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法为民：《鹖冠子》研究
- 杜晓
- 10257字
- 2021-10-15 19:46:32
导论
《鹖冠子》采用诸子著书惯例，将人名作为书名，代表一家之学。鹖冠子主要活动于战国后期的楚、赵两国，秦国完成大一统后归隐山林。从名号可以看出鹖冠子喜爱戴用鹖鸡羽毛做成的帽子，同时具有深厚的学识与修养，故而被尊称为“子”。《鹖冠子》成书于晚周秦汉初，由鹖冠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论的对话篇、反映鹖冠子思想的论述散篇、后期弟子的发展创新篇章三部分编纂而成。全书虽然表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但整体思想一致，可以看作鹖冠子学派的代表作。
吕思勉品评《鹖冠子》为“子部瑰宝”,[1]已经认识到该书的重要思想价值。但《鹖冠子》一书取材广泛（与《黄老帛书》《战国策》《管子》《
鸟赋》都有相同的素材），成书时间跨度较长，也非一人所著，使全书表面看起来篇章顺序混乱、素材重复、线索散乱，故而柳宗元认为其言语“鄙浅”。[2]但全书观点鲜明，“道生法”“上贤为天子”“为之以民”，贯彻其中，刘勰读后感悟《鹖冠子》乃“亟发深言”。[3]朱养和称赞道，“读其词虽似有错综散漫处，然而一种高异之旨堪与《庄》 《骚》 《灵素》相颉颃”,[4]将《鹖冠子》和《庄子》相提并论。这些都表明《鹖冠子》思想的前瞻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蕴含着极大的研究价值。
一 文献分析
现存目录书籍中对《鹖冠子》的记载主要有：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隋书·经籍志》:《鹖冠子》三卷，楚之隐人。
《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鹖冠子》三卷。
宋代以后的著录也是三卷，不过有唐代韩愈所读十六篇、宋代《崇文总目》所记十五篇、宋代陆佃所注十九篇三种传本。《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还记载有八卷本，但前三卷是《墨子》，后两卷多引用汉后之事，中间正是陆佃注解的三卷十九篇。
以上各代著录中，从汉代的“一篇”到隋时的“三卷”是最富争议之处。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的一篇即一“捆”，和三卷一致；也有学者认为《鹖冠子》篇章逐步增多，是“伪书”的证据之一。从文献本身到目录记载，《鹖冠子》都曾饱受争议，真伪难断。韩愈、柳宗元作为影响深远的著名学者，也对《鹖冠子》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导致后人形成认识的分水岭。韩愈正面积极评价《鹖冠子》，认为：“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5]而柳宗元“读之，尽鄙浅者也”，是后人伪作。[6]宋明清学者各有附议，但多是细节性的探讨，论点并未推陈出新，并且“伪”书是主流认识。
1973年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为当代《鹖冠子》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和新的契机。学者们发现《鹖冠子》与《黄老帛书》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语句，思想具有连贯承接性，基本可断定《鹖冠子》其书为真，为晚周秦汉初黄老学的代表著作。国内学者李学勤、陈鼓应、王中江、吴光、陈丽桂、丁原明、强昱师、王博、白奚、郑开、曹峰、孙福喜、杨兆贵等，国外学者如葛瑞汉、戴卡琳等均开展了《鹖冠子》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鹖冠子》还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留待学者解答，如：《鹖冠子》的篇章关系以及各篇的具体成书时间；《鹖冠子》与其他黄老学著作的异同比较；《鹖冠子》与汉代“泰一”国家祭祀的关系等。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根据陆佃注《鹖冠子》十九篇的文本内容和篇章逻辑，本书尝试探讨《鹖冠子》的成书历程和部分篇章的具体成书时间。《鹖冠子》版本有十五种左右，以《四部丛刊》本、《子汇》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为主。宋代陆佃首次为《鹖冠子》做了全书校注，流传最广，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陆佃注《鹖冠子》共十九篇，包括七篇对话体：其中五篇对话（七、八、九、十四、十五）在鹖冠子和庞子之间展开，余下两篇对话体分别发生在庞子与卓襄王（十六）、庞子与武灵王（十九）之间；十二篇论述体文本存在着不同的形上依据，一部分围绕天、地、人而展开，另一部分则新出现北斗、泰一的形上依据。结合不同的文体和形上依据，可以将《鹖冠子》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鹖冠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论——发生在鹖冠子和庞子之间的五篇对话：《近迭第七》《度万第八》《王
第九》《兵政第十四》《学问第十五》。
第二部分：反映鹖冠子思想的散篇——包括以庞子为主的两篇对话、五篇论述，思想特征和第一部分类似：《博选第一》《著希第二》《夜行第三》《道端第六》《备知第十三》《世贤第十六》《武灵王第十九》。
第三部分：弟子后学思想——七篇论述，出现了北斗、泰一、五行五音、精神等第一部分从未出现过的思想内容：《天则第四》《环流第五》《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世兵第十二》《天权第十七》《能天第十八》。
这样划分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成书过程：第三部分的篇章分别混入第一部分的首、中、尾，而第二部分又混入第一、第三部分综合后的首、中、尾，从而形成通行的陆佃注《鹖冠子》篇章次序。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第三部分直接混编入第一部分的首、中、尾而成。总而言之，论述体篇章是以对话体篇章为核心展开的，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形态：
第一部分：7、8、9、14、15
（五篇鹖冠子弟子记录老师对话、“道法”围绕天、地、人展开）
第三部分编入第一部分中：4、5、7、8、9、10、11、12、14、15、17、18
（编入七篇弟子后学思想，出现北斗、泰一、五行五音、精神等新的思想观念）
收集反映鹖冠子思想的残篇，第二部分混入第一、第三部分之中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编入五篇论述和两篇以庞子为主的对话，仍然围绕天、地、人展开）
从鹖冠子学派思想发展的角度，可以将这三个部分归为两个时期：以鹖冠子思想为主的学派前期和以弟子传承发展为主的学派后期。篇章三部分中的第一、第二部分可以代表学派前期思想，反映了鹖冠子本人及其早期弟子们的思想，道法围绕天、地、人而展开；而第三部分代表学派后期思想，出现了北斗、泰一、精神、五行五音、元气这些新的思想观念。从文中讨论的历史事件、出现的避讳现象、同时期文献的佐证中，可以较为确切地推断一些篇章的成书时间。如《近迭第七》在对话中提及诸国争雄的时代背景，《王
第九》中的“成鸠之制”提及统一政权的可行性，可推断这两篇成书于先秦。《博选第一》《著希第二》篇中出现了对秦始皇名字的避讳现象，类似语句如“端倚有位”“端神明”等，在《黄老帛书》中均写为“正”，在《王
第九》篇中也有“与神明体正”的说法，但此两篇中写为“端”。可知此两篇成书于秦。《学问第十五》篇中的“绪端”实则为“绪正”，也可因避讳现象推断成书于秦。《度万第八》中设计对秦始皇废除谥号一事的批评，可知该篇成书于秦晚期，或者楚汉之争时期。以上篇章构成了第一、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结合余下篇章的思想特征，基本可以说第一、第二部分成书于汉前。这两部分内容不仅在理论形态上相对一致，而且在时间段上也比较接近。而《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两篇中关于泰皇、泰一的讨论，已经和秦时的思想不同，接近于汉。《世兵第十二》篇和贾谊《
鸟赋》存在大段重合，此篇可能也有汉初背景。《世兵第十二》《天权第十七》篇中均出现了“陈以五行，战以五音”的语句，相关思想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的《阴阳之十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知此两篇成书最晚成于汉初。总之，第一、第二部分的篇章基本成书于汉前，属于学派前期作品，而第三部分的篇章则不晚于汉初，属于学派后期的思想发展。
通过三个文本部分与两段历史时期的划分，一方面可以更加系统、细致地理解鹖冠子学派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解答前辈学者在研究《鹖冠子》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问题。如葛瑞汉最早将《鹖冠子》的理想社会分为“成鸠之制”“五正”“德之盛”三个阶段，这为本书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但他同时提到：“拙稿提交后，汤普森（Paul Thompson）向我指出，我归纳的B组其实可能最晚，从汉代开始，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整齐的、辩证的发展线索。开始为半法家的理想国，然后在秦汉之交对一切政府的幻灭，最后汉代再次统一，对政府的信念再次恢复，规划一个新的、更人道的理想国。”[7]汤普森的意见比较中肯，也和本书的三个部分划分思路一致。B组中的《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作为弟子后学篇章，确为晚出。以此两篇中“泰一”观念基础上的“大同之制”，来代替葛瑞汉第三阶段的代表思想“德之盛”，这样的话就和战国末期、秦末、汉初的时代背景比较切合。《近迭第七》《王
第九》成书于战国末期，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夺取战争胜利以及建立大一统政权；《度万第八》成书于秦末，通过思考政权的合理性批驳秦朝暴政。而在《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中，已经为汉初大一统政权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泰一”，万物都要遵他而行，一统天、地、人之法则。这表明《鹖冠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围绕“道法”原则，结合时代政治诉求进行了深切的思考，立足于坚实精深的形上根基，设计出“成鸠之制”“五正”“大同之制”等一系列理想社会制度，谋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
从鹖冠子学派发展的视角，也能更好地解释《鹖冠子》文本表面呈现出的“悖论”之处。如《近迭第七》中说：“天高而难知”，而《备知第十三》中却说：“天高而可知”。粗看之下，论调相反，让人困惑。但仔细深究，这正是鹖冠子学派认识演变的线索，“天高而难知”，根据后文“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可知此处的“天”是祸福之天，通过揣测天意来预知祸福，是不可行的。“天高而可知”是法则之天，后文“地大而可宰”，表明天地虽然高大广阔，但其规律性都是可以认识并为人所用的，是理性思维的表现。从祸福之天的角度来说，应当忽视天而重视人；从法则之天的角度来讲，却是需要重视天道，遵天道而行。由此可见《鹖冠子》以“道法”改观、充实了先秦的天道内涵，彰显出主体的理性思维和积极能动性。从学派发展的角度，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待《鹖冠子》中形上观念、天人关系、政治构建的差异转变，都能避免“悖论”性的粗浅理解，从而穿透柳宗元“鄙浅”评价之误区，把握其核心思想。
从成书过程来看，已无法明确哪些篇章是鹖冠子本人所写。对话体共有七篇，鹖冠子和庞子对话的五篇是弟子所记，以庞子为主的两篇（第十六、第十九篇）也不能断定是鹖冠子本人所写。如果提及北斗、泰一、精神、五行五音等观念的七篇论述是后学思想发展，那么仅剩下五篇论述，与对话体篇章的思想相近，其中一些可能是鹖冠子所写，后被编书者收集并整理到书中。但也可能是其弟子所写，反映了鹖冠子的思想。
二 “道生法”的核心思想
《鹖冠子》文本虽然成书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学派对于篇章的编纂有着非常明显的选择倾向，基本围绕着道法、重贤、为民的核心观念展开，前后一贯。只有理解了“道生法”（《兵政第十四》）、“上贤为天子”（《泰录第十一》）、“为之以民，道之要也”（《天则第四》）等核心命题，才能领会朱养和所言《鹖冠子》可与《庄子》所媲美的“高异之旨”。
白奚认为“道生法”应当被视为黄老学派的第一命题。[8]《黄老帛书》首篇《经法》第一句即是“道生法”;《管子·心术上》也言：“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鹖冠子》也强调“道生法”，在此命题下展开了一系列对于宇宙、政治、生命的思考。“道生法”将道的虚无之“本”、因循之“用”通过具体之“法”联结起来。“道”之抽象虚无落实于“法”之具体原则，既传承了“道”高妙深远的本体思维，又关注具体之“用”的实施途径，“本”“用”通过“法”联结起来，构建了具体的道家政治制度，弥补了法家原本存在的理论偏颇，是道家哲学理论的一大进步，也是黄老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鹖冠子》丰富了“道生法”的理解和认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如何认识道？其次，道如何能够“生”法？再次，法的原则和内容包括什么？最后，“道法”如何贯通无限宇宙的终极认识、理想社会的制度构建以及个体生命的身心追寻？在先秦、秦末、汉初的不同历史时期，《鹖冠子》结合相应社会现实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答案，但尊重自然社会规律、为之以民、因贤论位、以法治国是基本原则，贯穿全书。
首先，如何认识道？《鹖冠子》认为道有四个维度，详细论述有九项内容。《博选第一》言：“道凡四稽：天、地、人、命”，从物理、人情、圣贤、君王的角度进行了阐发，重点说明帝王之业离不开贤圣的辅佐。《学问第十五》篇具体讨论了“九道”：道德、阴阳、法令、天官、神征、伎艺、人情、器械、处兵。其中道德为总纲，阴阳则是对日月运行四季推移的自然规律概括，法令囊括自然秩序和社会价值规范以及制度，天官与神征则透过天象的凶吉，使自然的神圣权威，依赖占卜揭示其蕴藏的社会生活内涵。而伎艺、人情、械器、处兵则是富国强兵的具体策略，不仅关注了选贤任能的价值评价，而且还包括了对器械的物质创造的重视。人情因此成为沟通各方面内容的枢纽，始终没有脱离以圣人为代表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与生活的核心主题。《鹖冠子》将抽象的道具体化为九个方面，为理解自然规律、构建社会秩序提供了依据，丰富、推动了对于道的认知。
道虽可从多角度进行阐发，但“为之以民”是行道之关键，这是《鹖冠子》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继承《道德经》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念，《天则第四》提出：“为之以民，道之要也。唯民知极，弗之代也。”为民众而有所作为，是圣人行道的关键。只有民众自身才能体会最合理的治理方式，这是统治者所不能替代的。君主专制前提下的法让百姓“去私就公”，实际上是用法律保障了统治者之“公”，百姓反而更苦。只有在道的前提下，明白了民众的根本地位，才能让民“自化”，仁义变成“同乐”“同好”，法治变成百姓之“私”前提下的“合、同”，长久的治理才能实现。因此，为民是道法之根本宗旨，也是衡量其是否合理的有效尺度。
其次，道如何能够“生”法？这就依赖于贤圣的学而先觉、与道合一、因贤莅位、彰显名法、以法治国。《兵政第十四》言：“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明确指出“生”的根源在于贤圣，道法需要通过圣人才能彰显于世。《学问第十五》言：“九道形心谓之有灵”，详细说明了圣人学问的九个方面。贤能之士学而成圣，然后序万物、立法则、定名号。更重要的是，圣人因掌握道法而获取治国的权力，可以因贤莅位、以法治国。《泰录第十一》明确指出“故师为君而学为臣，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以贤能定尊卑，“贤”是衡量权位的根本标准，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血统论，极具进步意义。“上贤为天子”彻底消解了君与贤之间的矛盾，但圣贤如何获取基于道法的政治权力，却是《鹖冠子》的理论空白。圣贤在治理国家时，主要依靠道法，根据人情物理，制定各种法令制度，最终达成有序、和乐的社会。
与其他黄老学著作相比，《鹖冠子》更加重视“圣”与“道”的不同功用及其统一。《能天第十八》云：“道者，开物者也，非齐物者也。故圣，道也，道非圣也。道者，通物者也，圣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无道之先王”。主体生命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即“顺之于道，合之于人”，遵循着老庄道家的精神传统，又极其强烈地突出了主体自我的能动作用。于是在《环流第五》就有“同之谓一，异之谓道”的说法，人道相合才是“一”，否则空留“无己”之“道”就无任何现实意义。这也是《鹖冠子》中“一”比“道”内涵更为丰富的深层理论原因。
再次，《鹖冠子》对法的起源、内容、意义有着详细的讨论。道法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包含度量意义上的法规，赏罚意义上的法律，而且还囊括了自然、社会意义上的总法则。从自然规律的层面上来讲，四季的交替，日月星辰的运行都有其自身的法则；在社会规律的层面，不再依靠宗法，而是依据道的准则重新考量，制定各种法令制度，以民为基础、以贤能为中流砥柱、以郡县法制为社会结构，达到“天文、地理、人和”一统的大同社会。“道”的依据下“法”得以丰富和完善，贯通自然、社会与人情，而具有了深邃广阔的哲学意蕴，弥补了法家原本存在的理论偏颇。
最后，“道法”通过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贯通无限宇宙的终极认识、理想社会的制度构建以及个体生命的身心追寻。围绕这一核心命题，《鹖冠子》成书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篇章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构建，出现了天地、北斗、元气、泰一等不同的终极法则依据。《王
第九》中，“天”综合了日、月、列星、四时等自然法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具有永恒性。“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后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为常”，依据四时、五行之数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结构，根据人情物理、刑德来维持社会的运行，参照天地运行保持上传下达，达成“化立俗成”的“成鸠之制”。《度万第八》中“天地—水火—阴阳之气”的粗浅生成论，是为了保障贤、不肖的尊卑秩序，同时防止过于严苛的律法。万物生成与人类活动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当不肖之人居于圣贤之上，或者律法压迫民众太甚，都会导致天地不能生出水火，进而扰乱了整个自然界的生生秩序。批判的同时，该篇还提出了“五正”政治评论学说，“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评判了不同的社会治理方法和原则。后期篇章《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中，“泰一”作为“九皇”的老师，“执大同之制”。此时“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元气成为更根本的生成要素。“泰一”已经正“神明”之位，实现了阴阳四时，五方、五音、五范秩序的规范化，五官六府各尽其职，刑德与法度相结合，社会秩序井然，一切成员“所乐同名”。
不同的形上依据对应具体的政治学说，表现为：（1）天——成鸠之制、（2）天地——五正、（3）泰一、元气——大同之制三种主要形态，暗合了先秦、秦末、汉初的时代主题。“天——成鸠之制”讨论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大一统政权，“天地——五正”对秦朝严苛的法律以及秦始皇废除谥号一事进行了批评，“泰一、元气——大同之制”设想了一个贤、民基础上的理想新社会。虽然存在理论形式的差异，但为之以民、因贤论位、以法治国作为《鹖冠子》的核心内容，贯穿全书。
《鹖冠子》围绕“道生法”，丰富了“道”的认知，提出“四稽”“九道” “道之要”等观念；将“道”落实于“法”，所谓“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建构了理想的道法制度“成鸠之制”“大同之制”，论及“五正”的政治评价体系；更为道法寻求终极形上依据，出现了“天地”“北斗”“元气”“泰一”等系列概念；最后，圣贤作为彰显道法的主体，因为领悟道而具有权力合法性，以至于“上贤为天子”；同时由于神圣之人贯通了天地精神，可以“卫精、擢神、致气”，从而实现了现实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与天地长存。与道合“一”的圣人逐步被神化，能够“使神明” “王百神”。随着理论的发展成熟，“一”的观念逐步上升至“泰一”，成为汉初的官方宗教信仰。
三 《鹖冠子》在黄老道家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韩愈首次断定《鹖冠子》乃“黄老刑名”之说，陆佃也持此说，宋濂又发扬为“黄老之至言”。[9]吕思勉品评《鹖冠子》时说：“原本道德，以为一切治法，皆当随顺自然。所言多明堂阴阳之遗。儒、道、名、法之书，皆资参证，实为子部瑰宝。”[10]以道德、自然为本，融合阴阳、儒、道、名、法各家，正是黄老学的重要特征。马王堆帛书出土后，《鹖冠子》与《黄老帛书》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证明了其黄老学属性。除此之外，《鹖冠子》还展现出自身理论特色，推动了黄老学的发展，是其他黄老学著作所缺乏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鹖冠子》成书时间跨度长，从先秦到汉初，涉及楚国、齐国、赵国的黄老学思想，明晰、充实了黄老学发展的线索。从文献上来讲，《鹖冠子》有先秦篇章，有明确成书于秦代的篇章，还有汉初特色的篇章，能使我们持续了解黄老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从时间跨度、地理因素来讲，《鹖冠子》所提供的文本基础以及观念转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从战国末期至汉初，随着六国的覆灭和统一，黄老学也表现出南北思潮的融合统一。来自南方、具有明显楚国思想特色的鹖冠子吸取了齐国兴盛的黄老观念，并活动于北方赵国（汉初尊崇黄老学的窦太后是赵人），最终为汉初黄老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丰富了黄老学核心命题“道生法”的思想内容，明晰了道家早期的形上理论建构。《鹖冠子》成书时间长，涉及楚、齐、赵等地的黄老学思想，出现了道、天、地、水、北斗、气、泰一等多种形上概念。围绕“道生法”，鹖冠子学派随着历史发展表现出形上学理解的变化。如《近迭第七》中说：“天高而难知”，而《备知第十三》中却说：“天高而可知”，表面看来见解完全相反，实则根据前后文可知“难知”的是祸福之天，而“可知”的是法则之天。《鹖冠子》正是以“道法”改观、充实了秦汉之际的天道内涵，彰显出主体的自然理性思维和能动性。全书提供了先秦至汉初道家形上观念、天人关系、宇宙生成论的思想流变，尤其是从“水”的生成论到“气”的生成论的关键性转变。
第三，《鹖冠子》明确了黄老道家的政治理念和具体制度。“为之以民”“上贤为天子”的政治理念丰富了“道生法”的黄老学基本命题，使道法的实施具有了明确的价值指向。《王
第九》建立了以“天曲日术”为核心，包括“人情物理”“啬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各方面的“成鸠之制”;《度万第八》提出了完善的“五正”政治论，依据道法的实践程度分为神化、官治、教治、因治、事治几个层次，无论是现实制度还是理想境界都被囊括其中，显示了多层次的理论包容性；《泰鸿第十》论及“大同之制”，提出了“为之以民”“易姓为王”的进步学说。从《管子》到《黄老帛书》再到《鹖冠子》的制度建设明晰，是黄老学对老庄道家的极大贡献。
第四，《鹖冠子》文本提供了大量线索，来帮助我们理解“泰一”作为源于楚国的思想观念，如何由楚至赵，并经历了多种观念的选择、发展、创新之后，一步步成为汉初祭祀的至上神。“泰一”天神崇拜起源于楚国，但汉初建议修建五帝庙祭祀“泰一”的新垣平却是赵人，尊崇黄老的窦太后也是赵国人。鹖冠子生于楚国，却常年活动于赵国，正是他将“泰一”观念从楚国带到了赵国，并经历了学派的思想发展，使原本注重星、巫的天神“泰一”，逐步转变为把握天文、地理、人情，以及“卫精擢神致气”的最高神祇形象。“一”上升至“泰一”，不仅包含了哲学意义上“一” “道”关系的形上讨论，更是一种现实的执政需要，《鹖冠子》均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而黄老之“泰一”在失去了政权庇佑之后，又隐匿兴盛于民间，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
第五，《鹖冠子》展现出与其他黄老学著作的不同之处。和《管子》相比，《鹖冠子》更加重视“一”，强调主客观符合的“一”要重于“无己”之“道”，两者对于“一”“道”关系有着不同理解，而“一”正是道教之“神”的关键之所在；和《慎子》相比，《鹖冠子》更加强调贤、位的一致性，以“上贤为天子”彻底解决了《慎子》“君立而贤者不尊”的君、贤矛盾。
第六，《鹖冠子》和近年来出土文献有着非常密切的思想联系。《鹖冠子》和马王堆《黄老帛书》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语句，思想具有连贯承接性，其中《博选第一》《度万第八》《王
第九》篇明显引用了《黄老帛书》中的相关内容。《度万第八》和郭店竹简《太一生水》篇均论及水生成论的形上学说，而《世兵第十二》和《天权第十七》篇结合史实讨论兵道，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些联系不仅表明了《鹖冠子》在先秦汉初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助于理解出土文献的相关内容。
《鹖冠子》虽然成书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核心观念一致，围绕道法、为民、重贤的观点而展开，并提出“为之以民”“上贤为天子”等命题，真切期冀将道家的思想精髓落实于现实生活，造福民众。但这种彻底的黄老政治观念既和“家天下”的皇族传承相冲突，又和“刑不上大夫”的礼法制度相矛盾，因此《鹖冠子》被一些古代学者认定为伪，属于“妄论王政”（《周氏涉笔》）。一旦厘清《鹖冠子》的成书历程和核心观念，会发现《鹖冠子》在黄老道家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感悟刘勰所论“深言”实为不虚。
[1]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2]（唐）柳宗元：《辨 〈鹖冠子〉》,《柳河东全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3]（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4]（明）朱养和：《〈鹖冠子〉 集评凡例》，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花斋刊本《〈鹖冠子〉集评》。
[5]（唐）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83页。
[6]（唐）柳宗元：《辨 〈鹖冠子〉》,《柳河东全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第九》为主，成书于先秦时期，代表战乱纷争时期对大一统社会的构想；以《博选第一》《著希第二》为辅，此两篇成书于秦代，延伸说明了“王
”的相关重要问题，如博选、五至等。B组，“五正”是作者第二次对社会政治进行规划，以《天则第四》《度万第八》《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为代表，成书时期在秦亡后不久，比A组稍晚。表明作者看到秦国以法制亡国，反思之后提出完善的政治模式。C组，“德之盛”是最后的理想国，以《世兵第十二》《备至第十三》为代表，成书时间最晚，在秦汉之交的短暂时期。由于作者从统一时代再次陷入楚汉之争，对有组织的政权彻底失望，于是放弃社会构建，投入杨朱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