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15—19世纪）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崛起与鼎盛时期（14—17世纪）

一般认为土耳其起源于11世纪出现的塞尔柱突厥国家或13世纪成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

到15世纪下半期，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占。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后，不仅宣告了雄霸一时的拜占庭帝国的结束，而且从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业。

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迎来黄金时代。帝国疆界迅速膨胀，以巴尔干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很快它就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16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开始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1520年起，奥斯曼土耳其人剑指欧洲，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接着，占领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和阿拉伯的贸易通道。武力征服的成功得益于帝国一套严密的军事和政治机构。

战争既掠夺了土地和财物，各地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岁贡流入奥斯曼帝国国库。其时，奥斯曼帝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能够维持军队的战争行动和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

17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此后日渐变成了博斯普鲁斯海岸的“病夫”，成为欧洲国家虎视眈眈的猎物。

到18世纪，巴尔干半岛西部的达尔马提亚沿岸和爱琴海岛屿被威尼斯侵占，而半岛的西北部则慢慢地由奥地利帝国盘踞。

位于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正是奥斯曼帝国西进的最大障碍。尽管奥地利帝国在中欧和东南欧崛起，但它向巴尔干半岛渗透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多次战争中，奥地利帝国失败的次数远多于胜利。在一系列失利后，匈牙利退出了历史舞台，威尼斯从东地中海收缩。但奥地利帝国依然保存了实力，准备反攻奥斯曼帝国。它巧妙地动员和组织巴尔干半岛西北部边疆的居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反奥斯曼情绪，并借助日益崛起的俄国、法国和英国，尝试达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某种协议。

第一节 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地区

奥斯曼国家在小亚细亚兴起

一般认为土耳其起源于11 世纪出现的塞尔柱突厥国家或13世纪成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据说，现代土耳其人的远祖是生活在贝加尔湖和鄂尔浑河、色楞格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突厥人的一支。据中国古代资料和中亚近现代考古发掘，突厥部落繁多，逐水草游牧，居无定所。突厥人也像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崇敬祖先，惧怕大自然的神奇现象及其威力，敬仰太阳、大海与河流。他们的主神是天神“腾格里”。

相传，以乌古兹部落为首的一些突厥部落经过世代征战和迁徙，于8—10世纪定居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今日土耳其的阿纳托利亚部分地区。[28] 突厥人的到来逐渐改变了阿纳托利亚地区的人种构成和文化格局，是一件改变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大事。阿纳托利亚占据当代土耳其领土面积的97%，史称“亚洲土耳其”，土耳其约有3%的领土位于欧洲部分，又称“欧洲土耳其”。当突厥人来到阿纳托利亚时，这里是拜占庭的势力范围，希腊东正教的影响甚广。同时，该地区又是拜占庭与伊朗（以及阿拉伯哈里发政权）长期争夺的地区，或者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博弈的战场。

9世纪，小亚细亚的突厥人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磨合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接受了伊斯兰教。突厥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在山区放牧，擅长编制地毯。突厥部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拜占庭和欧洲的匈奴人。他们从中国进口大米、丝绸、纺织品和农具，而从拜占庭输入武器。突厥人的军事胜利和扩张使他们控制了贯通东西方的最重要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和连接中国至东欧的“皮革之路”[29]。

10世纪，位于里海和锡尔河之间的突厥人建立了乌古兹·雅布古公国，定都叶尼肯特。1000年，乌古兹国家崩溃，在其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大塞尔柱（Seljug）国家。从此，史书上便称这部分突厥人为土耳其人，或塞尔柱土耳其人。乌古兹部族在塞尔柱王朝中占据优势，起初这个国家甚至就叫作乌古兹国家。塞尔柱突厥人国家的首领是杜卡克。杜卡克去世后，他的儿子塞尔柱继位。塞尔柱于1007年去世，留下4子争夺继承权。有的嗣子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自己的公国，而其中一个叫作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的率领部分人马进入阿纳托利亚，在那里奠定了塞尔柱人国家的基础。

塞尔柱突厥人骁勇善战，依仗彪悍的骑兵南下侵占阿拉伯人控制的地盘。他们在其首领图格鲁尔的指挥下，先后攻克了霍拉桑（1040）、巴格达（1055）、德黑兰（1059）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塞尔柱突厥人取得的巨大胜利动摇了古老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其哈里发被迫承认塞尔柱突厥人对土地的占领，并授予图格鲁尔“苏丹”称号。据称这就是土耳其苏丹的来历。

到了11世纪下半期，当塞尔柱突厥人向东扩张进入小亚细亚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拜占庭人。这时，他们在同拜占庭帝国的较量中已经开始取得主动，因为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封建主内讧、王朝更替和宗教纷争之中，已经无法有效阻止突厥人对帝国的频繁侵袭。1067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X）病逝，驻守多瑙河流域的大将军罗曼努斯（Romanus）起兵叛乱，并在1068年1月加冕称帝。他急于组织对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试图收复失地。1071年8月28日，罗曼努斯率领庞大的军队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凡湖北侧小镇曼齐克特与阿斯兰的塞尔柱突厥军队决战。结果，拥有优势兵力的拜占庭军队丢盔弃甲，遭到惨败，皇帝被俘。拜占庭被迫接受塞尔柱突厥人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割让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等地给塞尔柱突厥人。这样，在曼齐克特战役后，塞尔柱土耳其人便占领和统治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30] 打开了进入阿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门。

12世纪下半叶，塞尔柱人历代统治者继续在阿纳托利亚轮番征战和统治，内讧杀戮，残暴至极。13 世纪中叶，蒙古人的军队打败塞尔柱人，占领了塞尔柱苏丹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塞尔柱王朝在蒙古人的打压下，分裂成许多小国，相互对抗，混战不已。1307年，蒙古人俘获最后一位塞尔柱突厥人苏丹，结束了塞尔柱王朝的统治。据初步统计，从1075年至1318年的243年间，阿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共更换了19位苏丹。

在众多的塞尔柱突厥部落首领中，有一位被封为“加齐”（英雄）的奥斯曼（Osman Gaci，1299—1326年在位）首领崛起，继续征服和兼并拜占庭的领土，定都耶尼谢希尔，正式宣布为独立国家。后来，人们就以他的名字称呼新成立的朝代和国家。这个奥斯曼王朝从1299年建立到1922年11月解体，约经历了28位苏丹，共存在了623年。[31]

奥斯曼死后，他的儿子奥尔罕苏丹（Orhan，1326—1360年在位）扩大占领范围，把都城迁到布尔萨，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组织。接着，奥尔罕的军队通过1341—1347年的战争掠夺拜占庭的土地和财物，1345年起先后攻占了安卡拉和东正教圣地伊兹米特，将其并入奥斯曼国家版图。

征服巴尔干半岛

学者们一般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从14世纪至17世纪末，是帝国的进攻和扩张时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上升时期；从17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是帝国尝试改革和走向解体时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衰败时期。

据史料记载，1330—134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几度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地区，以扩大地盘。他们是由于拜占庭宫廷内讧，应康塔库齐皇帝的邀请，去欧洲大陆出兵救援。直到1352年，奥尔罕的一个儿子苏莱曼巴夏才攻占了加利波利半岛，第一次渗透到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建立向欧洲进一步抢劫掳掠的桥头堡，还把突厥居民从小亚细亚迁来定居。[32] 135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已深入到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1361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夺取了坚固的阿德里亚堡城堡（又称奥德林，今埃迪尔内）后，又把国家的首都迁到了这个战略要地。这时起，整个巴尔干半岛和欧洲都面临奥斯曼军队的严重威胁。

14世纪三四十年代，奥斯曼军队像一把利剑刺向巴尔干半岛。其时，巴尔干地区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小领地和小侯国彼此对立，互不团结，这使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屡屡得逞。14世纪下半期，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已频繁侵袭巴尔干西部地区。据史料记载，奥斯曼军队在穆拉德一世（1360—1389年在位）率领下向西挺进，横扫巴尔干各地，几乎无人能够阻挡。1358年今阿尔巴尼亚地区第一次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1364年，奥斯曼人占领了今日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和旧扎果腊，1382—1386年占领索非亚和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并再次染指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瓦拉几亚在1389年也臣服于奥斯曼国家。1396年位于巴尔干东部的整个保加利亚沦陷后，奥斯曼军队长驱直入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势不可当。

早在1354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入侵塞尔维亚，1386年攻占塞尔维亚重镇尼什。1389年6月，苏丹穆拉德集中优势兵力讨伐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但在科索沃战役中阵亡。

于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指挥权落到了穆拉德的儿子，绰号“闪电”的巴耶济德手里。

巴耶济德（Bayezid，1389—1402年在位）苏丹即位后开始了彻底征服整个欧亚地区的战争。1394年巴耶济德挥师西征，在巴尔干各地横冲直撞，滥杀无辜；1395年他亲自统率近20万大军越过多瑙河，直捣匈牙利；1396年他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维丁和尼科波尔大败以匈牙利国王西格蒙德（1387—1437）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联军。到14世纪末，奥斯曼人几乎占领了从多瑙河至雅典之间的广袤地区，站稳了脚跟。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此时已孤立无援，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占领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是伊斯兰教徒的夙愿。从1394年起奥斯曼人就开始包围君士坦丁堡，但这时巴耶济德遇到了进入小亚细亚的劲旅帖木儿大军。在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巴耶济德兵败被俘，次年3月在囚车内饮下藏在自己戒指内的毒液身亡。

安卡拉之战的惨败和巴耶济德的自杀迫使奥斯曼人暂时放松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又苟延残喘了50年。

1451年，外号“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1451—1481年在位）登上苏丹宝座后，他就集中兵力和财力，把夺取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摧毁拜占庭帝国和完成建立奥斯曼帝国大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即位初始，穆罕默德二世就下令修建了一座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坚固城堡，[33] 并建造船只，铸造大炮，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包围之势。在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生死攸关的时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年在位）紧急征集粮草、储备食物，加固城墙。为了阻止和牵制奥斯曼军队从海上进攻，拜占庭军队在海峡布满粗实的铁索链，酷似撒下一张大渔网，以封锁和俘获奥斯曼人的舰船。当奥斯曼军队的船只无法穿越铁索链拦截时，他们决定从陆地架设木板滑道，涂抹上牛羊油脂，铺垫羊皮，将60多只小船先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偷偷拖进金角湾待命。

1453年4月初，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督率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而拜占庭守军仅1万人，其中3000—4000人为雇佣军。尽管该城军民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率领下，英勇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全面进攻，但在守城54天后，5月29日首都终于陷落。奥斯曼军队破城后连续三天疯狂抢劫，残忍屠杀，无恶不作。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高大的战马，威风凛凛进城，而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混战中被奥斯曼人击毙。君士坦丁堡那雄伟的“圣索菲亚”千年东正教堂被改为清真寺，精美的圣像画被蓝色新月标记和伊斯兰经文取代。从此，人类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西方人视为“侵略者”“野蛮”和“破坏文明”的异教徒。从此，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正式迁至君士坦丁堡。

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不仅宣告了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统治的结束，而且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壮大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大帝国。

接着，奥斯曼军队继续向巴尔干半岛大举进攻。从1452年起，穆罕默德二世指挥奥斯曼军队先后攻占了塞尔维亚多瑙河上的城堡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塞尔维亚（1459）和希腊相继被征服（1460），1463年波斯尼亚失守，1476年瓦拉几亚灭亡，1476—1478年阿尔巴尼亚降服，1474年吞并卡拉曼尼亚，1475年克里米亚汗国投降，1482年黑塞哥维那丧失独立。穆罕默德二世在位30年，征服了14 个国家，夺取了200 个城市。[34]他是地道的“征服者”“侵略者”。这样，到15 世纪下半期，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被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国家近5 个世纪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之下。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入侵并不是半岛上一场不可预见的灾难。早在1071年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在曼齐克特战役中击败拜占庭军队，开始征服小亚细亚时，通向巴尔干地区军事威胁的道路就已经打开。从穆拉德一世上台到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奥斯曼土耳其人用了120年的时间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实行严密的封建军事统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战活动之所以获得重大成就，“不仅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所向披靡，军事活动领导有方，而且因为基督教统治者之间缺乏合作”。尽管罗马教皇也通过外交努力，想拯救穷途末路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但终因“罗马教会首先追求不现实的利益，西欧的援助行动总是毫无结果”[35]。所以，尽管保加利亚第二国家的末代沙皇伊万·希什曼（Ivan Xishman）意识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号召拜占庭人和匈牙利人联合抗敌；尽管塞尔维亚拉扎尔大公率领巴尔干同盟军同奥斯曼帝国军队在科索沃进行了血战；尽管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卡斯特里奥特（Skenderbeg-Kastriot）领导了长达20多年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武装起义，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奥斯曼帝国征服者的凌厉攻势，最终只在巴尔干各地的山区留下零星的战斗。这些斗争的火种后来成为巴尔干各国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先导。

奥斯曼帝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

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迅速壮大，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大帝国。1481年5月穆罕默德二世突然病死在征途中，留下两个儿子争夺苏丹皇位。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47—1512）依靠忠诚的埃尼恰尔近卫兵团战胜弟弟杰姆，登上苏丹皇位。1495年杰姆在流放中死于慢性中毒，1512年巴耶济德二世被小儿子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逼迫让位，不久即病逝。奥斯曼帝国在占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之后，继续向中东和中欧大肆征战，力求攫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1512年8月塞利姆一世登上王位后，没有急于对外扩张。他的首要目标是征讨帝国内部的政敌，尤其是小亚细亚地区包括他哥哥在内的封建割据势力，清除异己。1516年起，塞利姆一世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开始了一系列征战活动，占领叙利亚，先后夺取了大马士革、贝鲁特、阿勒颇、的黎波里、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1517年塞利姆一世亲征埃及，在开罗经过4 天巷战，推翻了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更为重要的是，奥斯曼人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伊斯兰教圣地，奥斯曼苏丹取代哈里发政权，便自动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教的坚强捍卫者，集公民权、军事权和宗教权于一身。这样，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就开始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苏丹塞利姆一世1518年凯旋回到伊斯坦布尔市，被封为“强大的”苏丹。

1520年塞利姆一世在位8年后辞世，他唯一的儿子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毫无悬念地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上台伊始，立刻剑指欧洲，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西方的基督教世界。1521年8月底，他统率帅的奥斯曼军队经过三个星期的围攻和炮轰，占领了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个城堡斯梅德雷沃；1522年坚守罗德斯岛上的约翰骑士团被迫弃岛投降。接下来，苏莱曼的军队又在1524年攻占亚美尼亚，并乘胜北上，于1526年进入哈布斯堡王朝属地。同年8月29日，奥斯曼军队通过莫哈奇战役侵占了匈牙利。3年之后，1529年和1532年奥斯曼军队两次将维也纳西侧包围，试图夺取奥地利首都。奥斯曼军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奥地利。但这时起整个中欧地区已经深感奥斯曼军队的凌厉攻势和威胁。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没有停止向威尼斯和其他地中海国家的海上扩张。1540年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威尼斯控制下的希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北非除摩洛哥外都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34年，奥斯曼军队再次洗劫历史名城巴格达，奥斯曼帝国几乎完全占领了整个东地中海和阿拉伯的贸易通道。

第10位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执政46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奥斯曼帝国进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鼎盛时期。苏莱曼一世因而被称为“立法者”，而被欧洲人奉为“大帝”。1566年时年72岁的苏莱曼死于征讨欧洲的途中。这位功勋显赫的苏丹早在1557年就为自己建造了豪华陵墓，它就是今日雄踞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苏莱曼清真寺。

苏莱曼一世亲自参加了13 次战争，其中10 场发生在欧洲。正是他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世界性大国。据历史学家估计，此时奥斯曼帝国的人口达到 2500 万—3000 万。帝国的疆域东西约7000千米，南北约5000千米，领土面积约为800万平方千米。[36]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节节胜利，除了它代表新生力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拥有强悍的骑兵外，还因为拜占庭帝国的衰败和巴尔干国家各自为政，失去抵御外来进攻的能力以及欧洲对突如其来的东方不速之客没有思想和物质准备有关。

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迎来了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帝国的疆界迅速扩张，以巴尔干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很快它就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武力征服的成功还得益于帝国一套严密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以及狂热的伊斯兰教。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

国家行政和政治制度

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国不是奴隶制国家，而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军事国家。尽管帝国存在奴隶制残余，但它的广大城乡居民是自由民，统治者把官僚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财政收入和宗教信仰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管理国家并进行征战活动。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大特点是高度中央集权，再加上强大的军队和狂热的宗教。

如此庞大的帝国特别需要一套精心设计的政府行政机构，以便有效地管理治安、税收和维持强大的军队。最高统治者苏丹既是最高国家元首，又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首脑（哈里发），拥有无限的权力。他还是国家至高无上的军队统帅、最高司法官和国家土地与财富的所有者。苏丹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随意任命和撤换所有高级官吏，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定“大维吉尔”，即宰相。他借助一个叫作“迪万”（Диван）的国务会议进行管理。这个国务会议包括宰相和军队、财政、司法、宗教等几位主要大臣。同时，苏丹通过颁布诏令和谕旨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控制臣民。

奥斯曼苏丹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两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和守护者，所以人们称颂他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

尽管苏丹作为一国之主，权力无边，但在管理国家中，宰相起着别的大臣难以替代的作用。宰相主持由数名大臣和大法官组成的国务会议。在帝国早期，奥斯曼帝国的宰相职务一般由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原基督徒担任，如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希腊人等都担任过这个要职。帝国的国务会议下设4 个部门，分别处理军事（主要是“埃尼恰尔”近卫军团）、税收政策、国库和礼仪与节日庆典等事务。随着帝国的发展，国务会议的人员构成和职能也在发生变化。15世纪创立国务会议时，它只是“苏丹委员会”，其成员仅包括苏丹本人、大维吉尔和最重要的几个部门的首脑，如阿纳托利亚行省和巴尔干半岛的鲁梅利亚行省的省督、埃尼恰尔军团最高司令官等人，苏丹直接掌控委员会。16 世纪末，国务会议由大维吉尔主持，起着咨询作用，真正的重大决定仍由苏丹做出。到了18世纪初，成立了大维吉尔委员会，俗称“宰相府”（Висока порта），是奥斯曼政府的象征，履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事务。15世纪和16世纪的国务委员会分别由3名和7名宰相组成，而18世纪的宰相府已经拥有9名宰相。[37]

从表面看，奥斯曼帝国精心设计了一套国家机构及严密分工的管理办法，大家都得听命于苏丹，但实际上宫廷内部在争夺高级职位时，充满了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内宫的皇太后和皇后、嫁给了宰相和大臣的公主们之间，常常处于阴谋旋涡之中。苏丹王位继承人之争，往往也是一场触目惊心、你死我活。

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大教长（称“穆夫提”）在国家管理中具有特殊地位。他领导所有司法和宗教事务机构。他跟宰相不同的是，穆夫提即使犯有死罪也不能处决，而只能发配流放。穆夫提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穆夫提任职达28年之久，如法塔瓦·艾布苏德（1490—1574）就是苏莱曼一世和塞利姆二世两代君主的伊斯兰教大教长。

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制度始终建立在伊斯兰教的法典（教规）之上。伊斯兰教法典的法律规范包括5项基本原则：（1）只相信一个神（真主安拉）；（2）偷盗是犯罪；（3）杀死子女是犯罪；（4）通奸是犯罪；（5）凌辱妇女是犯罪。[38] 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后来的伊斯兰世界，都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教规。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被侵占的巴尔干地区也完全推行帝国的一套行政、经济和军事制度。在15—16世纪奥斯曼帝国早期，帝国共设两个行省：小亚细亚的阿纳托利亚行省和巴尔干半岛的鲁梅利亚行省。省区是帝国的军事和行政单位，省督称为“贝伊莱贝伊”（Бейлербей），由苏丹亲自任命，平时则负责行政管理事务，战时指挥骑兵作战。省区的数量后来随着帝国版图扩大不断增加，省督还拥有“巴夏”（Паша）的称号。16世纪末帝国实行行政改革，将两个行省改称“维拉耶特”，即大区。18世纪奥斯曼帝国划分为35个大区，其中5个区设在欧洲部分。大区下面设军事行政单位“桑贾克”（Санджак，即州或区），它由“桑贾克贝伊”（类似州长）统辖，履行军事和行政的职权，作战时它有自己的旗帜。

15世纪末在鲁梅利亚设有26个桑贾克。桑贾克下设“卡齐”（Каяза 即县），是基本行政单位，一般以一个城镇为中心。卡齐下设“纳赫亚”（Нахий即乡），是基本生产的纳税单位。

15世纪，帝国在阿尔巴尼亚设立了7个桑贾克。它们是：斯库台、杜卡吉尼、发罗拉、德尔维纳、爱尔巴桑、奥赫里德和普里兹伦。它们仍属鲁梅利亚省区管辖。显然，随着新的桑贾克的成立，在这些桑贾克范围内居住的人，已不再全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有黑山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希腊人等。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地区组成阿尔巴尼亚桑贾克，其中心设在吉诺卡斯特。该桑贾克也属鲁梅利亚省区管辖。阿尔巴尼亚桑贾克又分为10个维拉耶特。管理维拉耶特的官吏是“苏巴什”，他们又都受桑贾克贝伊的管辖。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仍保持着原先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在桑贾克管辖范围之内。

16世纪，整个保加利亚土地被纳入鲁梅利亚行省管辖。当时该省在保加利亚境内设有奇尔门（色雷斯地区）、维丁（维丁地区）、丘斯滕迪尔（丘斯滕迪尔—德拉甘什地区）、尼科波尔（保加利亚北部地区）、锡利斯特拉（多布罗查地区）、巴沙、索非亚和奥赫里德8个桑贾克。这些桑贾克基本上是14世纪末第二保加利亚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16世纪，南斯拉夫境内各地被划分为25个“桑贾克”。

除了上述行政区域外，18 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在西部边境地区设立了几个类似桑贾克的特别行政区，由苏丹的特别代表管理，称为“巴夏”，其管辖区称为“巴夏勒克”（又称“巴夏区”），如贝尔格莱德巴夏区、波斯尼亚巴夏区、斯库台巴夏区、亚尼纳巴夏区等。

在奥斯曼帝国还有一些地区未直接包括进其行政区域内。如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他们享有内部自治，是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公国。处于这种地位的还有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它们则由苏丹派出的“省督”管理，当地的行政和社会制度无须改变。无论是自治公国还是特别行政省区，每年都要向苏丹缴纳一定的赋税。

帝国的军事建制

军队是保障奥斯曼帝国生存和对外发动征战的坚强支柱。它主要由两部分军事力量组成：（1）帝国组建的近卫兵团（Еничари即“埃尼恰尔”）；（2）各地封建主建立的武装骑士（Спахия即“斯帕希”）。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国家不同，它的军队在和平时期积极备战，一旦需要，马上投入战争。

帝国近卫军团的招募制度与赋税制度密不可分。非穆斯林居民是帝国的“二等公民”，是生产者和纳税人，被称作“拉雅”，意即“牲畜”。他们需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最多的时候达到约80种，[39]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税是人头税（吉札），大约每隔4—5年，要从基督教家庭（主要是巴尔干地区）征募一批8—18岁（后来又改为15—20岁）的男孩，经过筛选训练，编入近卫兵团。一般是平均40户选送1名。这些青少年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可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在保加利亚，还把这种征兵制度称为“血税”，可见其残酷性。

这些男童第一步要接受伊斯兰教，第二步要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日后可以成为骁勇善战的军官，一部分人成为高级官吏。史料表明，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大臣、宰相和指挥官就出自“埃尼恰尔”陆军部队。而且，其中不少人来自基督教地区。15世纪阿尔巴尼亚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就是奥斯曼宫廷的一名近卫军人。

近卫兵团大约形成于14世纪，15—16世纪最为盛行。关于近卫军团的人数，不仅不同历史时期人数不等，而且也没有史学家们公认的数字。有的学者认为，“近卫兵团的成员是奴隶武士，是皈依伊斯兰的基督徒，直接隶属于苏丹。起初，士兵队伍里满是战俘或出钱买来的奴隶。后逐渐形成一套从基督徒臣民的男孩中募集兵丁的制度”[40]。近卫军人数从14 世纪的几千人发展到17 世纪的约7 万人。这支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为奥斯曼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土耳其文学家和奥斯曼史研究专家阿提拉·约兹凯勒姆勒认为，在苏莱曼一世的15万军队里约有2万埃尼恰尔，而土耳其另一位权威人士雷沙德·科丘在其《埃尼恰尔》一书中，却将埃尼恰尔的数量扩大到了20万—30万人。他甚至提到，根据15世纪下半期穆罕默德二世的谕令，埃尼恰尔在40 岁之前不得结婚成家。[41]

15—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兵源是“斯帕希骑兵”部队。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是依仗骑兵的马和刀从小亚细亚打到了欧洲。斯帕希骑兵是帝国最基本的军事组织形式和作战单位。它同“提马尔”（Тимар）土地制度密不可分。提马尔实际上是一种军事采邑制度。中央政权将土地奖给军人和高级官吏以及被征服地的基督教封建贵族，后者在这些领地上获取的赋税收入叫作“提马尔”。后来人们统称这种拥有斯帕希骑兵的领地为“提马尔”。

除正规军外，奥斯曼帝国还拥有一些非正规武装力量。例如，在15—16世纪的征战中，有一支被称为“阿卡吉伊”的民间骑兵。他们尾随正规作战部队，伺机疯狂抢劫。后来，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屡遭失利，冒险性增大，参加阿卡吉伊的越来越少。

15世纪下半期，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扩张急需一支强大的海军。于是，帝国从希腊、阿尔巴尼亚、达尔马提亚等地招来一批海员，以加利波里为中心组建了海军舰队，任命了海军“巴夏”。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大型造船厂和海军武器库。不久，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成为可以和欧洲国家海军在地中海争雄的竞争对手。

尽管奥斯曼帝国强制推行封建军事制度，但因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因素各异，其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黑山人居住的地区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地也是有区别的，其原因在于：保加利亚位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尔干半岛东部，紧邻帝国的边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最早侵占的地区。征服者在这里建立了较为规范的一整套严密制度，作为巩固后方和进一步向西扩张的基地；而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和阿尔巴尼亚属于帝国的边疆地区且战事频发，它们的自然环境独特，山高谷深难以推广提马尔土地制度，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土耳其统治者展开了顽强的抵抗。[42] 同时，奥斯曼帝国也很难彻底征服巴尔干国家，消灭各地的反抗活动。

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已达到鼎盛时期。1683年帝国进攻维也纳失败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奥斯曼帝国走向瓦解：在国外，一连串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在国内，军事采邑制度开始解体。

“提马尔”土地制度

与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行政体制相适应的是帝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奥斯曼帝国推行土地国有——即苏丹所有——制度。国家将土地提供给农民耕种，后者则向以苏丹为代表的国家履行一定的封建义务。苏丹把绝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各军事阶层的代表人物、各封建主或行政机构。这样，各征服地的所有耕地和非耕地都归国家所有，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被认为是私人的和教会的财产。

早期，奥斯曼国家将全国的土地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米尔克、米尔和瓦克夫。

14—15世纪，苏丹将大部分土地无偿地分发给自己的军事首领和亲信私人占有，称为“米尔克”（мюлк）。这些米尔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米尔克占有者。后来，随着奥斯曼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封建贵族世袭土地制度。

所谓米尔（мир）土地制度，就是广泛流行的提马尔制度。16世纪，奥斯曼帝国领地的大部分是提马尔，又称军事采邑。拥有土地的各封建主要履行一定的军事或行政义务，而且土地不能继承。承租土地的农民有耕种权，缴纳一定的租税给提马尔所有者。他们不能出售或馈赠土地，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将土地传给后代。农民拥有的仅仅是使用权，没有财产权。

研究者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制度要比西欧和俄国更加复杂。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所有权属国家——苏丹，拥有权属斯帕希—提马尔，使用权归农民。农民必须将自己农产品和畜产品的至少1/10交给封建主，每年为封建主服7天劳役。在提马尔制度下，农民就得承担国家、斯帕希—提马尔双重税赋。有一部分人可以少交或免交土地税，但他们必须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如帮助军队运输辎重，看守山区隘口或担任军事警卫等。

后来，奥斯曼帝国还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和租税收入的多寡又把土地分为三类：提马尔、扎美特和哈斯。每一位提马尔占有者有权在自己领地范围内代表苏丹征收所规定的租税。当他们的收入（租税）每年达到2万而不超过5万阿克切[43]时，这块领地称为“提马尔”，通常授予普通士兵；租税每年达到10万阿克切时，称为“札美特”，一般给予斯帕希骑兵的军官；而租税每年超过10万阿克切时，称为“哈斯”，授予当地的最高管理者。[44] 个别高官的“哈斯”收入高达100万阿克切。

同广袤的提马尔国家土地所有制一起存在的还有其他一小部分私有土地所有制形式。首先，苏丹及其皇室家族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和辽阔土地、矿场、港口与市场等税收；其次，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许多军事指挥官和高官也侵占了大片土地，成为私人所有，叫作“米尔克”。因为土地归国家所有，所以这部分土地并不稳定，中央政权常常找借口把“米尔克”变成“提马尔”；最后，清真寺经常获得国家馈赠的土地，称为“瓦克夫”。阿訇们则将其中的部分财产据为己有，甚至传给后代。有史料记载，直到1912年还存在瓦克夫领地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例如，奥斯曼国家于1431—1432年和1506年曾将阿尔巴尼亚土地登记造册，将境内的土地也分为提马尔、扎美特和哈斯三个类型。阿尔巴尼亚桑贾克的土地被划分为335 处领地，分别属335个封建主管辖。[45]

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就出现了土地关系解体过程。提马尔持有者千方百计回避派遣士兵参加征战活动，竭力以纳税代替对中央政权尽应尽的各种义务，将领地传给后代。17—18 世纪，奥斯曼国家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呈现多样化。提马尔和扎美特继续存在，但发展趋势是土地的兼并过程加快，大庄园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封建领主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建立了一种大庄园，叫作“契夫里克”（чифлик）。这种庄园制度一直保持到19 世纪初。

第三节 15—17世纪的巴尔干国家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国家

奥斯曼帝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后，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了有区别的统治和管理形式。大体来讲，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形式，在半岛的中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北部和波斯尼亚等地，原来的国家和封建阶级被消灭，推行奥斯曼帝国的提马尔制度，广大居民受到奥斯曼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管辖。在农村和山区，保留了原先的自治形式和传统，但要按时向地方当局缴纳租税，并担负徭役。村里推选出长老，负责与当地的土耳其人联络，宣讲法令，维持村庄治安秩序，帮助收租纳税。

上述地区的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不能在奥斯曼帝国当局的国家机关担任行政职务，不能在法庭起诉穆斯林，他们的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受到种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歧视。

第二种形式主要是针对半岛北部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制定的。奥斯曼帝国对这两个公国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享有内部高度自治的地位。早在13—14世纪，这两个公国就是独立的封建公国，拥有自己的大公，称为“首领”或“国公”。他们可以自由决定税收、任命军官、选拔和解雇公职人员、领导国家行政事务。在公国还有贵族委员会，起咨询作用。公国的大公职位可以由他们的长子继承，但需要通过贵族委员会讨论通过。

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扩张到瓦拉几亚公国。该公国与塞尔维亚、匈牙利和波兰的基督教军队几次结盟，共同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未能捍卫自己的独立。1418年被迫向奥斯曼帝国称臣，给苏丹缴纳岁贡。在其后的5 个多世纪里瓦拉几亚一直臣属于奥斯曼帝国。

摩尔多瓦的情况也极其相似。这个公国长期裹挟于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争夺之中。1456年最终屈服于苏丹帝国政府。该公国享有内部自治权，每年向奥斯曼帝廷缴纳岁贡。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承认苏丹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资格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也不得参与任何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行动。在这两个公国不设提马尔制度，不驻扎苏丹的城防部队，不修建清真寺。相反，公国可以拥有少量的军队和贵族委员会（一般由8—12人组成）。

16世纪末，苏丹政府试图改变两公国的状况，使它们变成奥斯曼帝国的普通行省。苏丹经常亲自任命公国的大公或派遣希腊东正教高级神父到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任职，干涉公国的内部事务。到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保留两个公国自治地位的前提下，加强了其影响力。

第三种形式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及其岛屿以及一些城市的特殊管理方式。例如，在伯罗奔尼撒、品都山脉、罗德斯岛、安东半岛等地区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城市（如萨拉热窝、雅尼纳、内戈丁等）均拥有广泛的自我管理权，苏丹的军队和土耳其人的骑兵队不能轻易进驻这些地方。沿海岛屿需要给帝国的海军提供海员。

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布罗夫尼克市的地位则尤为特殊。该市13—14世纪先后由拜占庭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匈牙利统治。14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这个城邦共和国后，这里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造船业、木材加工业和皮革制造业相当发达。它还是当时巴尔干半岛的文化和学术活动中心。它除了每年向奥斯曼帝廷进贡之外，完全是一个自由城市。它拥有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任免官吏、确定税收和关税、决定战争与和平等。市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整个城市的日常工作。

第四种形式主要涉及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这样拥有自我管理权的山区国家。黑山起初包括在阿尔巴尼亚北部斯库台桑贾克，受到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和司法管辖。不久，奥斯曼当局赋予黑山自我管理权。黑山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全黑山会议，每个成年人都有权参加。这个全国大会有权依照黑山的习惯法处理所有问题，而不受伊斯兰法典的约束。黑山向奥斯曼帝廷称臣，每年上交一定的贡赋。黑山的另一项义务是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事同盟。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勇猛的黑山人往往帮助威尼斯人、奥地利人或俄国人打击奥斯曼土耳其人。

阿尔巴尼亚的处境也类似于黑山。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山民事实上保持着一种氏族部落制度。不管奥斯曼土耳其人施展什么样的手段，山区的居民仍过着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拥有相当的自由。这种典型的阿尔巴尼亚氏族组织叫作“菲斯”（氏族），即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联合体。土地、森林和水源属氏族的共同财产，由民兵看守和保卫。凡适合条件的男丁都要成为民兵，专门挑选1名有军事经验的人指挥民兵。参加“菲斯”的各家之主组成一个叫作“库文德”（会议）的最高机构。久而久之，“菲斯”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一职位变成了世袭的。

在阿尔巴尼亚山区，每个“菲斯”都用自己的习惯法治理氏族组织的全部生活。不少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居民不堪忍受异族奴役，也躲进山区，加入这种氏族组织。尽管山区耕地少，经济活力有限，但彪悍的山民武装却是打击奥斯曼土耳其地方部队的一支有生力量。

从上可以看出，由于奥斯曼帝国地广人稀，多种族和多元文化并生，帝国无法直接管理和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常常借助地方自治机构实现其统治。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只是在政权的最高层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和政治制度，而各行省的管理体现了明显的地方自治性质，保留了各国的国家传统。[46] 这也许是它能够在巴尔干地区维持长久统治的一个原因。

哈布斯堡王朝扩张到西巴尔干地区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是用火和剑消灭了中世纪巴尔干国家，那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是通过与巴尔干国家签订各种协议和宫廷联姻等方式，逐步蚕食奥斯曼帝国及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占据和尚未占据的巴尔干土地。在哈布斯堡王朝侵占的巴尔干国家中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据史料记载，13世纪中期在奥地利确立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地位。从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鲁道夫一世（1218—1291）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使这个王朝存在了6 个多世纪。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其疆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加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波兰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巴纳特、伏伊伏丁那、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沿岸、意大利的一部分和波黑等地，人口近5000万。

在巴尔干地区，奥地利帝国于13—14世纪最先侵占了斯洛文尼亚的什蒂里亚、克拉伊纳、卡林西亚等地。接着，斯洛文尼亚完全被置于奥地利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加速了帝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殖民化”过程。斯洛文尼亚名义上享有“内部自治”地位，实际上它的一部分贵族和居民在日益“日耳曼化”，而广大城乡由奥地利大封建主统治。斯洛文尼亚被迫接受天主教，采用德语为官方语言。

15—16世纪，斯洛文尼亚在经受奥斯曼帝国入侵和统治之后，又重新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在16—18世纪，斯洛文尼亚是南部斯拉夫土地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早期的资本主义采矿业、工业、建筑业和手工业以及沿亚得里亚海的贸易有了明显发展，兴起了一批城市，市民的生活相对稳定。

这时，特兰西瓦尼亚的处境也类似斯洛文尼亚。11—16世纪，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的一部分，16—17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占据，17世纪末奥地利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主宰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切。根据奥地利帝国与奥斯曼帝国1699年签订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地位的和约，该地区在奥地利帝国保留一定的国家独立性，拥有自己的国家机构和议会，国家接受天主教为正教，一部分居民信奉新教。罗马尼亚居民在特兰西瓦尼亚处于无权和受歧视的地位。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联姻和继承，不断扩张领土，在中欧和多瑙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奥地利君主国，并成为一支遏制奥斯曼帝国入侵中欧的重要力量。到16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已鲸吞了比利时、荷兰、勃艮第和西班牙。1526年后又兼并了捷克和匈牙利。奥地利帝国拥有这些领土和民族后成了称雄于中欧的帝国，进一步加速了帝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殖民化”过程。

当1526年匈牙利在莫哈奇被奥斯曼帝国军队打败的时候，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和匈牙利中部地区被奥斯曼帝国占领，而克罗地亚的另一部分和所谓“匈牙利王国”部分则被奥地利帝国分割。这些地区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缓冲区。接着，匈牙利王国的贵族接受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1527—1564年在位）的统治。1527年1月，克罗地亚贵族也选举斐迪南一世为克罗地亚国王。哈布斯堡王朝则承诺尊重克罗地亚的国家政治权力和内部自治，拥有自己的首领巴昂和议会，并帮助它抵御奥斯曼帝国军队入侵。克罗地亚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它结束了同匈牙利4个世纪的“合并”关系，而参加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奥斯曼帝国同盟，被纳入奥地利帝国的版图。

从此，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北部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都朝着有别于东部和南部奥斯曼帝国统治区的方向发展。奥地利帝国也跟奥斯曼帝国一样，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建立了强大而又坚固的防御体系，以保卫自己的帝国免遭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侵犯。这样，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成了两个帝国逐鹿的前沿阵地，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南部斯拉夫人逐渐变成了半自由农民和半军事化士兵，扼守“边屯区”。由于来到克罗地亚戍边的还有大量逃难的、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所以在克罗地亚境内斯拉沃尼亚等地形成了塞尔维亚人聚居区。谁也没有料到，这却成了20 世纪90年代初一个有争议的领土与民族问题，成为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冲突和战争之源。

奥地利帝国扩张到西巴尔干，采取了与奥斯曼帝国完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奥地利帝国不是用战争征服巴尔干国家，不是用伊斯兰教同化巴尔干居民，而是以基督徒“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与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协议，或给予巴尔干地区人民自治权，或通过邦联形式将西巴尔干地区纳入自己的疆界。例如，根据1699年和1718年的协议，奥斯曼帝国两次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地的领土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于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便与君主专制的哈布斯堡王朝（1527—1867）和后来中央集权的奥匈帝国（1868—1918）密不可分。它们接受了天主教，融入了拉丁文化系统。

莫哈奇战役之后，克罗地亚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属威尼斯共和国占领地（1409—1797）；杜布罗夫尼克是拥有城邦共和国地位的独立地区；斯拉沃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土地被称为“残存的残余”，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据。[47] 这时的克罗地亚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的双重奴役和压迫。

17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帝国抵御奥斯曼帝国时已从防守转入进攻。同时，维也纳宫廷扑灭了捷克新教徒起义和国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强迫境内尚未改信天主教的农民信奉天主教。尽管1609年克罗地亚议会已经决定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承认天主教为唯一信仰，但哈布斯堡君主专制政权仍然严厉干涉克罗地亚等地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制度。到18世纪，克罗地亚的自治事实上已被取消，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加剧，这一切使南部斯拉夫地区变成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原材料供应地。[48]

从总体上来说，在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克罗地亚地区封建主义关系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确立。到19 世纪中期，克罗地亚已经出现第一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厂。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那些同半成品生产和原材料相关的工业部门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49] 奥地利帝国统治区与奥斯曼帝国统治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差别已经越来越明显。

威尼斯占领亚得里亚海岸

巴尔干半岛西部达尔马提亚的岛屿和城市长期被威尼斯共和国霸占。古代中世纪，达尔马提亚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6—9世纪臣属于拜占庭帝国，后成为克罗地亚（匈牙利）国家的组成部分。

15世纪前半期，威尼斯最终战胜克罗地亚（匈牙利），确立了对达尔马提亚地区和除杜布罗夫尼克以外的几乎所有亚得里亚海岸的岛屿，如扎达尔、特罗格尔、斯普利特、科托尔、巴尔等。

14—15世纪，威尼斯还攻占了伯罗奔尼撒南部、爱奥尼亚海上的岛屿、阿尔巴尼亚和黑山沿海。1489年夺取了塞浦路斯，但不久奥斯曼帝国在1571年攻克了塞浦路斯。

爱奥尼亚海位于希腊西部，有6 个面积较大的岛屿（科孚、帕克索斯、莱夫基达、伊塔卡、科发洛尼亚和扎金托斯）；只有1个较小的岛屿（基蒂拉）位于伯罗奔尼撒的最南端。这些岛屿历来是欧洲大国觊觎的目标。早在13世纪威尼斯就占领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尽管多次易手，但威尼斯一直占有优势。奥斯曼帝国侵入巴尔干半岛后，威尼斯就牢牢控制了这些地方。1797年拿破仑一度占据爱奥尼亚海的岛屿，1798年俄国海军赶走了法国人，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监督下给予这些岛屿自治共和国地位。1810—1864年英国进入这个海域，并占领了其岛屿。

尽管这些岛屿的命运多舛，但它们始终承认属于希腊，其居民操希腊语，商业贸易发达，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希腊。而且，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了躲避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迫害，往往在这些岛屿找到了开展反抗活动的场所。

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斯拉夫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发展手工业、航海业和贸易。沿海各城市与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巴尔干国家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有自治公社组织的传统。威尼斯占据该地区后，向达尔马提亚派驻一位“总督”，常驻扎达尔，负责监督和管理各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威尼斯当局还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大城市任命自己的代表，参与市政管理。在达尔马提亚的内陆农村，威尼斯当局允许村里的长老和自治会正常活动，但要接受当局的监督。城市和乡村都得缴纳一定数量的税金。威尼斯还通过相关法律和行政措施限制达尔马提亚的贸易，以防止出现新的贸易竞争对手。

威尼斯除抢占亚得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外，还在地中海拥有自己的领地，如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战略地位险要，一直受外来势力觊觎。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都占领过该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贪婪的骑士们将克里特岛廉价卖给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占据该岛长达4个世纪，直到1699年被奥斯曼帝国军队打败。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克里特岛的大部分地区，威尼斯仅保留了三块领地，到1715年整个克里特岛被奥斯曼帝国独吞。

巴尔干基督教居民被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是在继佛教和基督教之后于7 世纪在阿拉伯地区创立的宗教。该教早期主要反映了阿拉伯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它的基本信仰是，除“安拉”外没有其他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后，伊斯兰教不仅包括了阿拉伯文化传统，而且吸收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些宗教哲理，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国教。《古兰经》（又译《可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典，是立法、教育和文化的综合教规。

9世纪起，伊斯兰教在中亚和小亚细亚突厥人中间传播。伊斯兰教后来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奥斯曼土耳其人所接受的伊斯兰教属什叶派。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圣战”中起了巨大作用。宗教成为帝国统治非穆斯林居民的法律基础。尽管先知穆罕默德没有把基督教信徒列为异教徒，但是，这两种宗教仍然势不两立。

在巴尔干基督教地区推行伊斯兰化，这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奥斯曼国家征战亚欧大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非穆斯林提供物资，更需要大量的兵源和行政管理人员。于是，按照阿拉伯哈里发传统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谕令，需要把占领地的居民伊斯兰化。应该说，伊斯兰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大部分城乡居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宗教同化政策。到了17 世纪，当奥斯曼军队在中欧的军事行动屡遭失败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当局开始用暴力加速伊斯兰化进程，以补充兵员，稳定后方。

因此，有的巴尔干史研究专家认为，“伊斯兰教渗入巴尔干地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殖民途径，即通过奥斯曼行政机构或者穆斯林移民从亚洲来到被占领土；二是强制伊斯兰化，即将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让当地基督教居民接受”[50]。

伊斯兰化导致巴尔干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5—18世纪，伊斯兰化运动受害最深的是巴尔干西部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西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等地。涌入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移民，既有平民，也有军人、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和伊斯兰神职人员。他们居住在交通发达的城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宰地位。15 世纪末16 世纪初，这些移民在巴尔干地区总人口中的比重约2%—3%。有学者指出，据奥斯曼帝国1543年的有关资料，巴尔干半岛各地有10 万—16万奥斯曼土耳其人。[51] 显然，征服者要想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以此做跳板进入中欧，仅依靠移民是不够的。于是，占领者从16世纪末起，开始调整移民政策，重点放在传播伊斯兰教，同化当地居民上。这种同化有时通过暴力，有时通过向穆斯林居民提供优于基督教居民的政治和其他特权来实现。在以宗教原则确定民族属性的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穆斯林就像找到了向上攀升的梯子。因为，“对一个非穆斯林出身地位又低于军人阶层的人来说，通向奥斯曼帝国地位的道路首先包括成为一个穆斯林”。一个人一旦在宗教方面获得优势，他就赢得了信任和提升的条件与机会。

奥斯曼帝国为了巩固伊斯兰教的绝对统治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宗教宣传政策，建立了严密的宗教组织机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洗劫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的同时，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因此，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完全是奥斯曼帝国向新征服地区移民和同化当地居民的产物。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1）来自土耳其本土的奥斯曼突厥移民；（2）从欧洲被征服地区迁来的不同民族的战俘和奴隶；（3）被伊斯兰化的当地居民。[52]

保加利亚巴尔干史专家尼科拉·托多罗夫院士写道：“尽管进行准确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但不得不指出，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巴尔干行省非穆斯林同穆斯林的比例为4∶1。而到了19世纪上半期，穆斯林在各省居民中的比重已达1/3 以上。这说明按宗教特征来审视，居民的构成发生了有利于穆斯林的变化。”[53] 另据有的学者统计，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衰败时，巴尔干西部地区的穆斯林跟基督徒相比已明显处于多数或绝对多数。例如，“在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几乎占全体居民的70%，科索沃约72%、马其顿近40%、波斯尼亚50%”[54]。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起源于14—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入侵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甫一进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就在当地居民中传播伊斯兰教，目的是防止被征服地的居民发动起义，并切断他们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联系。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和居民，面对这种伊斯兰化的压力和诱惑，一部分人为了谋得官职和好处，同征服者合作，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化进展较快的城市是爱尔巴桑，在15世纪那里的穆斯林就占了多数。到了16 世纪末，奥斯曼当局加强了迫使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希望这会在阿尔巴尼亚造就大量的、在思想上与奥斯曼帝国命运相联系的穆斯林居民。”[55] 这时，本地居民被伊斯兰化的趋势在加速，基督徒在逐渐减少。这一现象在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和沿海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山区仍保持着基督教的文化和宗教习俗。

1386—146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波黑，从而加速了当地居民的伊斯兰化过程。波黑位于奥斯曼帝国西部边陲，同帝国的宿敌奥地利统治区交界。所以，从帝国安全考虑，在这一地区构筑军事防御设施，密布着享有一定特权而又军事化的斯拉夫人都十分必要，波黑穆斯林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他们主要是戍边的居民。到18世纪末，波黑居民中有26.5 万穆斯林、25.3 万东正教徒和7.9 万天主教徒。[56] 19 世纪60年代，波黑居民约有127.8万人，其中东正教徒59.3 万、穆斯林41.9 万、天主教徒25.8万。[57]

同样，“马其顿穆斯林”也是奥斯曼帝国统治马其顿5个多世纪期间被伊斯兰化的马其顿斯拉夫人。16世纪时伊斯兰化在马其顿境内较为盛行。例如，1530年在马其顿的斯科普里、比托拉、普利列普、基切沃、特托沃等10 个城市里，总共有2520 户穆斯林，其中581户是伊斯兰化的当地居民。这就是说，1/4以上的穆斯林出身于当地。[58] 从18世纪末开始，一些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举家迁进西马其顿，加入了马其顿穆斯林的行列。到19世纪末，马其顿全境约有40%的居民是穆斯林。

其时，在保加利亚同样出现了许多宣扬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修筑了大量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在奥斯曼帝国行政当局和宗教势力的胁迫下，保加利亚基督徒不得不慢慢接受伊斯兰化的现实。这时，保加利亚基督教居民的食物、服饰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保加利亚基督徒是一夫一妻制，而穆斯林有权娶4 个妻室。基督徒被禁止穿华丽的衣服，不准携带武器，路上见到骑马的穆斯林要脱帽行注目礼。基督徒无权修建新的教堂，只能翻盖旧的教堂，等等。国家沦陷，被迫放弃信仰，社会思想被扭曲，生活方式被改变，这使保加利亚人生活在两种宗教和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在冲突和矛盾中求生存，谋出路。

保加利亚居民伊斯兰化的后果导致在当今保加利亚仍然存在两种穆斯林，即被伊斯兰化了的穆斯林和土耳其穆斯林。他们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10%以上。

巴尔干人民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之中

奥斯曼帝国掌控着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土地和人民，奥地利帝国主宰着巴尔干西部和北部以及多瑙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土地和人民，威尼斯共和国横行于亚得里亚海岸和希腊诸岛屿。真正的争夺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进行，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卷入激流旋涡中。

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巴尔干半岛称王称霸，是因为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骑兵、步兵、海军和专门武装力量。苏丹出征时可以统领10 万至20 万大军，这令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军队纪律涣散、不是酒鬼就是赌徒，行动迟缓。

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成功还因为有几位杰出的苏丹和宰相精心治理帝国，如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1451—1481年在位）和苏莱曼大帝（1523—1566年在位）以及伊布拉希姆巴夏宰相（1523—1536年执政）和梅赫梅德·索科洛维奇宰相（1565—1579年执政）。

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后便开始衰败。这时，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奥斯曼帝国走向瓦解：在国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在国内，军事采邑制度开始解体。17 世纪中期起，奥斯曼帝国已经力不从心，变成了博斯普鲁斯海岸的“病夫”，成为欧洲国家眼中的猎物。

奥斯曼帝国遇到的最大劲敌是日益崛起的奥地利帝国。从奥斯曼帝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开始，奥斯曼帝国同奥地利帝国的冲突和战争就接踵而至。

同样，奥地利帝国尽管在中欧和东南欧兴起，但它向巴尔干半岛渗透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同奥斯曼帝国的多次战争中，奥地利帝国失败的次数远多于胜利。在一系列失利后，匈牙利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奥地利帝国依然保存了实力，准备反攻奥斯曼帝国。它巧妙地动员和组织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戍边区居民以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煽动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奴役的情绪，并借助跃跃欲试的俄国、法国和英国，尝试达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某种协议。

但是，奥地利帝国转守为攻的转机发生在16 世纪末和17 世纪的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中。1683—1699年，奥斯曼帝国夺取维也纳的计划接连失败，遭到以奥地利帝国为首的由波兰、威尼斯、马耳他和俄国组成的“神圣同盟”的顽强抵抗。根据《卡尔洛瓦茨和约》，奥地利帝国获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巴奇卡和斯拉沃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威尼斯占据伯罗奔尼撒、达尔马提亚的6座城堡和多个岛屿；波兰扩大到波多里埃地区和乌克兰；俄国进入了亚速海地区。“这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地的大瓜分。”[59] 从此，奥斯曼帝国江河日下，穷于应战，丧失了昔日的辉煌。而奥地利和俄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制订了瓜分奥斯曼“遗产”的计划。在这方面，俄国抢先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地位，手段就是发动接二连三的战争。

彼得大帝1710—1711年发动的对奥斯曼的战争以失败告终，而1768—177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的战争则取得重大胜利，获得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深入多瑙河流域。根据1774年《丘恰克·卡伊纳贾和约》，奥斯曼帝国撤出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俄国船只可以自由通过黑海两海峡，俄国还获得了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教会的权利。

18世纪，奥地利和俄国已经就它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政策达成妥协性协议，以照顾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奥土战争（1736—1739）和奥俄制定“希腊方案”（1782）后，俄国将黑海沿岸地区和高加索并入了自己的版图，打通了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奥地利占领了西瓦拉几亚、波黑、伊斯特里亚半岛和达尔马提亚；威尼斯因失去了达尔马提亚，而获得了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作为补偿；法国进入了叙利亚和埃及。这样，奥斯曼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大国争夺巴尔干的战争致使巴尔干地区土地荒芜，房屋被毁，难民逃亡，生活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奥斯曼帝国这种由强变弱的趋势有利于巴尔干人民争取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当然，巴尔干人民的斗争不光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他们同样反对奥地利帝国和威尼斯的统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反对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发动反对掠夺和压迫、争取社会公正的社会运动。

巴尔干人民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早期的哈伊杜克运动、武装暴动和农民起义以及积极参加欧洲大国讨伐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有争取自决和自治的斗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