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读韩非子，怎么当老板
- 王春强
- 4589字
- 2024-11-01 17:41:03
第一节 术
一、术
在《韩非子》全书中，谈术的内容很多，但多是就事而论术，专门对术作出概念定义之处并不多。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译：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出自《难三》）
很显然，韩非子认为法为阳，术为阴，术是隐蔽的、是驾驭群臣的手段。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译：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出自《定法》）
这段又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术”，因任授官、循名责实，固然亦可“将术藏于胸中，潜驭群臣”，而实际赏罚这两个手段作为原则又可以固化为法的。从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的角度，这种术确是君主所特有的。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出自《主道》）
由“道”是无状的、不可见的，直接类比出一个君主的做事原则，就是不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意、了解自己的想法。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译：臣子将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译：臣子将会伪装自己的观点。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译：臣下就会表现出自己的本真之情。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出自《主道》）
这段讲君主应以守虚静为门户。所谓守虚静，就是不让臣子了解自己所思所想，以此获得博弈信息优势，进而取得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出自《难三》）
这句话讲得比较直白，强调了用术的隐蔽性，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无由透露。
主用术，则大臣不能专权独断，近习不敢弄权。（出自《和氏》）
韩非子在这里列举了几个君主用术的目的。
①防范大臣擅权专断。
②防范身边近臣狐假虎威以弄权。
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译：任人而不知术，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出自《八说》）
这段从反面强调术的效用，即驾驭臣下。韩非子认为，用人无非是用辩智之士或修洁之士。前者智多，容易谋私欺君；后者智少，容易做事武断。不论是哪一种，如果无术去使用，任用智多的人君主会被欺瞒，任用修洁的人则容易把事情搞砸。
宓子贱治单父。有若见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贱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有益。”（出自《外储说左上》）
这个典故阐明了术的另一个功用，就是以术的技巧解放用权者。若是有术，就能够既把国家治理好，而自己不会太劳累；若是无术，把自己累病了，国家也治理不好。
首先，韩非子指出术的核心属性，即隐蔽性；其次，术是君主专有的；最后，君主用术的基本姿态是守虚静。从术的直接功用上，韩非子认为用术是为了知人、任人、用人。
韩非子谈的术，可以从博弈论角度进行理解，就是博弈之术。利用君主特有的权势，设法让自己知己知彼，而臣下则是知己不知彼，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君主利用众端参观（把不同信息进行比较、互验）、一听则下（一一听取臣下意见，用臣下意见质询彼此）、挟知而问、以诈试探等方式，发现臣下的问题或震慑臣下，以赢得君臣博弈。信息优势是用术的一个核心基础。
除此之外，韩非子把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也归为术的范畴，但在我看来，这些常规习惯原则完全可以纳入法的范畴。
一般情况下谈到“术”，大家想到的就是权术、阴谋诡计等。但我认为韩非子尚术的原始动机是出于公心的，同韩非子批判的奸臣、权臣的奸邪之术是有区别的，同纵横家的术也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
按照一般认知，韩非子作为“法、术、势”之集大成者，“法”承于商鞅，“术”承于申不害，“势”承于慎到。依照知其人然后知其学说的原则，我认为“公”“法”的思想应该是韩非子思想的基础，或者说商鞅的“法”的思想是韩非子思想中最基础的部分。但是，吴起、商鞅的悲惨下场，让韩非子强烈感知到了纯法家在实践中的不足，韩非子从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思想中想通了如何弥补纯法家的不足，于是韩非子“援术入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韩非子原始动机对“术”的定位应该是“术以尽法”，其倡“术”带有防御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但是，在韩非子最基础的三个元概念“法、公、君”中，韩非子把“君”作为实现“法”与“公”的前提条件，所以他言术时是直接围绕着“君”而非“法”展开的。前面我讲过，以“君”代“公”存在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君毕竟是一个个人，其私人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公”的利益。然后，这个缺陷在韩非子论术时继续发酵，“公”和“法”仿佛已经退隐，只是在围绕君主个人论术。这样，从外部看起来，论君主之术倒成了《韩非子》全书篇幅最大的构成部分，并且其所论术，已经同奸邪臣子之术和纵横家之术没有了明显的道德性区别。也正因如此，很多人（例如熊十力）认为韩非子其实是个法术家，而商鞅才是法家。一句话，比之韩非子的法生于道、奉公去私等基础观念，最后全书言术过多、过诈，实际上显露了他已经偏离初心的痕迹。
但我认为，着眼于学习、鉴用，应该基于我提的“术以尽法”，从韩非子初心的立场来理解韩非子所言之“术”。
另外，韩非子认为“术”是君主所专有的（“凡术也者，主之所执也”），也有一厢情愿的嫌疑。因为韩非子所论之术，不唯一主能用，臣下也能反用之，如此韩非子谈术的“以术致术”效应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二、法与术的关系
韩非子在《定法》中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了法与术的关系问题。
凡术也者，主之所执也；法也者，官之所师也。（出自《说疑》）
韩非子给术的定位是“人主之所执”，给法的定位是“此臣之所师”。原因是君无“术”就会在上面被蒙蔽，臣无“法”就会在下面闯乱子。
不过这个定位有些过于理想化，臣下为什么不能反用君之术来应对君主呢？事实上不但会，而且对此事的重视程度还要高于对以法治民的重视程度！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注：这是不好比较的，维度不同，故不可直接论高下。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出自《定法》）
韩非子认为，对于治国来讲，法和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人对衣服和食物的需求一样。其中术主要是君主用来对付群臣的，法则主要用来管控民众，惩戒奸民的。君主没有术就会被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出乱子。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出自《定法》）
法是术发挥效能的基础和坐标系。基础不统一、不稳定，一者，用术就容易不辨本末、轻重与缓急，一叶障目，因小失大；二者，难有持续的成果累积。就像一个棋手，追逐和享受着局部缠斗和手筋的便宜手，最后却没有占多少实地。另外，没有统一法令系统的背书，奸臣的伪饰私意奸行的借口也会是随手可拈，所以以术止奸的期望自然也会落空。韩非举例说，万乘之劲韩，十七年也没真正成为战国强者，就是因为有术无法。
有法无术，变法之成果会有，但成果易为投机者窃取，进而从大局上遏制成果的进一步扩大。对君主而言，更坏的情况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韩非子举例说，商鞅变法后，秦国综合国力成为战国最强者，但迟迟没有成就帝业，核心原因就是有法无术。
从秦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来看，重术不重法的情况更为普遍，这成了民族性特征；重法不重术的情况也有，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但这种变法多半途夭折，变法者自身下场一般也很惨，俱带很浓烈的悲壮色彩。读其事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承前面所说的民族性特征，依旧是重术轻法的情况最普遍，同样是偶尔出现“重法不重术”的变革时，多以夭折收场。因此，鉴古知今，企业进步变革若想取得成功，还必须回到韩非子“法术并重”上。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出自《定法》）
既然韩非子提倡君主用术、官吏行法，那么是不是说用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就可以了呢？韩非子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采用，因为申子的术思想和商鞅的法思想都还有未完善处。他举例说，申不害提倡的“治不逾官，知而弗言”（官吏行政不能超越职权，职权外的事知道了也不说）是有缺陷的，站在君主立场是要用一国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监控人们的行为，如果不提倡告发，君主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耳目呢？他又举例说，商鞅因功任官，却没有考虑到官是有专业要求的，如果专业不对口，是没有能力胜任自己的职位的，这样是极度不妥的。
韩非子对商鞅军功制的批评是没有问题的，他比商鞅更细致，有了专业化意识，这具有了萌芽状态的分工理论的意味。
韩非子对申子“知而弗言”观点的批评，或许站在君主立场是有帮助的，但其对社会风气的毒害之大则无以复加，这事实上是鼓励君之私欲凌驾于国家大利益之上。这一点，其实正折射了韩非子在整体思想深度上不及儒家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