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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看韩国近现代文学与中国、东亚

日本帝国后期朝鲜文学和中国

金在湧（韩国圆光大学）

1．日本帝国主义末期的两分现象与之后的两极分化

朝鲜文学界的两分现象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持有的立场间的差异，始于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之后。武汉三镇沦陷后朝鲜文学界有着两种态度。一部分人认为朝鲜的独立已经化为泡影，纠缠于此只能是消耗殆尽的结果，便选择积极亲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抗拒与日本合作，维护朝鲜语和朝鲜文化，选择积极抗日。这种两分现象在武汉三镇沦陷前从没有过。而在合作与抵抗相对立的两种立场间，却存在着“同床异梦”的可能性。书写朝鲜语和保留朝鲜文化的特性既可以解释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也可以解释为在日本帝国内部的文化多样化。而这恰好为合作和抵抗两种不同的立场提供了能够“同床异梦”的可能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学界对于金史良的小说《野鸭岛（물오리섬）》的解释。在无法正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局势下，金史良希望能够写出可以凸显朝鲜风土特征的作品。《野鸭岛》描绘了生活在大同江下游的朝鲜渔民之生活，是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强求文学作品的“日本色彩”这一现实下，凸显朝鲜色彩。而将作品刊登在《国民文学》杂志的该杂志主编崔载瑞评价说，作品展现的是属于日本帝国的一个地方的特色，也是能够丰富帝国特色的有功之作品。当时崔载瑞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因此才能做出如此评价。换言之，主张“同化型”亲日合作的人认为再现朝鲜风土乃是否定日本色彩，是民族主义作品，而崔载瑞等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的人则认为可以提升日本帝国的多样性，可谓是“同床异梦”的典型场面。

但是在194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最后阶段，从源头上这种“同床异梦”的可能性就已被切断了。日本偷袭夏威夷，其后在东南亚战场占领新加坡时表现出的超强的精神力给不少人带来了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错觉。但是，在瓜达康奈尔岛战役之后，日本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束手无策、连续败战。1943年5月在阿图岛发生“玉碎”事件，日本帝国开始崩塌。情急之下日本帝国宣布进入“决战期”，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动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学徒兵动员。战争之初，日本帝国主义一度延缓了大学生的征兵。但是从“决战期”开始，日帝撤回了大学生延缓征兵的命令，以学徒兵的名义将他们动员到战争当中。随着这种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局势的变化，朝鲜文学界也开始走向极端的两极化，而这时已经不允许再做“同床异梦”了，金史良和崔载瑞便是其典型案例。

金史良在武汉三镇沦陷后从未间断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选择了迂回的批判形式。在此时期，他同时用日语和朝鲜语进行写作，拒绝接纳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太平洋战争前夕，在日本“预备检束”中被捕并被驱逐到朝鲜之后，也依然坚持着这一态度。1943年9月，金史良代替已故的李孝石就任于平壤大东工业专业学校，在潜心教学的同时，还不断思考着如何以迂回的写作方式进行抵抗。他认为描绘具有朝鲜乡土特色的作品，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情况下，并不能对此进行明目张胆地压制，这样一来写作此类作品便能够达到坚守自己信念的目的。出于这一意图，他将长篇小说《太白山脉》连载至《国民文学》杂志（1943年2月至10月）。在无法直接刻画现实的情况下，该作品以大韩帝国末期为背景，描写了朝鲜民众健康、传统的生活。但是到了“决战期”，即便是金史良也难以坚持这种迂回的抵抗方式。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将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战争的动员，金史良在内的许多文人都未能幸免。“决战期”的朝鲜总督府动员朝鲜作家参与到战争之中，迫使金史良走访日本佐世保等地区的海军基地并创作相关作品。当时的局势已不允许金史良拒绝，只能按照命令执行。将走访后的访问记刊登在报刊后，金史良陷入了沉思，感到了危机。如此局势，已无关自己的意愿，他只能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进行写作。最终在1945年5月，金史良途经北京，投入流亡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朝鲜义勇军。

崔载瑞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坚持“共存型”中的“属地主义”立场。他的这种“属地主义”的“共存型”亲日合作，还赞成否定朝鲜色彩、被日本帝国同化的态度，认为在朝鲜半岛风土人情中生成的所有物，都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能将其一概否定，在不否认日本帝国臣民、皇民资格的前提下应当保存所有地方的特殊性。因此，崔载瑞极力反对张赫宙、李光洙式的“同化型”亲日合作。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在容纳所有地域的特殊性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但是到了“决战期”，崔载瑞的这一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被毁灭的危急情况下，他开始坚信必须把所有精力投入战争，战争动员先于朝鲜色彩的存续和地方性的强化，其象征性的事件便是他的创氏改名。大部分的“同化型”亲日合作者，在武汉三镇沦陷后的1940年开始就已加入创氏改名的行列，崔载瑞出于坚守朝鲜地域性的态度，一直没有加入其中。但1944年他却放弃原先的坚持，选择了创氏改名。在他看来，积极响应皇民化，不能一味坚持朝鲜的特殊性。在此之后，他发表的文章也都是所谓鼓舞战争胜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