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

3 Women, 1977

就这样我再次进入《三女性》神秘的深渊之中。这是一部在梦中构思的杰作，由罗伯特·奥尔特曼执导，拍摄于1977年，它讲述了三位身份模糊、变幻、交融的女性的故事。在影片谜一般的尾声中，她们组成一个家庭，或者三人合为了一体。这部影片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并且还逐个镜头地分析了两遍。即便如此，每次我看它的时候，都觉得它似乎依然在延续。这让我联想到梦境，梦境的重现就是如此：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梦，但是梦中的一些故事并没有结束，有一些谜团依然悬而未决，于是我们便重返这个梦境之中。

谢莉·杜瓦尔（Shelley Duvall）、茜茜·斯派塞克（Sissy Spacek）和简妮丝·鲁尔（Janice Rule）扮演片中的三个女人，她们居住在加州荒漠地区的一栋复合公寓中。杜瓦尔扮演的米莉·拉摩勒奥（Millie Lammoreaux），是一家养老院的理疗师；斯派塞克扮演的平姬·罗斯（Pinky Rose），是养老院的新员工，后来成了米莉的室友；鲁尔扮演的是有孕在身的威莉·哈特（Willie Hart），她是这栋公寓房东的妻子，在片中显得与众不同，落落寡欢，经常沉默而又悲伤地踱着步子，还会在泳池的底部画神话中的生物、互相恫吓的奇男异女。

三女性的周围，环绕着各式各样的男人，但只有一个醉醺醺地跌撞进我们的视线。这就是埃德加（Edgar，罗伯特·福捷［Robert Fortier］饰）。他是威莉的丈夫，声音低沉，语气嘲讽，话语粗鲁，用手枪、啤酒和摩托车来标榜自身。他看上去笨拙又滑稽，这主要因为他常常摆出一副侠义神枪手的架势，但本质上却是一个醉汉和色鬼。他似乎极少和妻子见面。其他男人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夜里则会在泳池旁聚会。这些男人令米莉神魂颠倒，她似乎一直处在为乌有的约会与晚餐做准备的状态中。

影片开场出现的三位女性，分别代表着女性通常所扮演的三种角色。威莉代表母亲，一位悲观的孕妇，一个在自我世界的荒漠中飘荡着的大地女神。米莉代表一个快活的消费者，研究女性杂志，穿黄白两色衣服来“搭配”她的行头，根据做饭花费的时间决定吃些什么，并且狂热地和人分享自己的食谱。平姬则孩子般地出现在电影中，她并不成熟，会用吸管往自己的可乐里吹泡泡；会恶作剧地跟在养老院的一对双胞胎员工后面，学她们走路；会做鬼脸；会跟米莉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在电影的初段，米莉不懈地尝试着向她的邻居和同事们献殷勤，因为这些人经常忽略她，暗地里则对她冷嘲热讽。她梦想和那位在泳池旁聚会上负责烧烤的汤姆（Tom）约会，也梦想和养老院对面医院里的医生们一起约会，但当她在食堂与医生们共同进餐时，她坐在两个医生之间，他们却无视她的存在。这一幕实在令我们感到尴尬。在一部充满了镜子、反射和多重映像的电影中，米莉似乎总是在进行打扮，分分秒秒都在整理她的衣服和头发，在确保妆容完美无瑕，在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但同时似乎并没有人真正瞧她一眼。

在养老院，米莉被指派去向平姬介绍她所要干的活儿。这个场景中的对话是美式习语，因此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理解。在准备带其进入温水训练池时，米莉问平姬：“你哪儿不舒服？”平姬说自己没有任何毛病。“好吧，你一定是哪儿不舒服了，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平姬这才意识到米莉是在把她当作一位假想的病人，想要给她做演示。“噢，我的头疼！”她像一个小孩儿那样叫了起来，“噢，我的腿也疼！”随后，她突然把身体陷入水中，米莉不得不把她拉上来，心神不宁地四下观望是否有人注意到了她们。

水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影片。奥尔特曼说，开场镜头象征包裹着胎儿的羊水。第二个镜头展现老人慢慢进入训练池中——它意味着回到他们生命开始的水中。一条不时漂浮在银幕上的波浪线，可能代表着脐带。威莉充满凶兆的绘画位于游泳池底，在影片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平姬从阳台跳进这个泳池，失去了知觉，然后被救出并送进了医院。

奥尔特曼说他受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假面》（Persona, 1966）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平姬暗地里处心积虑地伤害米莉，悄悄打探她的秘密，并且最终试图去盗窃她的身份。《假面》中存在着一个暴力的高潮，电影在那里似乎中断了，故事必须重新开始。平姬跳入泳池的场景也用了异曲同工的方式，电影的结构彻底断裂了，它通过平姬的变化来展开新的叙述。她身穿米莉的衣服，使用她的社保号码，阅读她的日记。在之前的场景中，米莉和平姬各睡一张单人床。现在，平姬则挪了过来，霸占了米莉的床。当米莉叫她“平姬”时，她爆发了：“我需要跟你讲多少次！我的名字不叫平姬！我叫米尔德里德（Mildred）！”

谢莉·杜瓦尔在这些变化之中的脸部特写镜头，是关于不安和焦虑的教科书式表演。米莉意识到某些糟糕的事情将要发生，但是却被平姬的行为所困扰与迷惑。仔细回忆一下医院中那个奇怪的场景，当时出现了两位拜访者（由约翰·克隆威尔［John Cromwell］和鲁思·纳尔逊［Ruth Nelson］饰演），自称是平姬的父母。但平姬却说她不认识他们，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确实，他们看上去太老了，不可能是她父母（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克隆威尔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骗子？是祖父母？或是养父母？我们从没有真正从影片中获得答案。平姬来到荒漠，没有过去，本质上也没有身份，她轻而易举地夺走了米莉的身份。并且始终，在一个更深入的本能层面上，威莉这个角色存在于她们的意识之下，并且最终将两者共融在自身中。

我是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杜瓦尔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奖（随后她还拿到了洛杉矶影评人协会［Los Angeles Film Critics award］的最佳女主角奖，而斯派塞克则获得了纽约影评人协会［New York Film Critics Circle award］的最佳女主角奖）。奥尔特曼告诉我，这个故事来自于一个梦境：“全部都有了。故事、角色、每样东西。”他写下故事，试着去拍下他所梦到的东西。像其他的梦一样，这个梦不带结论地结束，并在淡出脑海之前，似乎正转向更深且更为令人不安的结局。在影片的DVD评论音轨中，奥尔特曼像一个观众那样推断影片的含义，他承认影片在某些方面对他来说依然是个谜，并且为电影的最后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解释。摄影机从三个女性的住所退出，并把镜头转向一堆废弃的轮胎上。“如果你要问我，你认为最后埃德加到底去了哪儿？”奥尔特曼说，“我认为他被埋葬在了那些轮胎下面。”

但是显然，电影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一说法。不过没关系。我们把这电影看作是一个整体，它十分完整，无需理智和逻辑。它自我循环，奥尔特曼如是说。片中有一些非常敏锐的社会观察场景，包括米莉必须要忍受怎样的残酷，以及一些特定行为的细节，例如平姬将奶酪涂在饼干上，随后又将一个虾仁杯不小心泼到衣服上。养老院是由一对夫妇经营的，看上去他们彼此交换过性别：男医生显得非常女性化，女经理看上去又很有男子气概。影片中很多场景是由细节所构成的，例如，怎样使用打卡钟，在周五如何提前下班，“我们不喜欢双胞胎”是怎么一回事。有时细节就好像在梦中那样不断重复着——例如米莉的黄色衣裙总是被车门卡住。杰拉德·巴斯比（Gerald Busby）不祥的无调性配乐与这种日常活动十分合拍。

与这些现实性细节相对的，是奥尔特曼施于这个梦的力量。在梦中我们尝试着新的身份，让朋友扮演着其他角色，并且发现自己不知原委地做着一份陌生的工作，或是身处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尽管规则已经被充分解释，但我们却无法完全理解它。这也许是片中三位女性共有的梦境，每个人都在想象着另外的两个人，每个人都缺乏另外两个人所拥有的东西。男人们在背景中不知所谓地制造着隆隆噪响，她们感到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的通道，威莉悲伤地顺从着，平姬贪婪地渴望着，而米莉，可怜的米莉，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