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环保形象的建构空间

笔者以建构主义方法论来定义“环保形象”这一概念，强调环保形象的多向性、动态性和建构性，强调国家形象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的产物，是本国与他国之间信息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物质力量虽然重要，但是只有通过主体间交往形成的共享观念和身份认同关系才能产生意义。这种建构主义的环保形象概念强调交往互动、观念、文化等的建构意义，为应对“中国环境威胁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笔者对“国家环保形象”的定义可以看到，在“环保形象”的几个维度中，由于我国的环境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自然生态形象的改善之路是漫长的；但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制定正确的环境战略逐步改善自然生态的同时，我们在国际环境传播和修复国家环保形象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无从下手。从建构主义的国家环保形象内涵出发，我们在媒体、外交、文化交流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构空间。

一 探索环境传播话语演绎

（一）平衡媒介环境话语的共性与差异性

以建构主义的国家环保形象观为基础，结合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与框架分析理论，对环境问题的媒体建构过程和话语策略进行阐述，找到“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的突破口。在大众媒体广泛介入的国际传播时代，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和国家形象的建构更多的是在大众媒介的参与下、以大众媒介为中介来完成的。大众传媒在构建环境知识和环境危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媒体对于环境报道有自己的固定程式和话语体系，媒体对相关文本进行重新编码，在媒体框架内给环境问题注入新的含义。因此，系统地探讨中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环保形象的建构话语，考察“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比中外媒体在塑造中国环保形象中的议程设置方式和话语效果，进一步探索中国环保形象塑造在新媒体时代的变化规律，可以为我国的环境传播、环境外交与国家环保形象改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借鉴意义。

总体上看，当前有关媒体对环保形象建构的研究比较分散，零星的论文往往浅尝辄止，停留于数据的简单统计分析和现象描述，鲜有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归纳和升华；涉华媒介研究选取的样本类别较窄，且探究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缺乏对中西方媒体建构环保形象的比较研究。当前国际社会存在对我国环境政策和现状的一些误读，除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矛盾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环境传播视角多是从“我”出发，政治化倾向明显，没能融入全球话语体系。当前环境传播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报道片面突显官方的立场，公众和 NGO缺位；政策宣传多，生动鲜活事例少；信源多元化不足等；报道格局和视野狭窄等（吴曼迪，2014）也都与此相关。因此，研究重点是如何转换国际环境传播的话语体系，更新环境传播的报道重点和演绎途径。

（二）突显全球环境正义话语

环境传播话语的转换涉及意识形态、权利话语、文化规制、语言哲学等宏阔的范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全球环境主义和全球环境正义等新话语。随着全球化不断增加的资源和商品国际贸易、生产和环境成本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景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施加了额外的压力，甚至让欠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环境废弃物的倾销地（刘景芳，2015）。同时，在环境问题上，本国和跨国公众和关注点在集合并且交互影响，曾经的局部问题现在可能导致全球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全球环境主义话语、消费主义与生态危机、环境营销与社会动员、跨国公司洗绿行为、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对抗运动等新课题，特别是全球环境正义的话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环境正义议题的媒体建构不仅关注饱经环境灾害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警示发达国家的环境责任，追踪并声讨跨国企业的生态破坏行动，同时也探讨着主流环境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合作的可能性（Lester，L.，& Hutchins，B.，2012）。这些正是我国环境传播修复与改善国家形象，阐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出自己声音的重点领域。

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严肃面对人类的共同家园、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因此，我们的国际环境传播研究焦点应放在：全球经济地位不平衡背景下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定义环境问题、如何建构和传播公共环境参与运动、如何推动国际环境主义和可持续性概念的良性推进、如何思考在日益突显的跨国公共领域中的环境争论和协商谈判等一系列更广泛的议题上。另外，随着新媒体浪潮的发展，国际环境传播主战场已经向新媒体平台转移，但是当前的环保形象研究极少涉及新媒体语境。因此，我们亟须调整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跨越地缘政治和语言的界限去长期追踪相关问题，理论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二 审视环境外交话语权博弈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集体观念建构的结果，是以共有知识即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和理解为纽带。而环境外交是形成国际共有知识的重要领域。所谓环境外交主要是指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应用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或发起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多种多样的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所进行的对外活动（王之佳，2012）。环境外交具有实现环境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和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功能，客观上可以促进国际环境机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主观上可以构建有利于实施自主环境战略的国际氛围，乃至将自己的环境政策转变为国际共同意志（王利涛，2010）。因此，面对日益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和持续渐进的国际环境危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渐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结合具体国情和实际发展，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在国际环境领域中实现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严峻的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机制的限制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的曲解，也要求中国在积极加强国内环境治理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外交工作，对外维护国家环境利益、对内促进国家绿色发展；在国际环境领域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生态环境观”（范亚新，2011）。

当前从国家形象角度展开环境外交研究的只有零星的论文。学者张丽君（2010）使用内容分析定性研究了国际媒体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报道，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外媒建构“不愿减排、不承担责任”的中国环保形象提供了机会。翁青青（2013）以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中英国、加拿大、中国的发言稿作为一个小型语料库，分析政治场域中关于隐喻的身份构建，提出不同的隐喻都是为一定的政治利益服务。徐晓军（2015）选择华沙气候大会中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发言稿为研究样本，揭示出不同国家对本国环境身份建构的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环境外交与国家环保形象建构的研究非常欠缺。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理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满足我国目前环境外交发展的迫切需要。比如，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外交、传媒和环境相关部门的资源，展开话语权博弈，从而增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环境努力的共有知识？如何以主动的姿态参与环境问题的协商谈判？如何展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绿色发展、带动产业转型的愿望与行动等，这些环境外交与国家形象的交叉研究领域存在很大的空白，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三 融合国际传播价值观分歧

国家环保形象塑造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国际受众身上。以往我国的国家形象研究以传播渠道和媒介内容为主，鲜见国际受众研究（王帆，2012）。近年来随着中国对软实力的提倡，国际受众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当前的国际受众调研大多是从整体的国家形象角度或者是从常规的政治、经济角度入手开展的问卷调查，缺乏环保形象领域的专项调研。另外，之前国家形象的问卷调查对象大多为美国公众，对于其他国家公众的调研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我们亟须针对国际公众展开环保形象领域的专项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将目光深入国际受众内在深层的信念、价值观及认知构成上，与他国公民进行必要的环境沟通，从而试图理解外国公众对于中国环境信息的接受过程，以及外国人建构中国环保形象的完整过程，分析外国公众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知、态度和评价，进而探究中国环保形象在外国公众眼中的呈现。

四 挖掘生态保护文化内涵

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与文化特质，也是国际交流与对话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保思想。比如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顺天”，佛家的“慈悲”等（姜莉莉、徐国亮，2010）。这些思想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环保文化，提升国民环保形象，参与国际环保对话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当前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环保思想的世界表达还很不理想，只是停留在表面，或者很生硬或者局限于官方的渠道。随着非政府组织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由政府主导、面向社会公众，强调双向对话的公共外交应当在环保形象传播中承担起越来越重大的角色（Nye，J.S.，2004）。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从文化入手，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保思想及环保智慧的当代价值，以公共外交的方式渗透给全球公众，既能提升社会组织和民众的环保意识和主动性，提升国民环保形象，又能以中国传统环保文化的柔韧与力量，向全球公众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历史长河中，环境保护与自然和谐是主流，环境破坏只是经济发展的短期阵痛，中国将以悠久的环保文化来涵养与提升国民的环保素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关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