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的效用

我总结全书中提到的关于法之效用的论述，共得七条。

一、奉公去私

以我之见，论及法，我们首要讲的是其“奉公去私”之精神，这是直承“法生于道”这个最高宗旨。虽然实然世界里所睹实法多不及此，但也当知此之为应然处，如此才能多体会到它的积极性所在、为今所鉴的意义所在。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出自《五蠹》）

韩非子对公私关系定义，他认为仓颉造字时，把为自己盘算叫作“私”，和“私”相反的叫作“公”，公私是相互对立的，这是仓颉本来就知道的道理。

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出自《诡使》）

韩非子直截了当地指出，私是扰乱法治的根源，法令就是为了废除私道。法令被执行，私道自然就废了，并进一步引用别人的话说：“用来治理国家的是法，用来扰乱国家的是私。法立，就不能为私。”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出自《诡使》）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

这句所言与上一句大体是同一个意思。奉公是目的，去私是手段，私不除，则公不立。此处所谓“私”并非全要人无丝毫私心，甚至必须是损私以成公，而是要以公为基准，以公为大来行事，不要因私而废公。所以，当公私同向时，亦可谓之公；比如为公做出业绩贡献，得到相应的丰厚报酬，则是公行，不是私行。反之，若损公肥私了，则就是私行、恶行了，如贪污、受贿、公权私用，都属此流。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出自《饰邪》）

这一段韩非子专讲容易被混淆的一种私，这个私不是侵占、贪污性质的，而是诸如为了讲朋友义气而损公的行为。因有个“义气”在里面，所以这种行为容易被舆论所认可、赞美，淡化其假公济私的本质。所以韩非子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韩非子认为，公义是站在国家立场的，修身洁白、行公行正、居官无私，就是人臣的公义；私义是站在个人立场的，信于朋友、不为赏劝、不为罚沮、污行纵欲、安身利家，就是人臣的私义。韩非子认为二者相悖，私义行则公义废。比如你执法时，朋友犯了罪，若帮朋友解脱，就是私义，若严格执法，则是公义。明君在上，臣子就会摒弃私心而实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就会摒弃公义而实行私心。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君臣的关系是相互算计的博弈关系，这是立场差异、人性自为所决定的，君臣各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君主的利益最大化即国家利益最大化），要让臣子把公义放到私心的前面，只有依靠法度，以明赏严刑（胡萝卜加大棒）驱动臣下这么做。

我认为公私之分是法治的核心基础。一言以蔽之，法治的核心宗旨就是就公去私。凡一组织，在组织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组织资源最大化朝着组织整体价值方向转化，组织效能就最高，而要实现这一期望，最大的障碍就组织成员的私心与内耗，只有私心与内耗得到有效的抑制，资源转化效率才能最大化，法治的核心宗旨就是去做这件事。

我们用四象限法表示个人在处理公私关系上选择，可以得到四个子集：利公利私、损公利私、利公损私、损公损私。韩非子谈及公私不兼容的两项，即损公利私和利公损私，但未谈及利公利私这一项，这恰恰是法家思想的盲区。我们今天知道，利公利私是很重要的一项，也应该是管理本身所追求的。特别是在企业管理领域，管理全力追求的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几千年来法家所受非议颇多，但我一贯认为吴起、商、韩代表的法家有可敬之处，我说的可敬之处正是法家以公为大的思想底盘。尽管法家有把公私关系绝对对立化的缺陷（其流弊多与此缺陷有关），但毕竟真心真意以公为大，为此甚至切身笃行之，以至于“谋国不谋身”，自身落个悲惨下场。从这个意义上，法家最大的对立面绝非儒家（儒家也是尚公的，实际上儒法同源），而是战国纵横家，后者是绝对以私为大，只讲术不讲法，为私利不择手段。

二、强国安民

从强国安民角度论述法术治国的必要性，在韩非子原书多篇文章中以不同提法多次谈及。

1.奉法强则国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举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故事）。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出自《有度》）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译：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的行为，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而国家就能治理得很好；能除掉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就会军队强大而敌人弱小。（出自《有度》）

韩非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并举例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奉法有为，各自成就一时强盛，他们死后，江山百姓依旧，继承者们释法不用，国家就逐步衰亡了。其中缘由，韩非子认为法度能够确保去私就公，确保君臣不被群臣欺瞒诈伪。当法度缺失时，群臣欺上瞒下，放弃国家利益，追求私人利益，则国家衰败必矣！

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因素很多，如国策方针、税收劳役、人才任用、风俗教化、用兵征伐、赈灾抚民、日常治理，等等；韩非子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群臣行私而背公！真可谓烛幽之见！虽千年而不变也！韩非子殁世后两千年，各王朝由前期之盛大，到后期之衰，无不伴随着官僚豪强徇私枉法、膏吸天下，进而民怨沸腾、人心尽失、国家动员能力殆尽，进而或为民众所覆，或为权臣所篡，或为外寇所灭。因此，治国者，治吏也，吏不治则民不安，民不安则国不固。由此我们还可以推导出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法的核心属性就是“为公”的，其对立面就是“为私”的。

相对于国家，企业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决定企业兴衰因素同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道理还是相类的。如果不能实现以公为主旨的协作协同，部门行部门的私，个人行个人的私，公司利益便会被背离、侵蚀，直到企业油尽灯枯。我提出“协同”二字为企业强弱最关键的因素，其实内在精神上同韩非“去私就公”主张是一致的，企业里面的人背公行私，必影响协同、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这个观点是“见林”的观点，人们可能更习惯于“见树”，谈企业治理、谈股权激励、谈绩效考核、谈领导力、谈执行力、谈战略选择，但请相信，“树不离林，林亦不离树”。企业规模小了，不易见（并非没有）此“林”，企业规模大了，则会看得清清楚楚。

特别要说明的是，“协同”相对于“去私就公”，不仅包括“背公行私”的情况，还包括都出于公心，因立场、观念不同，也不能实现协同的情况。

防范和解决群臣“背公行私”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儒家的思路是通过正名、教化、礼仪，韩非则认为只有法度才是有效的，并对儒家的思路持批判态度。

2.明法者强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愿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出自《饰邪》）

韩非子指出，懂得用法术来治理国家，即使国家小也能富足；赏罚谨慎而诚信，即使民众少，国家也可以强盛。相反，如果赏罚没有准则，即使国家广大，但军队弱小，那么土地也可能会不属于自己，民众也会不属于自己。土地和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无地无民，即使尧舜也不能统治天下，夏、商、周也不能强大。那些不重国法、赏罚不明，只是空谈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只能误国。为什么呢？君主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就会抱有侥幸心理，臣下无功受禄，功劳就不再尊贵。无功者受赏，国家财力就会匮乏，民众就会抱怨，他们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

所以，奖赏错误就会失去民众，滥用刑罚民众就不会再害怕，赏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罚不能起到禁止作用，即使一个大国，也会面临危险。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出自《饰邪》）

韩非子举了三个例子，魏、赵、燕三个国家开始实行法治时，信赏必罚，成为强国，但后来他们有始无终，法治废弛时，国家很快就削弱了。

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出自《饰邪》）

所以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这个道理如此清楚，而君主们却不依比而为，他的国家衰亡就是一定的。俗话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舍去常法而从个人私意，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法禁就起不了作用。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流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国之道，摒弃违反法治的行为，那么就不会被智巧迷惑，就不会被虚假的名誉欺骗。以前舜帝让官吏疏通洪水，先于命令下达之前就立下功的官吏被舜杀掉；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朝见，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杀了他。这两件事说明古代最重视的是遵照法令办事。法就像镜子，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到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现；法就像衡器，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到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相反，如果摇动镜子和衡器，那么它们就照不出、衡不准轻重了。这些说的就是要遵守法制。

简言之，韩非子认为法是一个相对的客观中介，以其客观性反照、衡量事情，能最大程度保持结果的确定性。若以纯主观的私意为中介去反照、衡量事情，就会有很多投机的缝隙，人们都会钻营缝隙的可利用性，同时导向标准也变得不可捉摸，如此，则事情的结果会变得非常不确定，组织（国家）整体利益也就无所依凭了。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出自《外储说右下》）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不按法办事。

3.赏罚不行则乱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其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注：言因民性而用法。（出自《心度》）

韩非子的论述从人性人情开始，民之性恶劳乐佚，没有约束就会乱。所谓约束，就是刑赏，民之性好利禄而恶刑罚，尊重这个人性，就一定要用赏罚这两个权柄。

三、尊君

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注：言有法度则主不被欺。（出自《有度》）

很明显，韩非子是站在君主立场谈要依恃法度、权衡（法律标准）来应对臣子、分辨臣子的奏事，才能防止臣子的伪诈行为、欺骗行为。反言之，布法度、设权衡可以帮助君主不被欺骗。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出自《有度》）

韩非子认为，臣下侵犯君主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渐进过程，在君主浑然不觉中东西易位，所以君主要设立司南仪器来帮助测定东、西之方位。所以君主要在平时就让群臣没有机会在法之外打主意，也不在法之内随意施加私人恩惠，一举一动必须要依法而行。具体怎么做呢？一是要严刑峻法威慑不轨；二是遵循权势不和臣子共享原则，要控制在君主一个人手中；三是维持法的信用，信赏必罚，法的信用就是君主的权威。

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出自《有度》）

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高贵的地位轻视那些低贱的人；法令严明，君主就受到尊崇而不会被侵犯，如此则君主就会强大而掌握治国的要领。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它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了下来。特别警告，如果君主放弃法治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尊君在韩非子思想中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这是吴起、商鞅所不曾特别强调的。在商鞅那里，“奉公去私”是第一位的，只要“奉公去私”就是尊君，不用专门再讲一个尊君。而韩非子虽然也持“奉公去私”的观点，但事实上他用尊君代替了“奉公去私”，在他这里君就是“公”的实体化。这虽然让他的“法、术、势”有了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的依托对象，但以“君”代“公”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成为韩非子学说的一个癌瘤，因为作为“君”毕竟有个人的、不同于国家之公的私欲，当君主比较英明并可以克制、掌控自己的欲望时，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当君主昏庸，欲壑难填时，视君为公的假设就会带来无药可救的溃烂，这在韩非子学说里一点办法都没有，韩非子所提倡的法也好、术也好、势也好，无一例外地变为助纣为虐的工具。事实上，韩非子这一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暴君出世时，术为邪术、法为恶法，一溃千里，如汉武帝、宋明帝、齐明帝、隋炀帝。

为什么韩非子会以“君”代“公”？这绝非用所谓阶级利益能解释过去的，必须要从韩非子思想之整体进行分析和推断。韩非子构筑了相当完善的“法、术、势”方法论，韩非子思想之一大特征就是务实、尚功用，所以他必须要为他的“法、术、势”方法体系寻找一个落实支点，或者说执行主体，谁能扮演这个执行主体？在他那个时代，他能看到的只有君主。韩非子越强调实用，就会越尊君。因此，我们可以说“尊君”是韩非子“法、术、势”方法体系一个出口。不幸的是，作为出口的“尊君”，在韩非子展开其整体学说时，不知不觉中压过了他自己也列为更基础原则的法术循道、法因人情、以公为大等原则。而这恰恰正符合后世只知满足欲望，不知节制的皇帝们的口味，所以在其身后两千多年，“尊君”被发展为现实统治的绝对核心。

四、劝忠止邪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出自《饰邪》）

韩非子有《饰邪》篇，鞭挞迷信凿龟数策、依恃大国、玩弄智巧等邪术，其落脚点在于，只有亲民明法、劝忠罚邪，才是强国正途，正面榜样是当时的秦国，负面榜样是其他六国。简言之，本立则邪止、忠劝；本乱则邪生、忠退，本者，法也！

推及企业管理也是如此，一个企业战略明确、管理框架清晰、业务流程化程度高，就是“大本”得立，是非明确、劝禁明确，员工务本、务实；如果管理的主体框架都没形成，投机性的奸邪行为必会滋生，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气必会消退。

五、杜奸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出自《制分》）

治理到极致的国家，一定是善于把止奸作为首要任务的。为什么呢？至治之国的法律是与人性人情相通的，关系到治国的道理。

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出自《外储说右下》）

圣人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纠正不平的、不直的、不正的，使人公直，使事平正。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祸。何也？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注：言法起到矫正器作用。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注：言法确保公平。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注：言法应有的两个属性，缜密、必然。如此，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人臣垂拱手金城之内，而无扼腕聚唇嗟唶之祸。注：又是言法治气象。（出自《守道》）

韩非认为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如果没有法的约束，伯夷那样的好人都会有危险，更不用说避免田成（窃取了吕氏的齐国）、盗跖这类坏人的祸害了。当今时代，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于世，故必须立法度量。法度设计好了，好人不会改变好的行为，坏人也不能为非作歹了。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

如果天下能够实现法治，清白的人就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就不会有侥幸的心理。这就像用后羿的弓箭保护金钱，那么伯夷那样推让的人也不会丢钱，盗跖也不敢去偷钱。这是因为尧那样高明的法治能够不放过一个坏人，所以全社会才没有奸邪；后羿那样高明的射术能够百发百中，所以他守护的金钱不会被偷盗。

当奸邪能够被禁止，就是治世，史书就不会记载哪些贤臣、能臣、奸臣了，孙武、吴起的兵略也就没有用了，君主和臣下都可以轻轻松松工作和生活着，不用钩心斗角、不用担心飞来横祸，也不可能去想耍奸获利。

我们读历史可以知道，越是乱世，英雄和奸雄就越多；越是治世，这些英雄、枭雄就越少。例如三国时期并不长，但三国的故事、三国的英雄枭雄人物却是多不胜数、妇孺皆知。

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注：言法是除恶、禁奸的必要条件。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注：言法使弱者可以得到“打虎”之效用。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注：言凭法可以降低对领导者能力要求之效用。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注：言法确保人们之间的信用、契约精神之效用。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注：对管理而言，寄托于人们的自觉自律是不靠谱的，能依靠的只能是制度流程，让能力不强的管理者也能据此做好管理的制度流程。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注：言法先立而人后顺服。（出自《守道》）

如果制服老虎不用笼子，孟贲、夏育那样的猛士都会担心做不到；禁止奸邪不用刑罚，杜绝作伪不用符节，尧、舜那样的圣君都会感到难以做到。所以设立木笼子，是为了让怯弱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实现法治，是为了让平庸的君主也能防范盗跖那样的坏人。在这里韩非子所言以法杜奸的效用可以细分为三。

一是借助于法可以让弱者制服强者的胡作非为。例如当有权有势的人欺凌弱者时，当位高权重的人做出危害组织利益的行为时，借助于法可以予以惩罚、制止、震慑。

二是借助于法可以让平庸的君主也能管理好国家，驾驭住大奸大恶之徒。

三是借助于法保证人们之间的信用和契约精神。

当今社会，如果真的是为君主们忠心考虑，为天下人积德造福，没有比实行法治更长远的了。如果做到实行法治，君主就没有亡国的风险，忠臣就没有亡身的风险。明白了尊重君位的人一定会受到赏赐，所以能使人们在法治内竭尽其力，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官职。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猛士，也不会轻易去死；即使有盗跖那样的贪心，也不会为了谋财而去送命；这样守护国家政权的原则就具备了。

总之，不要不切实际地幻想依靠忠臣、良民使天下得治，能让坏人不作奸欺诈、让好人不用恐惧被坑害，各安心于正道正业的唯有法治。法制健全才可谓守国之道备矣。

六、正人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注：影响利害计算中的抉择。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出自《守道》）

“君子与小人俱正”，这是法治所追求的“正人”之宗旨。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注：古时知名造车匠。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注：传说中的巧匠。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出自《用人》）

韩非子特别指出，靠“心治”是不能正人的，即使尧那样的君主都不行。这就像奚仲、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离开规矩、尺度也不能做出好的木器具。而如果有法度、有规矩，平庸的君主和拙劣的工匠也都能干好自己的工作。所以君主应该致力于打造法治治理模式以正臣民。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注：言赏罚之量度。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注：赏罚之量度要因人情。（出自《守道》）

因人情而赏罚到位，即“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措施足以让法得到贯彻），就足以触动人性的软肋，就足以正人。具体说来则是做到“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进而才能“民劝极力而乐尽情”。这就叫上下相得，国家形成这种氛围后，就会人尽其力、物尽其用。

“赏足以劝善，威足以胜暴”，这两句话很好，赏罚有效的标准是让管理对象拿它当回事儿，按照它的指引行事。这个标准就是个度，这对于今日之立规立法依旧有完全适用的指导意义。

我特别留意到“其备足以必完法”，即立法时就要关注法本身的完善性能否确保能够执行，这是非常好的立法观念，于今日的借鉴意义同样很大。

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出自《安危》）

治理国家能够使人乐于在做合法的事情中生活，爱惜生命而不去做违法的事，这样就坏人少而好人多。

七、解放君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注：即我所言：君臣必是博弈关系，黄帝所言：上下一日百战。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注：个人理性有局限性，故先王诉之于相对客观的“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注：言唯法能慑奸邪。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势使然也。注：言以法治政，君主也不会那么劳累，每天都有闲暇时间。（出自《有度》）

君不过双目、两耳、一心，仅仅依靠这些驾驭臣下必是“日不足、力不给（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且君臣是博弈关系，臣下总会想办法伪装自己、投机阿谀、欺瞒迷惑。所以，君臣必须要借助法，即“因法数，审赏罚”，才能突破一己之耳、目、心的局限，全面驾驭臣下。我在《管理：以规则驾驭人性》一书提出要以规则驾驭博弈、驾驭人性，观点实相同也。

从企业管理角度讲就是，企业的流程、制度体系完善了，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放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