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铁行轮船公司

哈姆林太太靠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们走上舷梯。船是夜里抵达新加坡港的，从拂晓起就开始装货，整整一天绞盘都在吵个不停，不过，这会儿她已经习惯了它们连续不断的喧闹。她在欧罗巴餐厅里用过午餐之后，因为无事可做，就坐上人力车，穿梭于这个城市里欢闹而拥挤的街道。新加坡是各国人杂居的地方。有马来人，虽说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但在城里的日子却不很惬意，人口也少；有中国人，他们灵活、机警、勤快，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头；有皮肤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走路悄无声息，好像异乡的旅客；有时髦而富足的孟加拉人，他们轻松自如地应对周遭的环境，而且充满自信；有狡黠谄媚的日本人，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一些紧急而绝密的事务；有英国人，他们戴着遮阳帽或白色鸭舌帽，或是坐在小汽车里飞驶而过，或是悠闲地坐在人力车里，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气。这些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微笑着用漠然的态度维持着他们的统治。这时，哈姆林太太感觉又困又热，等待着海船再次起航，开始她那横跨印度洋的漫长航程。

当那个医生陪林赛尔太太上船时，哈姆林太太张开大手挥动着。她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她从离开横滨之后就一直坐着这艘轮船，并且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进展。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同来东京的海军军官。对于医生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这位海军军官表现得十分淡然，这使她感到奇怪。另外两个男人也从舷梯上走过来，他们都是新乘客，她试图从他们的举止猜测出他们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聊以自乐。在她近旁，一群男人正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的卡其布套装和宽边白帽子来看，她猜他们是种植园主。他们把甲板上的船员指使得团团转。他们都灌了不少酒下肚，大声地谈话，嬉笑的样子几近于胡闹，显然，他们在为其中的一个人送行，但哈姆林太太无从判断那个将与她共度航程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开船的时间渐渐临近，乘客们陆续到达。杰夫森先生也到了，他神色庄重地缓步踏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回英国是为了度假。他是在上海登船的，登船之后不久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但她这会儿实在没有调情的兴致。一想到这次打道回府的缘由，她就眉头紧锁。这次圣诞节她要在海上度过，远离所有关心她的人，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心里在隐隐作痛。有一桩心事，不管她怎么坚决地把它推开，却总是持久地占据着她的心房，这令她烦恼不已。

嘹亮的起航的铃声响起，坐在她附近的那几个男人突然一起动了起来。

“好吧，我们得快点儿了，否则就要被船带走了。”其中一个人说。

他们站起身，向舷梯方向走。他们互相握手，到这个时候她才看清楚他们是在为谁送行。哈姆林太太注视的那个人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才把眼神在那个人身上多逗留了一会儿。他是个大块头，六英尺多高，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穿着一套邋遢的卡其斜纹布衣服，帽子扁塌而破旧。他的朋友们让他独自留在船上，然后越过码头，再转身致意。哈姆林太太发现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嗓音饱满、响亮、充满热情。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船舱，医生也过来坐在哈姆林太太身边。他们互相交流着白天遇到的一些琐碎的新闻。铃声再次响起，他们所乘的轮船拔锚起航了。那个爱尔兰人最后一次向他的朋友们挥了挥手，然后优哉游哉，踱着步走到他搁着报纸和杂志的椅子边上坐下。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那个人你认识吗？”哈姆林太太问道。

“午餐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经历了码头上的嘈杂和出发时的喧嚷之后，船上显得异常安静，令人有一种惬意感。轮船在汽笛声中徐徐地驶过布满青苔的嶙峋的悬崖（铁行轮船公司的停泊点是一处优美僻静的小海湾），出来后进入主海港。所有国家的船只，客船、拖船、驳船、货船，都停泊在这里；越过防波堤，你能看到成片的本地民船，它们的桅杆聚在一起，像一望无际的森林。在傍晚柔和的灯光下，忙忙碌碌的景象被涂上一层奇异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所有船只的活动在那一刻都暂时地消停了，仿佛在等待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

哈姆林太太一向觉少，天一亮，她就习惯性地走上甲板。那时，最后的星光已经褪去，日色逐渐占据天空，她那被困扰的内心也得到一丝抚慰。那是一天中绝早的时辰，镜面般的大海纹丝不动，似乎大地上一切忧愁都微不足道了。光线还很暗淡，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愉悦的颤动。

但是第二天凌晨，当她像往常一样走向上层甲板的尾部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先她一步了。那是加拉格尔先生，他正注视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日出像一个魔术师，在它的召唤下，海岸线从黑暗的深海中浮现出来。她感到吃惊，又有些恼怒，她还没来得及转身，他已经发现了她朝她点头了。

“起得早啊，”他说，“要来支烟吗？”

他穿着睡衣、拖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除了一件晨衣，一顶用来压住乱发的饰边小帽，她几乎什么都没穿，她猜想自己看上去一定很糟；当然，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没有权利再去在意她的容貌的。”她微笑着，好像他一定知道她脑子动着什么虚荣的念头。她拿了一支烟，说：“你起得也挺早啊！”

“我是干农活的。我长年以来都是早上五点起床，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哩！”

“你这个习惯在国内可不太受欢迎啊！”

他脱了帽子，所以现在她看他的脸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相貌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很亲切。当然，他有一点儿胖，但他的五官，年轻时没准儿是挺好看的，可现在却十分厚实。他的皮肤有些发红，还带点儿肿胀。但他的黑眼睛很活泼，虽然他看上去少说也有四十五岁，头发却依然又黑又密。他给人的感觉是强壮有力。他是个粗笨而普通的下等人，而哈姆林太太，要不是船上这么混乱不堪，断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必要跟这种人搭讪。

“你是回国度假吗？”她大胆地问道。

“不，我回国后就不再回来了。”

他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他是个健谈的人。最后，哈姆林太太必须下船舱去洗个澡，可就这一会儿，他已经跟她讲了好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马来联邦州生活了足足二十五年，过去十年里，经营一家南方的种植园。那里的生活是寂寞的，和所谓的文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赚了些钱，在橡胶生意浪潮中，他的生意做得不错，凭借着跟他那副乐天知命的相貌不相配的精明，他把自己的储蓄投资到政府债券中。但随着经济开始衰退，他也准备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印象中，她依稀记得那里有一座阴郁的小镇，粗糙的石头房屋，荒颓残败，面向阴森森的大海。一片荒芜，夹着细雨，寂寞、偏僻，这是她对那里的感受。难道这就是加拉格尔先生即将度过余生的地方吗？当他谈起那个地方时，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向往。他的活力和那个灰色的世界相比，显得那么不协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里吗？”她问道。

“我没有家。我的爸妈都死了。这世界上没有我的亲人。”

他做好了所有计划，他花了二十五年做这些计划，现在，他很高兴可以将这些计划和盘托出。这么多年，所有这些话他都只能跟自己倾诉。他打算买幢房子，再置办一辆汽车。他还要养马。对于打猎，他不是很上心；早年在马来州的时候，他猎到过不少巨大的野兽，但现在他已经没那个兴趣了。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丛林里射杀那些野兽，他在丛林里生活得太久了。但是，他会打猎。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她。

哈姆林太太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敢说你准有一吨重。”她答道。

他大笑起来，爱尔兰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而他也总是很注意保持身材的。一座橡胶种植园有你好走的，而他平日里还经常打网球。他很快就能在爱尔兰瘦下来。接着他就会结婚。哈姆林太太默默地注视着海面，海面渐渐被朝阳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的根基都拔掉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怀念吗？我能想象得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渴望回到家乡，而真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你的脑子会觉得像是挨了当头一棒似的。”

“我很高兴能抽身离开。我受够了，再也不想看到那个国家，或是那里的任何一个人。”

一两个早起的乘客走上甲板，哈姆林太太想起自己还衣冠不整，就下到船舱里去了。

以后两天，她几乎没有见过加拉格尔先生，而加拉格尔先生也一直待在吸烟室里。因为罢工，轮船没有停靠科伦坡，而乘客们也开始享受这段印度洋上的愉快旅程。他们玩起甲板游戏，互相品头论足、打情骂俏。圣诞节即将来临，这给他们提供了打发时间的主题，有人建议可以在圣诞节举办一个化装舞会，女士们甚至着手准备各自的服装。一等舱的乘客召集会议，决定是否让二等舱的乘客也参加舞会，虽然天气热得要命，大家讨论得还是很热烈。女士们认为这只会让二等舱的乘客感觉不安。可以想见，在圣诞节那天，他们肯定会喝过量的酒，紧接着就会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声称他们根本没有等级差别的想法，谁也不会那么势利，认为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可是他们也觉得不应该把二等舱的人放在错误的位置，那才是较为友善的做法。让他们在二等舱里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那样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另一方面，大家都无意去伤害他人的感情，当然了，现如今都在讲民主（这是回应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夫人，她说她乘坐铁行公司的轮船已经三十五年了，还从未听说过有人邀请二等舱的乘客来参加一等舱的会客厅里举办的舞会），即使他们并不感到愉快，他们还是很想来参加的。眼看着很快就要投票了，加拉格尔先生必须很不情愿地从牌桌前退出，因为领事要征求他的意见。二等舱有他的一个种植园的雇工，这次他带他一起回家。他从沙发椅上立起他庞大的身躯。

“要问我的意见嘛，我只能说，我带着的那个伙计和我一起照看我们的机器。他是个顶呱呱的家伙，他和我一样，都有权参加你们这个舞会。但他是不会来的，因为我打算在圣诞节晚上六点之前把他灌醉，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上床睡觉。”

领事杰夫森先生尴尬地笑了笑。由于他的官方职务，他被挑选来主持会议，他希望能稳妥地处理好这件事。他的口头禅是：凡事要做好，否则就不做。

“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他不无讥讽地说，“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开会讨论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根本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加拉格尔先生眨着闪亮的眼睛说。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最终想出的办法是，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但私下里再到船长那里去，向他指出，他最好能对邀请他们来参加一等舱的舞会一事保留意见。那天晚上，哈姆林太太身穿晚礼服走上甲板，正好跟加拉格尔先生不期而遇。

“你正好赶上喝一杯鸡尾酒，哈姆林太太。”他用欢快的语调说。

“我愿意来一杯。说实话，我正想找点儿乐子。”

“为什么？”他笑着问。

在哈姆林太太看来，他的笑很迷人，但她并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两天前的那个早晨，我告诉过你，”她愉快地答道，“我四十了。”

“我没见过哪个女人会总提这件事。”

他们走进休息室，他给她要了一杯干马提尼，给自己要了杯鸡尾酒。他在东方待得太久，已经不习惯喝别的了。

“你在打嗝儿。”哈姆林太太说。

“是的，我整个下午都在打嗝儿，”他不在乎地说，“很奇怪，看不见陆地以后，我就开始打嗝儿了。”

“我敢说，吃了晚饭你就不打嗝儿了。”

他们喝完酒，等第二通铃声响起，就走进了餐厅。

“你不玩桥牌？”分手前他问她。

“不玩。”

哈姆林太太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有两三天没见加拉格尔先生了。她满腹心事。在她缝纫时，它们挥之不去；当她想借着读小说来分散注意力时，它们横在眼前，叫她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她本指望在乘船远离伤心地以后，她内心的折磨就能得到缓解，可谁知恰恰相反，随着一天天地离英国越来越近，忧虑也与日俱增。一想到凄清、空虚的生活在前面等着她，她就忧心忡忡；她为那令她畏缩不前的未来费尽了心思，结果她的思绪还是回到了她此前不知尝试过多少次想要避开却从未能避开的那些事情上。

她结婚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是漫长的，当然，她不能指望丈夫依然像刚结婚时那样疯狂地爱她，再说，她也没有疯狂地爱过他。他们现在是彼此了解的好朋友。他们的婚姻，就婚姻而言，表面上是很成功的。只是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他恋爱了。如果是偶尔调调情什么的，她并不反对，他以前也有过，她甚至还拿那些事调笑打趣，他也毫不介意，还把这当成恭维呢。可这次却不同，他像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那样投身其中了，他都五十二了，这太荒唐了。这件事有失体面。他爱得不理智、不慎重，这件丑事如今已经在横滨的外国人中间闹得沸沸扬扬了。

最初她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因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会干出这种蠢事，但脾气发过之后，她也试着说服自己去理解。要是他爱上哪个姑娘，那就随他去吧。中年男人有时难免会被那些轻佻的少女们搞昏了头，结果让世人看笑话。在远东待了二十年，她早就明白，五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但他没有这种借口。他爱上的是一个比她还要大八岁的女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使得她，也就是他的妻子，成了大家的笑料。

多萝西·拉贡快五十岁了。她跟哈姆林先生一样，都是横滨的丝绸商，因此，他认识她已经十八年了。一年又一年，他们每周都会见面三四次，有一次，他们在英国碰上了，还曾经一起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即使是一年前，他们也还只是打打趣的朋友关系。真是不可思议。当然，多萝西是个标致的女人，她身材好，可能有些过于丰满，但是胖得并不难看；她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红润的嘴唇、美丽的头发，但那些都是几年前的模样了，如今她已经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呀！

哈姆林太太果断地和她丈夫摊牌了。起初，他还发誓说根本没那回事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她握有证据。于是他的脸沉下来，最后没法否认了，只得乖乖地承认。接着，他说出了一句令她震惊的话。“你何必在意呢？”他问她。

这话使她发狂，她愤怒而嘲讽地回敬了他。她变得伶牙俐齿，她在内心的极度痛苦中寻找各种伤人的言辞，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我还不至于是那么差劲的丈夫吧。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但我对你有很深厚的感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也丝毫没有削减过。我给多萝西的一切，没有一分一毫是从你这里取走的。”

“那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埋怨的吗？”

“没有。没人能娶到比你更好的妻子了。”

“你待我这么冷酷，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我没想过要对你冷酷，只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可到底是什么让你爱上她的？”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难道你就不能克制一下？”

“我试过。我想我和她都试过。”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才二十岁似的。要知道，你们都是中年人啦。她比我还大八岁呢。这事情把我弄得一头雾水。”他没再吭声，她也不清楚她心里翻腾着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是嫉妒攫住了她的喉咙，还是气愤？也许只是自尊心在作怪？

“我不会听之任之的。要是只有你和她，那我可以跟你离婚，可现在还牵涉她丈夫，还有孩子们。天哪，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她生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她现在没准儿都当外婆了？”

“没错。”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孩子！”

他深情地伸出手好像要抚摩她，但她厌恶地向后退了退。

“你让我成了朋友中的笑料。为了我们大家好，我宁愿保持沉默，但条件是，这一切都必须得结束，现在、立刻、永远。”

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抚弄着桌上的一件日本装饰品。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多萝西。”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她一语不发，稍稍向他欠了欠身，走过他的身边，出了房门。她气愤得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止略显做作。

她等着他和多萝西·拉贡商量的结果，但是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他很安静、彬彬有礼、沉默寡言，最后她不得不主动开口。

“你没有忘记前两天我和你说过的话吧？”她冷冷地问。

“没有啊，我和多萝西谈过了，她希望我转告你，对于她给你造成的伤害，她感到非常抱歉。她本想来看看你，但又担心这么做会令你反感。”

“你们怎么决定的？”

他犹豫了一下。他很镇定，但是声音还是有一点儿颤抖。

“要是做出承诺而又无法实现，那恐怕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也算是个了结吧！”她回答。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提起离婚诉讼，那我们只能应诉。你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有用的证据，你会败诉的。”

“我没想过要这么做。我要回英国去，咨询一下律师。现在这种事情办起来很容易，希望你能高抬贵手。我想你有能力还我自由，不必把多萝西·拉贡也拖进来。”

他叹了口气。

“这真是一团糟，是吧？我不想和你离婚，不过当然，我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你的要求。”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她哭了，怒气又一次发作，“你就希望我什么也不做，当个傻瓜？”

“我真的太抱歉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看着她，眼里充满了忧愁，“我很清楚，我和她并不想相爱。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多大年纪了。多萝西，正如你说的，已经足以当外婆了，而我也是个已秃顶又肥胖的五十二岁的老头儿了。在你二十岁恋爱时，你觉得那会是永恒的；而当你五十岁，当你把生活、爱情都看透了的时候，你知道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玩意儿。”他的声音低沉，充满悔恨，似乎在他眼前呈现出秋天的悲凉景象，落叶纷纷。他严肃地看着她说：“同样在这个年纪，你知道自己再也不能错过这个由反复无常的命运送来的机会。不出五年，或许六个月，这一切都会结束。生活是单调的、灰色的，而快乐是珍奇而稀有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

听到丈夫的这番话，哈姆林太太心里感到一阵刺痛，这个男人一向讲求实际，就事论事，如今却换上这样一副对她来说全新的腔调。在他身上，陡然生出一种她完全不熟悉的既热情又悲凉的情愫。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痕迹，在他的决绝面前，她无能为力。她只能一走了之。现在，她满怀怨恨，就像上次跟他说过的那样，她决定离婚，为此她踏上了回英国的旅程。

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面熠熠生辉，好像一面明镜，空洞、冷漠，就像她所面对的生活，那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整整三天，海面上没有别的船只来打破这片广袤的寂静。偶尔，因为飞鱼的疾行，平滑的海面转瞬间波光粼粼。天气酷热，就连最好动的乘客也放弃了甲板上的游戏，比如现在（这时正好是吃完午餐之后），他们就没有睡在船舱里，而是横七竖八地躺在椅子上。林赛尔踱着步子向她走来，坐下了。

“林赛尔太太在哪儿？”哈姆林太太问。

“哦，不知道啊。就在附近吧！”

他的冷漠令她气愤。他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的妻子和那个医生正打得火热呢？照理，他早就应该在意了才对。他们的婚姻也浪漫过。林赛尔太太还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订婚了，那时他也不过是一个稍大一些的男孩儿。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肯定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他们的恋爱故事也一定十分感人。但是现在，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彼此厌倦了。这真让人心碎。她的丈夫又说过些什么话呢？

“我猜想，你回去后，是准备在伦敦定居吧？”林赛尔懒洋洋地问，显然是在找话说。

“我想是的。”哈姆林太太说。

事实上，她回到伦敦后将无处可归，而且她住在哪里，也没人会关心，想到这一切，她的心情很难平静。一些纠缠着她的思绪令她想起加拉格尔。对于他回国的迫切心情，她感到忌妒，也很感动，对于他热情洋溢地描绘出的他想象中的房子，还有他计划娶的妻子，她都觉得很有意思。她那些横滨的朋友，在暗地里得知她决定和丈夫离婚之后，都确信她还会再婚。她倒并不那么急着再婚，毕竟那场婚姻太让她失望了。再说了，大多数男人在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求婚之前，都会犹豫再三的。连加拉格尔先生想要找的也是身材丰满、圆润的年轻女子。

“加拉格尔先生哪儿去啦？”她问性情谦和的林赛尔，“我这两天都没见过他。”

“你不知道吗？他病了。”

“可怜的人。他怎么了？”

“他一直在打嗝儿。”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

“打嗝儿，怎么会让人生病呢？”

“那位医生也很困惑。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奏效。”

“真奇怪。”

从这以后，她就没再多想，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她偶然遇见医生时，她问起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看见他那张孩子气、乐呵呵的脸上显出阴郁、迷茫的神情，她十分惊讶。

“恐怕很糟糕，可怜的人儿。”

“是因为打嗝儿吗？”她不解地大声说。

那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失调，没有人会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的，他咽不下东西，也没法入睡。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他迟疑了一会儿，“除非我能很快止住他打嗝儿，否则，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哈姆林太太大惊失色。

“但是他很强壮啊。他看起来精力挺旺盛的。”

“我希望你能去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要我去看他吗？”

“来吧。”

加拉格尔已经被人从船舱转移到了船上医院，当他们走近医院时，就听到一阵阵剧烈的打嗝儿声。那声音，可能让人联想起饮酒过度，所以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但加拉格尔的样子，使哈姆林太太感到震惊。他瘦了不少，脖子上的皮肉变得松垮，耷拉下来，即便在阳光下，他的脸色也是一片死灰。他的眼睛，以前总是笑盈盈的，充满快乐，现在由于饱受折磨，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他的强壮的身躯因为打嗝儿而不停地摇晃，这时，那打嗝儿的声音已经再也没了可笑的成分；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原因，哈姆林太太觉得那声音听起来怪异而可怕。当她走进房间时，他朝她笑了。

“看见你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她说。

“我死不了，你知道的，”他喘着气说，“我会平平安安地回到爱尔兰的绿色海滩。”

有个男人坐在他旁边，当他们进来时，他站了起来。

“这位是普赖斯先生，”医生说，“他负责管理加拉格尔先生种植园里的机器。”

哈姆林太太朝他点了点头。他就是那天讨论圣诞节晚会时，加拉格尔提到的那个住在二等舱的乘客。他身材十分矮小，但是很结实，一副快活、自信甚至有些放肆的神气。

“你要回家了，感觉开心吗？”哈姆林太太问他。

“那还用说，夫人。”他回答道。

就凭这几个词的语音语调，哈姆林太太便可以断定他是伦敦人，而且属于那种乐观、通情达理、脾气很好的一类，这使她感到有点儿亲切。

“你不是爱尔兰人吧？”她微笑着问。

“我可不是，小姐。我家在伦敦，我很乐意回去，不骗你。”

哈姆林太太从来不觉得别人称自己为小姐是什么冒犯。

“好吧，先生，我先出去。”普赖斯对加拉格尔说，做了个手势，好像要抬手去触一下帽子，可其实他并没戴帽子。

哈姆林太太问病人有什么事情她可以效劳的，过了一两分钟，她就和医生一同离开了。那个矮个子伦敦人在门外等着。

“能占用你几分钟吗，小姐？”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院的舱室位于船尾，他们倚着栏杆，俯身看着下面的凹甲板，不当班的水手和乘务员正在舱口盖上闲逛。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普赖斯说，语气含糊，他原先活泼而布满皱纹的脸出奇地换上了一种严肃的表情，“我和加拉格尔先生共事四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他又迟疑了一会儿。

“我不想说，但这是事实。”

“你不想说什么？”

“好吧，既然你问我，那我就告诉你，他没救了。这一点医生竟不相信。我跟他说过，但他不听我的。”

“你别这么沮丧，普赖斯先生。医生是很年轻，但我想他也不笨，打嗝儿是不会致命的，你也清楚。我敢说，加拉格尔先生过两天就会好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就在我们离岸那会儿。她说过，他绝对到不了家。”

哈姆林太太转过身，面对着他。她站直了，足足比他高出三英寸。

“你说什么？”

“我确信，这是一种施在他身上的魔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理解了我说的话。药物对他不起作用。你不了解那些马来女人，我了解她们。”

哈姆林太太感到十分诧异，不过，她还是没法相信，于是耸了耸肩，笑了起来。

“哦，普赖斯先生，那真是无稽之谈。”

“当我告诉医生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但你记住我的话，他等不到看见陆地就会死掉。”

这个男人说得这么认真，哈姆林太太在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事不由得她不当真。

“为什么有人要对加拉格尔先生施魔法呢？”她问。

“嗯，这事跟女士说起来有点儿尴尬。”

“请告诉我。”

普赖斯露出窘相，要是换个场合，哈姆林太太也许会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加拉格尔先生在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这话你能理解吧，一个人是很孤独的，男人，你也懂的，小姐。”

“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她笑着回答。

“请原谅，夫人。事实上，他曾经跟一个马来女孩儿同居。我不太清楚有多久，我想应该有十年、十二年吧。当他决定回国不再回来时，那个女孩儿一句话也没说。她就独自坐在那儿。他以为她会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没有。当然，他也没有亏待她，还给她留下一幢小房子，修整得好好的，保证她每个月的收入跟原来差不多；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我得这么说。她一直都很清楚，总有一天他要回家乡的。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看着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好，把它们运走，看着他把所有家具全都变卖给当地的中国人。她想要的一切，他都留给了她。等他赶着出发上船的时候，她还是坐着，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和她道别，就像我们平常做的那样，你相信吗？她竟然一动也没动。‘你不想和我道个别吗？’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很滑稽的表情。你知道她怎么说？‘你走。’她说。他们那些当地人，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很滑稽。‘你走。’她说，‘但我告诉你，你绝对到不了家。当陆地消失在海平面的时候，死神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在重新看到陆地之前，死神就会把你带走。’这话把我吓得半死。”

“对此，加拉格尔先生是怎么说的？”哈姆林太太问。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啦。他只是大笑一声：‘你要开开心心的。’他对她说，然后跳进汽车，我们就这样走了。”

哈姆林太太眼前浮现出那条阳光明媚的道路，它穿过幽寂的种植园，穿过那些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布均匀的树木，然后蜿蜒上山，又取道密林而下。司机是个马来莽汉，车上坐着两名白人。车子向前疾驰，经过马来人远离大道、安静地隐居在椰林里的房屋，穿过繁忙的乡村，集市上到处都是身穿明丽纱笼、皮肤黝黑的矮个子农民。傍晚，车子终于抵达整洁、现代的城镇，这里有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整洁的客栈、在那儿定居的白人、火车站，这两个人将从这里搭火车前往新加坡。而那个女人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等着新主人搬进这幢房子，看着汽车引擎突突启动的那条路，看着汽车扬尘而去，望着它，直到它消失在夜色之中。

“她长什么样儿？”哈姆林太太问。

“嗯，依我看，那些马来女人都长一个样儿，你知道的。”普赖斯先生答道，“当然她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你知道那些本地人，她们胖得吓人。”

“胖？”

这个怪异的想法使哈姆林太太感到沮丧。

“加拉格尔先生可是个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想到身材肥胖，哈姆林太太立即恢复到常人的看法。一时间，她似乎有点儿接受这个矮个子伦敦人的看法，这使她对自己都有点儿讨厌了。

“这真是荒唐，普赖斯先生。肥胖的女人怎么可能在千里之外对一个男人施魔法呢！事实上，肥胖的女人自己生活都很不容易。”

“你尽管笑话吧，小姐，但是除非我们做点儿什么，否则你就听着我这句话，我的主人没救了。而且药对他不管用，至少白人的药没用。”

“说点正经的吧，普赖斯先生。那个肥胖的女人应该不会对加拉格尔先生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式，他算对她不错啦。她何必要害他呢？”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即使一个男人在那里和一个本地女人过上二十年，你就以为他能懂得那个女人阴暗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吗？至少他不懂！”

对于他那些夸张的言辞，她笑不出来，因为他的紧张情绪是真挚感人的。她知道，男人，不管他们的肤色是黄色的、白色的还是棕色的，他们的心都是难以捉摸的。

“但是，就算她感到愤怒，就算她恨他，想杀了他，她能怎么样呢？”奇怪，哈姆林太太提这些问题时，下意识里已经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世界上哪有什么毒药可以在六七天后再起作用的呀。”

“我可没说过是毒药。”

“对不起，普赖斯先生，”她笑道，“但我可不愿相信什么巫术，你知道。”

“你可是在东方生活过的人哪！”

“断断续续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吧！”

“就是啊，你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反正我是做不到的。”他突然愤怒地攥紧拳头，猛地一拳打在栏杆上，“我真受够了那个该死的国家。一想起来我就生气，那个鬼地方。我们没办法跟他们走到一块儿，我们是白人，事实就是这样。请原谅，我得去喝一杯了，我心里直打战。”

他朝她硬生生地点了点头，离开了。哈姆林太太注视着他，这个敦实矮小的男人，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衣服，拖着脚跟，跌跌撞撞地走下升降口，来到船腰，低着头穿过去，然后消失在二等舱的大厅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使她感到一阵隐隐的不安。她无法从脑海里去掉这幅场景——那个矮小的女人，已经不再年轻，穿着纱笼和斑斓的上衣，戴着黄金首饰，坐在一座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空荡荡的路面。她的胖脸上涂了脂粉，但是那双没有眼泪的大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开车离去的男人们活像回家度假的学生。加拉格尔舒了一口长气。这天清晨，在明丽的天空下，他的精神异常活跃。未来就像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蜿蜒穿过一望无际、树木繁茂的大平原。

那天傍晚，哈姆林太太向医生询问病人的情况。医生摇了摇头。

“毫无办法。该做的我都做了。”他皱着眉头说，“真倒霉，碰上这么一个病例。不过，就算是在英国也照样没辙，更别说是在船上了……”

他是爱丁堡人，最近刚通过医师资格认证，这次是回国度假，再回来就可以行医了。他真想替自己鸣冤，他本想玩得开开心心的，可面对这怪病，他简直郁闷死了。虽然他经验不足，但他已经尽力了。让他恼火的是，他怀疑别的乘客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傻瓜。

“你有没有听普赖斯先生说过他的想法？”哈姆林太太问。

“他那种瞎话，我可是闻所未闻。我跟船长说了，他也气得发疯。他希望大家不要谈这件事，他认为这会在乘客中引起骚动。”

“我会守口如瓶的。”

大夫用锐利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你该不会相信那种胡说八道吧？”他问道。

“当然不会。”她环顾着四周的海景，蔚蓝而宁静的海面上闪着幽光。“我在东方住的时间不短啦，”她加了一句，“那里偶尔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

“这话听着让我心里有点儿那个。”医生说道。

在他俩旁边，有两个小个子的日本绅士，正在玩掷绳圈的游戏。他们身穿整洁的网球衫、白长裤和麻布鞋，看起来很欧化，甚至在用英语相互记分。可是在那一刻，当哈姆林太太看着他们的时候，却隐约地感到不安。这些人似乎很会伪装自己，所以他们身上总有一份邪恶。她的神经快崩溃了。

很快，加拉格尔被施了魔法的传闻在船上不胫而走，没人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女乘客们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边为圣诞节的化装舞会编织晚装，一边压低声音聊起了这件事，而男士们则在吸烟室里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闲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东方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他们记忆的某个隐秘处，总能挖掘出一些古怪的、令人费解的故事。当然，要是当真以为加拉格尔先生中了魔法，那也太荒唐了，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可是各种事实摆在面前，却又没人能够解释。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解释加拉格尔的病因，他能给出一个生理上的解释，但对于这可怕的痉挛为什么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却未置一词。他隐约感到一点儿自责，所以竭力为自己辩护。

“要知道，这种情形，恐怕你干到退休都不会碰到，”他说，“真是倒霉透了。”

与此同时，他跟过往的船只进行无线通信，不时地收到各种诊治意见。

“他们说的每一种方法我都试过啦，”他不耐烦地说，“日本轮船上的医生建议注射肾上腺素。亏他想得出来，我们现在正漂浮在印度洋的中央，我到哪里去搞肾上腺素啊！”

当这艘轮船在广袤的海洋上全速航行时，一些看不见的信息从不同的角落传到这艘船上。想到这些，实在有些令人感动。在那一刻，她猛然感到特别孤单，宛如身处世界的中心。隔离舱里正躺着那个病人，痛苦的痉挛使他摇晃着身体，他在拼命地喘息。随后，乘客们发现轮船改变了航线，他们听说船长决定要在亚丁停靠，因为船上的医疗条件有限。加拉格尔将被送到岸上，带到医院接受治疗。总工程师接到命令，要他开足马力。这艘轮船上了年纪，浑身震颤着，需要加倍卖力才能前行。乘客们早已习惯了轮船的噪声和引擎的振动，这时，由于振动加剧，他们的神经又经受了一番刺激。虽然振动不会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但却震撼了他们的感官，使每个人都切身地感受到了。海面上依然没有过往的船只，他们就像穿梭在一个空荡荡的世界。这时，早已降临在船上但谁也不愿意承认的不安情绪，演变成了证据确凿的危机。乘客们变得暴躁，为了一些小事而大吵大闹，要是在平时，那些事情根本就无足挂齿。杰夫森先生还在讲述他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但是不再有人报以微笑。林赛尔夫妇有过一次口角，有人听见林赛尔太太跟她的丈夫深夜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压低嗓门儿，用紧张而激烈的言辞指责她的丈夫。吸烟室里，一天晚上，有人在玩桥牌时大打出手，最后和解的方式是所有人都酩酊大醉。人们很少谈起加拉格尔，但这个人始终萦绕在大家的心头。他们查看航海路线图。医生表示，加拉格尔顶多只有三四天了，于是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早什么时候能到达亚丁。至于他上岸后会怎么样，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不希望他死在船上。

哈姆林太太每天都去探望加拉格尔。就像热带的春天，一场阵雨过后，你似乎可以看见青草在你的眼前长出来一样，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衰竭下去。他的皮肤已经变得松弛，耷拉着，脸颊深陷，双下巴就像火鸡满是皱褶的赘肉。透过他身上盖着的床单，你能觉察出他高大的身躯现已成了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大多数时候，他因为注射了吗啡，双目紧闭地躺着，但身体仍然随着可怕的痉挛而摇晃；他有时会睁开他那双异常大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里），含混、困惑而又不安地望着你。但是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认出是哈姆林太太时，他会努力抽动嘴唇，挤出一丝笑来。

“加拉格尔先生，你感觉怎么样了？”她问。

“好些了，好些了。等度过了这该死的炎热，我就会好的。主啊，我多么希望能一头扎进大西洋里。要能尽兴地游个泳，让我干什么都行啊！我真想再感受一下戈尔韦那冰冷、灰色的海水拍打胸膛的感觉。”

接着，一阵打嗝儿使他从头顶一直摇晃到脚底。普赖斯先生和女服务生轮班照顾他。小个子伦敦人的脸上再也看不见原先那副无拘无束的快乐神情了，他现在变得愠愠不乐。

“船长昨天把我找去了，”当他和哈姆林太太单独在一起时，他对她说，“他给了我一次警告。”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不愿意听到这些不吉利的话。说这些话已经在乘客中间引起了恐慌，我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否则他就要跟我算账。可这事不是我说的。除了跟你和医生说过，其他人我可一个字也没提。”

“船上的人都听说了。”

“我知道。你难道认为就我一个人在谈这事吗？那些印度水手和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你不会觉得他们需要你的教导吧？他们都清楚这不是平常人得的病。”

哈姆林太太沉默不语。从有些乘客的女仆那里她了解到，在这艘轮船上，除了白人，现在已经没人再怀疑这个事实：加拉格尔抛弃的那个女人正在遥远的南方对他施以魔法。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当他们看到阿拉伯岛上那荒芜的山崖时，他的灵魂就会跟他的肉体分离。

“船长说了，要是他再听到我搞什么鬼把戏，他就会在到岸前一直把我锁在船舱里。”普赖斯突然说，他眉头紧蹙，皱巴巴的脸上阴云密布。

“鬼把戏是什么意思？”

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好像她也和船长一样成了他发火的对象。

“医生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狗屁办法都用上了，他还跟各个地方的人进行了无线通信，可是有什么用？告诉我。难道他看不出来这个人快要死了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

“什么办法？”

“现在是巫术在杀他，所以只有巫术才能救他。你可不要说这个不管用，我亲眼见过。”他抬高了嗓音，声音显得暴躁而又刺耳，“我看见过一个人就是这么从死亡边上被拖回来的，他们请了一个‘巴旺’，我们叫巫医，他会耍一些小把戏。跟你说吧，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哈姆林太太没有吭声。普赖斯询问似的看了她一眼。

“甲板上的水手当中有一个是巫医，他跟我们在马来州的‘巴旺’一样。他说他可以做，但他需要一只活物。一只公鸡就行。”

“要一只活物做什么？”哈姆林太太问道，眉头微微一蹙。

小个子伦敦人很快地用怀疑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听我的劝告，就最好什么都别问。但我告诉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的主人救回来。如果被船长知道了，他要把我关进船舱的话，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正在这时，林赛尔太太上来了，普赖斯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跟她们道了别。林赛尔太太想让哈姆林太太试试她特地为化装舞会编织的东西。当她们走下船舱的时候，她突然紧张兮兮地对哈姆林太太说，加拉格尔先生可能会死在圣诞节那天。要是他真的死在那一天，那他们就不可能举办舞会了。她已经跟医生说过了，要是真的发生那种事，她就永远不会再理他。他很诚恳地向她保证，他会尽量想办法让加拉格尔活过圣诞节的。

“这样对他也好。”林赛尔太太说。

“对谁？”哈姆林太太问。

“对可怜的加拉格尔先生啊！没有人会愿意死在圣诞节，不是吗？”

“我真不知道。”哈姆林太太说。

那天晚上，她睡着不一会儿，就给哭醒了。她居然从睡梦中哭醒，这使她感到惶恐，似乎肉体的脆弱使她无法反抗，她的意志被击垮了，面对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悲哀，她毫无招架之力。跟往常一样，她反复回想这些深深地影响着她的不幸事件的种种细节；她的脑子里重复着她和丈夫之间的对话，庆幸自己当时刚好说过某一句话，又为当时不该说而说出口的话感到自责。她现在真心希望自己对丈夫所做的荒唐事情一无所知，她责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明智地收起自己的自尊，对那令人不快的事实睁只眼闭只眼。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女人，跟自己的丈夫分离，她失去的会是比他的爱多得多的东西，这一点她太清楚了；她将失去稳定的家业、确定的地位、富足的家产，还有来自优越的社会背景的支撑。她认识许多离婚后的妻子，靠一点儿微薄的收入过活，她们的朋友很快就开始嫌她们烦了。这时她感到寂寞，就像这艘匆匆驰过无人海域的轮船一样寂寞，就像那个举目无亲、躺在隔离舱里的垂死的男人一样寂寞。哈姆林太太知道她现在的思维正活跃得很，不可能很快就睡着的。船舱里很热。她抬头看了看时间，四点过几分；在平静的白昼来临之前，她必须挨过这难熬的两个钟头。

她披上一件和服式的晨衣，走上甲板。夜色深沉，虽然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却也看不见一颗星星。这艘衰老的轮船喘息着、震颤着，在夜色中隆隆作响，笨重地向前移动。这种静穆有点儿诡异。哈姆林太太赤着脚，慢慢地沿着无人的甲板摸索前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她来到散步的甲板的尽头，身体靠在栏杆上。突然，她吃了一惊，眼睛一眨不眨：下层甲板上，她看见一团忽明忽暗的光。她小心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原来那是一小团火，她只能看见光，因为那里有许多男人围成一圈，他们佝偻着身子，赤裸的背脊把火焰挡住了。在这一圈人的旁边——与其说是她看到的还不如说是猜到的——有一个矮壮的穿睡衣的人的身影。其他人都是本地人，只有他是欧洲人。那肯定是普赖斯，她立刻猜出来他们正在举行某种黑暗的驱魔仪式。她竖起耳朵，听到一个低沉的嗓音吐出一串神秘的词语。她的身体开始颤抖。她知道，这些人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是不会料到有人在看着他们的，但她不敢移动脚步。突然间，就像丝帛被撕裂一般，一声鸡叫打破了这片沉闷的寂静。哈姆林太太差点儿叫了出来。普赖斯先生正在向那怪异的东方诸神献上祭品，试图挽救他那位朋友兼主人的性命。刚才那个声音还在继续，音色低沉、连绵不绝。然后，那黑暗的一圈人里有了一些骚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那只公鸡发出一阵愤怒而惊恐的咯咯声，接着听见一声奇怪的、难以形容的声响；巫师正在割断公鸡的喉咙，然后是一片寂静；还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动作，但她看不太清，过了一会儿，好像有人踩灭了火。她模模糊糊地看见这群人隐没在夜色之中，甲板上又恢复了平静。她再次听到引擎有规律的振动声。

哈姆林太太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在翻涌。她慢慢地在甲板上挪着步子，找到一把躺椅，躺了下来。她的身体还在颤抖。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只能猜测。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反正她知道黎明将近了。虽然还没到白天，但也不再是黑夜了。在茫茫的夜空下面，她能依稀辨识出轮船的栏杆。然后她看见一个人影向她走来。是个穿着睡衣的男人。

“谁在那里？”她紧张地喊。

“是医生。”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哦！晚上这个时候，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一直和加拉格尔在一起。”他坐在她旁边，点着一支烟，“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力镇静剂，现在他总算安静下来了。”

“他一直病得很厉害吗？”

“我觉得他快不行了。我一直看着他，突然他从床上坐起来，说起了马来语。当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词。”

“也许是一个名字，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想起床。都快死的人了，还是那么有劲儿。天晓得，我竟然跟他扭打了起来。我真怕他会投海自尽。他好像以为有人在叫他。”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哈姆林太太缓缓地问道。

“四点过几分吧。怎么啦？”

“没什么。”她打了个冷战。

这天上午，当船上的生活重又恢复到常态时，哈姆林太太在甲板上和普赖斯擦肩而过，但他只跟她简短地打了个招呼，就迅速地避开了她的目光，径直向前走去。他看上去既疲惫又紧张。哈姆林太太忽然又想起那个胖女人，厚密的黑头发上戴着黄金首饰，坐在空无一人的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那条蜿蜒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橡胶林中的道路。

天气热得实在可怕。她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夜那么黑。天不再是蓝色的，而是一片死一般的惨白；天空的表面太过均匀，即使有云也显不出来；炎热就像一个大罩子，悬吊在空中。没有一丝风，大海和天空一样惨淡无色，平静地闪着光。乘客们无精打采，喘着粗气，在甲板上晃来晃去，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渗出来。他们都压低着嗓门儿说话。周围都被一种诡异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谁也笑不出声。他们的心里升起一股怨气；他们活得健健康康的，可就在他们中间，有个人快死了，这让他们很是气恼。这件事虽然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可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影响着他们。吸烟室里，一个种植园主把一杯杜松子酒灌下肚里之后，粗暴地把大家感受到却不敢说出的事情道了出来。

“说实话，如果他当真要死，”他说，“那就死得痛快些，把这事了结了。总是这样，真叫人瘆得慌。”

白天是难熬的。晚餐时间终于到了，哈姆林太太感到一丝欣慰。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熬过了这么长时间。她在医生的桌子前坐下。

“我们什么时候到亚丁？”她问他。

“明天的什么时间吧。船长说，我们大概会在早晨五六点钟看到陆地。”

她用锐利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也盯住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视线，脸红了。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的胖女人，她曾经说过，加拉格尔绝对不会看见陆地的。哈姆林太太心想，眼前这个不信鬼神、总是相信眼见为实的年轻医生，是否也开始动摇了呢？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好像要打起精神的样子，他重新抬起眼睛看着她。

“我跟你说，我非常乐意把这个病人交给亚丁湾那边的医院。”他说。

第二天是圣诞节前夕。哈姆林太太夜里睡得不好，当她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从舷窗里向外望去，天色晴朗如银；雾气已经在夜间散去，晨光很美。她走上甲板，感觉轻松了许多，于是她走到尽可能靠近船头的地方。在天边贴近地平线处，一颗晨星正闪着暗淡的光。海面上泛着粼粼的波光，好像是闲散的微风伸出它那调皮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海面。那光线显得优雅而温和，纤薄得好像春日里刚刚抽芽的树木，而且晶莹剔透，令人想起山间小溪里潺潺的流水。她转过身，望着玫瑰色的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时，她看见医生向她走来。他依然穿着制服，整宿都没靠过枕头；他蓬头垢面，走路的时候身子佝偻着，看上去已经累坏了。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加拉格尔死了。当他走到她跟前时，她发现他在哭。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她不禁对他十分同情，上前拉住了他的手。

“可怜的孩子，”她说，“你累坏了。”

“我什么都做了，”他说，“我真的很想救他。”

他的声音直发颤，看得出他已经近乎歇斯底里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她问。

他闭上眼睛，竭力控制着自己，他的嘴唇颤抖着。

“几分钟前。”

哈姆林太太叹了口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目光在平静、冷漠、亘古不变的大海上扫过。大海在他俩四周无限地延伸，恰似人类无限的苦难。突然间，她的目光停住了，那儿，就在他们的前方，在地平线上有样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大团高耸的云，但是它的轮廓又太清晰了，不太像是云。她碰了碰医生的手臂。

“那是什么？”

他定睛望了片刻，虽然他的脸晒得有点儿黑，但她还是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了。

“是陆地。”

这时，哈姆林太太再一次想起那肥胖的马来女人，她静静地坐在加拉格尔的那个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她知道这一切吗？

在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他们把他埋葬了。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白人乘务员、欧洲官员，他们都站在下层甲板和舱口。传教士念诵礼文。

他，母亲的儿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他像影子一般消逝，一刻也不停留。

普赖斯低头看着甲板，眉头紧锁。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他并不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医生和领事紧挨着站着。领事的脸上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哀恸，而医生已经剃净了胡子，穿着干净笔挺的制服，佩戴着他的金色肩章，尽管脸色显得苍白、疲惫。哈姆林太太把目光从医生移到林赛尔太太身上。她紧靠在她的丈夫身边，啜泣着，而他正温柔地握着她的手。哈姆林太太被这一幕场景莫名地打动了。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她感到烦躁，这个小妇人本能地渴望得到丈夫的保护和支持。但她随即感到身上一阵寒战，她的眼睛盯着甲板上的缝隙，因为她不想看到眼前的一切。念诵礼文的声音中断了片刻。人群中出现了一些骚动，一名官员发了一道命令，传教士的念诵声继续响起。

由于万能的上帝出于伟大的仁慈希望将他的灵魂收回，我们亲爱的兄弟在此与我们永别；我们将他的肉体沉入海底，愿它化为腐土，在大海放弃它的时候，它的肉体将得以复活。

哈姆林太太感到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下来。泪水滴下来时没有声响。传教士的念诵声还在继续。

葬礼结束后，乘客们散了，二等舱的乘客回到他们的船舱。铃声响起，示意午餐的时间到了。但是一等舱的乘客们还在甲板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不少男人们走进吸烟室，准备喝点儿威士忌加苏打水和杜松子酒，提提神。领事在餐厅外的布告栏上张贴了一份通知，召集所有乘客开会。大多数人都在猜测开会的目的，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都聚集在了一起。这一个礼拜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他们畅快地谈论着，只是出于礼节，有时才会稍事克制一下自己。领事戴着单片眼镜，他告诉大家，这次召集会议是为了讨论明天举办的化装舞会。他知道大家对加拉格尔先生都怀有深切的同情，他提议大家联名给死者的亲属发一份措辞得体的唁函；但是事务长已经检查过他的证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联系到他的亲属或是朋友。已故的加拉格尔先生在世的时候，似乎相当孤单。同时，他（领事）斗胆向医生致以诚挚的慰问，因为他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医生已经竭尽其所能。

“同意，同意！”乘客们纷纷说。

大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领事接着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把化装舞会延后到新年的前夕举办，那样可以更加尊敬地纪念死者。但是他坦言，他并不希望这样做，而且他确信，加拉格尔先生本人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看大多数人怎么决定。医生站起身来，对领事和乘客的善意言辞表示感谢，这固然是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但同时他也说，船长明确表示，并授权他告诉大家，希望所有庆祝活动都在圣诞节举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医生还向大家透露说，船长认为乘客们这一阵子都沉浸在可怖的气氛中，要是大家能在圣诞节找点儿乐子，对大家都有好处。接着，传教士的妻子站起身来，说他们不应该只想着自己；娱乐委员会已经做好了安排，一等舱乘客的晚餐一结束，就立即给孩子们把圣诞树支起来，他们可一直都盼着见到大家穿上化装舞会的服装呢，让他们失望真是太不好啦；至于说纪念死者，她不比别人更缺少尊敬，而对那些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跳舞的人们，她也抱有同情。她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她依然觉得放纵于那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情感，实在是自私的表现，要多替孩子们想想。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轮船上的乘客。他们既想抛弃这么多天以来笼罩着整艘轮船的恐怖气氛——他们是活人，他们要追求快乐；同时他们又有一个不安的念头，觉得应该适当表示一下哀伤才显得较为得体。但是，要是他们既能按照自己想的去做，同时又能从利他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那就没有什么不安的了。当领事要求大家举手表态时，除了哈姆林太太和一位患有风湿病的老妪之外，所有人都急吼吼地举手赞成。

“既然赞成者占绝大多数，”领事说，“那我就大胆地恭贺会议达成了一项明智的决定。”

正当散会之际，突然有个种植园主站起来，说他有一个建议。像现在这种情形，难道他们不想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也来参加吗？他们那天早上可都来参加葬礼了呀。传教士一跃而起，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他表示，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把所有人的距离都拉近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领事再次发话，其实这个问题上次会议就已经讨论过了，当时讨论的结果是，让二等舱的乘客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可能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他相信，上次所做的决定应该彻底推翻。

“同意，同意！”乘客们说。

一时间，在乘客中掀起了一股民主的激情，这一提议立即赢得了一片喝彩声。他们散会时都松了口气，感到自己既仁爱又慈善。大家在吸烟室里互相敬酒致意。

于是，第二天傍晚，哈姆林太太穿上了她化装舞会的服装。她对眼前的娱乐活动实在打不起精神，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装病，但她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她的，她甚至害怕别人会以为她在惺惺作态。于是她扮成卡门的样子，况且她也确实抵挡不住那份让自己看起来魅力四射的虚荣。她把眉睫染黑，两颊搽红。服装也正合身。集合号响起，当她款款走进会客厅时，一片艳羡之声扑面而来。领事（他总是那么幽默）穿上了芭蕾舞裙，逗得大家一边喝彩，一边大笑。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则显然有点儿害羞，但他们对自己倒还满意，他们打扮得像高贵的清朝官员。林赛尔太太扮成喜剧人物科伦巴茵，尽情展示她那双美腿。她的丈夫扮成阿拉伯酋长，而医生则扮成马来苏丹。

大家凑了一些小钱，在晚餐上提供香槟，因此餐桌上热闹非凡。轮船公司提供了彩包拉炮，爆出来的是各式各样的纸做的帽子，这些帽子后来都被乘客们戴上了。还有纸做的彩带，他们互相投掷着；还有小气球，他们从会客厅的这头打到那头。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每个人都很快活，可以说没有人玩得不开心。晚餐一结束，他们就走进布置了圣诞树的会客厅，树上点着蜡烛，一切准备就绪，孩子们被带进来，兴奋地尖声叫着，领受各种礼物。然后，舞会开始了。二等舱的乘客羞怯地站在甲板上，在隔出的舞池外面，偶尔有两个人结伴跳舞。

“我很高兴他们来参加。”领事一边和哈姆林太太跳着，一边说，“我是非常民主的，我觉得他们这样规规矩矩的，十分明智。”

但她发现普赖斯不在他们当中，她找到一个机会，向二等舱的一名乘客打听他在哪里。

“醉得一塌糊涂，”那人回答说，“我们下午就把他弄到床上去了，现在被锁在船舱里。”

领事表示，她还欠他一支舞。他是个油腔滑调的人。突然间，那支业余乐队的演奏、领事的调笑、那些跳舞的人们的欢乐气氛，这一切让哈姆林太太觉得无法再忍受了。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那些人们在整个夜晚给轮船带来的快乐景象和这片孤寂的大海，突然使她感到恐惧。领事一松手，她就飞快地溜走了，回头瞥了一眼，发现没人注意到她，她就从升降口攀到救生艇甲板上。那里一片漆黑。她悄悄地走到一个地方，确信在那里不会受到打搅。但是她却听到一声轻微的笑，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她看见一位科伦巴茵和一位马来苏丹在一起。看来，林赛尔太太和医生已经重新拾起了曾经被加拉格尔先生之死打断的调情。

那个可怜而孤单的人在他们中间离奇地死去，可是现在，那些人已经用残忍的方式把他抛诸脑后了。他们不再同情他，反而心生怨恨，正是因为他，那些人才心神不安。他们贪婪地从生活中攫取。他们开玩笑、调情、闲聊。哈姆林太太想起领事说的话，在加拉格尔先生的证件中找不到任何信件，找不到一个朋友的名字能让他们告知其死讯，她不知为什么她会觉得这件事情悲惨得令她无法承受。一个能够如此寂寞地走过一生的人，身上总有些神秘色彩。她想起他怎样在新加坡上船，这事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他是那么健壮、那么充满活力，他对未来还有野心勃勃的计划，想到此她感到很沮丧。葬礼上的那段礼文使她内心充溢着肃穆和敬畏：“他，母亲的儿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

年复一年地，他为未来制订计划，他是那么渴望生活，他有那么多的生活理想，可是，正当他伸出手来，准备去拥抱那一切时——啊，多么遗憾哪。跟他相比，世界上的一切痛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死亡，以及死亡的神秘，那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哈姆林太太倚着栏杆，眺望着点点星空。人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让他们为所爱的人流泪吧。死亡总是可怕的，可是，难道一脸苦恼、心怀恶意、自以为是、缺乏仁爱，那就值得吗？她又想起她自己和她丈夫，还有那个他莫名其妙爱上的女人。他也曾说过，我们快乐地生活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她沉吟良久，突然间，好似夏天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一股强大的惊喜贯注她的全身，她有了一个发现：在她内心里，对她丈夫的愠怒、对情敌的忌妒，都不复存在了。一个念头就像一轮旭日，在意识的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温柔和狂喜的光辉充盈在她心里。从那陌生的爱尔兰人的悲剧中，她欣喜地汲取了孤注一掷的勇气。她的心跳加快，她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一种自我牺牲的激情攫住了她。

音乐已经停止，舞会结束了；大部分乘客都要回去睡觉了，剩余的人要到吸烟室去。她走进自己的船舱，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她打开白纸簿，给丈夫写信。

亲爱的，今天是圣诞节，我想对你说，我的内心充满对你们的亲切之情。我很愚蠢，也不够理智。对于那些我们关心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心，我们应该给他们再多一些关心，不要因为他们的开心方式而不开心。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再因为那种以特别的方式进入你生活的快乐，而对你怀恨在心。我不再忌妒，不再感到受辱，不再心怀怨恨。不要觉得我会不快乐，或感到孤单。只要你感到需要我，就来找我，我会满心欢喜地欢迎你的到来，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我很感激你这些年给我带来的快乐，还有你的柔情，为此，我愿意向你表示一份不带任何要求的情意，而且我希望这份情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别再恨我了，愿你开心，开心，永远开心。

她签上名，把信塞进一个信封。虽然这封信要到赛德港才能寄出，可她还是恨不得立刻把它投进邮筒。做完这一切，她开始宽衣就寝。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双眸子闪闪发亮，在她的脂粉底下，肤色依然白嫩。未来不再是贫瘠的，而是充满了希望和光明。她钻进被窝，很快进入了香甜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