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个头又高又大，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耷拉的眉毛下面露出明亮而聪慧的眼神，气度威严，语调从容，步态缓慢——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他穿的是一件肥大的蓝上衣，袖子很长，纽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流苏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很好看，又软又白，在说话的时候常常抓住自己的上衣纽扣。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强，常常使我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贵族……如果他穿起古代的无领长袍，那是很相称的。这是旧时代遗留的人物之一。
乡邻们都特别敬重他，认为结识他是荣幸的。他的同辈独院地主们对他无比崇拜，毕恭毕敬，并以他为骄傲。一般来说，在我们这里至今很难说独院地主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家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差，小牛还没有荞麦高，马勉强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总的规律中是个例外，虽然也算不上富有。他和妻子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房子里，用的仆人不多。他要仆人穿俄国服装，称他们为雇工。雇工也为他种地。他不冒充贵族，不装成地主，从来不像通常说的“得意忘形”。第一遍邀请他入席，他绝不就座。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来，可是那态度亲切而庄重、威严，客人向他行礼不由得把腰弯得更低。
奥夫谢尼科夫保持古风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非常自由），而是由于习惯。比如，他不喜欢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认为并不舒适。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而且要亲自驾驭那匹枣红色的良马（他养的全是枣红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红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剪成圆弧形，穿着淡青色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束皮带，恭恭敬敬地跟他并排坐着。奥夫谢尼科夫在午饭后总要睡一会儿，每到星期六都要洗个澡，读的全是宗教书（而且都要郑重地戴起他那圆形的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不过，他常刮胡子，头发留的是德国式的。
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和热诚，但是对客人不卑躬屈膝，不忙活，不把什么干的和腌渍的都拿出来敬客。“太太！”他也不站起来，只是略微地朝她转过头去，慢条斯理地说，“拿点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他认为出卖粮食是罪过，因为粮食是上帝赐的。在一八四〇年，大饥荒和粮价飞涨的时候，他把全部储粮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庄稼人，到第二年，这些人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纷纷来归还粮食。
乡邻们常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这儿来请他评理，为他们调解，差不多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完全划清了地界……但是在和女地主们打过两三次交道之后，他就声明，绝不参与调解女人之间的任何争端。
他不喜欢着急和慌张，不喜欢婆娘们的闲言碎语和“忙乱”。有一次，他家不知怎么失了火，一名雇工气急败坏地跑到他房里，叫喊：“失火了！失火了！”
“哎，你叫什么？”奥夫谢尼科夫镇静地说，“把帽子和手杖给我拿来……”
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比秋格烈性马拉着他飞奔下山，朝峡谷冲去。“哎，行了，行了，你这年幼的小驹，你会摔死的呀。”奥夫谢尼科夫和蔼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和赛跑马车、坐在他后面的小厮以及那匹马一同飞进峡谷里。幸亏谷底是一堆堆的黄沙，没有人受伤，只是马驹的一条腿脱了臼。
“哎，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还是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我对你说过嘛。”
他找的妻子也跟他很般配。他的妻子塔吉雅娜·伊丽尼奇娜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又庄重，又少言寡语，天天裹着一方棕色绸头巾。她显得很冷峻，但是，不仅没有人说她无情，而且相反，有很多穷人叫她“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脸庞、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还可以证明她当年是一个有名的美人。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跟他相识的，过了几天，我就到他家去了。他正好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在读经文月书。一只灰猫在他肩膀上打呼噜。他一如往常，又亲热又庄重地招待我。我们聊了起来。
“路卡·彼得罗维奇，请您照实说说，”我顺便问道，“以前，在你们那时代，是不是好些？”
“我可以对您说，有的地方那时确实好些，”奥夫谢尼科夫回答说，“我们过得更安定，也更富裕些，确实不错……不过还是现在好些。等您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也许会更好。”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向我夸耀旧时代呢。”
“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夸耀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您现在是地主，是和您的已故的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是您就没有那样的权势了！再说，您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欺压，不过，看来这是免不了的。熬来熬去，也许会有好日子过的。是的，我在年轻时看够了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您举个例子说说，有什么事情呢？”
“要举例子，还是再说说您祖父吧。他这个人可厉害呢！他常欺负我们这班人。您也许知道……自家的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契普雷金到马利宁有一块地……现在这块地被你们家种了燕麦……这块地本来是我家的，完完全全是我家的，是您祖父从我家夺去的。他骑着马来，用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成了他的了。先父（祝他早升天堂）是一个正直人，也是一个烈性子人，他受不了这口气——谁又甘心丢掉自己的家产呀？——就向法院告了状。但也只是他一个人告状，别的人都不去告，都害怕。而且还有人去向您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告了您的状，告您霸占他的土地呢！’……您祖父马上派他的猎师巴乌什带着一伙人来到我家里……他们把我父亲抓起来，带到你们家的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光着脚跟着他跑去。您猜怎样？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窗下，就用棍子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前，也在看。我父亲就叫喊：‘大娘，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您就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话吧！’可是她睬也不睬，只是抬抬身子，好看清楚些。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让他感谢放他生还。这样，那块地就成你们家的了。您不妨去问问你们那些庄稼人那块地叫什么，那块地就叫棍子地，因为是用棍子夺来的。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过去那一套，不会十分留恋。”
我不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才好，而且不敢抬眼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乡邻，叫斯捷潘·尼克托波里昂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腾苦了，真是想尽办法折腾人。这人是一个酒鬼，而且喜欢摆酒席，等到他喝得差不多了，用法语说一声‘这很好’，再把嘴唇一舔，就闹哄起来，闹得六神不安！他派人去请所有的乡邻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是现成的，停在门口等你。你要是不去，他立刻亲自闯进来……而且这人有多怪呀！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了酒，就胡吹起来，说他在彼得堡喷泉街上有三座房子：一座是红的，有一个烟囱；一座是黄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座是蓝的，没有烟囱。说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过婚）：一个在步兵队伍里，一个在骑兵队伍里，还有一个没有当差……又说，每座房子里住着他一个儿子，常到大儿子家里来的是海军将领，常到二儿子家里来的是将军，到三儿子家里来的全是英国人！说着说着，就站起来，说：‘为我大儿子干杯，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就哭起来。谁要是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要不然就跳起来，叫喊：‘大伙儿来跳舞吧，自己快活快活，也让我开开心！’那你就得跳，就是死也得跳。他把自己的农奴家的姑娘们折腾得要死。常常让她们通夜合唱，一直唱到天亮。谁的嗓门儿最高，就奖赏谁。如果唱得没了劲，他就用手托住头，伤心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呀！大家都不睬我，好可怜呀！’于是马夫们立刻就给姑娘们鼓劲。我父亲也让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差点儿把我父亲折腾死，本来是会折腾死的，幸亏他自己死了，他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些乡邻！”
“时代真是大变了！”我说。
“是啊，是啊，”奥夫谢尼科夫赞同说，“确实可以说，在旧时代，贵族的日子过得更奢侈些。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那些人在莫斯科我见得多了。听说，现在那里也没这样的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吗？”
“到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去莫斯科是十六岁那一年。”
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见过一些什么人？”
“见过许多达官贵人，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他们生活阔绰，使人羡慕，使人惊讶。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奥尔洛夫·契斯敏斯基。我常常见到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我的叔叔在他家当管家。伯爵家就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街上。那才是大贵人呢！那样的风采，那样的雍容大度，是令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的。单是那身材、那威仪、那目光，就非同一般。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似乎感到害怕、胆怯；等你接近了，就仿佛太阳把你晒得暖暖和和的，浑身感到愉快。什么人他都亲自接见，什么他都爱好。比赛时，他亲自驾车，随便同什么人比赛，他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不使人难受、泄气，只是到最后才冲到最前面，而且还亲亲热热，又安慰对手，又称赞对手的马。他养着最好的筋斗鸽。有时他走到院子里，坐到安乐椅上，叫人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房顶上都站着仆人，手握猎枪，防备老鹰。伯爵脚下放一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许许多多穷人和乞丐靠他过日子……他散了多少钱呀！他发起怒来，真像雷霆，样子非常可怕，不过没什么好怕的，一转眼工夫，他就笑了。他一举办宴会，准能叫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这人有多么聪明呀！土耳其人他也打过呢。他又喜欢角力，从图拉、哈尔科夫、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把大力士请到他家里来。他把谁摔倒了，就奖赏谁；如果有谁把他摔倒了，他更是重赏厚赠，还要亲吻……还有，在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起一场俄罗斯不曾有过的盛大的猎犬比赛。他邀请全国各地狩猎者到他家里，规定了日期，并且给予三个月期限。狩猎者都会集来了，带来许许多多猎狗和猎手——哈，千军万马，真是千军万马！先是大摆宴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拥了来，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样？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米洛维特卡吧？”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恳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给多少。’他说：‘不，伯爵，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不过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愿意让出，就是米洛维特卡不能让。’阿列克赛·格里高力奇称赞他说：‘我很佩服。’您的祖父就用马车把狗带回家了。在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他奏着音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坟前还立了一块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塞·格里高力奇不欺负任何人。”我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神越小越难伺候。”
“那个巴乌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道。
“怎么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却没有听说过巴乌什呢？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和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喜欢他不亚于米洛维特卡。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管您祖父叫他干什么，他立刻就去办，就是爬刀山也行……他一呼唤起猎狗，森林里就响起一片呼啸声。他要是一下子发起倔脾气，就跳下马，往地上一躺……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那就完了！见到新鲜爪印不理不睬，任何野物近在眼前也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发火了！‘我不绞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把这个坏家伙的皮剥下来！把这个坏蛋千刀万剐！’可到末了总是叫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呼唤猎狗去追捕野物。巴乌什在这种情形下大都是要喝酒，等喝过了酒，就站起来，又很带劲地呼唤猎狗了。”
“看来，您也喜欢打猎吧，路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是的，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时……可是您要知道，因为身份不同，那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人不能跟在贵族后面游荡。是的，我们这班人中也有人天天醉醺醺的，无所事事，和老爷先生相伴……可是这有什么快活的呀？不过是自讨没趣罢了。给你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动不动把你的帽子揪下来，丢在地上。有时用鞭子轻轻抽你一下，像打马一样，你还要始终堆着笑脸，让别人开心。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身份越低，为人行事越应该谨慎，不然的话，只能自讨侮辱。”
“是的，”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自从我涉足人世，很多年过去了。现在世道变了，尤其在贵族中间，我看到有很大的变化。地产少的，要么就当差了，要么不住在原地方了；地产多的，更是非同当年。这些大地主我看得多了，尤其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应该告诉您的是，我看着他们，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现在很随和、很有礼貌了。只是有一点使我吃惊，他们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令人口服心服，可是对于实际事情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农奴管家想怎样捉弄他们就怎样捉弄。您也许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这可是一个像样的贵族，人又漂亮，又有钱，上过大学，好像还出过国，说话有条有理，举止持重，见了我们这些人都握手。您认识吧？好，那就听我说说。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约请，到别廖佐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地区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可耻的。现在咱们就着手吧。’于是就着手划分地界。照例商量、争吵起来，我们的代理人发起脾气。第一个吵闹的是波尔菲利·奥夫钦尼科夫……而且这人又为什么吵闹呀？他自己连一寸地也没有，他是受哥哥委托来办理此事的。”
“他叫嚷：‘不行！你们别想糊弄我！不行，你们看错人了！把地图拿来！把土地丈量员给我叫来，叫这个坏蛋到这儿来！’”
“‘您究竟要怎样？’”
“‘没有这样的傻瓜！哼！你们以为，我会马上把我的想法抖搂出来吗？休想！你们还是把地图拿来，就这样！’于是他用手在地图上直敲。”
“玛尔法·德米特列芙娜听了他的话非常难受，大声说：‘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声？’”
“他说：‘你的名声给我的栗色母马都不要。’”
“给他喝了些马德拉酒，好不容易使他不吵了。他不吵了，别人又吵起来。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在角落里，这位老兄咬着手杖的头，只是不住地摇头。我觉得难为情，难受得很，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会怎样想呢？一看，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已经站了起来，做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连忙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想说话了。’不能不给贵族一点面子，大家都不说话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为什么会集到这里来。虽然划分地界对地主是有利的，是必须做的，但实质上究竟为什么呢？——为的是有利于庄稼人，让他们耕种方便，负担得起赋役。要不然像现在这样，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地，常常跑到五俄里之外去耕种，而且要处罚也不可能。’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随后又说：‘不关心庄稼人的利益是地主的罪过。如果好好想想的话，就明白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我们也不好……所以，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不休，是罪过，是不明智的……’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而且说得有多么好呀！句句说到人的心坎里……贵族们一个个垂着头。我真的差点儿流出眼泪。说实在的，连古书里也没有这样的话……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苔藓沼地不肯让出，也不愿意卖。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这里建一座改良的制呢厂。我已经选定这块地方，我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可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他的管家一百卢布的钞票罢了。我们就这样散了，什么事也没有办成。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至今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一直还在谈制呢厂的事，可是并不叫人着手排水。”
“他怎样经营自己的产业呢？”
“一直在推行新办法。庄稼人并不说好——不过不能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做法是好的。”
“这是怎么啦，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呀，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家业算什么？我又没有别的本事。能够做到合理合法，那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的一套，我说他们很好……是应该动动脑筋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太不踏实了。拿庄稼人当木偶，转来转去，玩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管事就又把庄稼人抓在掌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先生做出个样子，让人看看就应该这样这样经营……那也好呀！到头来这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这是什么怪事呀？老的一套完了，新的一套就是生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
他回头看了看，坐得离我更近些，小声说下去：“您听说过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沃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听说过。”
“请您说说看，这是何等怪事？我真不懂。这是他那些庄稼人说给我听的，可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怎么回事。您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不久以前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于是他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迎他们。”
“庄稼人一看，觉得好奇怪，这位老爷穿着棉毛裤子，像个车夫，脚穿绲边的靴子，穿的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像车夫一样的，留着大胡子，头上的帽子怪模怪样，一张脸也是怪里怪气的，醉也不是醉，可精神也不是很正常。”
“他说：‘哥们儿，你们好！愿上帝保佑你们。’”
“庄稼人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因为都有些胆怯。他好像也胆怯，他对他们讲起话来。他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俄国的一切我都喜欢……我的灵魂是俄国的，心也是俄国的……’”
“他突然发出号令：‘来，孩儿们，来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两腿打起哆嗦，完全愣住了。只有一个胆大的唱起来，可是也立刻蹲到地上，躲到别人背后去了……”
“我们这里确实也有些地主，一切都毫无顾忌，是地道的浪荡鬼，穿得像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六弦琴，跟仆人一起唱歌、喝酒，跟庄稼人一起大吃大喝。可奇怪的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像一位闺房小姐，总是读书或者写字，要不然就唱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只知道在花园里散步，好像很苦闷或者忧愁。”
“原来的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里害怕得不得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要来之前，他跑到一户户庄稼人家里，向一个个庄稼人鞠躬行礼——显然他心里有鬼，自知不妙！庄稼人也觉得有了希望，心想：‘伙计，你休想逃脱！这下要治治你了。你做坏事已经做到头了，你这刻薄鬼！’可是结果呀——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了来，对他说话，可自己倒脸红了，而且呼吸也很急促，‘你办事千万要公正，不能欺压任何人，你听见了吗？’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叫他来了！他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像个陌生人一样。这样一来，管家就放心了，庄稼人倒是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了，因为他们害怕。还有令人奇怪的呢，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行礼，和蔼可亲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打哆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先生，您倒说说看！是不是我老了，糊涂了？我真不懂。”
我回答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
“有什么病呀！别看他年轻，身子都圆滚滚的了，一张脸也是肉嘟嘟的……不过，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奥夫谢尼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哦，不谈贵族了，”我说，“路卡·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对我说说独院地主的什么事呢？”
“不，恕我不说吧，”他急忙说，“是的……也该对您说说……不过，说什么呀！（奥夫谢尼科夫把手一挥。）咱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庄稼人，确实等于庄稼人。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作声了，端上茶来。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站起来，坐到离我们近些的地方。在这天晚上，她有几次悄没声地走出去，又悄没声地走回来。这时，房里肃静无声。奥夫谢尼科夫庄重地、慢条斯理地一杯接一杯喝茶。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皱起眉头说：“他来干什么？”
“来赔小心。”
奥夫谢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瞧瞧吧！”他转脸对着我，继续说下去，“对这些亲戚有什么办法呀？又不能不睬他们……这不是，上帝也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有话说的，学识也很好。不过我看，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当过差，后来辞职不干了，说是得不到升迁……他难道是贵族吗？就是贵族，也不会立刻就当上将军。这么一来，他现在就无事可干了……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谁知他竟当上了讼棍[20]！给庄稼人写状子、写呈子，给乡警们出点子，揭发土地丈量员，常常进出酒店，结交一班市侩和旅馆老板。这不是很危险吗？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打诨说笑，逗得他们捧腹，可是过后又给他们找麻烦……唉，够了，他是不是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呀？”他转身对妻子说，“我了解你嘛，你是慈悲心肠，总是要袒护他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一下。
“嗯，果然不错，”奥夫谢尼科夫说下去，“你呀，就知道宠他！好啦，叫他进来——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高高的，身材挺拔，一头鬈发。他走进房来，一看到我，就在门口站住了。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但单是肩上那大得很不相称的褶皱就明显地证明，这衣服不光是俄国人裁的，也是俄国人缝的。
“哦，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怎么难为情啦？你要谢谢婶婶，她给你说过情了……来，伙计，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互相鞠了个躬。）你就说说，你在那儿弄了些什么名堂，他们为什么告你，你说说吧。”
米佳显然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表白和申辩。
“以后再说吧，叔叔。”他讷讷地说。
“不，不能以后，现在就说。”老头子又说，“你呀，我知道，你是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觉得难为情。这倒是好些，那你就痛说前非吧。说吧，说吧……我们来听听。”
“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很起劲地说起来，并且摇了一下脑袋，“叔叔，您自己想想看，列舍济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找我说：‘老弟，替我们说说话吧。’我问：‘怎么回事？’‘是这样，我们的粮仓好好的，就是说好得不能再好了，忽然有一个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过之后，就说：’你们的粮仓乱七八糟，太不像样子，我一定要报告上级。‘我们问哪些地方不像样子。他说：’我心里有数就是了。‘我们就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个主意，拿出一些钱，把这个当官的打发打发。可是老头子普罗霍勒奇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他们这班人贪得无厌。说到底，这有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吗？我们听了老头子的话。那个当官的就火了，送了呈子，打了报告。现在就等传我们到庭了。’我问：‘你们的粮仓确实好好的吗？’‘上帝作证，确实好好的，储存的粮食数量也是合法的。’我说：‘那你们没有什么好怕的。’于是我给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还不知道谁输谁赢……至于为什么有人因为这事到您这儿来告我，说我的坏话，那这是很明显的，不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离自己的肉更近呀。”
“不论什么人都是这样，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老头子小声说，“哦，你和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儿搞的是什么名堂？”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这事我做得也不错——您还是想想看。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的乡邻别斯潘金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那地是他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还担负着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想看，有谁为他们说话呢？可那块地毫无疑问是他们的，一向是他们承租的。于是他们来找我说：‘给我们写一张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说：‘我要把米佳这家伙的后胯骨从大腿里抽出来，要不然就把他的脑袋从肩膀上卸下来……’那咱们就瞧瞧，他怎样来卸。至今，我的脑袋还好好的呢。”
“哼，别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老头子说，“你这人完全疯了！”
“怎么，叔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
“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他的话，说，“是的，为人应当有正气，应该帮助他人。有时候，还应该毫不怜惜自己……可你难道一直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店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先生，帮帮忙吧，我们一定酬谢您。’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悄悄塞给你吗？嗯？不是吗？你说说，是不是呀？”
“这确实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说，“不过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现在你不拿，等你困难了，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哼，你呀！就好像你所维护的都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可是你忘记鲍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奔走的？是谁庇护他的？嗯？”
“别列霍多夫是自作自受，的确……”
“他挪用公款……这不是小事！”
“不过，叔叔，您想想看，他又穷，又有一大家人……”
“穷，穷……他是一个酒鬼，一个赌徒——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是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痛苦！哼，你既然有这样一副热心肠，就应该帮助他，而不是跟这个酒鬼一起上酒店。至于他会花言巧语，哼，那有什么稀罕的！”
“他这人是再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很好的……哦，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哦，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点了点头。
“你这几天哪儿去了？”老头子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一直在玩台球，再喝喝茶，弹弹吉他，跑跑衙门，在后面房里写写状子，跟商人子弟混混，是这样吗？你说说！”
“就算这样吧，”米佳笑着说，“哎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内奇·冯济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我不到这个大肚子家里去。给你吃的鱼是值一百卢布的，放的油却是有哈喇味的。永远别睬他！”
“哦，我还碰见菲多西娅·米海洛芙娜呢。”
“哪个菲多西娅？”
“就是地主加尔宾钦科家里的，这个加尔宾钦科买了米库里诺村的产业。菲多西娅原是米库里诺村的。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担负着代役租，租金按时交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很能干，在莫斯科找她做活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把她叫了回来，让她留在这儿，也不派她什么事情。她很想赎身，而且也对老爷说过，可是他不做任何决定。叔叔，您跟加尔宾钦科熟识，是不是可以替她说句话？菲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
“不是用你的钱吧？是不是呀？那好吧，我去对他说说，对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子带着不满意的脸色说下去，“这个加尔宾钦科是一个刻薄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呀？唉，这些外来人真够受的呀！跟他打交道，别想很快得到什么结果。不过，试试看吧。”
“叔叔，您帮帮忙吧。”
“好的，我帮这个忙。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小心！好啦，好啦，不要表白了……行了，行了！不过以后要当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会倒霉的，真要遭殃的。我不能老是为你担风险……我又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给他弄点茶喝，好心肠的太太。”奥夫谢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子不蠢，”他继续说，“心肠也是好的，只是我很为他担心……不过，对不起，老是说这些小事，让您耽搁这么久。”
通着前厅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矮矮的个头，头发斑白，身穿丝绒上衣。
“哦，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一切得意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凡内奇·莱恩是我的乡邻，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通过不完全正常的途径获得“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开头一切十分顺利，这位法国人也昂着头走进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莱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结果落到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手里。庄稼人把他在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他带到堤坝边一个冰窟窿跟前，就请这位大军的鼓手赏个面子，就是说，请他钻到冰下去。莱恩先生无法领受他们的盛情，就用法语恳求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诸位先生，那儿有我的“慈爱的母亲”。但是庄稼人也许因为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还是请他顺着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河往下游，去做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轻轻地推着他的颈椎骨和脊椎骨给他加把劲。这时忽然听到马铃声，使莱恩说不出地高兴，只见一副老大的雪橇上了堤坝，那雪橇后座高高的，铺着花花绿绿的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马。雪橇上坐着一位地主，又肥又胖，红光满面，穿着狼皮大衣。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法国佬放到河里去，老爷。”
“哦！”地主淡淡地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
“先生！先生！”可怜的法国佬叫了起来。
“哼，哼！”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责难的口气说起话来，“该死的东西，跟着拿破仑的大军侵略俄国，烧掉了莫斯科，偷掉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起‘先生，先生’！现在连尾巴都夹起来了！这也是活该……走吧，菲尔卡！”
马又走动了。
“哦，不过，停一下！”地主又说，“喂，你这位先生，懂音乐吗？”
“救救我，救救我吧，仁慈的先生！”莱恩反复说。
“瞧这个落后的小民族！没有一个懂俄语的！缪济克，缪济克，萨外……缪济克……乌？萨外？[21]喂，你说呀？康普伦乃？萨外……缪济克……乌？[22]福尔托皮亚诺……茹艾……萨外？[23]”
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的意思，就点点头表示肯定。
“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音乐家，不管什么乐器我都会！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
“嘿，算你好运气。”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我给你们二十戈比买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莱恩上了雪橇。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又哭，又打战，又鞠躬，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道谢。他身上只有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又冷得厉害。地主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那冻得发青、发僵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到自己的大衣里，把他带回家去。仆人们一齐跑过来，急忙给法国人生火取暖，让他吃了饭，穿起衣服。地主就把他带到他的女儿们那里去。
“孩子们，这不是，”他对她们说，“给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一直缠着我给你们找人教音乐和法语，这不是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又是会弹钢琴的……来吧，先生，”他说着，指了指一架破旧的钢琴，那是五年前他向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买的，“把你的本事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弹吧！”
莱恩战战兢兢地坐到椅子上，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
“弹吧，弹吧！”地主又说。
这可怜的人像敲鼓一样拼命敲打着键盘，胡乱弹了起来……
“当时我一直在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去。”
可是，使这位被迫的即兴演奏家大吃一惊的是，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带着赞许的神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地主说，“我看出来，你很有两下子。现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过了两个多星期，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另一个地主家。这人又有钱又有学识，很喜欢莱恩那愉快而和善的性情，就把养女许配给他。他任了职，成了贵族，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和诗人，于是他也迁到奥廖尔来了。
就是这个莱恩，或者如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凡内奇，在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谢尼科夫的房里来，他们是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不过，也许读者陪我在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厌了，所以我就不再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