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墨子里籍
墨子里籍问题，从清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此展开考证和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宋国说；二是鲁阳说；三是鲁国说；四是滕州说。此外还有齐国说、印度说等。
一 宋国说
宋国说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古代各种史籍的相关记载。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司马迁与墨子相距300年左右，其对墨子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且其前用“盖”字，可见当时对墨子身世已经难得其详了。但他的“宋之大夫”四字使很多人将墨子视为宋国人。此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承其说，皆曰墨子为宋大夫。而东晋葛洪《神仙传》、南梁萧统《昭明文选·长笛赋》更是说墨子为宋人。孙诒让《墨子间诂》也说：“墨子十五卷，旧本题宋墨翟撰。考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书经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10]但细究起来，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他们所说的均是墨翟为宋大夫，而没有说墨翟为宋人。墨子生活时代，饱学之士远离故土到其他国家入仕做官非常普遍。况且，有很多学者通过对墨子生平事迹的考证，认为他很可能一生都没有做过官，像梁启超、方授楚、孙广德、周长耀、冯成荣等都持这种观点。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墨翟做过宋国大夫就将其里籍定为宋国。
除了各种史籍中记载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将“止楚攻宋”视为墨子为宋国人的证据，认为墨子如果不是宋国人，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到楚国游说楚王？实际上，这是墨子推行自己“非攻”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与他是不是宋国人无关。因为墨子凭借自己的辩才让统治者放弃战争并非只有这一次，还有劝说鲁阳文君放弃攻打郑国、劝说齐太公停止攻打鲁国等。由此可见，“止楚攻宋”只不过是墨子推行兼爱、非攻主张的一个事件而已，不能以此来说明他是宋国人。
不仅如此，《墨子》书中诸多记载也明确证明了墨子不可能是宋国人。《公输》篇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当宋国将要遭到楚国攻打时，墨子并不在宋国，而是在鲁，昼夜兼程走了十日十夜到了楚国，说服楚王和公输盘放弃了攻打宋国的战争。如果墨子是宋国人，应该是从宋国出发，而不是鲁。另外，在成功游说楚王放弃战争后，墨子在返回的途中经过宋国，“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从这条记载来看，墨子是“过”宋而不是“归”宋，并且守城的人还不让他入城，足见墨子并非宋国人。此外，《鲁问》篇载：“子墨子仕曹公子于宋，三年而返，睹子墨子。”这条内容同样证明墨子不在宋国，而是派他的学生前去做官。由此看来，墨子既不可能是宋国人，也不太可能步他学生后尘到宋国去做大夫。
二 鲁阳说
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古称鲁、鲁县、鲁阳。据郭成智先生考证：“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11]《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关于“鲁”，还有“东鲁”与“西鲁”之别，据刘蔚华先生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暴乱，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这时称为鲁公。”[12]也就是说，河南鲁山是鲁国最初的封地，也就是西鲁。此外，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说：“鲁国，共三十七任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山东曲阜。亡于楚。（在第一任鲁公姬伯禽的备注一栏中有‘原都鲁山后迁曲阜’的说明）”[13]可见鲁山的确曾经做过鲁国的都城，再加上这里称鲁的时间要远早于鲁国的出现。所以，《墨子》一书中的“自鲁即齐”“起于鲁”等所涉及的“鲁”，可以是鲁国，也可以是鲁阳。
最早提出墨子是鲁山人的是清代考据大家毕沅，他在《墨子注》中说：“有司马迁、班固以为翟，宋大夫。葛洪以为宋人者，以公输篇有为宋守之事。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竞，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14]此后，清代学者武亿在所编纂的嘉庆《鲁山县志》中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奄）地。”当然，这些都是从地名方面来考证，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争议。不过，从《墨子》一书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墨子为鲁阳人也存在诸多有力的证据。
1.墨子止楚攻宋时“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公输》篇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淮南子·修务训》：“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15]《吕氏春秋·爱类》中也有：“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16]三处记载都说从“鲁”出发，十日十夜到达郢都。从距离上来看，鲁国距离郢都有两千多里之遥，步行十天根本不可能到达。而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到南阳再到郢都，距离不到一千里，壮年时期的墨子步行十天完全有可能到达。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中的“鲁”当是鲁阳。
2.“臣北方之鄙人也”与“北方贤圣人”
《吕氏春秋·爱类》中有墨子到楚郢都之后与楚王的对话，第一句是“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其中的鄙人，高诱注曰：“鄙，小也。”杨树达则认为“鄙当训野。高说非”。陈奇猷认为：“古者有官爵者为大人，一般人民为小人。鄙野之人当然是小人，则高注不误。”[17]不难看出，此处的“鄙人”应当指的是边鄙之人，也就是说墨子自称北方边鄙之人，这与《鲁问》篇中“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的“南鄙人”一样，不能简单视为自我的谦称。实际上，这句话可以与前文“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墨子从鲁阳出发，十天十夜到达郢都，其出发地如果在鲁阳，一是时间和空间上合理；二是鲁阳为楚国北部边境之地，也正符合“北方之鄙人”这一说法。除此之外，《渚宫旧事》中在鲁阳文君劝说楚惠王时称墨子为“北方贤圣人”，其中的北方当指楚国的北方，而不是楚国之外的整个北方，郭成智先生对此有讨论，[18]兹不赘述。综合这两条，可以判定墨子为鲁阳人。
3.关于“南游使卫”
大多数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的学者都会提到《贵义》篇中的“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19]。诚然，这条内容对研究墨子的行迹至关重要。但是，就其含义，我们认为前人的研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就此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将“南游使卫”视为同一件事，即墨子向南出使到卫国。如李渔叔的《墨子今译今注》将其译作“墨子南游出使卫国”[20]；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对其解释道：“‘墨子南游使卫’，若自鲁阳往卫，当云北游”[21]；钱穆在论证墨子为鲁人时说“贵义篇有墨子‘北之齐’‘南游使于卫’诸语，同样是极好的证据”[22]。徐希燕在《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一文中说“又如《墨子·贵义》篇曰：‘墨子南游使卫，’若自鲁阳往，当曰北游。以上各点完全否定了墨子出生鲁阳这一说法”[23]等。前人的这种解释乍一看来并无不妥，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有明显违背常理之处。
首先，“南游使卫”存在方位上的疑问。就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墨子主要活动区域在鲁阳、宋国、鲁国等地，其中鲁国的位置最靠北。然而，即使我们假定墨子长期生活在鲁国，将“南游使卫”解释为“墨子南游到卫国去”也同样于理不通。因为在墨子生活的年代，[24]卫国与鲁国的位置关系是卫位于鲁的西部略偏北方向。[25]这一时期卫国的都城在帝丘（今濮阳），[26]鲁国的都城在曲阜，它们的位置关系同样是前者在后者的西偏北方向。[27]如果墨子是从鲁国出使卫国，应该说“西游使卫”，而不是“南游使卫”。清代学者孙诒让在所著《墨子传略》中就说：“（墨子）盖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28]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南游使卫”在方位上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墨子是从鲁阳或宋国出发，则应该是“北游”。因此，无论墨子从鲁国还是鲁阳、宋国出发，“南游使卫”均存在方位上的错误。
其次，“南游使卫”还存在语义上的冲突。因为“游”的意思是“游学”“游历”等，属于私人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常见，很多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孔子等都曾周游列国，目的是向诸侯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的意思是“出使”，是接受派遣的官方活动，通常是代表某个诸侯出使。如果把“南游”和“使卫”视为同一件事，就会在语义上产生冲突，无法分辨这件事到底是私人活动还是官方派遣。
对于“南游使卫”中所存在的方位问题，此前已经有学者进行过推理。如孙以楷先生在《墨子生平考述》中推定墨子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离泰山很近的齐鲁交界地区，并以此认为墨子从该处“南游使卫”成立。[29]但他所依据的三条内容都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无法令人信服。此外，张永义先生认为“卫在鲁之西南”，并以此认为“南游使卫”的说法符合当时的实际。[30]遗憾的是，张先生在文中并未提供任何明确的解释，令人无从得知他的依据。从鲁、卫两国的实际位置来看，认为“卫在鲁之西南”明显与事实不符。
不管此前的学者如何寻找证据进行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南游使卫”始终存在方位和语义这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前人早就已经注意到“南游使卫”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于“南游使卫”，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进行质疑和解释。如毕沅在所注《墨子》中解释道：“北堂书钞作‘使于卫’”[31]；孙诒让《墨子间诂》注说：“毕云：北堂书钞作‘使于卫’。”[32]王焕镳《墨子集诂》注曰“焕镳案：墨子自谓‘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无奉命出使之事，‘使’字当从《北堂书钞》作‘于’”[33]；他在《墨子校释》进一步解释说：“‘使’当为‘于’字之误”[34]；张纯一在《墨子集解》中说：“毕（沅）云：北堂书钞作‘使于卫’。杨校、孔本书钞一百一引无使字。纯一案无使字是。此文疑本作子墨子南游于卫”[35]等。从前人的这些解释不难看出，他们都对“南游使卫”这一说法存在疑问。
笔者认为，“南游使卫”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是后人理解错误而导致句读出现了问题。该句正确的句读应该是：“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如果按照这种断句方法，方位和语义都不存在任何争议。这种句读并非笔者一人之见，如程千帆先生就认为“南游”和“使卫”不是同一件事。[36]
我们首先来分析“南游”，就《墨子》一书的记载来看，墨子南游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公输》中所载的“止楚攻宋”；第二次是《贵义》中所载的“南游于楚”。其中，墨子第一次游楚是步行前往，没有乘车，而且时间紧急，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墨子第二次“南游于楚”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此时的墨子“弟子弥丰”，已经是当时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了，所以他能够“献书惠王”。对于这件事，《渚宫旧事》载：“墨子至郢，献书于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请过。’进曰：‘百种以待官，舍人不足，须天下之贤君。’墨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37]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墨子这次南游，是随身带了书籍前往，而且此时墨子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乘车游楚也符合他的身份。由此，笔者认为这次楚国之行应该就是“南游，使卫”中的这次南行。不过，此时的墨子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仍是一介平民。这从《贵义》中“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一句就可以看出。因此，此时墨子所进行的还是私人性质的游学，没有代表国君出使的意思。
相对于南游来说，“使卫”已经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在《贵义》中有一段墨子与卫大夫公良桓子的谈话，可以视为这次出使的证据之一。就目前已知的记载来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38]；《汉书·艺文志》中有“《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名翟，为宋大夫”[39]，二者俱载墨子曾仕宋为大夫。孙诒让据此在所著《墨子传略》中对“南游使于卫”一事进行了简单解释：“此不详何年，据云‘使于卫’，或仕宋时奉宋君之命而使卫也。”[40]郑杰文在所著《墨子游鲁齐越宋卫楚考》中说“齐、越、宋之外，墨子曾‘南游使卫’。《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既言‘使卫’，当受派遣，此或在仕宋之时？”[41]从上述记载和论述来看，墨子可能在宋国做过大夫，并在此期间代表宋国出使过卫国，与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进行过会晤。
另外，出土文书中的有关记载也可以为“南游”和“使卫”不是同一件事提供有力的证据。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书P.2607号《勤读书钞示
等》载：“墨子使卫载书多，唐子怪而问之曰：‘今子使卫载书多，何也？’答曰：‘昔周公旦日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以相天下而犹若此，况吾无事，何敢废耶！’”[42]这条记载与《贵义》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提到“南游”而只是将“使卫”单独列出，足见作者未将二者理解为同一件事。
最后，“南游”和“使卫”的时间顺序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南游”时，墨子的身份还是“贱人”，尚未做官，他只是想向楚惠王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墨子仕宋当在此之后，“使卫”因此要晚于“南游”。
综上所述，不能将“南游”和“使卫”视为同一件事，更不能将其作为判断墨子里籍和主要活动区域的依据。
4.《墨子》一书中的方言问题
《墨子》一书中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方言词也可以作为墨子里籍考证的重要依据。虽然墨子生活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但其中的一部分方言词直到今天仍在河南鲁山一带使用。
（1）隆火 《非攻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毕沅《墨子注》对“隆”字的解释是“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43]王焕镳《墨子校释》解释道：“融：即‘祝融’，古代神话中的火神。隆：即‘丰隆’。火：焚，作动词用。”[44]不难看出，此前学者在对“隆火”一词的解释有分歧。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隆火”为方言词。在河南鲁山一带，人们将“生火”“点火”称为“隆火”，是生活中的常用词。理解了“隆火”一词的真正含义，这句话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2）荡口 《贵义》：“子墨子曰：‘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篇中，墨子在同鲁阳文君对话时说：“言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在本篇中与巫马子对话又说：“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言，是荡口也。”对“荡口”一词的解释，此前的学者不尽相同。孙诒让《墨子间诂》释为“盖谓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45]。王焕镳《墨子校释》释为“空言妄语”[46]。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释为“徒费口舌”[47]。虽然从上下文的联系来看，上面几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但都不够准确。实际上，在河南鲁山，至今仍有“荡子嘴”或“汤子嘴”的说法，既有白费口舌之意，也指夸夸其谈之人。很明显，以这种解释去理解文中的“荡口”更为准确与恰当。
（3）安生生 《尚贤下》：“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对“安生生”一词的解释，各家也有分歧。孙诒让引王引之的解释说：“安犹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48]张纯一《墨子集解》承袭了这种解释。而王焕镳则将其解释为：“安：怎样。生生：先秦常语，有自强不息以得生存的意思。”[49]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安生生”应该是“安生”一词，后面的“生”字属于传抄过程中的衍误。鲁山方言中，“安生生”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生活安稳、安宁；二是安静的意思。如果以鲁山方言的含义去解释，则与该句中的语意完全相符。
（4）强梁 《鲁问》：“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中的“强梁”一词，孙诒让注为：“《庄子·山木》释文云：‘强梁，多力也。’《诗·大雅·荡》毛传云：‘强梁，御善也。’孔疏云：‘强梁，任威使气之貌。’”[50]王焕镳释为“凶暴，强横”。[51]在鲁山方言中，“强梁”一词意为做事或性格强横、霸道，和孙、王的解释相近，但更为准确。
（5）将养 《尚贤中》：“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非命上》：“外无以应持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孙诒让的解释是：“俞云：‘将’当作‘持’。持养乃古人恒言，详见七患篇。此作‘将养’形似而误。天志中篇正作‘内有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可据以订正。非命上篇‘将养老弱’，亦持养之误。”[52]张纯一《墨子集解》解释说：“王树栅云：将亦养也。诗四牡不遑将父传、桑柔天不我将笺，皆云将养也。天志篇持养，亦当作将养。吴执甫曰：‘陶诗将养不得节，与此将养正同。’纯一案：将养、持养皆古义。不必破此从彼，或破彼从此。”[53]王焕镳《墨子校释》释为：“持养、保养。”[54]鲁山方言中，“将养”一词有调养、赡养和抚养等含义，通常用于对病人、老弱之人的调养休息，《墨子》中的将养正是此意。因此，《天志中》篇“持养其万民”，应该是“将养其万民”。
（6）请、情 在《墨子》一书中“请”和“情”两个词释义一直有争议。《墨子》中“请”“情”除了常用词义之外，尚有16处存在一定的争议或者误解。例如：
①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尚同中》）
②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尚同中》）
③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明鬼下》）
例①“是故上下情请为通”，孙诒让释为：“王云：此本作‘是故上下请通’，‘请’即‘情’字也。墨子书多以‘请’为‘情’，今作‘情请为通’者，后人旁记‘情’字，而写者遂误入正文，又涉上文‘以为正长’而衍‘为’字耳。”[55]张纯一看法与孙诒让同。[56]王焕镳释为：“请：通‘情’。上下情通：即下文所说的下为上兴利，上为下消怨除害。”[57]不难看出，大家都以“请”通“情”来解释。萧鲁阳在《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一书中，对“请”和“情”字有过精深的研究。在鲁山方言中，有一个使用比较广泛的副词“清”，其含义有真的、真正、实在、就是、专门、特意、完全、本来、尽是等，在多数语境中，“清”字重读，有加强语气的作用。例①“请”萧鲁阳释为“请，鲁山方言，读若清。意为上下情清是通”[58]。
例②“请”，孙诒让云：“王云：‘请即诚字。’案：说详节葬下篇。俞云：‘请’上夺‘中’字。墨子书多以‘请’为‘情’，中请即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是其证也。后人不知请之当读为情，故误删‘中’字耳。尚贤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中实亦即中情也。”[59]张纯一看法与孙诒让同。[60]王焕镳云：“即‘诚’字。”[61]各家基本上都接受了王念孙的看法，即“请即诚字”。萧鲁阳解释：“此请读如清，乃鲁山方言。王念孙以诚训请，不确。俞氏谓夺‘中’字，亦不确。鲁山方言中的清字，有完全、尽、净、真等意思。”[62]
例③两处“请”字，孙诒让对第一个“请”字的注释为：“请，毕本改‘诚’，云：旧作‘请’，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藏本、吴钞本并作‘请’，此篇多以‘请’为‘诚’，详前。”对第二个“请”字的解释为：“请，毕本作‘诚’，道藏本、吴钞本作‘请’，今据改。”[63]萧鲁阳认为这两处的“请”与前面相比略有不同，他又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鲁阳曰：请读如清。鲁山方言，真的意思。鲁山话今仍有：‘请是有’，‘请是没有’的说法。‘请是有’，意为真是有。‘请是没有’，意为原本就没有。‘请是捣哩’，意为全是假招呼。‘某某请是诳人哩’，意为存心骗人。故这个‘请’字是鲁山方言，有真的意思，完全的意思，专门的意思。下文的‘鬼神请亡’，就是‘鬼神清是没有’。‘鬼神者固请无有’，即鲁山话的‘鬼神本来请是没有’的书面写法。墨子把鲁山方言写入书中时，稍改为文言，但变化并不太大，读者可以明鉴。本文第二段的‘请惑闻之见之’的请，也同此用法。孙诒让和王念孙虽都意识到墨子书中多以情、请为诚，但不知道鲁山方言中此种用法。”[64]他认为文中“请有”“请亡”应该就是鲁山方言中常用的“清是有”和“清是没有”。
综前所述，墨子一书中多处出现的“请”和“情”字，不管是在词义还是用法方面都与今天鲁山一带方言中的“清”字相同。因此，可以肯定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是今天鲁山一带仍然广为沿用的“清”字，是当地方言中一个重要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常用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或“请”字所出现的语句几乎都是“子墨子曰”，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墨子当时所说的话。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中大量的叙述性内容中几乎没有出现这两个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墨子当时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就是鲁山一带的方言。而能够熟练掌握、运用一种方言，即使不能说明墨子确定是出生于鲁山，也至少能够证明他曾长期生活在鲁山一带。
5.有关墨子的历史遗存
今天，在鲁山及其附近地区仍存在着大量与墨子有关的历史遗存，其中包括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以及以墨子为主要信仰对象的地方民间信仰。
（1）墨子故里碑。在鲁山县尧山镇二郎庙村原有一块“墨子故里”石碑，据曾经见过这块石碑的张官文老人（1919年8月生）口述：
我所见过的“墨子故里碑”，距原山陕庙门前大约4尺多远。庙前与碑之间，隔有一条宽约2尺的小水沟（路边沟），碑立路边。当时，山陕庙前共有三通石碑，东边为“墨子故里”碑，中间为山陕庙碑，西边大约为记录捐资修庙碑，中、西二石碑均为小字，碑文已记不清。三通碑，中间山陕庙碑，比东、西两碑稍高，均有碑楼。墨子故里碑，全高约6尺，宽2尺有余，此碑为灰黑色石碑，上面顶部为圆头。石碑上，仅中间刻有“墨子故里”四个大字，为欧体，每字大约14厘米×14厘米，“里”字离碑座上平面约25厘米……
此碑，大约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季，二郎庙街第一次扩路（由嵩县车村乡一宋姓小军阀出资修二郎庙街至车村的小公路，后因资金问题中途夭折）时，由当时山陕庙主事人窦同襄乡绅领人拆掉，并运到他家保管，后不知去向。[65]
《墨子鲁阳人考论》一书中记载：
现年78岁的代洪喜老人说：“墨子故里碑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二郎庙村第一次扩街修路时拆掉的，东街绅士窦同襄把拆掉的碑运他家去了。”据位于二郎庙村东15公里的赵村街81岁的李万善老人回忆说：“1942年汤恩伯部姚伟团驻赵村、上汤一带。……姚伟把东起下汤、西至嵩县车村，沿大路两旁的石碑全部运往上汤，铺地基用了。‘墨子故里’石碑也给运去，那天我去上汤洗澡，见到‘墨子故里’碑和其他很多碑摞在那里。从那以后，不知墨子石碑铺哪儿了。”[66]
（2）与墨子活动有关的遗址、遗迹。由于墨子长期在鲁山生活，留下了大量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例如：
①位于尧山镇的竹园村墨子故居
②位于赵村乡的墨子晒布崖、墨莲池
③位于库区乡的救鲁阳文君放火台处
④位于熊背乡的墨子隐居处——土掉沟、黑隐寺、墨子洞
⑤位于瀼河乡的墨子聚徒学艺处——茅山道院遗址
⑥位于辛集乡的墨子打出并使用的墨子井
⑦位于库区乡的墨子为鲁阳文君解围“日返三舍”处——娘娘山、抱子坡
⑧位于尧山镇的墨子弟子相里氏后裔聚居处——相家沟村
（3）与墨子信仰有关的纪念遗存。千百年来，鲁山人民一直尊奉墨子为圣人，直到今天，墨子依然为当地百姓所热爱与敬仰，鲁山县及其周边地区还保存有数量可观的用来祭祀圣贤墨子的墨子庙、墨子祠等：
①坐落于赵村乡三岔口的墨王庙，房子三间，神像是墨子
②坐落在昭平台库区乡北边程庄一带的金山寺中有墨子像
③坐落于大石垛山上的墨子祠中有墨子像和壁画（熊背乡）
④坐落于辛集乡徐营村的穷爷庙，供奉穷人的代表——穷爷墨子
⑤坐落于下汤镇朝阳观“会仙堂”的诸鲁山籍的“仙神”以墨子为主位
⑥坐落于四棵树乡与团城乡交界处白云山上的墨爷庙
⑦坐落在辛集乡龙鼻村四峰山上的墨爷庙
⑧坐落于辛集乡西阳石村润国寺中的尚义殿，为一配殿，供奉有墨子
⑨坐落于赵村乡中汤村灵凤山上的墨子祠
⑩坐落于中汤村大街墨莲池旁的坑染祖师庙，供奉墨子（赵村乡）
⑾坐落于尧山镇西竹园村的墨爷庙，供奉墨子
⑿坐落于尧山镇墨子出生地墨庙村的墨爷庙，供奉墨子
⒀坐落于尧山上的尧祠下边有墨奉殿及著经阁等
在上述信仰中，历史悠久的“穷爷”信仰是当地最具特色一个地方信仰。相传，当地一个穷老汉常年到各种庙内烧香，祈求发家致富，但始终不能如愿。他认为他先前所拜的神灵都是保佑富人的，像他这种穷人没有丰厚的供品，神灵是不会保佑他的，所以他就想到要找一位能够保佑穷人的神灵来祭拜。他认为墨子最爱穷人，就用三块砖头搭成小庙，里面供奉墨子牌位，并取名穷爷庙。财主们感到“穷爷”晦气，就一脚踢了他的“穷爷庙”。后来，找来一个破了缺口的大石臼，倒扣起来做穷爷庙，这才保存下来。如今，位于辛集乡徐营村的穷爷庙有庙堂三间，香火一直很旺，当地百姓说“穷爷”很灵，专门保佑穷苦百姓，烧香许愿的人络绎不绝。
总的看来，无论是《墨子》等古籍中的记载，还是目前鲁山地区的方言、遗迹、遗址和信仰都说明墨子至少是长期生活在鲁山，所使用的也是鲁山方言，说墨子是鲁山人是符合情理的。
三 鲁国说
主张墨子为鲁国人的学者主要有孙诒让、梁启超、胡适之、方授楚、蒋伯潜、严灵峰、李绍昆、冯成荣等人。冯成荣先生将前人研究的一些证据进行了总结，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墨子出生在鲁国：（一）吕氏春秋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案惠公与桓公不相值，二者必有一误。但自惠公至衰公，十三君十世；桓王至敬王十二君十一世。由史角到墨子之时，当逾十世矣。然则史角之后人，明非史官而以私人讲学也。墨子必定不是学于史角，而系学于史角之后人，其后即史角之后人也。墨子在鲁亲师求学读书，当时之年龄仅有六岁，据陈顾远墨子政治哲学说：“这就是表明墨子所亲之师，而又明言在鲁。那么，博习亲师，都是庠里的事情，庠里的学生，是由塾里升上来的；入塾的年龄为六岁，是墨子六岁时就在鲁国念书，可见他一定是鲁国人了。”（二）陈顾远又根据淮南子记载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话虽不尽可靠，但是墨子受儒家影响是很大的。当孔子死的时候，墨子年龄，据我考定，当为十四五岁，已到视博习亲师的期限，学问的方针，早已定了；攻击儒家的意思，也露出端倪了。这个时候以前，孔门弟子未散，儒家只以鲁国为限，还没有分布各地；他既然受儒家的影响，必在鲁国无疑。”陈氏的考证，虽未必十分确定，然墨子当时年龄很轻则无疑问。如此弱冠之年龄，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文化语言不通，不可能旅居印度及阿拉伯，既在鲁国学于史角之后人，鲁国为墨子的出生地则毫无疑问矣。
二、墨子久居在鲁国：根据墨书之记载，墨子确实久居在鲁国。（一）贵义篇说：“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二）鲁问篇又说：“越往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三）吕氏春秋爱类篇也说：“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四）淮南子修务篇也说：“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五）孙诒让墨子传略也说：“案此，盖因墨子为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由以上的五证就可以证明墨子出生在鲁国，久居在鲁国，再由越王为公尚过备车五十乘，前往鲁国迎接墨子，墨子前往他国，也都是从鲁国出发的，凡此种种的活动记载，都可以证明墨子久居在鲁国，以鲁国为其根据地。
三、鲁国为墨子的活动中心：（一）贵义篇说：“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按当时的齐国首都在山东临淄，正是在鲁国的东北方，自鲁国前往，所以才说北之齐。假定墨子为齐国人，就不必北之齐了。（二）公输篇说：“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证明墨子为鲁国人，如果墨子为楚国人，不可能有起于鲁之事了。（三）公输篇又说：“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正因为楚国在南方，鲁国在北方，所以才有我从北方闻子为梯的说法，假定墨子为楚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应该说我从南方或西方闻子为梯才对。（四）公输篇又说：“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墨子自楚归鲁，当经过宋国，假定墨子为宋人或楚人，怎能有子墨子归，过宋之事。足证墨子是鲁国人。（五）贵义篇说：“子墨子南游于卫，关中载书甚多。”因为卫国在鲁西南，故曰南游。（六）贵义篇又说：“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楚国在鲁之南方，故曰南游。（七）非攻中篇有：“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东方有莒之国者……虽南者陈蔡。”诸语，因为墨子是以鲁国为中心，来看四方的荆吴是鲁之南方，故说南。齐晋在鲁之北，但晋国确在鲁之西，但古人避讳说西，又惯于两字连缀使用，故说北则齐晋之君，莒在鲁之东，即今日之莒县，在青岛附近，故说东，陈蔡两国均在鲁国南方，即今日之河南省豫南上蔡、陈州等地，故曰虽南者陈蔡。可证墨子是以鲁国为中心。
由以上考证，墨子确实是生长在鲁国，长居在鲁国，又以鲁国为活动的中心，证明为鲁国人，真是铁证如山了。[67]
下面我们对这些证据逐条进行讨论。
首先，认为墨子出生在鲁国所依据的有陈顾远先生所提出的两条证据，即“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当染》）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这两条证据均不能证明墨子出生在鲁国和从小就生活在鲁国，因为这两条证据可能说的是同一件事，即青年时期的墨子到鲁国去跟着史角的后人学儒。另外，陈先生考订孔子去世时，墨子已经十四五岁，众所周知，孔子去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79年，而墨子出生的时间前文已经探讨过，即公元前480年（前后误差不超过3年），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前，孔门弟子未散，儒家只以鲁国为限，还没有分布各地；他既然受儒家的影响，必在鲁国无疑”是毫无根据的。
其次，冯先生认为墨子久居鲁国，但其所依据的“子墨子自鲁即齐”“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往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等条内容中的“鲁”前面已经有专门论述，不能确定就是“鲁国”。像“公输盘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和“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前文已论证确定是从“鲁阳”出发。因此，仅以这些证据来证明墨子久居鲁国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此前学者认为鲁国是墨子的活动中心，其第一条说“子墨子北之齐”能够证明墨子是从鲁国出发去的齐国，因为齐都临淄在鲁都曲阜的东北方，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因为齐国也在鲁阳和宋国的北方。因此，以这种证据来论证鲁国是墨子的活动中心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二条、第三条论据前面已经做过讨论，不再赘述。第四条的“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这也是此前学者认为墨子不是宋人或楚人的重要证据，实际上，这一条只能算是墨子不是宋人的有力证据，但不能据此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综合墨子止楚攻宋的全部内容来看，在说服楚王的时候，墨子已经对楚王说过他派弟子禽滑厘等在宋国守城。当成功说服楚王和公输盘放弃进攻宋国后，墨子无论是为了给宋国报告这个好消息，还是带领弟子跟随自己返回鲁阳，其绕道宋国的可能性都非常大。所以，这并不能说墨子就是要返回鲁国。第五条、第六条两条论据，前面也已进行过专门的讨论。第七条所罗列的《非攻中》篇有：“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东方有莒之国者……虽南者陈蔡”等内容，被冯先生解读为墨子是以鲁国为中心来划分方位。实际上，冯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样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晋国在鲁国之西，而不是北方，冯先生将其解释为“古人避讳说西，又惯于两字连缀使用，故说北则齐晋之君”。但是，如果我们以鲁阳为墨子的活动中心，则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晋国正好就是在鲁阳的北方。因此，冯先生的这种“鲁国”是墨子活动中心的说法也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总的来说，孙诒让、梁启超、胡适之、方授楚、蒋伯潜、严灵峰、李绍昆、冯成荣等先生认为墨子是鲁国人的说法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我们认为墨子肯定去过或者在鲁国生活过，但是否长期生活在鲁国值得商榷。
四 滕州说
相比较宋国说、鲁阳说、鲁国说，滕州说出现最晚。力主滕州说的是张知寒先生，在其《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68]，他罗列了五条证据：
第一，墨子是目夷子的后裔，而“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而‘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可知墨子也生长于‘目夷’”，他甚至认为墨子“可能就是出生于小邾国的末代目夷子”。
第二，从墨子思想学术的渊源上看，张先生认为：“墨子的学说只能是‘邾娄文化’区的产物。因为这个地区物产丰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而且文化也较其他地区先进，具备培育杰出人才的各种客观条件。”张先生还认为：“如果他们（孔墨）不成长在重仁义、讲伦理的‘邹鲁文化’地区，就很难培养出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特色的孔墨思想，因为当时的其他文化区，尚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条件。就拿当时比较好的‘荆楚文化区’的情况来说，也很难办到。因为‘荆楚文化’是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型文化。……再说‘燕晋文化’区，也同样办不到。……西方的‘戎秦文化’更不可能。……综观当时各地的情况，我认为：只有邾娄或邹鲁文化区里，才能培养出讲道德、说仁义、重伦理关系的孔、墨一类的思想家。这是历史已证明了的事实。”
第三，从科技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如墨子不生长在三邾地区，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
第四，张先生指出《庄子·天下篇》说：“墨者，以跂蹻为服。”他认为：“跂蹻原为屐，亦从夷（尸）而来，可知它为邾娄族所制。”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人所服，以证从夷之谊。三邾地区，自古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这里的居民，把“玄鸟”视如祖先。墨子之所以以“翟”为名，就是因为“翟”（亦名天翟）乃凤凰的别名，而凤凰又为“玄鸟”衍化而来。墨子用“翟”为名，以示不忘所出，也可证明他乃小邾国的遗民。
第五，在今之滕州境内，尚有不少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如目夷子墓、墨子曾在那里“叹染丝”的“染山”“目台山”“目夷亭”，以及“沂河”等。
张先生的主要论据是墨子为目夷的后代，而邾娄地区有大量与目夷相关的遗址、遗迹，并且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只有这里才能孕育出孔墨这些大思想家。然而，墨子为目夷的后代只是顾颉刚、童书业两位先生在论著中偶尔提及的一种推测，并无严谨的论证，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墨子为孤竹君之后，乃于史有载，也是墨学研究者的共识。张先生以这种本身就存在问题的说法作为论证的依据，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张先生所说的只有邾娄地区才能培养出孔墨这样的思想家，并列举了燕晋文化区、荆楚文化区、戎秦文化区等不可能产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很巧妙地回避了中原文化区，使邾娄地区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于潘民中、郭成智、杨晓宇、萧鲁阳等先生已经就上述问题进行过详尽而精深的讨论，本书不再赘述。总的来说，滕州说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有待将来进一步澄清。
除了上述几种说法外，还有墨子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说法，均无有力证据，这里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