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问题与政策

第六章 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1]从1979年到1997年，经济治理的指导方针从“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化调控手段从不被接受到被认可再到占据主导地位，计划手段某种程度上仍被保留下来，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宏观调控体系；从1997年至2012年，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大体保持稳定，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完善，决策层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功效、繁荣期调控的必要性、行政调控的适用性等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2013年，决策层的宏观调控理念又有新的变化，“经济运行合理区间”概念纳入宏观调控目标，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密切地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既有利于短期内的宏观稳定，又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宏观调控做了新的表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两处直接提及宏观调控。第一处在第五部分的开篇总括部分，指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作为描摹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是“有度”。第二处在第五部分的第五个问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对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寄予新的期许。报告第五部分有关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是对宏观调控需要关注金融风险的再次定调。[2]从我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中可以看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总是顺应经济环境变化，注意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成果，因地制宜，不断进行灵活调整。在“十三五”收尾“十四五”即将开局之际，我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的挑战。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进入“结构性减速”的同时，实体经济的波动性也大大降低。这种伴随金融业膨胀和金融体系复杂化的低波动，还伴有负偏度升高这一显著特点，因而需要对所谓“黑天鹅”事件有所警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如人意，陷入“高低不平”的经济困局，导致全球经济竞争加剧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对我国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造成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