆兹克（Michael Kunczik，1995）提出传媒虽然不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唯一因素，但它的普遍性和持久性使它最有资格成为首要的国际形象塑造者。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Nye，J.，1990）在1990年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改变美国力量的性质》中首次使用“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他将软实力定义为“除了强制力以外的吸引人们的能力”，以及“塑造别人的偏好的能力”。从而把“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期望它所期望”的“软实力”与同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关联的“命令别人做它期待的事情”的“硬实力”区分开来。并指出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对国际影响力而言是不可分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大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和品牌经营角度出发来研究国家形象（Jaffe，2010），因此，虽然国外的学者很早就展开了国家形象的应用研究，但是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得到系统的阐释（袁赛男，2010）。国外关于环境传播与国家环保形象的研究则更是少见。但是国外学者围绕话语、权力与政治展开的交叉研究视角，以及融入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国内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自觉阶段，并逐渐积累了一系列的成果。关于什么是“国家形象”，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有的强调国际公众评价，如“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李寿源，1999）、“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和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刘小燕，2002），“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孙有中，2002）；有的强调国家本身和国家行为，如“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管文虎，1999），“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政体、外交、内政领导人、官员、人民、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在国际上的综合形象”（龚文庠，2002）；有的强调新闻媒体的报道，如“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主要体现在别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刘继南，1999），“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徐小鸽，2000），“国家形象是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也即国际信息流动）所塑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际舆论对一国的总体评价或总体印象”（郭可，2003）；有的强调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如“国家形象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程曼丽，2008）。从广义上看，国家形象有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的认知评价两个层面，但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还是国家形象在国际上传播的现实和建构战略等问题，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的垄断与不平衡。总体看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中国环保形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中国环保形象的专著目前没有。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2005）、刘康的《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2010）与胡晓明的《国家形象：探究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新战略》（2011）有少量篇幅涉及了中国环保形象，但比较简略宏观。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对1990年以来的文献进行多个关键词跨库组合检索，并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再分析后，有三十余篇论文符合要求，都是撰写于2005年以后。相关研究以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内容分析为主，研究路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从批评性语篇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以及内容分析角度出发，对一定时期或特定事件的外媒对华报道做定性或定量分析，探讨其报道特点、报道倾向等；从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出发，对报道（语篇）进行细致的修辞学分析，倾向于从微观角度揭示外媒的环境报道如何通过话语把权力阶层的意识形态隐藏于新闻报道之下。其中主要观点有：王艳丽（2007）通过对英美媒体的文本数据分析，指出国际主流媒体的涉华环境报道中渗透了“中国环境威胁论”，对中国国际形象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牛媛媛（2013）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西方报道明显体现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罗小玲（2013）通过内容分析，指出《纽约时报》的涉华环境报道数量呈现上升趋势，报道倾向于使用政治论述方式，强调中国的环境责任。

综观当前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虽然我国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研究比较多，但是落脚点放在环境传播与国家环保形象的较少，零星的论文往往浅尝辄止，鲜有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归纳和升华；第二，缺乏对新媒体语境下的环保形象研究。随着新媒体浪潮的发展，国际环境传播主战场已经向新媒体平台转移，但是当前的研究极少涉及新媒体语境；第三，研究的视角多是从“我”出发，政治化倾向明显，立足点仅放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忽略了中国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多元互动过程，忽略了国际公众的认知图式对中国环保形象认同度的影响，理论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第四，研究取向上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大多停留于数据的简单统计分析和现象描述，探究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第五，研究领域集中于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学，缺乏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业界参与不足。

综上所述，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新领域（高福海，2010）。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正在前所未有地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将带来国际竞争的重心发生新变化，全球环境治理主导权也将拥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张海滨，200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中国环保形象，建立中外环境合作共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与之相对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文献很多，但对于环保形象传播特别是新媒体语境下的环保形象传播的研究却极为缺乏，存在数量稀少、研究方法局限、缺乏理论建构和跨学科研究不足等问题。此领域亟须调整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展开系统化的深入研究，理论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本书基于中国国情、国际舆论形势变化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尝试构建一个“多层多维”的全景式研究空间。阐述环境传播与国家形象的逻辑关系，解读中外媒体对中国环保形象的建构现状，调查国际公众对中国环保形象的认知、态度和评价，分析环境外交当中的话语权博弈，搭建新媒体时代全球环境传播的新视野和新框架，探讨在全球环境问题新旧范式交替的背景下，如何跳出西方时间线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讲述，推动环境话语从“分裂”到“整合”转变。在此基础上展开建构国家环保形象的策略探讨，以期寻找新时期中国环保形象建构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从而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理解与共识，推动国际环境合作与环境谈判，为全球环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这一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