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边疆治理的方略

传统边疆治理方略，是指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基本的谋略与传统，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与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中原王朝统治的时间长，长期据有中国的腹心地区，其治边方略影响到现今，因此是研究的重点。受农业文明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腹心地区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原王朝因腐败或统治失控而更替，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等并未改变。另外，自秦朝统一全国，中原王朝的周边环境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原王朝虽不断更替，治边亦各有特点和探索，但新王朝治边仍大致承袭传统的谋略与做法。历朝对治边方略或未做过系统的总结，但史籍中相关的认识和记载不少。乃进行梳理总结，归纳为中原王朝治边的主要方略。

一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另外，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在前后期又具有不同的特色。

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徼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蛮夷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封贡制度的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期的服事观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周边传播。中原王朝对服事观进行改造，将其发展为以四方蛮夷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内容的封贡制度。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边疆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清，封贡制度施行的范围，既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的一些他国。正缘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封贡制度是古代亚洲东部秩序的看法。

汉晋至唐代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难以企及等优越意识，并通过广泛施行封贡制度，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周边地区，同时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周边地区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徼外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以及蛮夷对中原王朝的衷心顺从和长期供奉。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和文化传播；通过交往方面的厚往薄来笼络对方，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并通过保护、赏赐、施以优惠等做法，使周边蛮夷势力紧拢在自己周围。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及中原王朝处理与蛮夷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等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很大成功。中原王朝不仅构建以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使东亚地区实现了上千年的基本和平。

中唐及以后的时期，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先后崛起，兼之明代后期西方列强陆续东至，使中原王朝承受着严峻的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他们有他们的天下观与治边观。在诸多力量的冲击下，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另外，元明清诸朝的疆域趋于稳定，外邦的国家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与中原王朝建立起新型的藩属关系。唐末两宋时期，华夏周边的地区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原王朝与远方他国的邦交关系亦渐明确。继起的元朝从全国统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的天下格局，内容大致是中国的边疆地区逐渐巩固和完善，成为拱卫国家的有力屏障；中国周边的政治势力，则逐渐成为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属国。因此，元明清三朝经营边疆地区，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明显分开的特点。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的边疆趋于稳定，边疆与徼外邻邦的界限逐渐明确。史籍有关记载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变化。据《元史》有关记载，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并推广儒学教育的地区，均属云南行省所管辖的范围，在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而对安南、缅国、占城等邻邦，元朝则制定按期纳质朝贡、君王亲自入朝觐见等规定。元朝对安南数次用兵，起因便是安南君王不愿亲自入朝，元朝据此认为安南拒绝承认其藩属国的地位。从明清两代的记载来看，明清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在应对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纵观《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唐宋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的治策大致相同，并未出现如同元朝分别施治一类的情形。

对周边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诸朝主要通过新型的藩属国体制来应对。宋代以来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南北方出现若干强大的边疆王朝，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王朝一枝独秀的局面一去不返。明清时中原王朝面临西方列强的挑战。原有的东亚秩序被打乱，传统朝贡制度受到挑战，新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与徼外势力的关系，从传统的藩属关系逐渐向新型藩属国体制演变。但其演变并不顺利。因受历史惰性影响及统治者仍沉溺于“万方来朝”的旧梦之中，演变进展迟缓而且步履蹒跚。直至清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帝国大门，统治者才骤然警醒，慌忙策划变革以救时急。

对基本成型的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主要依靠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策与推广儒学教育来治理。元明清尤其是元、清两代，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不甚明显，统治者十分重视经营南部边疆。历朝还在云南等地积极推行土司制度，使朝廷对南部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由于在西南边疆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的统治深入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朝廷通过土司承袭须经考核批准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式，有效地培养了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通过大量兴办正规学校，有效地提高了土司乃至广大土民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在其他边疆地区，中原王朝推行有别于土司制度的统治制度。在北部草原游牧地区推行万户制度并发展为盟旗制度，在新疆等沙漠绿洲地区，在万户制度的基础上演变形成伯克制度，在青藏高原地区，则实行由万户制度发展而来的金瓶掣签制度。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政区行政管辖的确定及完善，还表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不间断的传播并逐渐被认同。元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了融合与重组，诸如此类的诸多因素，促使边疆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元明清诸朝将边疆地区与邻邦之地分开，通过以土司制度为代表的新型边疆制度，朝廷对边疆地区进行更为有效的治理和经营，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全面形成及巩固，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古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严重分裂，即南北朝时期与五代时期，反映出作为整体的中国尚在形成和动荡的过程之中。元明清出现600 余年的持续统一，尤其清代全国未再出现较大的分裂，表明整体中国已经正式形成，元明清诸朝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也取得很大的成功。

二 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方略

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指社会生产总值与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拥有量，软实力则指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影响力。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便形成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40] 古人对文化软实力难以做出科学归纳，但历朝对华夏文化的重要价值有深切认识，对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有充分自信，以此为巩固统治及向外拓展的利器。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的腹心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这一地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形成相对先进的农业文明，中原王朝乃形成高度优越感，视华夏以外的文明为卑下的观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夷夏有别观包含以下三种观念：一是华夏中心观。华夏文明在亚洲东部较早摆脱蒙昧状态并一枝独秀，其他文明则长期处于遵从的地位。夷夏有别观以文明的类型为划分夷夏的标准，“夷狄”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中原王朝边疆的范围长期含混且经常变动。在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中，边疆民族、边疆政权与他国的性质不易区分，还常有性质改变的情形。蛮夷概念的含混，为中原王朝施用治策提供宽松的范围，中原王朝施行的封贡制度，大体上适用于不同的蛮夷。二是崇夏抑夷的思想。夷夏有别观推崇华夏、贬低蛮夷，甚至认为华夏之先进与高贵、蛮夷之落后与卑下，均与生俱来难以改变，因此提出严格划分夷夏与蛮夷的界限，诸朝产生“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及亲华夏、远蛮夷等观念。三是夷夏须保持必要距离。具体表现在不以招徕远方蛮夷为目标，朝廷与远方蛮夷交往须掌握“度”，最终目标是实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原王朝奉行的原则，是蛮夷归附则受而不拒，蛮夷反叛则弃之不追，由此形成“守在四夷”的思想。

2.用夏变夷观是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另一基础。用夏变夷观源自儒家的德化观。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并以这一观念来解释夷夏的关系。认为朝廷应对蛮夷，实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治策，体现了统治者的德与威。朝廷应对蛮夷，德与威不可或缺，当以宽仁待之，以坚强御之。儒家所提倡的德化观，反映了农业社会具有的和平、和睦、讲究诚信等思想。中原王朝认为对蛮夷广施德化，便可实现“德泽洽夷”，企望用道德的力量与良好形象，通过和平的手段争取蛮夷认同，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3.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较之结构单一的游牧文明与发展滞后的山地文明，农业文明具有明显优势。华夏文化打上农耕社会的深刻烙印，如安土重迁、和平和睦、尊卑有序、忍让包容等观念，便来自农耕社会。中原王朝向外传播的文化，主要内容是宣传其博大精深，传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别等价值观，同时体现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讲求诚信、宽广包容等道德观。在处理与周边蛮夷的关系方面，中原王朝提倡守境相安与求同存异。汉、唐两代是中原王朝前半期的鼎盛时期。汉、唐均重视彰显文化及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其共有特点是对蛮夷广施德化。汉、唐积极推行纳质制度与和亲制度。通过纳质之制，边疆蛮夷向汉朝大量遣送充为人质的贵族子弟。对居住长安的质子，朝廷或编入侍卫军并给予优厚待遇。还有一些质子留居边疆重镇，朝廷亦待之以礼，甚至为其兴办学校。汉朝还积极与边疆蛮夷和亲，由此把汉朝的文化传播到边疆地区。唐朝还通过向蛮夷赏赐书籍、接收其子弟入国学等方式，推动华夏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唐朝的周边地区掀起学习唐文化的高潮，为东亚华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另一内容是彰显实力。中原王朝的实力大致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与军事实力。中原王朝的腹地土地肥沃，粮食产量甚高且收成稳定，完全可实现自给自足，无须通过对外掠夺与大规模通商来补充。在以专制和中央集权为特色的统治制度下，朝廷握有全面掌控社会与臣民的权力。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为基础，中原王朝可形成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原王朝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由于统治者认为库存丰厚且易补充，一些王朝将大量资源用于治边。除与治边有关的用兵外，中原王朝对徼外蛮夷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也消耗不少资源。一些统治者为营造声势及显示国威，耗费银两做尽表面文章。

5.制度也是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制度主要是指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与封贡制度。鉴于徼外势力之多元与边疆政局之复杂，统治者对可掌控的范围由近及远相应削弱亦有认识，因此在边疆地区普遍采取较灵活的国家结构形式。至于与治边密切相关的封贡制度，在诸朝统治者看来，为王朝政治一统、受封者奉上事主的象征，因此多予固守不愿变通。

6.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施用目标是实现“守在四夷”。核心是应对蛮夷以防守为主，对经边、拓边持保守与谨慎的态度。实现“守在四夷”的关键，是处理好守中与治边的关系。中原王朝追求的目标是华夏之地安定繁荣，认为拓边、经边居于次要地位。中原王朝具有治边区分轻重缓急、重本抑末等思想。宋朝将“守在四夷”的观念发展为“欲理外、先理内”。明清时中国的疆界基本上形成，清乾隆帝将“守在四夷”的传统，表述为“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

因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中原王朝制订以下治边方略：不耗费大量国力经营四夷，以免本末倒置影响华夏之地的安定。中原王朝认为治边的理想状态，是华夏与蛮夷守境相安。中原王朝应对边疆蛮夷之策，是待之以礼、羁縻不绝。以守疆自安为基本原则，在营边和拓边方面持保守态度，甚至奉隔绝蛮夷、不相往来为要旨，进而形成谨守祖业、注重维护国家统一的传统。“谨事四夷”的含义：一是对周边蛮夷的挑衅慎重对待，若用武须考虑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二是讲究应对艺术，对自己恪守的原则划定底线；处理时体现文明大国的风范，做到有理、有节、有度。以上述方略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远交近攻、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的治边战略。

7.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载体是封贡制度，其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一些诸侯国提出“五服”说。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四面传播，每隔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统治者的权威根据距离的远近递减，当地居民对统治者承担的义务也相应减轻。中原王朝将服事观发展为以四方蛮夷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册封朝贡者为基本内容的封贡制度。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进而形成通行天下的规范。封贡制度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体现。通过宗族制度，实现宗族共主、尊卑有序。

封贡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双方的关系建立在朝贡蛮夷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义务等得到体现，中原王朝通过“厚往薄来”，赐给朝贡蛮夷丰厚的经济赏赐，并通过册封，颁予朝贡蛮夷以各类称号或官职，将其纳入羁縻府州形式的监控之下。封贡制度有和平渐进、无须用兵等特点。二是朝贡与册封均遵循自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建立册封关系后，蛮夷若有反悔，随时可废除册封关系，一些朝臣将之概括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三是封贡制度适用的范围甚广。施用的对象为蛮夷，因此边疆蛮夷及与中原王朝有往来的邦交之国，皆可纳入封贡制度施用的范围。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以及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蛮夷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等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很大成功。在中华礼治文化的影响下，东亚地区大致实现上千年的和平。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有效显现，逐渐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

封贡制度也有明显的弱点。一是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容易造成边疆蛮夷治策与邻邦应对政策的混同。二是封贡制度的内涵肤浅单一，在应用时也缺乏针对性与灵活性。究其缘由，除施用范围过于宽泛外，还与大部分王朝治边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封贡制度主要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衍化而来，并不能全面反映周边蛮夷的情形有关。三是汉唐等王朝奉封贡制度为亘古不变之策。从秦汉至宋代，基本上看不出封贡制度有明显变化，相关治策可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四是封贡制度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朝廷看重政治上的收益而不细算经济账，因此给国库造成很大压力。

8.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机制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将治边文化软实力传播至周边；二是传播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道德观，文化传播重视体现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宽广包容。中原王朝传播文化，主要是通过广施德化、兴办儒学教育这两种方式。文化传播能发挥巨大作用，与东亚地区的形势有关。中原王朝拥有的农业文明，在中国及周边地区长期处于领先水平，统治者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中原王朝以帝王所在地为中心，势力向四周延伸。在争夺、竞争尚未成为东亚地区发展主旋律的时代，中原王朝倡导的礼义邦交与守土相安，在周边蛮夷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厚往薄来”与广施德化，中原王朝获得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

文化传播将华夏文化远播至周边各地。在设治、驻军及移民等治边政策的配合下，华夏地区与邻邦的中间地带逐渐被控制，一些地区由量变发展到质变隶属于王朝，中原王朝的疆域由此形成并逐渐巩固。古代中国在统一破裂后，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能回归统一，并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关键是中原王朝妥善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充分利用华夏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四周蛮夷实现潜移默化且卓有成效的改造。

文化传播取得的成效，仅在“守在四夷”的情形下有可能实现最大化。若违背华夏文化的精神，文化传播的成效便大打折扣，甚至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并在元明清时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唐宋是华夏大地剧变的时代。宋与辽、西夏、金、蒙古间的战争，既为争夺对华夏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竞争。唐宋时期华夏周边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与远方他国的邦交关系亦逐渐明确。处于中国腹地与远方他国间的部分，则是与中原王朝同属中国的辽、金、夏等边疆政权。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剧变，继起的元朝从全国统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的天下格局。明清顺应宋元以来的发展趋势，使中原王朝的内涵及中原王朝与蛮夷的关系，都出现新的、持续演进的变化。主要内容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得到加强，成为拱卫国家的有力屏障；中国周边的邻邦，大都成为与中国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属国。

唐宋时崛起的周边民族，虽有与中原王朝争正统等意识，但在天下观、价值观与种族观方面，与中原王朝不甚相同。中原王朝面临复杂的形势，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更合理的搭配；时局的变化莫测，也呼唤更及时、更灵活的应对；竞争至上与适者生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则，这些都对中原王朝奉行消极守拙的国际政策提出质疑。竞争双方实力的对比也发生变化，宋代周边民族占据上风。宋代以后，先后出现元、清两个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以汉族为正统、华夏为至上中心的时代宣告结束。华夏文化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深厚、丰富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最终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向徼外传播德化的做法逐渐式微，在边疆地区兴办教育却蒸蒸日上。元代以前边疆虽有内地式教育，但兴办者主要是贬居士人与镇守官吏，由边疆官府兴办教育尚未成为普遍国策。元明清时边疆成为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朝廷在边疆推行土司制度等个性化治策；积极传播儒学文化，成为提高土官素质、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客观需要。元明清诸朝在边疆发展教育不遗余力，并收到很大成效。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乃成为治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清朝对南方蛮夷地区的统治较为深入，在这些地区兴办的教育不仅规模大，分布面广，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明显。晚清时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共和的对象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大都聚居在北方与西部。有人问为何无南方少数民族，孙中山答云贵等地已属内地。孙中山的意见大体反映了晚清时人们的普遍看法。晚清人将前代属于边疆的云贵等地视同内地，反映出云贵等地与内地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推广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 中原王朝治边的地缘政治方略

所谓地缘政治，指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地缘政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其对策的认识与总结。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表述话语及内容构架，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存在差异。[41] 其内容之丰富，较之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并不逊色，而应用广泛的程度则可能超过西方。

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一些相关的思想和策略。包括中原王朝、边疆王朝、局部政权在内的政治集团，出于为其统治服务的需要，对与政治博弈、巩固政权及扩展势力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大都注意研究并积极实践，积累了宝贵的认识与经验。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观包括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其他政治集团的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远超边疆王朝与局部政权，其地缘政治观丰富及成熟的程度居于领先地位。

中国疆域能在很长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并逐渐巩固，关键是中原王朝在地缘政治方面较好地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由微弱的影响发展为质量方面的突变。对此中原王朝未必进行过系统总结，但因施行的策略行之有效，历代相沿成为传统，在认识方面便形成地缘政治观。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有以下特点：一是形成发展的时间很长。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热衷于探讨诸侯国的地缘政治、形成地缘政治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算起，到晚清王夫之等一些思想家潜心总结历代经营的得失，就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做较深入探讨，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经历了二三千年的演变过程。二是历代王朝处理与地理因素有关的政治问题，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关于地缘政治的知识，经过反复的实践与总结形成一些相应的策略。三是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内容丰富。从地缘分布的格局来看，既有观念持有者对自身政治利益与相关地域关系的关注，也包括观念持有者对本集团与天下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就地缘政治演变的过程而言，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不仅涉及持有者对自身地域范围的积极经营，力求地缘政治关系出现有利于己的改变；还包括持有者对相关历史及传统不懈的研习，企望从中汲取知识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四是在涉及领域、关注重点与文字表述等方面，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与近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不同，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价值观、天下观、人地关系观等方面的政治智慧，并表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

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大致可分为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有关的地缘政治观。全局地缘政治观包括以下内容：华夏地区与非华夏地区的关系；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南北部地区的关系，重点是对外防御方面的联系；东西部地区的关系，重点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联系；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关系；不同文化地区的关系；不同行政区域的关系；中原王朝辖地与其他政权辖地的关系等。

中原王朝的边疆地缘政治观，[42] 大致包括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边疆地区与邻邦的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政权的关系、边疆地区不同地域的关系、促进边疆形成巩固的思想与方略、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差异分别治理的思想与方略等内容。边疆地缘政治观既与施政地缘政治、军事地缘政治、邦交地缘政治等有关，也包含与地缘政治有关的边疆地区治理、边疆经济开发与边疆资源获取等内容。地缘政治观属于历史演变的范畴，反映了当事人由粗至精、从零散到系统的认识过程。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的时期包含特定的内容，经过多次的筛选与不断的补充完善，逐渐形成具有文化基因的传统，因此成为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基础。

边疆地缘政治观的中国色彩十分鲜明。如中原王朝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考虑相关问题时，明显受到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人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王朝的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依距离的近远而逐渐递减；古人重视对边疆乃至徼外的蛮夷进行羁縻和教化，甚于西方常见的武力征服与广征赋税。古代政治家考虑治边问题，较重视国际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注意边疆各地以及统治中心的关联，这些都表明他们重视及熟悉边疆地缘政治。

边疆地缘政治观重视区分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以农业文明圈为王朝固守的基础，谨慎地向外部扩展或求保稳定。历朝多恪守“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历朝还重视经过边疆的国际通道与边疆行政机构的作用，注重在边疆设治管理及驻兵和移民。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常视腹地以外的区域为与腹地差别甚大的另类地区，重视不同区位边疆地区相互配合或牵制的关系。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关系长期存在差异，如历朝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

边疆地缘政治观在不同时期的改变，大致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时代背景与历朝的边疆经营思想，包括不同时期全国的形势，边疆形势的变化与统治者的应对，历朝经营边疆地区的方略与应对施治等。二是相关要素的作用，分别为重要道路，包括联系外邦的道路以及边疆本地及通往相邻行政区的道路。核心区域，指历朝重点经营并在边疆地区具有导向作用的区域，该区域通常以边疆主要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为中心。重要城市，既是重要行政机构的所在地，也是重要道路经过的枢纽，亦是外来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与经济文化发展领先的区域。三是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包括历朝在其地重点开发的区域，重点经营的经济部门，以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等。四是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包括边疆地区与外邦的关系，所言边疆地区与周边行政区的关系等。

以边疆地缘政治观为基础，中原王朝制定并施行以下的治边方略。其一，“守在四夷”的方略。春秋时人沈尹戍提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观念。[43] 两汉在接受先秦“五服”说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历朝对边疆和徼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徼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历代有关的表述有“不以蛮夷而劳中国”，“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欲理外，先理内”，“谨守祖业，不取域外之地”等。以上述认识观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策略思想。

其二，重视德治与教化的方略。历朝重视德治与教化在治边中的作用。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夷”，认为对蛮夷施以德泽，经过潜移默化，可获得武力不能达到的效果。统治者注重对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的制度。清朝以前代的封贡制度为基础，正式形成与越南、朝鲜、缅甸等国的宗藩关系。

其三，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中原王朝的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治边文化软实力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和制度，施用目标是实现“守在四夷”。治边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主要是文化传播。实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前提，是王朝统治者具有“华夏居中”“华夷有别”“守在四夷”“以夏化夷”等观念，反映出王朝统治者推行这一方略，深受边疆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其四，划分及区别应对内外关系的方略。古代中国的边疆经历了从模糊含混到区分明确的发展过程。究其原因，一是古代中国的版图是中原王朝融合周边的边疆政权逐渐形成的，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版图还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边疆政权及邻邦的分界，元代以前尚欠稳定而难以区分。中原王朝前期的应对之策，是视华夏以外文明的所有者为蛮夷，对包括边疆政权与准邻邦在内的蛮夷笼统地施用封贡制度。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变化，中原王朝与蛮夷的关系出现改变，元明清时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主要表现在受对外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逐渐成为可控的边疆，准邻邦势力的国家性质也逐渐明朗，并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藩属国的关系。在上述过程中，中原王朝对外积极推行文化软实力，力争周边环境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待边疆诸族与徼外势力的分野趋于明朗，元明清诸朝顺应形势的发展，采取截然不同的应对之策。

其五，远交近攻的方略。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徼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其表现：一是通过封贡制度发挥对外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企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二是通过封贡制度羁縻对方的频度与效力，依距离的远近明显不同。三是以宋元之际为界，中原王朝施行远交近攻方略的重点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逐渐集中到与内地结为一体的边疆地区。

四 中原王朝治边的博弈谋胜方略

“博弈”指两人或多人在对局之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进行争斗。博弈论源起于应用数学，也是运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弈论是指双方或者多方在竞争、合作的情况下，尽可能了解各方的信息，并依此选择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之最优决策的理论。简言之，博弈论即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博弈论应用的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军事战略学、政治学等学科中，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及应用价值。

博弈论应用于政治斗争，便形成政治博弈论。博弈包括以下要素：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参与者互为对手，获胜的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了一个好的策略。策略体现了博弈的根本特点，即策略的正确、及时与否，直接关系到博弈的结果。博弈参与者获取的最终目标是利益得失，利益得失为博弈者对自己以及对方采取某种策略导致博弈结果的预期，利益得失的计划是否得当也很重要。制定好的策略必须依据一定的信息，信息包括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如果对相关信息有足够了解便是完全信息，否则是不完全信息。只有掌握了完全信息，博弈者才可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44]

博弈的基本原理，在于博弈者的行动必须依赖于对方的行动，博弈的进程及其结果，由双方或多方的行动而非单方行动所决定，即取决于双方或多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在博弈论之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中，策略是核心，关系到博弈的胜负得失，博弈实即各方所采用策略之间的较量，博弈论因此又称“对策论”。而制定合理策略的依据是及时获取正确的信息，因此信息能左右博弈双方的输赢。《孙子兵法》因此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区别在于相互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博弈者之间的合作，指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与思想沟通，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通常表现为规则）的过程。博弈者若能实现合作，双方遵守事先达成的协议或确定的规则进行博弈。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或规则，所进行的博弈称“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的实质，是解决合作中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目的是使纳入协议的参与者都能满意。非合作博弈追求的目标，则是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利益，而无须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古代治边方面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合作博弈也有非合作博弈，还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交织在一起的情形。博弈的结果有一方获益一方损失、两败俱伤、双方共赢等几种情形，分别称为负和博弈、零和博弈与正和博弈。

博弈的思想起源很早，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著作，也包含重要且丰富的博弈思想。先秦时流传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形象地叙述了博弈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尤其是中原王朝积累了丰富的博弈论知识，并将之运用于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尤其以战争方面的应用最为常见。同时应看到，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原王朝掌握的博弈论知识，尚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相关文献中也缺乏相对系统、完整的记载。公元1928年由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建立的现代博弈论，使博弈正式发展为一门科学理论。现代博弈论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原则与理论，对博弈问题的研究与应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秦朝中国首次实现统一，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华夏与蛮夷的关系以及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始终是历代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内容。在2000余年间，中原王朝呈现分裂、统一及不断更替的发展轨迹，但中原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周边的政治环境等未发生重大改变，历代相沿，中华文明逐渐发展壮大。在边疆治理与边疆问题应对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中原王朝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谋略与传统，治边方略便是其具体表现。治边方略具有全局性、统率性、相对完整性与基本稳定性等特点，博弈谋胜方略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方面。若进一步划分，中原王朝的博弈谋胜方略，大致包括注重长远全局方略与擅长造势用势方略两个部分。

中原王朝形成注重长远全局的方略，是基于中原王朝与周边蛮夷各自具有的特点制定的。博弈论认为在利益集团的争斗中，任何人的行动均依赖于对方的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取决于双方或多方的交互作用。历代王朝治边的目标是“守在四夷”，即以华夏之地的安定繁荣、避免周边蛮夷的干扰为治边宗旨，由此表现出和平、保守及适度退让的倾向。另外，中原王朝通常幅员广大，内部需要关注和处理的问题很多，而且这些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国势的兴衰。至于与周边蛮夷的关系则置于次要地位，历朝对这一认识的表述是“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对待夷狄的原则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

中原王朝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与农业社会伴生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是中原王朝维持统治的根基，也是制定其他制度的基础。受中央集权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朝廷尤其是帝王的意愿能左右王朝的命运，其决策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与行动力，国家所有的财政、行政及人力的资源，均须服从朝廷及帝王的意愿。朝廷及帝王的决策若正确合理，对国家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若这些决策昏聩甚至错误，不仅极大地耗费国家的各类资源，甚至可能产生颠覆性的不利后果。缘此，对治边方面的突发事件乃至一些重大决策，朝廷与帝王常举棋不定，乃至延误战机，一些决策还前后抵牾，甚至昏招迭出。另外，受中央集权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与竞争对手相比，在信息获取、应对策略制定、情况及时反馈、行动迅速持久等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具有优势，甚至可说处于根本性的劣势。中原王朝治边须支付高昂的行政成本，自身的软肋也十分明显，因此，遵循扬长避短的原则十分重要。中原王朝的有识之士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例如，西汉后期，王莽欲穷追匈奴，部将严尤谏曰：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45]

唐德宗在位，针对朝廷治边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大臣陆贽上疏：

“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趫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

出自上述原因，中原王朝治边多注重长远目标，具有明显的全局意识，并制订了治边的长期方略与应遵循原则，重要的原则有防守兼备、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远交近攻、突出重点等。中原王朝治边通常有明确的底线，并不甚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在与周边蛮夷的交往中，中原王朝与周边蛮夷构建和谐共存的关系，争取做到守境相安。中原王朝治边方略的上述特点，尤其体现在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方面。统治者企望通过调用经济、文化的资源，构建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次序，在东亚地区实现长期和平。在形势不利时，中原王朝宁愿付出更多的物资换取和平，争取在边陲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

中原王朝有擅长造势用势的方略。军事战略学称有利态势或战机为“势”，称形成有利态势或捕捉战机为“用势”。中原王朝治边善于营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并借助有利形势及时采取行动，此类做法可称“造势用势”方略。造势用势方略的突出表现，是中原王朝治边善于使用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通过封贡制度，辅以和亲、纳质、互市、盟誓等具体策略，与蛮夷建立尊卑有序的关系，并通过“厚往薄来”给予蛮夷经济赏赐，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中原王朝治边注重远交近攻，其表现之一是重视经营腹地外围的地区。中原王朝通过初设边郡与羁縻府州，最终在其地设置规范郡县；通过驻军、移民屯垦与发展交通，最终实现对腹地外围地区的管控。对腹地外围地区的治理，经历了羁縻治策到后期土司制度的演变，将前期的混沌治理，发展到明确区分边疆、外邦并分别应对，至此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遂正式形成。

中原王朝重视全局谋划与长远利益，与擅长造势用势相一致。古代有不少与此有关的成语，例如：审时度势、固本待机，先剪羽翼、后捣腹心，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有理、有利、有节，欲擒先纵，以迂为直，后发制人，静如处女、动如脱兔，力不可用完、势不可使尽，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宽猛相济、软硬兼施，等等。宋朝采用的“造势借势”方略就颇有特点。面对北方强敌及相应出现的边疆危机，宋朝为力保辖地的安全，大胆实行守内虚外、弃南保北的方略，放松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甚至将安南、大理国归入外藩，与其划界而治。宋朝的此举为两害相衡取其轻，虽导致南部边界明显内收，并经常遭受北方强敌的欺压，但终未出现南北受敌的被动局面，两宋享国长达320年，超过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其中的荣枯得失尚待深入研究。

五 边疆王朝治边的方略

古代中国与边疆有关的政治实体，除了中原王朝以外，还存在一些边疆王朝或边疆政权。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都参加了中国历史疆域演进的过程，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演者。知名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汉代有匈奴、鲜卑和南越国；唐代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与渤海；宋代有辽、西夏、金、蒙古与大理国；等等。

一般而言，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是“敌国”的关系，根据地位的等级差别，双方交往时常以父子或舅甥相称。边疆政权则是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势力，双方建立臣属或宗藩的关系，边疆政权承诺为中原王朝守卫藩篱，或虽割据一方但奉中原王朝正朔。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大致表现在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的“敌国”关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性质可能转换，边疆王朝、边疆政权亦可能统一全国进而演变为中原王朝等方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原王朝、边疆王朝、边疆政权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者，而且边疆王朝有自己的治边方略，尽管内容与中原王朝不甚相同。

历代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大都重视扩展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妥善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因此，边疆王朝、边疆政权尤其是体制较成熟的政治实体，大都有对治边的认识和相应方略，甚至形成治边的理论。另外，边疆王朝、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及实践，虽与中原王朝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原王朝多以华夏正统自居，视边疆地区的人群为代表异己文化的蛮夷，在边疆治理方面则遵守“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与“德泽洽夷”基本原则。然而，如这样的治边传统，在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过程中则较为少见。另外，秦汉至明清，中原王朝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在边疆王朝或边疆政权中也并不突出。

边疆王朝、边疆政权治边中的某些观念与方略，与中原王朝相比还可能差异甚大。当边疆王朝与中原王朝实力相当之时，往往会采取积极手段来同中原王朝在正统和地位上一争高下；当边疆王朝被纳入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则会退而求其次，或力争在宗藩主次上获取优势地位，或试图摆脱中原王朝控制获得独立的政治身份。另外，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也会对边疆王朝的治边政策构成影响，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边疆社会处于前封建社会阶段时，便惯于通过武力征服来夺取周边其他政权或部落的土地和人口等资源。

南方蛮夷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比，南方蛮夷难以形成实力强大的统一政权，即便建立局部政权，其统治者也无入主中原的雄心。如，历史上南诏曾多次脱离唐朝控制，并先后三次打败前来征讨的唐军，甚至还多次进入唐朝疆域。尽管如此，南诏始终没有乘胜问鼎中原的意图，即便是在进入贵州、四川等地的腹心地带，也仅仅是大掠而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多次进入中原，而且拥有问鼎中原并与中原王朝逐鹿天下的野心。南方蛮夷和北方夷狄在对待中原地区的政治意图方面，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别，其中蕴含着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其表现在两者治边的方略也大相径庭。

蒙古汗国、后金这两个边疆王朝或边疆政权，则统一中国并分别建立元朝和清朝。其原有的治边思想与方略，进一步发展为元朝、清朝统治全国之治边思想与方略。元朝、清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在一些方面与中原王朝的治边传统不同，可说是有明显的创新与发展，另外，蒙古汗国建立元朝，后金建立清朝，其治边方略的演变过程和方略的内容也存在差别，由此反映了我国古代治边理论及其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蒙古汗国、后金两个政权，在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经营辖地的思路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后金在入关以前，已形成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同时重视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知道满汉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性，对境内各民族有以不同方式施治的传统。另外，后金较熟悉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并注意通过学习努力提高统治的水平，重视维护统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后金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其入关后迅速统一全国，建立长达267年的统一王朝，以及出现130余年的康雍乾盛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元代起，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和方略出现变化，反映了中国边疆逐渐巩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发展趋势。清朝顺应这一趋势，在中原王朝治边的制度建设、格局调整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清朝在治边方面能取得成功，与后金入关前已具备相当基础，入关后迅速完善和推行相关制度都有密切的关系。

至于与中原王朝维持臣属或宗藩关系的边疆政权，可以以南诏为例。南诏深受到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因此有着学习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需要。同时，由于南诏辖区广泛实施奴隶制度，因此在劳动力方面也需要不断补充。在这种形势下，南诏在与唐王朝交好时期，主要通过交流和接受赏赐的方式来学习其文化和技术，而在其交恶之时，又往往借助战争手段来掳掠财物、富有经验的老吏与技工，以补充维持奴隶制所需要的劳力。公元808年南诏王异牟寻死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再度破裂，南诏多次进攻今四川，“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太和三年南诏军攻入成都，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46]。从中可以看出，在同中原王朝关系恶化时期，通过掠夺战争获取劳力、财物和技术，是南诏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治边方略。

南诏立国后，还先后在其统治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南诏国的移民政策主要包括几种情况：一是通过武力兼并各地后，为防范原住部落的反叛，而强制其迁离故土。南诏国的这种做法，早在其兼并洱海诸诏时就已开始实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为铲除爨氏的势力，而将滇东20余万户居民迁至洱海流域。二是为补充云南腹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而将一些偏远部落迁徙至此。三是通过战争征服的方式，大肆掠夺邻国人口，并将这些掳掠来的人口迁入辖地。四是派遣一些乌蛮、白蛮贵族镇守境内要隘或城镇，由此带来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总的来看，在南诏与唐朝间的互动关系方面，“南诏务实而且灵活，而唐朝则体制僵硬与指挥失灵，同时政策波动幅度过大并缺少前瞻性。从唐诏关系发展中的几起几落来看，南诏应对的原则是趋利避害，处理亦较得当。南诏还巧妙利用唐朝吏治的腐败，以及唐朝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矛盾为自己牟利”[47]。南诏的上述做法显然出自治边方略的考虑，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