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学”入华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意义的“科学”一词出现的确切时间尚无定论，⁽⁵⁾基本的共识是，“科学”一词来自日本。⁽⁶⁾而日本用“科学”对译“science”，开始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⁷⁾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的含义基本固定，具体是指可以类分的各个学科，广义而言是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门学科，狭义则指自然科学。

考证是什么人最早使用“科学”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该词。1900年前后，中国使用“科学”一词的人尚不多见。他们大多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或多或少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1899年，还是上海东文学社学生的王国维为《东洋史要》作序，就明确断言：“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⁸⁾章太炎在1900年东渡日本后，增改的《訄书》中出现了两处“科学”字样，分别指代“物理学”⁽⁹⁾与分科治学⁽¹⁰⁾。杜亚泉编辑《亚泉杂志》时使用了“科学”一词⁽¹¹⁾，当时他已经可以直译日籍。⁽¹²⁾蔡元培写《学堂教科论》时，明确指出所举学目，“皆取易于识别，故或采译语，或用日本人所定”。⁽¹³⁾而他在为杜亚泉翻译的日文书籍《化学定性分析》作序时，明白说出“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¹⁴⁾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的确照搬日本人的翻译名词而来，且未溢出日文本意，一是指分科之学，有系统，以追求因果理法为鹄的之学术称为“科学”，二是对于自然的研究称为“科学”。

不过，众人之外有一特例，那就是严复。1901年，严复使用“科学”一词，其用词或许仿自日本，意义则有所不同。是年严复的译著《原富》出版，该书首次出现“科学”一词。经过与原文比照，严复的“科学”意为专科之学，但并非完全与“science”对译，有时也从“arts and sciences”⁽¹⁵⁾，或是“the parts of education”⁽¹⁶⁾翻译而来，而且学科范围广泛，凡分科的就可以称为“科学”，并没有附加更多的意义。如伦理学对应的是“the sci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¹⁷⁾。

但是，与译文不同的是，在《计学》的例言中，严复的“科学”意义相当明确。这里的“科学”是指客观之学，以追求事实公例为鹄的，“科学”与主观上的伦理道德无涉，且与“道学”并行不悖。至于“计学”的研究方法，应为“科学”的内籀。⁽¹⁸⁾这里的“科学”显然不是亚当·斯密原著中的本意，也比日本的“科学”含义周详。那么，严复的“科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追溯至1897年严复在《国闻报》发表的《劝学篇》，可见端倪。

《劝学篇》是严复译著《群学肄言》的初译本，只连载了《砭愚》和《倡学》两篇，其中《倡学》是原作者斯宾塞解释何为“科学”最为详细的一篇。在初译本中，严复译“science”为“格致”。1902年，《群学肄言》翻译完成，次年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足本，新译本中将“格致”全部置换为“科学”。其实，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救亡决论》《论世亟之变》，以及1898年发表的《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严复已经陆续地把斯宾塞关于“科学”的分类、性质以及“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分别阐发，而且说只有符合“西学格致”之例者，才可谓之为“学”。⁽¹⁹⁾因此，如果不强以“科”“学”二字并为一词为标准的话，严复应该是最早完整表述近代科学体系意思的第一人。遗憾的是，严复的“科学”观似乎远没有他的天演论影响广泛，也没有他的群学那么激荡人心，⁽²⁰⁾乃至于直到20世纪初，援引严复的“科学”论说的人尚不多见。⁽²¹⁾

整个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上充斥的是来自日本的“科学”。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以“科学”命名的杂志——《科学世界》，第一个含有“科学”字样的组织——科学仪器馆，第一部归入“科学”类的翻译小说，乃至杂志中出现的第一个“科学”类栏目以及讨论“科学”的文章，都无不与日本相关。

明治日本在翻译西学的复杂含义时，不得不借助于中国古典，用种种形式创造了大量新汉语。除了便于望文生义外，国人对于日本学术的趋之若鹜显然是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日本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使得朝野士人一致向东看齐，战后兴起的“学战”思潮也多是以“东学”作为学理支撑。即便是那些对“东学”有所抵牾之人，其思想来源也还是日本转贩的西学。如《新世界学报》多次讽刺梁启超拾“东学”之唾余，而不识西学之精旨，⁽²²⁾可是该刊登载的所谓新学译介，却无一不是从东文翻译。显然，东文东学在地理上、语言上以及功用上所能提供的便利，的确是欧美学术难以比肩的。

另一方面，在“政学为要”的思想指导下，日本的“科学”体现出的普适性，⁽²³⁾似乎也是严译“科学”无法比拟的。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华西人曾经使用过“格致学”“实学”与“新学”等概念，从不同角度诠释西学。但由于西人总体上还是以近代实证科学为根基，中国人又固守“中体西用”的格局，各个学术范畴相继陷入体／用、虚／实、新／旧的二元对立之中，中学式微似乎已经无法挽回。日本“科学”的出现，暂时缓解了中西学术之间的内在紧张，为中学走出困境提供了想象的可能。

最初日本的“科学”主要表现为一种分科的学术形态，只不过所谓的分科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同时存在多种部类方法。⁽²⁴⁾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将“科学”分为形上与形下，而无论怎样区分，“形上、形下学合一炉而冶”⁽²⁵⁾。形上与形下相较，有日本学者认为自然科学是基础，精神科学最为重要。“中国今日之衰颓，实由精神之败落”，“故精神上之开发，尤为急务”，“今彼之学者当以研究哲学、宗教、伦理、教育等为最要”。⁽²⁶⁾中国学者还往往被告知，日本“科学”是一个被他们用实践证明了的，可以调和东西两洋的西学范畴。日本“科学”的形上指向，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道”“器”观念颇为契合，无形中投合了中国学人“道”优于“器”的惯性思维。

其次，日本“科学”的分类虽然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有形无形之分，并非就是实学空理之别。⁽²⁷⁾换言之，“科学”就是分科的实学。加藤弘之（かとうひろゆき）的《天则百话》反复被留日学人转译，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无形之学同样具有“科学”性质，也为“政学为要”提供了学理依据。于是，学术的功用不再以其形式为判断，原本无用的中学也被赋予了生机。如谓孔学“恐不足拯神州于已溺，而危亡之至益加速”⁽²⁸⁾，不可为应时之学，却能够作为专门之学。经学可采撷一、二为普通的伦理教科，也可列入专门之学。文字亦可分为二类，一曰应用之文，一曰美术之文，“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²⁹⁾。日本“科学”的形、用分途，使得“实利”不再作为衡量学术的唯一标准，专门之学俨然成为中国旧学退而求其次的理想归宿。

20世纪初，日本“科学”的进入显然给中国学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在这里学术没有有用／无用，没有虚／实，亦没有新／旧的差别，质而言之，即没有优劣之分。当“科学”成为衡量学术的尺度，曾经被等而下之的中学似乎找到了重生的希望。从东学那里中国人得知了西方“科学”进化的历史，其“古学复兴”的成就，给予国人“新”中国学以极大的信心。⁽³⁰⁾“科学”逐渐转化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学术名词，而不是实证研究的学术范畴，“科学”的现代性无形中被化解，中西学术间的新旧之别也就被彻底打破。“科学”的到来，向国人昭示了中学自新的可能，甚至有论者认为，中学不但可以自新，还可以“新”世界学，⁽³¹⁾民族自信也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在“科学”的话语下，中学有了步入世界学术之林的可能。

仔细辨析，严译“科学”与日本“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拿什么样的“科学”来合“形上形下为一炉”，这正是英国实证科学⁽³²⁾与日本流行的德国“科学”的差异。⁽³³⁾显而易见，中国人选择后者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后者的确为整合中国传统学术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当然，没有实证科学作为基础的中国“科学”，最后只能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人们最终发现，“科学”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可能，事实离他们的期望实在太过遥远。但也正是因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证明，面对西学的咄咄逼人，中国人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利用这一机会寻找到必需的变通之道。

日本“科学”在中国滥觞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末新政时期留日学生的激增。1900年前后，“科学”的运用还多只是个别行为，影响并不广泛，随着留日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不断扩张，“科学”逐渐成为趋新人士的普遍用语。只是在“科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同时，“科学”的意义却日趋复杂而且越来越难以把握。在大多数人尚无辨别能力的情况下，口耳相传的“科学”很难辨明它的真义。即便对“科学”概念有所领会的人，也更多是在救国图存的层面上加以运用。因此，不论是严译“科学”还是日本“科学”，在实际的传播与运用过程中都发生了意义的转变，逐渐生成了中国特有的“科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