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起源是一个怎样的问题

克里夫·甘布尔（Clive Gamble）在其新作《起源与革命：最早史前史中的人类认同》（Origins and Revolutions: Human Identity in Earliest Prehistory）中批判了柴尔德“新石器革命”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忽视了太多内容，在西亚核心地带农业起源的时候，很多地方并没有农业，但这不意味着这些地方没有应对危机的策略，所以美洲、大洋洲的考古学家更偏爱“食物生产起源”（origin of food production）这样的概念[5]。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还是如何定义“农业”，下一章有专门的讨论，此处先一笔带过。正是因为概念范围的模糊，所以甘布尔认为“新石器革命”是一个想象的问题。

对农业起源问题的另一个质疑来自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6]，作为考古学家，他的观点类似于生物学家戴维·林多斯（David Rindos），即农业起源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史前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与动植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驯化在此过程中发生，根本不需要解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7]。

那么，“农业起源”是一个伪命题吗？或许我们还要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质疑，而此前没有呢？前文我提到过后现代的知识环境，确定性被普遍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性，从前单一的路径为丰富多样的方式所取代。农业起源研究也不例外，究竟什么是农业呢？在不断质疑中，其定义变得捉摸不定，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以至于难以进行归纳。作为21世纪科学的生态学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革命性的变化被消解到普遍的人与生物的历史关系中，于是，农业即便存在，也是人与驯化物之间漫长关系的一个环节而已。

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以上质疑，一是问题产生的背景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可能有自己的问题，甘布尔的质疑立足于西方考古学的学术背景，立足于西方社会后现代的状况，一个后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高峰时期，史前的现代化或许不是西方考古学的核心问题，或是说研究农业起源问题并不需要“现代化”这样的视角，但是在中国考古学中，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几乎不由自主地就会从这个角度思考农业起源。

另一个角度是考古学的视角问题。考古学擅长长时间尺度的研究，研究人类99％的历史；有趣的是，考古学同时擅长微观而具体的研究，如某个遗址或某种遗存（如动植物遗存）。采取不同的时间尺度，农业起源就成了不同的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农业起源也就是一个缓慢、具有过渡性质的变化；而当我们放大时间尺度，就会发现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以狩猎采集为生，然而只是在短短数千年间，这种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就被取代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具有革命性的，无疑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尽管当代考古学更多元的视角发现了许多从前没有认识到的细微变化，农业起源仍是最根本的变化之一，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问题并列。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这还是一个远没有充分研究的问题。

当代考古学研究对农业起源作为革命性变化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农业起源的重要意义，恰恰相反，它丰富了当代考古学的农业起源研究。与过去研究中反复罗列重要驯化物的发现与不断推出令人惊讶的“最早的”年代相比，当代考古学研究更关注农业起源多样的形式，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农业起源，比较不同地区对于农业出现后的反应，等等。农业起源不再是简单的发现最早驯化物种的问题，不仅仅是驯化的出现，而是文化系统的整体变化，对过程的了解超越确定最早年代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中心。

同样，对于农业起源原因论的否定，尤其是对单一原因论的批评，并没有否定农业起源的关联因素，相反更加强调人与动植物、环境的联系，强调不同人群的适应历史。所以，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关注人与动植物的联系，关注不同地区古代人类的适应历史与特点，这些认识对于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农业能够起源、某些地区没有农业起源至关重要。

简言之，农业起源是一个形式多样、关联复杂的问题，远非罗列驯化物种、最早出现年代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