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同理论分析

Synergetics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为协同作用的科学^[21]。安索夫（H.I.Ansoff）于1965年提出协同概念，旨在强调一种让公司整体效益大于各独立部分综合的效益^[22]。赫尔曼·哈肯在1971年发表了《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引入了协同及协同学概念，于1976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并创立了协同学，认为整个环境的各系统之间或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使得整个系统形成微个体层所不存在的新质的结构和特征^[23]。哈肯的研究表明，一切开放系统，不管是宇宙系统还是宏观系统，乃至微观系统；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都能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出非平衡的有序结构，可能应用到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用统一的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与方法^[24]。哈肯概括出协同学，它研究一个由大量子系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间通过非线性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效应，使系统形成有一定功能的空间、时间或时空的自组织结构^[25]。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集合，如哈肯所论述的，所有的系统都可以将其分为子系统，观察到的系统的行为并非子系统行为的简单叠加，由于所有子系统相互作用对总系统贡献的结果，总系统的行为好像是有调节地、有目的地自组织起来的^[26]。一个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系统的有序度，而系统的有序又取决于各要素间的协同性^[27]。协同强调环境中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又相互合作的关系。郭治安提出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产生宏观的有序结构，这是“协同”的第一层含义；序参量之间的协同合作决定着系统的有序结构，这是“协同”的第二层含义^[28]。

协同思想就是构成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同步思想^[29]。蒂姆·欣德尔概括了坎贝尔等人关于企业协同的实现方式，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共享技能、共享有形资源、协调的战略、垂直整合、与供应商的谈判和联合力量等方式实现协同^[30]。芮明杰等对协同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是同一企业内部多个不同的业务单元或不同企业之间通过共享有形或无形的独特资源来创造更大价值的一种行为、方式和能力^[31]。邱国栋和白景坤从价值生成的角度对协同效应进行了研究，提出“协同效应=共用效果+互补效果+同步效果”这一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32]。鄢飞和董千里对物流网络的协同进行了研究，强调物流网络系统的各要素、环节、节点企业在资源、目标、运作等方面彼此协作、协调与配合，为实现各成员和物流网络整体价值增值和功能提升，还需强调物流网络系统与服务对象以及外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与配合^[33]。

Gereffi和Frederick^[34]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间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

（1）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2）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3）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4）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他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5）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