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解读与过度解读——精读《诠释与过度诠释》

| 对深度的追寻

文学作品的魅力，一半来自于文字素描所带来的美感，另一半则来自拆解其中蕴含的思想所带来的智力快感。

而在读者们见仁见智的拆解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些角度新奇，让人眼前一亮，但总有人说不妥，有些“过度”的解读。

比如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待《简·爱》这部小说：简爱童年不幸，造成其受虐倾向，对男人的审美比较重口（按照小说的描写，她爱上的罗切斯特先生长相十分粗犷），并且希望通过嫁给罗切斯特完成社会身份的上升；

罗切斯特深受父兄的折磨暗算，受骗娶了个疯女人，浪荡天涯收获的不过是更多的伤害，内心极度破碎，浪子回头，和家里一个相貌平平，个子矮小的家庭教师相爱——整个小说，其实是一个女巫（简爱）和恶魔（罗切斯特）的故事。

这样的解读是否“合理”无从判断，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确是极富启发性的，韦内·布思（Wayne Booth）在《文学批评中的理解：多元主义的力量与局限》一书中，借由对《三只小猪》这个童话主动的“过度理解”，也尝试说明这个问题，他鼓励读者做任何天马行空的解读。

他说：“你想用这个关于三只小猪与一只恶狼的、看来完全是讲给小孩子听的天真的公故事来表达关于那个保存了你、并且与你心心相印的“文化”的什么东西呢？关于创造了你的那个作者或民间集体作者的潜意识的梦？关于叙事悬念的历史？关于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之间的关系？关于大人物与小人物、有毛与无毛、瘦与肥？关于人类历史中的三合一模式？关于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关于懒惰与勤奋、家庭结构、民用结构、节食与减肥、正义与复仇的标准？”

童话故事的创作动机肯定没有这么复杂，但布思鼓励我们应该着重看：“不是本文承载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看它将什么视为理所当然”（语出乔纳森·卡勒）——立足于故事本体，去探寻更多可能。

越是神神秘秘，需要一层层剥开的东西，越能让人觉得它才是真正的“内核”，神话般的隐喻，遮遮掩掩却总是面红耳赤的性冲动，埋藏在人物设定中的对历史和宗教的映射……这些东西，仿佛才是真正的思想。

对于这种心理，斯蒂芬·柯里尼在为《诠释与过度诠释》这本辩论集子写的导论《诠释：有限与无限》中做出了十分精确的描述：“潜藏在这种诠释传统下面一个共同的心理原因是，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显而易见的意义是如此唾手可得，与普通常识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神秘论的追随者们认为，这对他们的地位与智力都是一种致命的浪费与损伤。”

但一个敏锐的读者在文本中发现“深度”，永远都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受文本的激发，谁能保证这不是作者潜藏的，有意无意的思想呢？

艾柯在写《福柯的钟摆》时，为一位和卡索邦相爱的巴西女孩取名为安帕罗，但他自己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给这个印第安与苏丹人血统的荷兰殖民者后裔，有着牙买加人外貌的巴西人取“安帕罗”这样一个西班牙名字。

书本出版后，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叫安帕罗？这不是一座山的名字吗？有一首叫瓜吉拉关塔纳玛拉（Guajira Guantanamera）的歌当中提到过这座山的名字。”

此刻，艾柯才突然回想起这首自己年轻时深爱的一位拉丁美洲姑娘常唱的歌，尽管歌词和这首歌早已经不再被记起，但他却在潜意识中选择了自己爱过的人的形象，和与她相关的东西。

这算是一个典型的作者『忘记』的例子，但笔者认为乔纳森·卡勒说的『忘记』，应该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是一种文化记忆，布思鼓励西方读者从《三只小猪》中解读关于种族、宗教的信息，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民间传说中解读出不少文化与社会学内容。

这话乍一听感觉很无知自大，也许你有无数个理由反驳它，但核心意思一定绕不开：『并非文章/作者本意』。

| 本意在哪里？

本意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可以划分为『作者意图』和『本文意图』，为了使讨论更集中，我们暂时不做定义，先简单划定有这么一个叫做『本意』的东西，并且试图来理解它。讲到具体的例子，自然会明白。

那大家平时都是怎么理解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的『本意』的呢？——主要是通过和自己积累的知识做对照。

比如，看到一则故事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开头，那你也许会判定这是一个儿童故事，当然，也许这是作者开的一个玩笑，当继续往下读，意识到问题时，你自然会进行调整。一个完整的阅读和理解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左摇右晃，盲人摸象式进行的（其实这就是对『作者意图』的理解）。

又比如，当看到一本名叫《The gay science》的书，你很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与性有关的书，但一了解，才知道这是尼采的《快乐的科学》，讲的是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在当时，那个单词和性并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看到，由于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误解也时时发生（这就是对『本文意图』的理解）。

结论很明显，不论怎样理解作品意图，我们都是在做『揣测』，黑灯瞎火，任何一边都是出路（因为理解是无穷的），谁能告诉我，那个『意图』在哪里？

对于这样的困境，理查德·罗蒂在《实用主义之进程》进程中给出了回答，他说，我们不应该用那种寻找“事物本原”，想要“反映”自然的哲学思想统领我们；相反，应该把哲学看做是恒久长新的诸多学科中的一种，“只要能满足我们的目的，适应我们的需要，任何音调，任何语汇，任何观点，都可以在此会话中自由地呈现自己，表达自己。”

也就是说，同布思一样，罗蒂鼓励后来的学者们大胆做新探索，虽然也许会被扣上过度解读的帽子，被认为生造概念，但学术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正是因为新的，更有用，更具启发性的词汇和概念不断被发明。

与其把各种理论挑出来指指点点，逐一否定和批驳，不如专心寻找也许可能会带来更多启发的新解释（在学术界，“过度诠释”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研究者们更关心的是“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边界问题）。

也许有人对这种人类中心式的“自大”反感，但是人从来都是如此，我们从来都不去探究那些和人的存在没有关系的本质，生而为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视野中。

| 解释不分对或错，只看是否“成功”

不难看出，诠释与过度诠释争论的核心，是标准，是话语权。这和欧洲历史上教会对科学的“迫害”是一个道理，成为主教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哲学和思维训练，文化修养极高的，他们难道不能看到地心说日心说的差异所在吗？一个新的，更能帮助人们进行天文研究和历法制定的理论，为什么就不能采用？

可以，不过，这得由教会来制定，当时支持日心说的人往往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圣经和教会体系，那么久的历史，你一个外人就给否定了，教会的威严往哪里搁？以后如何进行统治？所以自然给予否定，并且扣上一顶异端帽子。

类比来看，在思想和学术界抵制各种新的解读方式，不过也是老一辈人的固执，而对于新进年轻学者来说，“经典”已经被研究透了，想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只有推陈出新。

这才是知识的目的——因为好奇，因为知识，用不同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本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甚至是一种愉悦审美活动。

新旧之间，确实并没有那么多好坏之分，日心说刚出现时，除去其简洁，其实并不能更好的解释各种天体现象，地心说依靠一系列复杂的本轮均轮，已经构建了一个很完整自洽的天体解释体系，但经过后人不断完善，日心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两个理论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它们都是『成功』的理论，符合这一点，就够了。

不管是欣赏任何东西，还看到新的理论，也许我们应该放下这种是非观，仅需看它是否合理，只要能带来新的知识，怎么就不是好的解释呢？

而值得提醒的是，解读可以『过度』，但是不能『拔高』，当信息量没有丰富到那样的程度，便不宜做『过度解读』。

比如用游戏做哲学科普，便是典型的拔高，游戏艺术的第一要务是玩法，是战斗系统，其次是美学，是画面，其内核往往都是艺术性，文化性而非哲学性的，做文化分析可以，比如《只狼》当中的东方美学，但要去分析其中的佛学哲学，便太过勉强——这样的人往往被调侃为『学哲“淆”』。

这微妙的关系，正是知识的诱惑力和狡猾之所在，是哲学还是哲“淆”，是思考还是胡扯，看似在一弦之间，实则却是学习者在依靠自己的刻苦和谨慎做清晰而严肃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