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要概念阐释和研究范围界定

一 主要概念

（一）社会体制

本书将提出一套探索社会体制的理论，在社会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模式之间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经验、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考量。书中基于社会客观发展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理论的历史脉络来这样界定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就其本质来说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而且它是一种相对持久的制度模式，它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它由至少两个以上的个体在相互作用中形成。换句话说，社会体制以利益格局为核心，以公共利益为纽带，以公共领域范围（在本书中我们将其称为“公域”），来构筑社会的基本秩序，编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共同的指向和目标，并发生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通常社会体制是逐步开放的。社会体制的功能是促使社会开展日常活动，好的社会体制能够形成社会基本氛围，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有时还要应对社会冲突，其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一个良好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点。

本书的目的是构建一个逻辑系统来解释在中国引起普遍关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活动的建构，并能解释社会建设的逻辑体系，本书认为，社会体制是由一系列的元素组成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本书提出的元理论是：任何一个人文区位上的社会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家庭、邻里、社区、街道、区域，乃至国家都是人文区位的不同表达形式。伴随着商品、信息、资金、人口的流动，最初主要文化发源地的人文区位内部不同家庭、群体之间的互动，到后来这些主要文化发源地之间的互动，文化之间出现了交融。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同族群之间的婚姻是典型的文化的交融表达方式，其深层次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化，还有人种的变化。安东尼·吉登斯说道：“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近重叠，社会中定位过程的‘层化（layered）’程度就很不发达。而当今社会里的个体则被定位于纷繁多样的层面上，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国家以及一个世界性系统，所有这些都展现出某些系统整合的特征，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与大规模时空延展的社会现象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仔细想想，从最初的氏族部落，到各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再到目前被互联网、喷气机、高铁连接在一起的世界，大致也就是这样一个景象：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复合建构了当代的全球社会景象。

最初的社会体制是人类在自己的人文区位上建构出来的，非常具体的社会关系模式。形成这样的元理论的逻辑来自对人们行为的理解，这就是人类的行为是由其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决定的。特定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总是产生于一定的人文区位。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在一个时空结构中连续观察便会发现其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就是社会的习俗、习惯和社会规范使然。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逻辑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是，资本、信息、技术会逐步改变人们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至少会引起它们的变化。这些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在时下被人们称为“社会资本”，与其相对应的是“经济资本”。人们通常将资本、信息、技术称为“经济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资本”中，技术对于利益格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是进入20世纪后期经济逻辑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当然，也有人认为技术是制度创新的产物。人工智能不仅会带来就业和消费的变革，也会带来财富的裂变。事实上，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互相嵌入的。在历史的演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尤其是经济制度之间总是互相作用和互为因果的，在发展进程中互为建构和持续再建构的。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制具有历史性、国别性、全球性。在一个不断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被互联网、贸易等连接起来的各国社会体制又进入一个全球性演化进程。全球治理也就应运而生。但是，社会体制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经济活动上看，经济中的各种活动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组织和群体来进行的，经济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不同的组织和个人掌握不同的资源，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从文化活动来看，这些个人、组织和群体因发展环境和所经历的历史不同而有着文化上的差异，对同一活动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从国家主权来看，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治理体系。概而言之，每一个社会体制都有它的本土性，都有自己的关于规范、习俗、空间以及本土生活的记忆和话语体系。外来人进入他人的社会体制需要费力去理解和适应这些规范、习俗、空间及其话语体系，甚至表现出不适而需要有一个调适的过程，而本社会体制中长大的人们则对其习以为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习惯。本书试图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体制，并不将理论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学科。

在这里，本书想提出一个命题来进一步说明社会体制的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公共空间无社会空间模式”，这个概念的含义是，进入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比如战后日本的一些城市地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土地价格上升等原因，吸引房地产开发商介入城市建设，在城市周边开发了大量住宅区，也建设了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包括社区活动中心、体育馆、游泳池、绿地、花园、座椅等公共空间，但是住宅区远离城市中心，缺乏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居民满意的医疗、教育服务，导致居住区的入住率不高、人口稀少；或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居住的人口不多，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不能配置人力资源和提供有效的服务，房屋空置与服务缺位恶性循环；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气，住宅区的社会空间也难以拓展，也形不成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社会纽带，即社会关系模式，社区的社会体制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公共空间强调的是公共设施及其服务功能和分布，社会空间则强调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活动和参与的社会性，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总是随着生产和交往不断扩大范围，进而从小的社会空间迈向大的社会空间的。大的社会空间会随着规模扩大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圈子”。尽管二者都强调空间，但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从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建设这一概念来解释它们，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是密切交集的，社会事业建设是不断扩大公共空间的过程；社会空间与社会治理是密切交集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形成的，这就是社会秩序，社会治理发生在其中。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乔丹·桑德（Jordan Sand）描述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日本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时是这样写的：“人们能够买到的房屋却越来越远离市中心。这导致了上班族们更长的通勤时间，并使得郊区居民不得不生活在没有任何既成社会纽带的新社区里。”[1]这种现象似乎在美国也曾发生过，罗伯特·帕南特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资本消失有过这样的描述，类似于日本所发生的一切。由此进一步说，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体制的基本要素。这五个要素说到底是围绕着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不同需求展开的。从这些要素出发来考虑社会体制改革、规划和政策设计就会更具操作性。人们通过日常的见面、打招呼、生活琐事、交流等在一定公共空间中形成认知、情感，形成社会纽带。“小镇居民通常彼此了解，知晓彼此的资产，相互关心，从而保证了社区的健康发展。”[2]一般情况下，由于空间、时间、认知等因素的限制，人们经营的社会纽带又是有限的，在一个大的公共空间中又会形成若干小的社会纽带。空间形式在人文环境中必定会表现为一种社会形式，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空间关联。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社会性理解为空间中的社会分布，而是人们在空间中进行的社会互动和社会沟通，最终表现为一种社会纽带和心理纽带。在互联网环境下，情况会有所变化，人们在移动平台上可以形成若干小的社会纽带，这就是以不同目的和不同群体为特征的“群”。网络环境下，“群”交流似乎更加便利，更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信息量大，传播快。事实上，网络环境下，每个个体交叉于不同的“群”之中，信息来源多，新信息也多，这是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优势和社会纽带的基本特征。人类的社会关系模式随着市场、技术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变化。这已经构成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利益格局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网络，它是由人们占有财富的多寡，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财富，以及由占有财富多寡决定的社会地位等要素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会因为对财富、权力、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占有而形成依赖、支配、主导、服从等一系列的关系类型。财富大致相同的人们会形成自己的“圈子”，或者是精神上的，或者是空间上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以社会关系网络形式呈现的。美国先期的企业家们建立了自己的商会以此来促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到1858年，这样的商会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个。以商会为纽带的美国顶级企业家和银行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34年成立的“费城商会”实际上是商业俱乐部，他们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保持着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确保他们的利益和财富能够代代相传，努力扩大财富的继承机会。这些家庭和商会对地方选举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公共利益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纽带也与个人追求的非经济意义上的社交行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地位以及广义的权力和影响等目的有关，而这些只有在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中才能获得和得到满足。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各地城市几乎都完成了住房和相应配套设施建设阶段，大小城市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相应的服务设施有的已经建成，有的正在建设中，可以说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已经不乏公共空间，但大量闲置住宅如何拓展社会空间和建立社会纽带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

建立和完善社会纽带必须约束社会行为，形成社会秩序，这是社会学关注的领域。选择和约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秩序原则，前者更适合市场领域，后者更适合社会领域。给个人更多的选择才能激发活力，强化约束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当然，适度的选择和秩序对市场和社会都是必需的。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活力，也就是要给他们一定的选择空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正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十分重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国家从边缘走向显赫，其政策和国民的进取心不容忽视，同时也是最大的动力。”[3]社会要持续发展必须积累足够的动力，包括人民的积极热情、思想解放、关心国家、热爱社区等，这些动力就是社会活力，社会活力也是社会创新力。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国家，一定会走在时代前列。激发社会活力的根本目的是建设一个在公平正义制度下的公正社会。激发社会活力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复兴，也是社会的和谐和文化的繁荣。因此，本书中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努力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社会体制改革整体规划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整体谋划。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百年目标中的社会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的描述：到2035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以及“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我们在本书中把社会体制改革整体规划理解为统筹考虑人民群众的机会公平、利益公平和权利公平的公平保障机制，以及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平等分享的体制机制，通过这一系列的目标集合来探索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激励机制和全体社会成员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员参与机制。从社会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我们在本书中将不聚焦具体的社会体制问题，诸如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而是聚焦于比这些具体领域的社会体制更高一个层次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等层面的问题。提出这样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发。通常人们把经济体制视为包括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在内的体制机制的集合，但是，高于这些体制的是产权机制、价格生成机制等市场机制，等等。提出这一框架的另一考虑是，进入新时代又必须超脱经济领域，超脱市场对社会事业的主导，尤其是它对社会事业发展目标的主导，努力使社会事业摆脱狭隘的经济利益。所以，本书在探索社会体制时将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使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聚焦在类似于经济体制中的产权体制和价格机制，在社会领域应该聚焦在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社会关系模式等体制机制问题，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探索，寻找社会体制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解释，以求在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体制及其改革，理解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学科体系建设等问题。

（三）社会体制改革政策配套设计

本书在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基础上，将回过头来，把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设计紧紧围绕着以社会事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为核心的社会体制问题，深入研究信息化环境下的社会事业创新、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等体制机制问题，为实现社会体制总体目标和推进社会体制整体规划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二 社会体制内涵外延的阐释和分析

（一）社会体制的内涵

从基本定义出发，本书也可以认为社会体制是指一种秩序。一方面，它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为适应环境而逐步建立的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它是为了社会生活而建立的约束个人行为的秩序，包括如何最有效、最合理地分配财产，如何对社会生活进行决策，以及人们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等等。它表现为在一定地区或社会内的社会法、制度和政府行为中的一系列道德、政治和经济原则。社会体制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换句话说，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模式，它以利益格局和参与方式为边界条件，通过社会机制配置资源，充分激发个人和集体的参与热情。健康的社会体制的本质是推动个人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事务，一起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体制是一种聚合体，它将许多社会关系整合在一个系统之中。我们应当从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以及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角色来观察社会体制的存在。社会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抽象的，它与市场、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在市场领域中存在着非市场社会关系。市场体制机制之所以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就是因为在所有民族的生活中，经济生活是嵌入社会体制中的。市场机制的运用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离不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习俗，而社会习俗可能是来自外部力量的作用形成，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带来深远影响造成的，也可能是历史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习以为常的。社会习俗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有生有灭。这一点，人们在以前考虑得不多，尤其是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参与经济决策的经济学者对此考虑得不多，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和经验借鉴时往往把市场体制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东西，甚至可以照搬，其实现在看来，社会体制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之一，对市场体制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效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另外，反思这些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反思对社会习俗等因素的作用考虑有限，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考虑比较多，对于各类主体中的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规范考虑较少。一套社会治理的政策要发挥作用，必须基于各类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内心约束。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机制”更类似于人们经常讨论的“市场机制”，即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激发社会活力是其关键。通常，通过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来观察社会体制，其效果更加明显，丹尼·罗德里克认为，“那些常常被经济学家们认为理应存在的社会安排，如一个清晰的产权系统，一个抵制欺诈、垄断和道德风险的监管机构，一个充满信任和合作且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抵御风险和管理社会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法治以及廉洁政府等在贫穷的国家都不具备”[4]。丹尼·罗德里克所谓的“充满信任和合作且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更具有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所说的“社会体制”的意味。理想的体制环境或许在特定国家是可以具备的，但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是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的。历史上，很多国家为了使一项制度得以执行和实现，进行改革和创新来建立一个更加适合目标体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有的改革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原因错综复杂，因为制度运行的环境实在是太复杂了。社会发展本来就不是由一个因素所决定的。

讨论社会体制改革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发展，建设一个“充满信任和合作且富有凝聚力的社会”对当下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8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包括重庆公共汽车坠江悲剧等。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社会体制背后的一系列的问题：肇事者毫无良知、肆无忌惮，无视社会公德、公共安全，与驾驶员在极其危险的大桥上厮打，面对在飞驰的公共汽车上打斗有可能造成车辆失控、车毁人亡的境况，车上的乘客居然视而不见，冷漠无情，更没有人站出来阻拦这种无理打斗，更不用说与其他的坏人坏事作斗争，最终导致汽车坠入桥下，车毁人亡，整个事件没有赢家。在这场事件中，最终毁掉了所有人的生命。仔细琢磨，这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社会机制等社会体制问题。长期流行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对社会的侵蚀、无视法规的个人举止最终酿成了悲剧。通过这一事件，我们理解，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制度和非市场性制度基础至少应当包括：明晰的产权、公平的监管、社会的凝聚力、社会责任、社会信任、社会秩序、守法奉公、底线意识等。市场制度要很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依赖社会制度环境的完善。文化价值和社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之一。社会发展的社会性和非社会性至少应当包括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模式、文化价值、社会凝聚力等。进一步说，社会关系模式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概念。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社会互动、社会交流过程中，在公共空间中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是交往、交流和互动的结构化，包括空间定位。社会关系模式则考量了不同人文区位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基础至少应当包括社会网络、信任、承诺、社会规范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行为是通过社会关系完成的。市场也不完全是单纯的经济体制，它包含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复杂因素，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研究中可以对市场单独考量，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它可能涉及的各种因素。同样，对社会建设的考量也是如此。社会凝聚力是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是其核心要素，它包括社会成员共享规范，相互信任，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以开展集体行动和社会成员相互协调、密切合作。

本书引入了“文化”概念，在这里谈的“文化”是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而不仅仅是作为形式的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社会设施。曹丕就曾经有一个说法，叫作“‘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5]。讲的是文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精神，文化必须具有影响道德风尚和精神教化的作用。仅仅把文化嵌入产业是不够的，或者说仅仅把动漫、网络文学等称为文化产业是不够的，必须使它们能够“以文载道”，文化产业必须具有精神追求，缺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设施充其量只能是一堆GDP，这样来倡导的文化所造成的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不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界不时暴露出来的丑闻，无论是演艺方面的，还是个人生活方面的，都会引起人们对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培育的担心。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生产，必须把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塑造摆在首要位置，且始终记住：文化价值是社会体制的核心和基础。文化的逻辑强调的是，不同人文区位中的不同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可以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模式，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社会关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文化的逻辑来解释的，做好这样的解释，需要注意历史上的各种演化细节，例如，印度人、印第安人、非洲人、北美人，等等。这些也是本书的兴趣所在。在文化的逻辑中，“信仰”和“价值”更为宽泛，许多行为准则是从中演变出来的。价值和规范在20世纪的中后期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大大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塔尔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功劳，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当然在他之前的人类学中也有端倪。

社会体制，就是那些能够把单个的个人组织起来实现个人生活目的和社会整体目标的关系模式。人是制度的产物。人的社会行为产生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体制，因此能够贴近民生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而设计的社会体制，会更加符合主流的民意，获得千千万万民众的遵从，从而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建立和完善社会的激励机制和动员机制。当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这个社会的体制机制就算是完善起来了。人民一般会从也只能从他们日常生活的经历去感受获得和失去，喜怒与哀乐、幸福与悲伤、和谐与冲突，去感受社会体制的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体制会使这个社会坚不可摧，所向披靡。

仔细品味我们的社会现实，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医药卫生体制的问题与矛盾；人们对孩子作业太多或者学校教学质量的抱怨，会折射出教育体制的问题与矛盾；房价过高和买房难，折射的是土地制度、财政体制等领域的问题。对于同样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自己的不同感受，表面上是个体的特性决定的，本质上是社会利益格局决定的。曾经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桑德斯描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情景，他说，那时“住在公寓的是工人阶级，而住在私宅的是中产阶级。这是我印象中阶级划分的表现之一”[6]。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模式，也是当时美国社会体制的特点之一。很显然，住在公寓中的人们的思想和感受与住在别墅和豪宅中的人们的思想和感受不会完全相同。这种利益格局也就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心态、行为模式、处世方式，也最终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生活的态度，等等。社会体制在内涵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二）社会体制的外延及社会体制的制度环境

社会体制，涉及民众关切的各类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诸如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福利体制、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保障性住房制度、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等制度安排。纵观世界各国，每个国家都有体现本国特色的社会体制。即便是一个国家从另外一个国家学习了某种社会体制，如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也往往是嵌入式的学习，即把外来的制度体制嵌入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历史上和现实中，这种“嵌入”，有嵌入得好的，也有嵌入得不好的，也就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大致说来，结果相同的社会纽带或者叫作社会关系模式应当是基于基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

同一个医疗卫生体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实施起来效果不错，为什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会产生问题或偏差？这里存在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体系、人际关系模式、人口地理特征，以及政府管制等组成的制度环境差异问题。例如，滴滴出行的最大特点是及时、点对点。可是，滴滴出行却在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的山区城市不能很好地运行，因为那里是山区，城市建设在山间，道路狭窄、交通拥堵，在一个交通拥堵的环境中即时性就成为一种可望不可求的制度安排。再如，出租汽车的牌照在我国的香港地区可以拍卖和私人拥有，并且运行得非常好，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城市借鉴过来，则引起牌照价格无限上涨，层层转租，司机生存压力巨大，出租汽车司机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抗争不时发生。为什么？因为香港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进入这个地区是需要港澳通行证的），劳动力的供给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香港从事低端行业的劳动力更是有限的，而内地的劳动力供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无限的，各地的劳动力可以从四面八方云集东部沿海城市，形成一个貌似可以无限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劳动力展开激烈竞争，一下子就把出租车司机的工资给拉了下来，而把出租车营业执照的价格拉了上去，因为政府发放的出租车牌照是有限的，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却是无限的，这就带来了劳资关系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制是与特定的人文生态和制度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一项体制机制的好与坏不能绝对化，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放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加以分析和评价。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21世纪初期中国开启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曾研究和参照多国经验，目前我们看到的正在推进的医疗卫生体制绝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一种探索，即便是大量借鉴了各国的经验，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任重道远。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最终都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来实践。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社会体制，我们认为，人类在其历史发展，尤其是特定人文区位上的人群，会形成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这些习惯潜移默化，成为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我们将这些也视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即在“社会体制的国际视角”一章中，我们以印度为例，深入探讨社会体制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印度的社会体制来进一步分析这些所谓习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成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的。

（三）社会体制的核心问题：利益格局

社会体制的核心是在收入分配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体制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既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问题；既是人类在当代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各个国家都想处理好但却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就社会而言，利益格局涉及的不仅仅是财富多寡和收入分配关系，还会延伸到族群、社会、人口特征、教育、健康、政治参与机会、发展机遇等不同的因素。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权力的合理使用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7]这就与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的愿景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就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

利益格局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考虑到的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祉的崇高理想。邓小平同志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始终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正是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50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坚定遵循。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任务。这个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体制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关全局，解决好了将是人类宝贵的制度财富。

利益格局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国际上，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在竞选后说道：“我们让大家关注美国收入差距悬殊、不平等的问题，也强调了应拆分将美国经济引入崩溃边缘的大型银行，也暴露了美国当前糟透的贸易政策、已破裂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群众承担不起高昂的医疗和高等教育费用等问题。”[8]从20世纪后半叶美国思想理论界就开始了对美国的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教育和就业等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乏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也可以将这些反思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社会问题只是社会体制的表象，不同的社会体制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问题，桑德斯所说的美国社会问题是美国社会体制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扩大、不平等问题是美国长期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甚至在讨论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人将原因归咎为当时的收入差距过大，例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克曼（Baoluo Gelukeman）就是这样认为的。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收入分配体制都是社会体制的核心问题，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长时段社会体制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学家们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关注这个问题的，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也更关注声望等要素。

（四）社会体制：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体制的内在问题往往通过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来（见案例分析1-1），尤其是那些关系民生的问题，就像身体机理会通过疾病体现出来一样。在西方国家，由于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直接责任者是政府，所以人们在怪罪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时往往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政府也往往为了博取民意，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议题，例如，美国前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为了解决医疗卫生问题，颁布实施了法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又将其废止。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废除奥巴马医改和平价医疗方案。2016年1月20日，他签署命令，废除《平价医疗法案》。特朗普在与那些医保法案的“受害者”会面时，痛陈《平价医疗法案》带来的种种弊端。医疗卫生历来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和热点话题。同样，医疗卫生问题在我国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案例分析1-1就反映了北京市居民对待医疗卫生的态度，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背后折射的是一系列的医疗卫生体制问题。这个案例是我们在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针对北京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状况进行的一个大数据分析，旨在发现其中的体制机制问题。

案例分析1-1：资源配置与利益格局

民众言论趋势及其特点（见图1-1）：

图1-1 民众言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趋势

从图1-1我们可以看出，民众言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内容呈现双峰趋势。2012年、2015年分别为近6年来的高峰点，达到32.0%。2011年、2014年、2016年相关言论占比相对较低。医疗卫生领域的民众言论中10.0%的言论呈现出了负面情绪，90.0%的言论呈现出了正面情绪，可以判断，北京市民总体上对当前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满意的。民众言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负面信息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1—2014年，负面言论呈现下降趋势，低点出现在2014年，为7.8%；2015年民众关于医疗卫生领域负面言论迅速上升，达到11.1%，与上一次的高点差0.3个百分点。2016年有小幅下降，与2012年持平。这其中反映出了体制机制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医疗卫生领域，挂号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非常普遍，在北京更为严重。北京聚集军队、各部委的医疗资源，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机构。从各个医院的诊疗情况看，北京市的医疗资源更多服务于全国的患者，因为很大一批患者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对于生命的渴望使得人们不惜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从外地赶来的病人及家属大多数是在当地已经诊断过和治疗过，来北京希望专家能够给予新的希望。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优质医疗资源分布在北京等大城市中，且我国基层的医疗资源相对稀缺、布局不合理，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医生专业水平等方面信心不足，在患病后，只要条件允许，会选择大城市、大医院。加强基层的医疗资源布局，优化基层医疗结构，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水平，提升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心，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体制需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建设。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健康的医患关系模式。这个问题既折射出了公共领域的问题，也折射出了人际关系模式。人际关系模式是发生在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基础上的，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这将是我们在本课题中深入分析的问题。在这里，医患关系可以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公共资源，或者医疗资源配置体制是其产生的根源之一。可见，社会问题通常是社会体制的具体体现。

进一步分析这个案例：由于资源分配和利益格局导致了医疗卫生资源在空间布局上集中在首都等超大型和特大型城市，致使大量外地病人涌入并导致挂号困难、医疗资源紧张等问题，同时也给本地人看病带来了压力；个体的病人进入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就把自己的社会空间从其生活的地区拓展到了大城市，他（她）将与大城市的医生、病人以及其他人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包括医患关系、病友之间的关系，由于他（她）来自外地，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的民风民俗不同于医生，也不同于病友，还与其接触的北京居民有差别，这其中不免发生不同的碰撞，心理上的或行为上的，他（或她）被改变了或者改变了别人，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揭示医患关系、病友之间的关系、外地病人的支付和报销模式等，进而帮助病人进行更好的治疗和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配置医疗资源。对社会体制进行分析，犹如对人体的病理进行分析，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分析。社会问题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可以视为疾病与病理的关系，只有对病理进行深入分析，搞清楚病理，才能准确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由此也可以深刻理解社会体制研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移动互联时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病人、医生，甚至病人家属组成了不同的朋友圈，他们在这些“圈”交换各种信息，诸如疾病恢复、治疗经验、问题咨询、业余活动，等等，一种非常有趣的新的社会组合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发挥着传统意义上的志愿组织的功能。

三 核心概念及其拓展领域

由于社会体制涉及问题之多、之广泛，除了分析利益格局，还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公共利益

收入分配及其形成的利益格局不管其形式如何，都会产生一个公共利益格局。公正制度的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设计，包括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本书中的公共利益是相对于私人利益尤其是私人财产而言的。私人利益包括居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家庭生活，也可以统称为私域。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心和关注，都可以享受和共同分享的利益，诸如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和医疗、义务教育、人口服务、残疾人服务、环境生态、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等等。扩大公共利益，可以改善人们之间的关系，但要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除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外，还有一个第三域，就当代中国而言，通常我们指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科技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这些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公共利益，我们在本书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为了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打着为公共利益的旗号，强行拆迁，侵占私人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年，人们已经到看了诸如此类现象的不断发生，有些强行拆除甚至带来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在一些房地产的开发过程中，个别“不良官员”和既不良又不法的商人互相勾结，打着为公共利益的旗号，侵吞了大量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范围会不断扩大，居民的社会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公共服务供给也会不断改善。这样一个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公共领域会逐步扩大和完善，成为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空间。它在一般意义上已经包括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社会事业，但又宽泛于社会事业的概念，而且会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空间基础上，通过社会互动、社会交往和社会沟通生长出来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这些，我们都将其纳入社会体制改革研究的范围。

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分析可以看出，理想的社会体制应当包括公共利益的合理设计。合理的公共利益设计会造就合理的公共空间，在合理的公共空间中，社会空间也会朝着合理的方向推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试图对公共空间进行合理布局的一次重要倡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实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效，尤其在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布局中成就显著。例如，大量常住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获得义务教育的权利，大大缩小了城乡人口的社会空间，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当然，进一步缩小这种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社会关系融洽的机会依然很多。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关注公共利益，建设公共领域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充满友情和信任，日常活动成本较低，充满友好氛围的社会。

按照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状况，我们在以下叙述中把社会体制划分为不同类型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为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努力改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公共利益在社会范围和面对不同的发展水平，都有助于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有序。但是，至今财富分配依旧是一个人们关注但未能解决好的中心议题。造成财富和收入扭曲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二）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具体体现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以家庭、家族和社区为核心的基本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模式成为人们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矛盾纠纷、生老病死都是通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来进行的，一些人一辈子生于斯，死于斯。围绕着家庭、家族乃至传统的社区就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就业也是在传统的村落中进行的，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失业，但会存在隐性失业，家庭、家族和社区的帮助可以把剩余的劳动力淹没在隐性失业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使个人的社会生活得以维持，人们规定了公共活动的社会规范，包括家族规矩和乡规民约。久而久之，这些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就成为习惯，也就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成为习惯的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是经过家庭和社区不断倡导，最终经过公众筛选，必须严格遵守的，而且是不自觉地遵守的东西，这些我们在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乡土中国》中已经看到了，诸如长幼统治、长幼有序、无讼等。由于乡土社会不流动或流动性不强，家规和乡规民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是非常强大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出乡土中国的“无讼”的用意。“无讼”是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模式的真实写照。眼下，中国的一些基层也在积极探索“无讼”社区建设，这不仅是对传统社区关系模式的继承，更是从一个较深的层次探索社会建设问题，因为，它提出了什么是好社会的标准问题。简单说，好社会以及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社会自身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仅仅依靠外部的强制手段。好社会犹如好身体，通过自身的免疫力可以消除疾病，保持活力。所以，好社会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它意味着人们通过各种语义和符号来表达和强化情感上的交流与依恋。

进入近代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土地不断流失，城市化的加速，乡村人口急速向城市集中，原先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开始到工厂和在城市生活。在日本，“随着各地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劳动力基础而涌入东京和其他日本城市，日本的人口结构从农村人口占主导变成了以城市人口为主流”[9]。在美国，“就全国范围而言，1980年人口不足1000人的非都市小镇中人口有62%在随后的30年中规模缩小，甚至在1980年人口为5000—10000人的非都市小镇中，有42%在同一时期人口也出现了下降”[10]。其实这里所讲的小镇，就是居民点，不同于中国的小城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字，美国大约有19000个建制居民点，其中18000个建制居民点的人口不足25000人，这与美国全国的人口规模有关系。在中国，乡村人口迁移过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目前依然处在转移过程中。这些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居民发现，原先那个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他们提供公共生活的公共领域的乡村社区就远离他们而去了。陌生人的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的社会取代了传统的社区。原先那些由家庭、家族和社区承担的公共责任逐步由政府承担起来，这是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化。进入工业社会，还意味着社会组织性的强化，工业，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是以组织性、纪律性、标准化、规模化等为其核心要求的，在这样的经济组织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形态不足为奇。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是，团体规模远远大于乡土社会中的团体，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社会规范各异，社会空间密度相对会低一些。在大的社会群体中，比如城市社会，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构架，而在小的社区，比如乡村，人们必须和每个人打交道，当然，再小的群体内部也都会有自己的潜在规则。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解释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的基本内涵，“熟人社会”是空间和精神的结合。“空间暗含着接近的意味，因此，同住一个空间的居民相互熟悉，他们和自然环境以及建筑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共同利益。”[11]从文化的逻辑看，巨型社会空间中的制度安排与微型社会空间中的制度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精神生活也存在很大差异，“多元一体”是其表达方式之一。

进入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与城市住房制度私有和核心家庭同时出现的是体现了工业社会基本特征的私人领域（简称“私域”）。这个所谓的“私域”是这样的，核心家庭支撑着工业劳动力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及自身的“再生产”，而核心家庭及其成员又由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公共域（简称“公域”）来支撑着，现代工业社会就这样替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私域”和“公域”交织在一起。现代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体制，它们有着全然不同的公共域和私域，截然不同的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

工业社会和城市化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面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从19世纪末期，德国开始建立保险制度，到20世纪初期，英国开始建立福利国家，从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到20世纪7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Roberts）和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开启的新公共管理革命，政府在公共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公共领域，人们在其中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这些，我们可以从裴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以及《滕尼斯传》中看到，滕尼斯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这似乎也是他提出社区和社会概念的初衷。“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以全新的行动主义倾向，其特点是个人行为从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这种转变有利于个人独立自主地判断自己的意图，并评估可以采取的手段，但是，其代价是‘共同体’被边缘化。而‘共同体’本来是一个小规模的、面对面的社会存在形式，其中个人追求的是共同体的目标，共同体的目标就是他们每个人的目标。”[12]这段论述中讲的“共同体”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共同体。当然，这不是说滕尼斯希望回到从前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要建设一个新时代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文明时代的共同体。历数20世纪初期开始的各国社区重建，人们是可以从中品味出一些意味的。

进入信息化时代，公共领域、人们的关系模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信息化、贸易全球化、资本的全球流动、劳动力的全球流动，造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社会体制在缓慢变化着；另一方面，信息化时代，公共领域有“虚实”之分，虚拟的公共领域发生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空间中，在线互动大大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互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造就了相互重叠的、大量的朋友圈，人们活跃于这些朋友圈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这里，本书愿意进一步延伸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的家庭和婚姻状况的变化，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大量存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究其原因，除了要分析道德伦理等因素外，还要分析技术、经济的变化，以及“私域”和“公域”的变化。显然，比较工业社会，信息化环境下的年轻人不仅在就业和公共服务保障上有了更大改进，个人若是不愿意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组织就业，零工经济也是一种基本的选择，而且做出这样选择的人越来越多，信息化还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的交流环境——微信、微博、视频，凡此种种，还有网络提供了海量的信息，部分替代了家庭的相应功能，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和婚姻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正如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的：“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13]换句话说，在信息化社会，技术改变了社会结构，也会完全改变整个社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离开这些变化和变革来理解当代青年的婚姻状况的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依然由政府在进行着制度的安排，以往发生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互动依然存在，但很多都是与互联网沟通起来的，医疗服务平台、志愿服务平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等，大大改变了各类服务的提供方式。这些，我们可以通过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品味和认知。案例分析1-2就是一个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对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态度。案例分析1-2是我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做的一个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大数据分析，我们通过北京市居民对该市向其提供的六类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观态度来了解北京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现状，过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是通过走访、座谈会或问卷调查获得信息，现在可以通过对居民网上言论分析获得，原因就是居民越来越多地成为在线用户。据统计，北京市100人中拥有的手机数量是180部，这为在线数据形成和分析奠定了基础。将来在解决了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在线数据分析来进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的供给将成为新的发展领域。

案例分析1-2：北京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这个案例的分析以《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为依据，以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六大板块[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民政（养老服务）]为主要内容，分别构建各领域的民众反馈信息模型，借助MySQL数据库构建各领域数据库，利用R软件、数据分析技术对文本信息进行主题归纳，分领域定义民众反馈主题，重点关注民众的负面情绪反馈。在民众反馈信息中，如图1-2所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占比71.0%，其他内容占比29.0%。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与劳动就业领域信息相关的内容占比最高，为26.8%，在当前阶段，劳动就业依然是对北京市民众影响最为重要的领域。民众对文化体育领域的关注次之，再次为医疗卫生领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服务较为靠后，占比依次为7.1%、4.1%、4.1%。这样，我们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就把握了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态度，信息化环境下，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方式和供给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这是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的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态度。

图1-2 基本公共服务民众言论分布图

在社会体制分析过程中，我们从公共利益开始，延伸出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等。从历史的角度看，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与部落、族群、民族等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这是本书分析问题的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是族群、家族、大家庭、核心家庭，以及丁克家庭等，这又是另外一条线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本书中分析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所要考虑的。正如马克思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应当从哪里开始。但是，历史和逻辑都遵循着越来越复杂的原则。新的技术带来新的变化，也要求用新的分析手段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