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子今

徐畅的书稿《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放在我面前，多日前已经承诺作序，却不知怎样落笔才好。这是因为最初读走马楼简至今已经多年。起初承罗新、陈爽等朋友相约，涉足这批新资料，曾经以相当高的热情参与研读，陆续有一些心得。记得最初发表的文章大概是《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 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7月）。但是最后就走马楼简发表论文是在2010年至2011年，有《走马楼竹简“邪”“耶”称谓使用的早期实证》（《文物》2010年5期）、《走马楼简所见未成年“户下奴”“户下婢”》（《吴简研究》第3 辑，中华书局2011年6月）、《说走马楼名籍“单身”身份》（《简帛》第6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等面世。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进行以走马楼简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了。也就是说，离开这一学术方向的前沿，已经有近十年之久。担心已经没有能力就《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做客观准确的介绍，是很自然的心理。对于已经渐次生疏的学术主题发言，难免言不及义或言不尽意，有可能说得不到位，或者不得体。

收到邮寄书稿，附有徐畅短笺：“王老师：书稿奉上，《后记》部分尝试梳理了从老师学习及读吴简的经历，恭请老师赐序！感谢老师十二年来对我的教导和帮助！徐畅叩首。”读到这样的字句，因师生情谊多年，还是要完成这篇序文的。

我曾经编集《长沙简牍研究》一书，其中22 篇为走马楼简研究成果。徐畅为书稿的信息补充、引文核正、资料校订耽误了不少时间，付出了很多辛劳，这里深致谢意。

因为工作兴趣早已转移的原因，对新资料与新成果都非常生疏，在《长沙简牍研究》“后记”中我写道：“整理走马楼吴简研究的收获，不能忘记因罗新教授召集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加读简班时的经历。在参与者中，我是年龄大的。诸多中青年学者积极投入才思和精力，推进了简牍学的进步。而我也因个人获得的学术收益，深心感谢罗新、陈爽、宋超、侯旭东、韩树峰、孟彦弘等好友。刘聪等青年朋友的贡献，大家都会永远铭记。秦晖、陈静等学者曾经的参与，也记录吴简研究学术史上有意思的一页。走马楼吴简的研读是和这批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步进行的。一些朋友往复长沙，直接参与简牍的保护和释读。回顾这一学术活动，我其实只是参加了其中一个阶段，现在已经明显掉队。一些高质量高水准的研究论著相继问世，站在学术制高点上的是长期坚持整理研究的胡平生、李均明、宋少华、王素、罗新等学者以及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们。”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田余庆老师对于走马楼简的整理与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作为走马楼简研究队伍中“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们”之一的徐畅，曾经相继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先后得到孟宪实教授、荣新江教授以及王素研究员、张荣强教授等老师的指导。徐畅进取心强，学术视野开阔，创新意识鲜明。能够坚持实证原则，也是她的学术路径比较端正的表现之一。

对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我虽已退出门外，仍然可以判断作为成功的学术专著的价值。这里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获得新的成就。相信这部著作，只是徐畅学术进步的一级阶梯。

关于徐畅这部专著中涉及的“文书行政”，这里想说一点想法。简牍资料集中所见大量的官文书（有的学者称作“公文书”），使得人们对当时的行政方式有所思考。有的学者突出强调“文书行政”。也许应该对“文书行政”这一概念做出明晰的界定。有些问题似乎应当有所考察并且适当说明，比如，这些“文书”的传布可以到达社会哪一层级？“文书”之外的行政手段还有哪些？秦汉魏晋时代是否可以称作“文书行政”的时代？其他历史时期的行政特色是否有明显的不同？如果判定行政史的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可以以“文书行政”定义其政治风格，这种判定的尺度应当怎样把握？就这些问题，我也愿意认真思考，并诚恳就教于简牍官文书或称公文书研究的各位先进学人。

王子今

2020年11月18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