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黄易与金石学研究

第一节
黄易对乾嘉金石学的贡献

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说：“金石文字，考古之重要资料也。金石之学，我国过去考古学之核心也。”金石学的作用有三：“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文章，重其原始体制；艺术，兼赅书画雕刻。”^[1]金石学肇始在汉，至宋达到极盛，元、明中衰，入清之后，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考据学空前发达，讲求证据，金石学随之兴盛也就是必然了。

有清一代，不仅金石学著作汗牛充栋，金石学家也不胜枚举，据陆和九统计，清代知名金石学家多达424人。^[2]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硕儒，至乾嘉时期更盛，如钱大昕、武亿、翁方纲、黄易、孙星衍、阮元、王昶等人都是其中翘楚。虽然他们各自侧重的研究方面不同，但正是这样一批金石学家，将这门学问加以细化，逐渐建构成清代金石学的庞大殿宇。黄易正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之一，李玉棻将其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阳湖孙（星衍）、青浦王（昶）”并列为“金石五家”。^[3]有关他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贡献，本文将从鉴藏、搜访、保护、著述、交流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鉴藏

在清代金石学家中，黄易是以收藏丰富与善于鉴赏而著名的。受其父黄树穀金石收藏渊源的影响，黄易的鉴别能力自然出众。黄树穀性嗜古，虽然家资不丰，但酷好金石文字，即使幕游天下，颠沛流离，所到之处仍不忘搜访金石，在游历经过陕西扶风时，他勤访石刻，纂成《扶风县石刻记》。^[4]曾藏有唐天宝造像铜牌（图1），亲为考释题跋：

甲寅秋，予得一造佛题名小铜牌，大可二寸，宽八九分许，额以双龙蟠其上，负重在其下，仅铸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其文曰：“大唐天宝五载五月廿日，上为皇帝，下为一切苍生，又为七代先亡，今为现存父母，敬造阿弥陀像一铺。佛弟子张处万一心供养。”碑背有鼻钮，大略造佛既成而系此碑于佛坐间者。不知何时□□及予也。虚舟吏部令嗣孟坚雅爱之，欲豪夺，不可。^[5]

金石碑版也在搜罗之列，黄树穀常就所得，与丁敬、王澍等至交切磋讨论，黄易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跋家藏《麻姑仙坛记》拓本（图2）云：

丁龙泓先生与先子扪碑论古，晨夕过从。先生之手迹宜乎不少，然寒家五十年来书卷零落，惟此岿然尚在耳。拓本固可宝，而先生词翰尤不易得。重加装池，永为枕秘。^[6]

此外据《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所记，黄易所藏吉金器物拓本中至少十余件为黄树穀原藏，有的还存有黄树穀手书释文。黄树穀又藏有《孝慈堂印谱》（图3），并亲为题跋。翁方纲还在为罗聘所藏《黄松石各体书集古砚铭卷》的题跋中提到：

右钱塘黄松石书集古砚铭，凡十有一，自周、汉迄于元、明，而古文、篆、隶、正、行、草、章备焉……予不及见松石，而得交其令嗣小松，以小松之精考金石，即松石可知也。^[7]

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影响之下，黄易对于金石碑拓的收藏非常狂热，每遇古拓秘本，“眸色炯溢颧颊间”，甚至“解衣付质库易之，自谓千驷万乘无以尚也”。他收藏的金石碑版数量冠绝一时，鉴赏力超出寻常金石学家，是以“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于君。”^[8]钱大昕曾说“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余先后订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盦。”^[9]

黄易藏品的种类非常丰富，除了碑拓以外，“又多蓄汉印、诸吉金杂器物款识，摩挲终日不去手”，此外书画、古砖、古砚均在黄易的搜罗之列。关于古器物的研究，黄易曾撰有《丰润古鼎考》，此外自拓所藏古泉及古镜、古砚，集为《泉文》四册及《镜铭》《砚铭》^[10]。藏品实际数目，今天已经难以统计。阮元记载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余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11]。黄易在嘉庆元年（1796）赴嵩山、洛阳一带访碑，三十余天就“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幅”^[12]，其收藏总量，可以想象是非常惊人的。黄易曾纂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实为黄易收藏金石碑版的目录底本，记录品目数千种。

藏品之中最为珍贵的，大多刻入《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如《唐拓汉武梁祠画像》《熹平石经残字》等。其中尤以《唐拓汉武梁祠画像》（图4）著名，黄易不仅得到了相传为最古的“唐拓本”，更于山东直接访得原石。武梁祠画像刻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灵帝时期，最早著录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在《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部分文字和图像。原石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紫云山，宋以后祠石倾塌，没入地下。黄易发现的武梁祠画像对于研究古代经学和历史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当时金石学家和经史学者纷纷对此加以论述。

《唐拓武梁祠画像》的收藏者，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武进人唐顺之，后经朱彝尊、马曰璐、汪楍递藏。黄易卒后辗转流传至何绍基手，于道光后遭火患，后为李汝谦所得并重新装裱，遍邀当时名公如樊增祥、郑孝胥、易顺鼎、缪荃孙、劳乃宣、罗振玉等题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近代学者对“唐拓”的定性聚讼不已，如郑文焯认为非“唐拓”而可能是“宋拓”^[13]，容庚认为是明拓，最终经马子云等专家据纸墨特点定为宋拓本。^[14]笔者认为，其实至少在嘉庆六年（1801）二月二十四日，翁方纲已经知道此本并非“唐拓”而为宋拓，在阮元影刻宋代王厚之《钟鼎款识》中，一道刻入了翁方纲的一段题跋：

此册尝与宋拓武梁祠册同在马衎斋处……今武梁祠册归黄秋盦。^[15]

同书还影刻有嘉庆六年五月六日黄易的观跋，由此可以完全确定，至少在嘉庆六年五月，黄易也已经非常清楚这本拓本并非是“唐拓”（图5）。以往的研究者多斤斤计较于翁、黄对此拓本年代的误断，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黄易收集金石碑拓的方法十分可观，据笔者研究发现，黄易以其家世背景、游幕、仕宦的经历，建立了庞大的地缘和人缘上的收藏网络，其触角延伸非常之广，对其搜访碑拓带来极大的便利。在家乡杭州，先有赵魏、奚冈等朋友，后有何梦华、陈豫锺、陈鸿寿等同道。黄易曾经把银两存放于杭州奚冈处，这笔银两的用途之一，就是购买藏品，而作为江浙著名画家的奚冈无疑有很大的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的金石藏品。在京城，黄易以其丰富的收藏，引起了翁方纲、朱筠、张壎等鉴藏家和学者的关注，这些藏品对于他们来说，是其研经论史、扩大学术成果的重要资源。凭借他们的赏识，黄易则得到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网。黄易在济宁时，他以济宁为中心进行碑刻搜访，又通过其交游广泛地获取藏品。如由严长明作缘，购归《王稚子阙》，由朱文藻、江藩作缘，购得马氏后人所藏《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宋拓翦褾本》等善本碑帖。此外，翁方纲典试江南，在江南所得《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碑》等拓本也寄赠黄易；在浙江有陈豫锺自武康惠寄古砖文拓片；赵魏赴粤以南方碑拓赠黄易；甚至远在塞外的黄庭也是黄易得碑的来源，他曾为黄易访得塞外巴里坤的《裴岑纪功碑》原石拓本。当然，这里也包括收藏家和学者们的互相交换和鉴赏的情况，如嵩洛访碑归来，黄易拓碑四百余，以副本分赠李东琪、李克正、刘镜古等人。又将手拓《嵩山三阙》（太室、少室、开母）全幅（高八尺，宽五丈许）寄至翁方纲斋中，翁悬于嵩阳真迹之斋，与诸友同观作歌。

除了购买拓本、亲自拓存、朋友赠送、金石交换以外，黄易还以自己的书画篆刻作品换取藏品。如黄易为湖南巡抚陆朗夫墓志篆额，其子赠以“大泉五十范”作为润笔。又曾在为何元锡所刻印章的边款上说：“年来少作印，有惠以铭心逸品，则欣然奏刀。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16]由此来看，在书画篆刻上享有盛名的黄易，已经把自己的作品，作为金石置换和增进同好交往的资源。^[17]

黄易的碑拓收藏非常注重版本优劣，对拓本（片）的形式也十分讲究。黄易藏有《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剪褾本，此碑原石已毁，张燕昌又寄赠黄易宋拓未剪本，黄易欣然题跋：

整本虽墨重漫漶，而四周尚留余纸，得碑之全体比褾本多。“除新”二字、“诗能散畅事司穆其戍所”等字显然可见。褾本纸墨俱善，“能散”上“而”字尚存其半，整本“而”字尽泐，则褾本似在整本之前。然皆世间坏宝也。易所收汉刻，今时碑石尚存者，皆拓两本： 一整幅，一褾册。无石者一本且难遘，安能兼有？兹碑居然两本，壁悬几展，古香袭人，诚可乐也。^[18]

二、搜访

访碑，是金石学者亲身实践，参与到石刻发现或者原碑考察的过程，它比在书斋中观赏拓本更加具有直观性，可以更全面地考察石刻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访碑”活动理解为两种不同的体现：一种是创获性的发现，比如某石刻早已湮没无闻，被再度发现；另一种是亲履石刻所在之地进行考察或者是剔拓原碑。一些珍贵稀罕的碑刻，往往湮没于人迹罕至之处，搜访石刻，便成为一种独特的带有考古性质的发现、考察活动。在宋代，这种风尚已经在某些好古学者如欧阳修、赵明诚中间形成。明代有都穆、杨慎、赵崡等学者，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郑簠、傅山等人，都进行过访碑。他们访碑的目的，或是借访碑所获得的史料进行经史考订，或是寻求书法上的借鉴。^[19]

王念孙曾说：“秋盦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橅榻之精，实前人所未及。”^[20]黄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西岸河防状况及河道疏浚情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和综合治理的方案。黄易的访碑活动实际上和其所进行的水利河防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当地地理环境及水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地理的关注和专业的知识对其访碑工作非常有帮助。

黄易的访碑活动起源于何时已无法确考。1774年黄易于元氏县中访得《汉祀三公山碑》，谋于县令王治岐移置县城龙化寺，这可能是黄易访碑的首次重大成绩，他为自己刻“小松所得金石”印以纪其事，此印每每钤于其珍赏的碑拓上（图6）。同年黄易读邢侗所撰县志，按志索碑，于直隶南宫县城内尼寺访拓《大隋南宫令宋君象碑》。1775年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大齐赵郡王□□□之碑》（高叡碑）。1780年于山东肥城县孝堂山访得《孝堂山石室画像题字》。1784年，黄易与金乡县令马于荃剔朱长舒石室画像及题字。同年遵翁方纲嘱托，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1786年，黄易查阅《嘉祥县志》时，发现记载紫云山有汉太子墓，久没土中，亲至其地勘察，发现原来是武氏祠堂，因为黄河泛滥淤积没入土中。由此访得汉建和元年《敦煌长史武君之碑》、武氏石阙铭。同年冬，又访得武氏祠阙画像及题字甚多。又于卫辉府署舆人小室中意外访获《齐太公吕望表》上段，1791年又巧得下段，合为全石后移置府署衙神庙。1792年，于济宁晋阳山石佛足旁访得《□以遵妻殷蔡造象铭》，于济宁两城山田旁访得《汉朱君长三字刻石》，后移置州学明伦堂。是年十月十九日，乃黄易五十寿辰，戚友咸集，黄易避喧泗河，遣工拓碑，于山东曲阜县东关外庙壁间访得《熹平二年残碑》，同志者闻之共来作贺，碑后为阮元移置于孔庙同文门下。

黄易还有两次大型的访碑活动。第一次，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六日至十月初十日，黄易携拓工二人，赴嵩洛访碑，作《嵩洛访碑日记》（图7）。此次途经兰阳、祥符、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偃师、登封、义井铺、洛阳、龙门、孟津、怀庆、清化、获嘉、新乡、卫辉、滑县，又自东明、曹州、巨野、嘉祥返回济宁。黄易总结此次行程时云：“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阳渡河，驱车径往，轮蹄小住，辄问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晤对也。”第二次，嘉庆二年（1797）正月，黄易携女婿李大峻访岱，道经邹县、曲阜、大汶口，二月至泰山，登顶遍拓诸碑并记有访碑日记，又自泰安、张夏、历城、长清归，并作“岱麓访碑图”册（图8）。

从两次访碑的日记来看，他的访碑活动有专业拓工协同，得到地方官员和金石同好的帮助，所到之处基本做到了彻底的访求，其中包括向当地的拓工调查碑刻状况。有时候这种搜访的细致性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嵩山中岳庙前一对石人处，黄易竟然亲验东侧石人的冠顶，发现刻有一个“马”字（图9），云其“深刻极古，真汉人八分”^[21]。此拓的副本，黄易曾分赠多人，其中赠给张廷济者，甚至被摹勒于砚上，传为佳话（图10）。

此外，在乾隆六十年（1795）九十月间，黄易因母丧回杭营葬，暇时在杭州进行了一次访碑活动。回程途中，又在苏州、无锡、常熟、淮安等地稍作停留，访古探友。由于正在守孝期间，此次寻访古刻规模不大，且较为低调。

收获的同时，这种访碑活动往往也面临着危险。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曾经记述了原野访碑的艰辛：

比而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22]

黄易的同乡前辈丁敬为编纂《武林金石录》，更是亲履险地：

当其寒暑风雨之不避，蛇虎肆毒之不畏，饥则餐霞，倦则憩石，辰出酉入，遂遘痎疟。自言曾经某地，遇镌凿隐隐可辨处，鼓勇即之。返则取径甚微，浮土有声，左右悬崖绝壁。设一蹉跌，下临无地。偃伏移时，汗流股栗。有樵子导从，迂路始还。盖濒于危者屡矣，而终不悔也。^[23]

这种危险遭遇黄易也一样遇到。1775年，黄易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北齐天保八年《高叡碑》，该地虎患严重。他在拓后心有余悸，自记云：“地僻多虎患，不可复拓。”^[24]

三、保护

古代碑刻，由于历来缺乏系统而持久的保护，损毁相当严重，又以体积庞大，难以迁移，尤难保藏。虽然历史上刻意加以保护者不乏其人，如宋代孙觉之守湖州建墨妙亭，赵抃有藏春轩，其他有如洛阳存古阁、西安碑林等，然而今存完好者只有西安碑林而已。叶昌炽曾说石刻有“七厄”^[25]，朱剑心则概括为崩溺、迁徙、摧残、镵毁、妄刻、拓损、伪造、封禁八条。^[26]

对于访获的石刻，黄易并不据为私有，或居为奇货，而是进行妥善的保护。其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移置到官方机构如学宫、衙庙；另一种是就地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如发掘武梁祠后，他就采取了就地重修的保护措施。黄易对于武梁祠的发掘及后续的研究，是具有考古学意义的。^[27]他对武梁祠的热心保护，与他的发现者身份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深有关联，故而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如他在《修武氏祠堂纪略》中所说：“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惜？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黄易等人倡议重修武氏祠，并列出详细的保护计划。原先的考虑是“《武斑碑》宜与《武荣碑》并立济学”，但因为石材庞大，移置不便，最终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只将“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置济宁学宫明伦堂。黄易、李东琪、李克正等人商议后决定“就地创立祠堂，垒石为墙，第取坚固，不求华饰。分石刻四处，置诸壁间，中立《武斑碑》。外缭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曰‘武氏祠堂’。隙地树以嘉木，责土人世守。”由于工程巨大，“非数百金不办”，黄易倡议金石同好捐资以助其成（图11、12）。建成之后，作《修武氏祠堂记略》镌于石上。又邀翁方纲作《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于碑后模仿汉碑之例，列出了捐助者的姓名和钱数。考虑到“地有古碑，官拓易扰”，黄易等人“定价资其利而杜其累”。因为“汉人造石室、石阙后地已淤高”，为了使后人拓取方便，黄易要求“兴工时宜平治数尺，俾碑石尽出，不留遗憾”。祠堂建成，“有堂蔽覆，棰拓易施。翠墨流传，益多从此。人知爱护，可以寿世无穷，岂止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也哉”。^[28]

在这份捐助名单上，镌刻了为重建武梁祠而捐款的82人的姓名，其中大半为黄易的金石同好，共募得71万钱，大约相当于白银700余两。其中黄易一人便捐了14万钱，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嘉祥紫云山武梁祠堂汉刻，亦赖孙伯渊之力得庇一廛”^[29]，其实孙星衍在其中只是捐资了三千钱而已。以出资论，黄易独捐14万钱，为其中最多者，又倡导、谋划其事，是真正的第一功臣。

对于武梁祠画像的残石，黄易也十分珍视，不忍毁弃，将一些碎石雕琢为砚（图13）。他曾经访得一块武梁祠画像残石，此残石高四寸广六寸，中有一小马画像，右有八分题字一行曰“此□□金□□”（图14），后赠阮元雕琢为砚，嵌于文选楼墙壁之中。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对于科学保护武梁祠遗迹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局限性，这一方残石今日流落何方已不得可知，对后人的研究而言也成为一种遗憾。但小件汉画残石本身保存不易，这件事情相较于黄易对于武梁祠所做的工作而言，依然是瑕不掩瑜的。^[30]

四、著述

黄易的著述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黄小松先生嵩麓访碑记》（《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秋盦遗稿》、《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丰润古鼎考》、《武林访碑录》等，又辑有《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自辑刻印为《种德堂集印》、《黄小松印存》。今择其中与金石学相关之重要者略述于下：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不分卷），正式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后有道光十四年（1834）石墨轩刊本（图15）。据翁方纲题词，此书为“钱唐黄秋盦小蓬莱阁所藏金石，就其罕传者双钩锓木以共同好”。收录石经残碑、魏君碑、朱君碑、灵台碑、谯君碑、王稚子阙、范式碑、三公山碑、武梁祠像唐拓本、赵君碑等善本碑帖。根据原碑拓本双钩摹刻并录释文，后附各家重要题跋，融合了石刻著录“摹图”“录文”“跋尾”三种方式为一体。此书价值在于将碑帖中的珍秘善本公诸于世，以利金石同好欣赏研究，在当时可谓一大善举。

然而，有学者认为黄易刻意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传播与研究。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中论述：“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反之，这期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石。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就连黄易本人也从未刊行拓自其发掘的武氏祠石刻的拓片，而是印行了他收藏的所谓‘唐拓’，尽管这份拓本只包含很小一部分武梁祠画像。”^[31]

事实上，因为局限于雕版印刷的成本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出版一部著作是需要付出相当的资金，才能雇用刻工雕版付梓，而“图录”性质的刻板要求则更高。黄易的挚友翁方纲在给黄易信中说到自己著有《金陵访碑略记》五卷，却无力付剞劂。^[32]即使是官至大学士的翁方纲，刻书尚且如此困难，对于身份与地位不如翁方纲的黄易来说，恐怕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纂辑理念主要是将传世古碑帖中的善本秘本以尽可能还原的方式公诸同好研究鉴赏。事实是，黄易在当时已经尽可能地运用自己在山东的地缘优势，精拓这批新出土的画像石，广泛地寄赠给当时的学者，供他们鉴赏和研究。就现今可知的记载，在1794年至1795年间，黄易贻王昶汉刻画像二十余种。此外，翁方纲、毕沅、钱坫、汪楍等人都曾获赠黄易的新拓本。据周佩珠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黄易拓赠徐星伯的三巨卷。黄易还寄赠给钱大昕及其女婿瞿中溶，在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序》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乾隆中，予友杭州黄小松郡丞易官山左，癖爱金石，乃亲至其地搜访踪迹，一一出诸土中。重为建立并募善手精拓以贻同好。较洪氏所见虽又有残阙，而别得一石，有颜淑独处等十榜所题百余字及画像，则又洪氏所未见而为小松创获者也……翁覃溪阁学、毕秋帆尚书先后以此刻载之《两汉金石记》及《山左金石志》，皆爱其文字而录，之于画像多忽，未为深考。王兰泉司寇又以其图缩刻《金石萃编》中。^[33]

这些史料可以充分地证明，包括黄易在内的学者并非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复制、传播和研究，只是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和著作的体例，他们大多只能采用文字描述这种方式来记录史料。

《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一册，《中国印学年表》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黄易约在乾隆六十年（1795）为王毂作《题王莲湖汉铜印谱》，记载了济宁吴好礼世德堂所藏印章散失，黄易初得十余方，后郑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34]。此谱部分为黄氏旧藏，而大部分为吴好礼旧物。全谱存官印94方，私印282方，合计为376印。^[35]

《小蓬莱阁金石目》（稿本，不分卷），共计八册，今藏南京图书馆。其中朱方格本二册（图16），乌丝栏本六册（图17）。前者金石兼录，止于唐代，后者仅录石刻，但下限迄于元代，且乌丝栏本较朱方格本记述为详，似分别为稿本与清稿本。^[36]初稿约纂成于嘉庆元年（1796）。稿本历经江凤彝、魏锡曾、丁丙等人收藏，首页钤有黄易亲刻“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朱文印章。此书实际为黄易金石收藏的目录底本，大致以朝代划分，分为三代石刻、秦石刻、汉石刻、魏石刻、吴石刻、晋石刻、前秦石刻、后燕石刻、梁石刻、后魏石刻、北齐石刻、后周石刻、隋石刻、唐石刻、宋石刻、辽石刻、金石刻、元石刻，又附仿古石刻于后。碑目体例大致为先列碑名、书体，次列地点等相关信息和藏本由来，如是亲自所访则记录访碑时间地点，同好赠送也记录在册，有的碑刻还会加以简单的鉴定断语，如某些碑刻为伪造或赝鼎，亦加以注明，对于考察黄易的金石收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石目”之外，尚有“金目”一册藏于国家图书馆，共计六十一叶，封面题“黄小松司马藏三代至宋元金石目”，下钤“小松所得金石”白文方印，并有同治丙寅（1866）沈树镛、1928年刘之泗跋。此册分列三代金文、汉金文、魏金文、晋金文、北魏金文、北齐金文、隋金文、唐金文、后唐金文、后晋金文、后周金文、吴越金文、后吴金文、南汉金文、南唐金文、宋金文、金金文、元金文，著录体例与石刻目略同。此册为清稿本，与前述八册中的清稿本系列为同一体系。

《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不分卷，清刻本。此书实际上是《小蓬莱阁金石目》的一部分，共收录碑刻220种。采用分代著录的方法，依次记录碑名、书体、年代、原石所在、注释。虽然题名为《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实际亦混入了隋、宋石刻，可见审核并不精当，应当系后人付刻。

除以上著作之外，我们还不应忽略黄易的“访碑日记”和“访碑图册”。黄易的访碑日记是作者亲自搜访碑刻的忠实记录。两种日记当中以《嵩洛访碑日记》最为详细，每天所经过的地点、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欣赏到的景色、所访拓的碑刻情况以及当时的交游情况都有忠实的记录。^[37]今天所见到的《岱岩访古日记》一般是吴隐整理的排印本，记录较为简略，少了对沿路风土人情的记录。从黄易的日记原稿来看，这些记录十分潦草，有相当多的涂改和省略，说明这种记录是即时进行的，并非日后进行的补记。在原稿的后面又多记录书帐，这些在吴隐的排印本中被略去，而且文字也有所变动。

阮元评价黄易的访碑图册云：“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38]叶昌炽论云：“野寺寻碑，荒崖扪壁，既睹名迹，又践胜游，此宗少文、赵德甫不能兼得也。前人往往绘图记事，以留鸿爪……小松本工山水，亲为点染，超入神品。”^[39]这些图画是和其“访碑日志”相配合的，既有“嵩洛访碑图”，就有“嵩洛访碑日记”，既有“岱麓访碑图”，也就有“岱岩访古日记”。其创作过程应该是随时随地勾摹草图粉本，然后创作，这种记录基本是写实的，同时带有一种考古笔记的性质。画上的说明性文字，是以后根据日记整理所题。近年面世的《嵩洛访碑日记暨丙辰随录手稿》（图18），即为明证。白谦慎曾经考察过中国古代“读碑图”的创作范式，如传为李成的《读碑窠石图》、郑法士和韦偃和清初张风的《读碑图》等，这些创作并非是画家亲自进行的活动。^[40]然而身兼金石家和画家身份的黄易，将自己的亲身访碑实践融入写实性的访碑画作当中，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图成以后，作者以之广征题跋，加入同时其他名人学者的诗文创作，访碑者与观赏者这项共同的风雅工作，其实也是在传播宣扬其访碑的经历，增强其影响力。

五、传播与交流

黄易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细究其原因，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黄易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凭借官场以及学术界的人际网络来进行金石碑拓的收藏和研究，这是普通的金石收藏家所无法企及的。黄易的官场活动网络是很庞大的，他与清宗室弘旿、乾隆十一子永瑆、和珅的弟弟和琳、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两个儿子庆霖、庆桂十分交好，在山东与伊阿江、李亨特、王秉韬，在京城时与翁方纲、纪昀、朱筠、张壎等交往密切。在黄易赴嵩洛访碑时，当地毕沅幕府中的王复等在接待、住宿上予以足够的方便，棰拓的自由度也很大，甚至可以通过官方网络来募求拓工。^[41]

其次，清代学人幕府对于当时的学术建设具有卓著的贡献，而黄易与乾嘉时期朱筠、毕沅、阮元三大学人幕府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黄易结识了大批社会名流和学者，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同时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自身的发展环境。1777年黄易进京，是他开阔交游的重大转折点，在这里，他与翁方纲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而翁方纲是朱筠的好友，因此与朱筠的交往也是黄易来京最大的收获之一。黄易曾与朱筠同访汉印于京师，正是这次黄易获得了《汉石经残碑》拓本，作为见证者的朱筠不无羡意地为之题跋（图19）。

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福建乡试主考官、安徽学政、福建学政，被目为“乾嘉朴学家的领袖”^[42]。乾隆三十八年，奏请开四库馆，后即于四库馆供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其学“地负海涵，渊停岳峙”，在士人中享有崇高威望，“一时名士皆从之游，学者以不得列门墙为憾”^[43]。其幕府特征是大力提倡汉学，成为汉学家产生和聚集的场所，对汉学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朱筠幕府中有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黄景仁、武亿、钱坫等，其中大多与黄易有所交往。此外，翁方纲入室弟子谢启昆与黄易也有交往，谢启昆幕府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学人幕府，钱大昕之弟钱大昭即曾入其幕。黄易广博的金石收藏，在这些汉学家中间非常具有吸引力。例如嘉庆四年（1799）冬，曾在朱筠幕府中的著名学者王念孙视漕泲上，与黄易会晤并为“嵩洛访碑图”题跋，曾就《开母石阙》与之探讨：

启母石阙，好古家久殚精力矣，今秋盦多考出二十余字，又补正褚氏误阙二图，沙尘千余载忽焉显豁，诚为一快。余亦校正数字，惜箧中书籍无多，又匆匆北还，未及细与商榷，他日得暇脱稿，当邮以就正也。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二，乾隆因其文极精彩，特擢为状元。历任甘肃道台、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所不通。其幕府分为陕西、河南、湖北三个时期，幕中多为嗜古之士，著名的有严长明、程晋芳、钱坫、孙星衍、王复、洪亮吉、黄景仁、武亿、凌廷堪、邵晋涵、章学诚、方正澍、江声、梁玉绳、汪中、邓石如、史善长等。乾隆五十年（1785）夏，由严长明作缘，黄易购归《王稚子阙》。同年七月，毕沅、孙星衍、严长明、洪亮吉、王复于大梁节署同观黄易所藏《范式碑》并题跋。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在为黄易《汉石经残碑》题跋中道：“小松家藏金石甚富，每获宋拓本必索余题跋并以属幕中好古之士翰墨之缘，亦一时之盛也。”黄易在赴嵩洛访碑时，得到曾经在毕沅幕中的王复、武亿等旧友的帮助。毕沅幕府尤其重视金石文献的搜访和研究，纂有《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乾隆五十九年（1794），毕沅巡视山东，阮元倡议编纂《山左金石志》，毕沅因年迈加之政务繁忙，商定体例后将编书之责托付给阮元。书成之后，为表达对毕沅的尊敬，此书仍署毕沅、阮元同纂。黄易曾得毕沅所赠《曶鼎》拓片并记录器形、自书释文（图20），拓片题首中恭敬地称毕沅“毕师秋帆”。^[44]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人。乾隆五十一年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小学、算术、舆地、金石、校勘均极精通。一生著述宏丰，又主持修纂了《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大型总结性汉学典籍。阮元幕府有幕宾一百二十余人，几乎汇聚了乾嘉至道光初年朝野中一流的汉学家和诗文作家，其中有段玉裁、焦循、顾广圻、江藩、臧庸、李锐、严杰等著名学者，又有赵魏、朱为弼、孙星衍、武亿、朱文藻、何元锡、段松苓等潜心金石学整理研究之人，此外，陈鸿寿、陈豫锺等黄易旧友也曾协助过阮元。其主持修纂的金石学著作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阮元每过任城，必于黄易署斋中观摩其收藏，“留连竟日不忍去”。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黄易招朱文藻游山左，阮元、孙星衍皆莅任青齐，各倾箧商考，且命工匠广拓摩厓穹碑。这年冬天，阮元在曲阜，适逢黄易的访碑人以见汉隶残石（即黄易避寿所获《熹平二年残碑》，图21）来告，阮元“亟命掘土出之，舁至试院，手剔其文，乃熹平二年刻也……为移置孔庙同文门之侧”^[45]。嘉庆二年（1797），黄易赴岱岩访碑，得到了刚刚在山左形成的孙星衍幕府的帮助。^[46]同年阮元、毕沅编纂的《山左金石志》由小琅嬛仙馆梓行，此书引用了黄易等人的先期著录成果，阮元曾云：“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已先赅备。”嘉庆九年（1804），阮元刻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也利用了黄易的部分收藏，如“汉宜子孙铎”、“晋永昌椎”等。^[47]

由于受地域的限制，黄易与当时金石同好所采取的交流方式是以书信往来为主。梁启超曾论及清代学者学术交流多用函札：

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48]

今天尚存有大量黄易与当时学者金石学探讨的书札，如翁方纲、武亿、吴锡麒、赵魏、沈启震、余集等。其中黄易与翁方纲本不相识，正是通过信札，结交了这位“金石至友”。两人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还，内容几乎全部是有关金石收藏和探讨的。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翁方纲函嘱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黄易践诺，翁方纲作《鲁峻碑阴歌报黄秋盦作》，中有“武林黄九官济州，眼照万古肠为热。诺我此段烦急足，三度缄来冒风雪。今秋始得手量石”句。^[49]

再如武亿致黄易信札中，也记有黄易以玉版连纸一束寄去托其拓河南碑刻，并以《修武氏祠堂记略》一文就正之事，武亿对一些文字的细节处提出了建议。在另一封信中，武亿提到，由于自己没有读过宋代洪适的《隶释》，黄易便将此书相借，武亿读后，对《隶释》的记载提出一些看法并与黄易商讨。^[50]另黄易在自题中岳庙“马”字拓本（风雨楼旧藏）时云：“中岳庙前石人，武虚谷疑其有字。易亲观仆辈细拓，只于石人顶上得此一字。亟驰书相告，而《金石志》已刻成。”生动记述了二人学术交流之一例。

有的信札中，还留存了金石学家收集和置换金石碑拓的细节性史料，如与赵魏的通信中显示出黄易与赵魏在购买碑拓上还有经济往来。赵魏曾以赵孟頫《道德经》《苍蝇赋》托售，黄易在回信中说《道德经》“岁底再无人要，弟当寄还”云云，又提到有银存奚冈处，托赵魏购碑帖可从奚冈处支取。嘉庆五年（1800）赵魏自粤还，黄易致信乞分惠粤中碑拓：“吾兄在粤中得拓本乞分惠。粤碑弟与铁桥甚少也。”

六、余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评论：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51]

在金石学史上，黄易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和经历注定他不是以一个汉学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金石资料的搜访者、发现者、收藏者、整理者以及一个慷慨的提供者出现。虽然他也有考证经史小学的文字留存，但显然并不以此见长，而是注重碑拓版本优劣的鉴别和书法艺术上的源流考辨。这种偏重于金石考古、鉴定收藏、书法流变的金石学派，与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的订补经史小学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客观地说，虽然黄易的金石学研究总体还停留在鉴赏与收藏上，但是他并不像某些藏家把自己的藏品秘不示人，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通过广泛地交流，与乾嘉时期聚拢的一大批金石学同好，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自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奏请开四库馆，此后稽古之风大行，朴学趋于兴盛。黄易的金石学整理和研究，正和此时呈现的学术全盛期的气象和氛围息息相关。以黄易、翁方纲等为中心的金石学家互相交流，研究探讨，既对传统的金石学治学方式有着继承，又摒弃了以往鉴藏家“居奇”“自珍”“秘玩”的心态，呈现出一种慷慨和开放的气度，此时学者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被加强，关系也更为融洽。也正是这种收藏家与学者，金石学家与汉学家共同“疑义相析”的学术交流，成就了乾嘉金石学、考据学的极盛。黄易的金石发现与收藏，他的开放与交流的学术心态，在清代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承黄易与翁方纲的金石学鉴赏一派者甚多，如张廷济、翁树培等人，此后愈渐趋于琐细。道咸以后，金石学鉴赏派逐渐位居主流，运用金石史料订正经史小学的学者后继乏人。李慈铭在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指出：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52]

这一状况，正是汉学式微的表现，清朝后期，社会问题大量暴露出来，内忧外患严重，实用之学占据主流，而考据之盛世，自此已不复存矣。

[1] 相关论述请见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页4、13、34。

[2]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页390。

[3] 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清光绪刊本。

[4] 收录于《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册2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

[5] 张燕昌《金石契》，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嘉庆增修本。

[6] 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第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7]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454。

[8] 翁方纲《黄秋盦传》，《复初斋文集》卷十三，清刊本。

[9] 钱大昕《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序》，《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嘉庆刊本。

[10] 是书有同治年间鲍康题跋，孙殿起《贩书偶记》曾著录。

[11] 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2] 黄易《嵩洛访碑日记》，收入《丛书集成新编》册5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13]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郑文焯批注本），清嘉庆五年刊。郑批云：“此武进唐氏旧拓。盖即唐氏在宋时手自精拓本也，后遂传为唐拓。翁、黄诸贤每好侈言名迹，未考定武进唐氏为谁何，辄究纸、墨色之古，称为‘唐拓’。小松言宋人拓后久埋土中至今始出，今拓即宋拓也，此语近是。乃必谓宋以前，亦无塙证。余所藏娄寿、谯敏二碑，是宋摹宋拓，覃溪亦题为唐拓本，岂石墨亦有不虞之誉耶？”

[14] 见马子云《谈武梁祠画象的宋拓与黄易拓本》，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00期。

[15] 见王厚之《钟鼎款识》，嘉庆七年阮元积古斋影刻本。

[16] 黄易刻“梦华馆印”边款。

[17] 黄易在1787年前后曾为武亿手镌名章三方，同时委托其帮助拓取河南登封一带石刻。

[18]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嘉庆五年刊本。

[19] 关于清初及以前的访碑活动，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薛龙春《郑簠研究》两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20] 见王念孙跋黄易“嵩洛访碑图册”。

[21] 黄易《嵩洛访碑日记》，丛书集成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22] 《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册12，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页9191。

[23] 赵一清《东潜文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07。

[24]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原稿本。

[25] 见叶昌炽《语石》卷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252—253。

[26]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新1版，页293。

[27] 巫鸿认为，武梁祠的出土，“对一般性学术史说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见《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2。

[28] 徐宗幹《济宁碑目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册26，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29] 《语石》卷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272。

[30] 武梁祠现存残石均已被研究者详细记录并编号，此石（砚）今日在何处尚是疑问。事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一。

[31]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55。这本书在1989年获得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该书对于武梁祠的发现和研究历史的论述中出现不少语病和谬误，如“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页55）“早在黄易发掘武氏祠之前就移到济宁孔庙的武荣碑也被发现了。”（页15）这些句子不仅存在语病，而且与史实也不尽相符，如第二句中的“武荣碑”，似乎是“武斑碑”之误，因为“武荣碑”早已置立于济宁学宫中，谈不上再次“发现”。“武斑碑”倒是黄易之前发现的，但并未移置孔庙，而是后来就地保存于重立的武氏祠中。因为我未能检获英文原著，也许这一类的错误仅仅是翻译者造成的。

[32] 见《翁覃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页573。实际上，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也是在其去世后才由门下弟子聚资付刻。

[33] 瞿中溶著、刘承幹校《汉武梁祠画像考》，清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

[34] 黄易《秋盦遗稿》，续修四库全书本，册146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5] 此谱韩天衡《天衡印谭》又记“成书当在嘉庆初年”。上海书店，1993年版，页308。

[36] 徐忆农先生认为南京图书馆所藏《小蓬莱阁金石目》实为两种稿本，但未明为何编为一种。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一四四八三著录：“小蓬莱阁金石目不分卷，清黄易藏并撰，稿本，清孙星衍题款。”此本国家图书馆藏，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一册。同时，上海图书馆网络版馆藏古籍书目著录：“小蓬莱阁金石目不分卷，清黄易藏并撰，稿本，六册。”参阅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小蓬莱阁金石目〉》，故宫博物院编《黄易与金石学论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349页。

[37] 《嵩洛访碑日记》传本颇多，如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后辑入《丛书集成初编》，所据底本为黄石溪钞本。另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莫棠藏钞本，其他尚有国家图书馆刘履芬等藏钞本数种，近年黄易稿本亦现身拍场。

[38] 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9] 叶昌炽《语石》卷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273。

[40] 详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223、页226—227。

[41] 日本“网络论”学者金子郁容将这种“人际网络的建立”阐释为“具有固有意志和主体性的单元（个人或人的集团）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参加而形成的统一体。”这种“建网”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个体松散地存在之时所无法得到的力量，并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产生一加一等于三的“魔力”。这一论点请见《建网的招待》（ネットワークへの招待）一书。此处转述自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13—14。

[42] 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关于清代学人幕府的史料多采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43] 叶衍兰《清代学者象传》，民国十九年影印本。

[44] 题首“镇洋毕师秋帆得于秦中”，今藏童衍方处。见《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图录》，上海书店，2008年版，页5。

[45] 《小沧浪笔谈》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6] 孙星衍1795年至1804年在山东时，其实也形成了自己的幕府，详见尚小明《清代诗人游幕量化分析》一文。

[47]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清嘉庆九年刊本。

[4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64。

[49]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廿九，清嘉庆刊本。

[50] 参见武亿《授堂文钞》卷三、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册146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58。

[5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