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苏东坡，名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一位多产全能的文学巨匠，在诗词文各个方面都属于开派人物，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相较而言，苏东坡的作品中，其诗词作品是流传最为广泛的。苏东坡的诗现存二千七百余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今体皆备，而尤以七言古体见长。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从内容看，苏诗确实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表示了“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的决心；即使在贬谪期间，他也不忘“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巾》）。苏东坡也像杜甫一样，时时不忘民间疾苦，《都厅题壁》《鱼蛮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对因违反新法而被囚禁，除夕夜也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无辜百姓寄予了深切同情；后者反映了渔民“何异獭与狙”的非人生活，对统治者进行了血泪控诉。同情民间疾苦，就必然会对穷奢极侈的统治者不满。他早年所作的《许州西湖》，揭露了在许州连年歉收的情况下，“使君欲春游”，就不惜“浚沼役千掌”，即不惜动用成千的民力来开浚许州西湖。特别可贵的是他晚年远谪岭南期间，仍写下了著名的《荔支叹》，揭露统治者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并指名道姓地揭露本朝大臣“争新买宠”的丑态，甚至对在位的宋哲宗也敢于讥刺。由于苏东坡在神宗朝反对王安石，在哲宗朝反对司马光，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上表》），因此，他一生屡遭贬谪，写下了大量抒发个人感慨的诗篇。这类诗的消极情绪最重，但也最感人，因为他有切身之痛，是他的肺腑之言。这类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

苏诗具有杜诗的现实主义内容，却不同于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多数诗篇都以明快直露为特征。从艺术风格看，苏诗更接近李白诗，具有李诗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特征。苏东坡步入仕途以前所作的《咏怪石》，已显露出那种纵横驰骋、幻想奇特的本色；而仕途受挫以后所作的《游金山寺》，更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看潮》）“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游径山》），像这类想象丰富、气势磅礴的诗篇，在苏东坡集中比比皆是。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东坡这种‘豪放’。”（《宋诗选注》）不过，以贬官黄州为界，苏东坡的诗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后期的诗歌仍时露豪放本色，而更多的诗篇却在学习陶潜诗的清新明净、朴素自然、淡而有味。他知扬州时，曾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在远谪惠州、儋州期间，几乎遍和陶诗。他在给苏辙的信中说：“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东坡的和陶诗，有的与陶诗的内容相近，有的题材相似而主旨不同，有的只不过是借陶诗的题目和韵脚而自抒胸臆。苏东坡晚年的某些诗虽不以和陶为名，但风格也与陶诗相似。他在《与侄书》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的创作道路的总结，他的诗歌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

词在中唐初兴的时候，内容比较广泛，格调也较清新。但到了晚唐、五代和宋初，词的内容越来越狭窄，几乎专写儿女私情；格调也越来越低，充满淫词艳语。苏东坡以前的宋人如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对词的题材已有所开拓，词风也有所改变。苏东坡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之他那广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所以一经步入词坛，立刻带来了新鲜空气。

苏东坡大大扩大了词的题材。诗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东坡词的内容也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以词的形式记游咏物，怀古伤今，歌颂祖国的山川景物，描绘朴实的农村风光，抒发个人的豪情与苦闷，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在他的笔下，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帕首腰刀”的“投笔将军”（《南乡子·赠行》）；有“垂白杖藜抬醉眼”的老叟（《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苏东坡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藩篱，到了他的手里，词也可以言志了。他经常用词抒写他那激昂排宕的气概和壮志难酬、仕途多艰的烦恼，充满了理想同现实的矛盾。苏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了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豪情；《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抒发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既希望回到朝廷，又怕朝廷难处的矛盾心情；《念奴娇·赤壁怀古》更充满了美妙的理想同可悲的现实的矛盾。

苏东坡还使词摆脱了附属于音乐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苏东坡作词虽然也遵守词律，但他又敢于打破词律束缚。贬抑苏词的人常说它“不入腔”，“不协律”，是“句读不葺之诗”。苏东坡自己也说：“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所谓“间有不入腔处”，说明他的词一般还是入腔的，只是偶尔不入腔。偶尔不入腔，并非因为不懂音律所造成。据载，太常博士沈遵作《醉翁操》，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但有其声而无其词。欧阳修曾为之作词，可惜“与琴声不合”。后来苏东坡为《醉翁操》重新填词，音韵谐婉，可见他精通音律。苏东坡既通音律，为什么他的词又“间有不入腔处”呢？这是因为苏东坡历来主张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律害意。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卷一一五）苏东坡的“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在当时虽然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从词的发展史看，却使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的抒情诗体。特别是在词谱失传之后，更只能走苏东坡之路，一直到现在仍为词家所用。

苏东坡在词的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豪放词，但他并不排斥婉约词，对婉约词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现存三百多首词中，真正堪称豪放词的并不多，绝大多数仍属婉约词。就艺术水平看，苏东坡不仅豪放词写得好，他的婉约词写得也不亚于任何婉约派词人。王士祯评苏东坡《蝶恋花·春景》说：“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张炎认为苏东坡《哨遍》（“为米折腰”）等词，“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词源》）陈廷焯也说：“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亦不能到。”（《白雨斋词话》）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均是两宋婉约词的名家，苏东坡某些以婉约见长的词，不但不逊于他们，而且时有过之。在苏东坡以前，咏物词不多，苏东坡成功地创作了一些咏物词，其后姜夔等人大量创作咏物词，这与苏东坡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因此，无论就苏东坡婉约词的数量、质量，还是就它对后世的影响看，苏东坡对婉约词的发展都不容忽视。

苏东坡是北宋最有魅力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拥有广泛的读者，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在北宋末、南宋初直至整个南宋时期，编刻、注释苏东坡诗文成为一种风尚。从宋代起，苏东坡诗歌就既有分类注（旧题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又有编年注（施元之、顾景繁《注东坡先生诗》）。清人更是评注苏诗成风，如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各种苏诗的选注本更是多如牛毛。评论苏诗的专著也不少，如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会钞》，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更是几乎尽评苏诗，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评及苏诗者更多。

苏词注本，有南宋初傅幹《注坡词》的钞本传世，可惜钞本甚少，直至1993年巴蜀书社出版了刘尚荣整理的《傅幹注坡词》，此书才易见。此外还有南宋顾景繁的《补注东坡长短句》、元人孙镇的《东坡乐府诗》，但均已失传。近数十年来，对苏词的整理研究取得较多成果，有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郑向恒的《东坡乐府校订笺注》，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但这些书的功夫是在为苏词编年、笺注，重点不在收集苏词资料。

日前我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其中诗集词集部分，点校者曾枣庄曾花费大量心力和时间收集整理了相关的评论与背景资料，附在诗词后面，囿于《全集》体例所限，最后出版时不得不忍痛割爱。但这些珍贵的资料可以帮助东坡诗词爱好者更好地理解东坡诗词，了解相关创作背景，因此我们决定出版这部《苏东坡诗词》（名家集评本）。

本书精选苏东坡诗词五百八十余首，基本能体现苏东坡诗词全貌及创作水准。集评部分从曾枣庄先生收集相关资料择精选用。

本书所收苏诗原文文字，以纪昀《苏文忠公诗集》为准（少数明显有误者径改，不出校记）。所收苏词原文文字，以《全宋词》中的《苏轼词》为准，编排则按词牌略作调整。相关集评文字，涉及单篇者皆录于各篇之后。不涉及单篇而综论苏诗者，谓之《苏诗总评》，为附录一。不涉及单篇而泛论苏词者，谓之《苏词总评》，为附录二。以上两个附录附于本书之后。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