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帝国主义后期朝鲜抵抗文人的中国关内流亡

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决战期”的时候，受其影响最大的被殖民地区就是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内鲜一体”已完全掌握了朝鲜，因此“决战期”对朝鲜带来的效果并不显著。相反，伪满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标榜的非正式殖民地，相比朝鲜有着相对的内部自主性，因此“决战期”的措施给伪满洲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很多中国作家流亡关内，山丁等中国作家纷纷流亡到北京或华北地区。通过这些作家在华北地区参与的杂志或座谈会能够揣摩1943年前后逃离伪满的中国作家的内心世界。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有关当时访问中国的小林秀雄等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座谈会内容。小林秀雄之所以参加座谈会，目的在于组织能够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国作家团体，但是在座谈会上中国作家的表现非常消极，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非常冷淡，且对会议的宗旨表示并不同意。

在“决战期”，作家的流亡现象除了在伪满洲国，同时也出现在朝鲜。金史良和金台俊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44年11月金台俊流亡至中国延安地区，1945年5月金史良流亡到太行山地区加入朝鲜义勇军。这两件事反映了“决战期”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要了解他们的流亡动机，首先要了解1943年末朝鲜的局势。在朝鲜，认知日本帝国主义正走向“最后期”的决定性事件是学徒兵的动员。1943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撤销缓征大学生士兵的决定，要求大学生积极参军。当时很多朝鲜大学生反对朝鲜人投身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所以拒绝当学徒兵或逃离战场加入朝鲜独立军阵营，以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局面的展开使得很多朝鲜革命者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达了最后阶段，这种认知已经从个人的层面升华到集体的层面。吕运亨的“朝鲜解放联盟”和“建国同盟”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吕运亨在各个层面上感知到日本帝国的“最后期”之后，就开始组织为朝鲜独立而奋战的团体。1943年末，他组织了“朝鲜解放联盟”，1944年将其扩大组成“建国同盟”。实际上对于金史良的延安行和金台俊的太行山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便是这两个组织。

当金史良得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1942年中期以后日本在瓜达康奈尔岛等战役战败的消息，就感到朝鲜的独立近在咫尺。金史良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德文专业，具有世界性视野，能够获得这种认知也不足为奇。尤其是在1944年夏天，他到中国旅行的时候，通过中国更为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但即便如此，他因为有着坚持在朝鲜以写作抵抗日本直到最后的坚强信念，所以当他得到流亡机会的时候并没有行动。他在解放后刊登在《民声》杂志上的《延安流亡记》中如此写道：

我有着小小的信念，那便是朝鲜的独立不能离开朝鲜，朝鲜民众的解放不能离开我们的国土，所以当一个能在国内为祖国和民族流血奋斗的人选择流亡的时候，那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寻求安逸。

但是在1944年的夏天，金史良因为有帮助朝鲜学徒兵逃离战场的嫌疑，成了警察和宪兵重点监视的对象，那时候的他已经无法在朝鲜继续他的信念了，而且还被强迫写一些赞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动员的文章。他以慰问学徒兵为借口准备流亡到太行山。经北京流亡到太行山的时候给予他关键性帮助的是“建国同盟”成员李永善。此人曾作为吕运亨任社长的《朝鲜中央日报》的北京特派员，从事联络朝鲜“建国同盟”和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活动。

正聊着徒劳无益的话题，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衬衫的Y拖着黑熊般肥硕、长颈鹿般高大的身躯俯瞰四周向我们走来。和北京的巨人相聚在这里。这位巨人Y在学生时期是国内（朝鲜）有名的运动强将，后来在报社任职，现在北京。

可见当时吕运亨的“建国同盟”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到国外，同时可以知道，1943年中期以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知识分子内部已经悄然形成日本帝国即将败亡的共识。

金台俊的流亡动机与金史良大相径庭。金史良想竭尽全力留在朝鲜，相反金台俊则想流亡海外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943年金台俊因病获得保释，这时的他觉察到战争局势已经完全倾向于苏联，日本不久将会败亡。

世界的两大法西斯——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已进入毁灭阶段，但为了最后一搏，无视世界最大最强的两个民主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尊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不知好歹挑衅两个国家。一开始大国对于小国的挑衅不以为然，但他们却变本加厉，最后愤怒终于爆发。

日美战争和苏德战争有着类似帕斯卡原理的比重的联系，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在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持续败退，传达这一详细内容的敌伪报刊特派员（守山记者）的报道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瓜达康奈尔和塞班岛的战败，山本古贺的死讯等报道，使朝鲜的良心知识分子狂喜。他们见到倭寇狗崽子故意试探性地聊这些话题，而倭寇的言论也经常呼喊情势不容乐观、前途堪忧。认为日本肯定败亡的人也越来越多。接到征兵征用的召集令后逃跑的消息也随处传来。

金台俊与金史良在观点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日本的学徒兵动员意味着日本正在走向衰败，但应对方式却有着极大的不同。金史良认为应当在国内坚持抗战，流亡海外是一种逃避行为；金台俊则认为当下应当流亡海外参加更为积极的抗战活动。当金台俊因病获得保释后，吕运亨的“建国同盟”积极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对当时的情况回忆道：

吕先生曾找到玄俊赫、崔、李K、李T、金T等人提议成立朝鲜解放联盟或朝鲜人民委员会。经常出入吕先生家的金、崔、邱、李、赵等人已形成小组织。我通过崔君得知了这一消息。还有崔的朋友边君，他们提议我批判1925年的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和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对朝鲜共产党的Thesis、Profintern-These、10月书信等，并针对当面课题如征用、征兵、缴纳、分配等撰写抵抗方案。听说边君正发行机关志，便将宣言文投稿于此。

金台俊如此强调吕运亨的“建国同盟”之前身的“朝鲜解放联盟”颇为有趣。比起曾与自己有着深厚联系的共产主义组织，吕运亨更加强调“建国同盟”的意图在于表露1943年中期以后朝鲜知识分子内部的氛围。金台俊流亡延安并不是因为朝鲜内无法落脚的严峻局势，而是为了联接国内外的革命势力。虽然金台俊和金史良二人都选择了延安之行，但目的却大相径庭。金台俊延安之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革命运动的新篇章，而金史良则是为了摆脱当下的窘境。

二人选择关内地区而舍弃伪满洲国的重要理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统治地位的强化，当时伪满地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掌握，“满洲”已不再是之前的“满洲”。过去伪满是革命势力的重要根据地，但进入到最后期，伪满洲国的处境与殖民地朝鲜如出一辙。在关内地区中选择朝鲜义勇军活动的根据地——太行山或延安，以此为据点展开抗日活动，期望适时进军朝鲜，成立独立国家。对于李陆史也可在这一脉络上进行研究，但资料匮乏，期待日后能在东亚整体版图中重新审视李陆史。

盐城师范学院　朴丽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