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的财富观
经济发展的直观表现是财富的积累，墨子认为物质财富生产是国家稳定的根基，由此出发墨子提出了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一整套学说，从而构成了其较为完备的财富观学说。
一 物质财富生产是国家稳定之本
在墨子思想中，重视经济因素在国家与家庭中的作用是一个突出特点。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1]“‘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2]“食者国之宝也。”[3]从墨子言语可知，墨子将生产劳动视为衣食财用之源，认为财用是维系国家和百姓生存的基础，故称其为“本”。墨子说：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4]
七患皆为国家心腹之灾，出现时“国必有殃”。这其中“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5]即为七患之一，由此可见墨子将财用不足作为国家重大灾祸，提到危及国家存亡的高度。而对于百姓之患，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将这三者都称为“民之巨患也”。[6]也清楚反映出墨子将衣食足用作为百姓之本的态度。
因此墨子认为，免于饥寒是保证国家和百姓生存的基础。甚至，墨子还从道德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财用与道德出现之间的关系。如墨子说：“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7]可以看到，墨子在这里将“岁善”与“民仁且良”联系起来，认为衣食足用不仅是百姓生活的根本，也是保证人民善良，具备德性的重要基础。
由此出发，墨子认为为了使百姓安心良善，就必须做到“固本”“节用”。墨子说道：
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8]
可以看到，墨子在这里不仅阐释了道德发生的经济维度，肯定了经济因素对民众道德取向的影响，也向统治者揭示了一个朴素的治国之道，即对统治者而言，必须通过“固本”“节用”等方式使人民能够丰衣足食，因为这不仅是保证国家生存的前提，也是保持封建道德秩序，进而稳固统治的重要基础。
二 生产是财富之源
墨子极为重视劳动，他认为劳动是人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墨子说：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9]
由此可见，墨子已经将生产劳动视为人的特有属性，明确指出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标志。诚然，墨子并没指出生产活动是人的根本属性，但能够将劳动的意义阐释至此，其在先秦思想家中也可谓翘楚。[10]
孔子虽然并不歧视劳动者，他曾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1]但孔子毕竟认为劳动只是“小人”所为，君子当有更远大追求。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2]可见，儒家并没有将生产活动看作人们普遍特征，而只是将生产劳动看成“小人”，即社会下层专有的谋生手段。可见，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不用参与生产活动，而且君子之业与“小人”的劳动在性质上也不相同。
与之不同的是，墨子不仅提出生产劳动是人的特有属性，他还认为尽管劳动有不同分类，人们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但这都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从本质上讲并无差异。如墨子说：“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13]再如墨子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
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14]即清楚阐述了这一思想。
同时，墨子也指出生产是物质财富产生的根本，离开生产活动的成果任何人都无法生存。墨子云：“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15]在这里，墨子明确指出生产衣食之财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即所谓“本”。[16]
与儒家等学派相比，墨子将生产活动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指出了劳动分工的必然性，同时也明确肯定了劳动种类在性质上并无差异的道理，显然，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在这样生产观的基础上，墨子认为“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17]。“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18]而无论是国家大患，还是民众大患，其原因主要是与生产活动的衰落密切相关的。墨子进一步分析道：“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19]
墨子明确指出，五谷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统治者维系国家的基础。百姓没有粮食维持生存，国君也就没有人来供养。百姓若没有吃的，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生产粮食应该尽力，耕种土地应该尽力，财政支出应该节约。
因此，墨子主张大力发展生产。至于应如何发展生产，墨子认为第一，应不误农时，适时生产。[20]墨子云：“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21]就是此意。
第二，墨子认为应该通过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他说：“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22]
在这里墨子谈到，大力发展生产就必须做到“强”，对于何谓“强”，墨子具体阐述到男子应“蚤出暮入”，女子应该“夙兴夜寐”，就是说要从早到晚辛勤劳作以产出更多东西。墨子不仅认为劳动时间是保障更多产出的必要条件，他也意识到应该加强劳动强度，主张劳动者应“不敢怠倦”，以此得出更大的产值。[23]
第三，由于墨子承认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同时墨子又出身劳动者阶层，所以墨子认为合理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墨子云：“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24]因此，在发展生产时，墨子主张应进行合理分工，使得劳动者可以专司一业，做到熟知工作内容，提高技能水平，以提升劳动生产率。[25]如他说：“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
，此其分事也”[26]。
第四，增加人口。墨子意识到要想促进物质财富的产出，人口生产对物质财富生产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战国初期，人口数量不多，加之战争、疾病、灾荒的影响，劳动力就更加缺乏。所以墨子认为：“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27]这说明墨子主张以立法的形式，促使人们早婚多育，增殖人口，从而促进人口增加。墨子认为战争是影响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他说：“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援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28]墨子对由于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衰减深为忧虑。墨子主张非攻，很明显这一非攻主张也包含着通过反对战争，从而降低对人口损伤的考虑。此外，墨子指出统治者拥有大量妻妾侍女，也是造成人口结构不平衡，乃至于人口数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说：“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所以墨子主张“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29]。明确反对统治者滥占人口，以达到社会上男女人口均衡，进而促进人口增加的目的。[30]
总之，由于出身劳动者的身份，墨子在关于生产的性质、地位以及如何促进生产方面都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见解，这也构成了墨子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三 墨子的财富分配观
墨子是战国初期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度解体，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随着“废井田，开阡陌”风潮的涌起，承认土地及其他财产私有已经成为各诸侯国普遍做法。同时，在政治上，各国纷纷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扩大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反映在分配领域，一些国家为应付争霸战争或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往往加大赋税额度，横征暴敛，使得财富向政府手中集聚，百姓则辛辛苦苦劳作，到头来仍然挣扎在生死一线。而由于封建私有制的形成，富人财富可敌国，穷人却往往无尺寸之地，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下层的代表，墨子力图从分析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入手，提出自己对于社会财富分配的见解，从而构建自己理想的财富分配体系。
首先，墨子认为政府收取一定的财富有其合理性，但应该保证用之于民。
与老庄等学者相比，墨子认为国家产生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墨子认为为了解决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31]的严重问题，于是产生了国家和官吏。《尚同上》云：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32]
可以看到，墨子承认国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出现，实际上是每个民众都要交出来一部分自身权益用以换取自身安全。从理想的状态讲，从天子、诸侯到三公大臣，都应该选贤与能，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尚同。因此，墨子认为为维系国家的运转，由国家收取部分财富是合理的。如墨子云：“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即体现这一思路。
不过，墨子也明确指出，政府的消费应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合理花费，用之于民。在《节用上》中，墨子就说道：“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33]圣人治理国家可以使得天下财富倍增，而增加的途径并不是获取土地，而是节约民财，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
同时，墨子也强调“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34]。就是说在花费方面，只要花费能够满足“民用”就可以了。对于那些既要增加花费，又不能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的事情，那就一定“是圣王弗为”的。
其次，对于社会上的富人，墨子认为这些有钱人应该为“贤”，将自己部分财富分给穷人，以帮助社会上的“饥者”“寒者”渡过难关。
《尚贤下》云：“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35]墨子指出，要解决社会上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人们都要做贤者。贤者心怀仁德，能够做到“有财者勉以分人”，即将自己的财富分给贫穷之人，这就可以使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财富分配均衡了，矛盾就会缓解，社会也自然安定。[36]在这里，墨子试图以人人为贤的方式解决贫富不均现象的观念显然并不现实，因为这忽略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根本影响力，缺乏实践根基，没有在现实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但墨子出于对公正的执着追求，力图通过对人性的改造实现社会均等，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启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四 墨子的财富消费观
墨子生活的年代，由于封建制度逐步确立，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制陶、冶炼、纺织、玉器、漆器等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西周以来严格的城市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不少诸侯国都城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商业十分繁荣，城市中的消遣、娱乐等文化业态也开始出现。在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的背景之下，不少统治者贪图物质财富享受，不顾严重的贫富分化，生活奢靡，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
针对统治阶级腐朽之风，墨家在提出“强本”，即增加生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节用的重要性，墨子将节用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认为任由奢靡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如墨子说：“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37]又云“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38]。“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39]都阐述了这一道理。
由此出发，墨子在消费方面引入了节用观念，明确肯定了建立在节用基础上的消费观。如墨子云“圣王为政”则“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40]再如墨子曾言：“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41]墨子又说：“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故此，墨子才说“是以其民俭而易治”。[42]以此可见，墨子提倡的节用消费，既针对统治阶级，也倡导普通百姓执行，而更重要的是，墨子并没有将节用仅仅作为权宜之计，而是将其视为治本之策，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在治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应遵循。
在治国方面，墨子提出君主应爱惜民力，谨慎使用财富，躬行节用，若此才能兴利除弊，君主也才可被称为圣明之君。墨子说：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43]
在上述话语中，墨子将“无不加用而为者”看作使用民财的标准，要求统治者“用财不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而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墨子要求统治者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要贯彻节用：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
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
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
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
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44]
可见，墨子对于君主节用的要求，包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正是以往礼乐制度有严格约束而显得尤为烦琐的地方，如今墨子要求君主按照节用原则，对此一切从简，从中也反映出墨子对症下药的苦心。墨子坚信，君主若能做到“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45]。“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46]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对于儒家所推崇的礼乐制度多有贬斥。他认为礼乐制度内容繁缛，白白浪费了不少财用，但劳而无益，对于兴利除弊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墨子云：“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47]“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48]再如对于厚葬之礼，墨子也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厚葬徒然花费大量财物，不仅无益反而会造成百姓困苦的局面，如他曾言：“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49]厚葬的结果也必然导致“下不堪其苦，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50]。这些话语态度鲜明，言辞激烈，明显反映出了墨子对烦琐礼乐制度的抵触态度。
因此，墨子主张废除厚葬习俗，提出节葬之说。墨子指出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所以“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51]。为使得节葬说更有说服力，墨子进一步指出厚葬并不是古代圣君的做法，对于“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墨子答道：
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犯而后哭，满埳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52]
针对“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的说法，墨子也明确否认厚葬是君子士人的传统做法，主张“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53]。对于士君子，既然“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那就应该“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同时，墨子也积极倡导非乐。墨子认为乐对人民无利而有害，“乐非所以治天下”，制造乐器要“厚敛乎万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要耗费民时民事。尽管音乐悦耳，但对为政、为民并无任何有利之处，因而应当禁止。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54]
不过也要注意的是，对于墨子非乐之论，不可仅从字面观之。墨子的非乐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当时礼乐制度虽然衰落，但乐舞之风依然很盛，加之统治者也以乐舞作为消遣之物，大量豢养乐工舞者，不计成本添置乐器，可以说奢靡浪费之处比比皆是，因此，墨子非乐的实质是反对执政者沉迷享乐，奢侈无度，废政乱国，而不是全盘否定音乐的价值，尤其不是否定音乐对人的陶冶教化作用，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55]
五 财富的交换
战国初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道路的不断开辟，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这一时期，不仅商品交换的种类大为丰富，商人群体也空前壮大，这表现为一方面城市中的坐商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大批奔走于各地的行商，墨子在描述当时商人经商状况时就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贵义》）可以看到，墨子对商人不辞辛苦奔走四方，以及在这其间所表现出的“商人之察”，即商人智慧都给予了赞许。可见，墨子对于当时蓬勃兴起的商业活动是持支持态度的。
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商品交换是其基础，而对于商业交换原则，在墨子思想中也有阐述。
第一，墨子主张“交相利”。墨家认为交换之后，双方建立起互相交换、互相兼爱的关系，不是今天理解的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而是一种互酬的关系。“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56]“交相利”的“交”不是“交换”而是“互酬”。墨子说：“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57]“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58]
第二，义利合一的义利观。在商品交换中，难免遇到利益与道义之间的碰撞和选择。对此，墨子并不回避。不过与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不同，在谈及义利观关系时，墨子明确主张“志功为辩”，即力求做到义利合一。
关于“利”，墨子实际上将其分为“公利”“他利”与“私利”。而至于“义”的含义，墨子认为就是正确的方向，是人们做事所应遵循的原则。墨子称“义者，善政也”[59]。墨子提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60]就是说人们应该在“义”的指导下，各居其位，各司其职。
在具体分析义利关系时，墨子说：“志功，不可以相从也。”“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61]在这里，墨子表明了自己的义利观，即遇到义利碰撞时，要以志功合观的社会交换观来作为交换原则，即相利相酬，义利合一。
第三，交换应讲求诚信。墨子倡导诚信，认为所谓信就是说要言行合一。墨子认为诚信是一个人必备的素质。如他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62]。又云“言必信，行必果”[63]。“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64]“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65]
具体到在商业交换方面，墨子主张也应以诚信为本。墨子以商人经商取货为例，指出商人应“必择良者”。他说道：“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继苟而雠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66]在这里，墨子指出商人进货务求必择良者，这其实就是“义”，即诚信的反映，墨子还以此为例，告诫士人凡行为处事也应像商人“用一布布”一样，务求必择良者，做到诚信为人，诚信做事，由此也能看到墨子对于商业诚信的肯定。
第四，商品价格由供需关系和币值决定。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价格是不断波动的，但对于价格浮动有何种力量决定，古人则莫衷一是，缺乏一致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子经济思想中，对于商品价格的变化规律，墨子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墨子认为商品价格之所以不恒定，即有所谓贵和贱，首先是因为商品的价格受到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其次也受到货币本身价值的影响。
墨子说：“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经说下》）这里说的是，货币与商品可以相互比价。当货币贬值时，商品表面价格上涨，而商品实际价值并未上涨。货币面值不变，但商品的价格却不断地变，甚至每年的差别很大。显然，这意味着墨子已经从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相对关系中认识到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价值规律的内容。[67]因此，墨子说：“买无贵，说在反其贾。”“贾宜则雠，说在尽。”[68]是指在币值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的商品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也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
总之，墨子从商品交换中认识到商品价值变化的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和币值变化，改变了当时不少人所持价格为商人所操纵的固有认识，丰富了人们对于价格变化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对价值规律的初步探索，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