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珂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那些怂恿李从厚发兵讨伐自己的人。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看来康义诚当初又是主动投降，又是上门谢罪装孙子并没什么用，李从珂要杀你时，眼皮都可以不抬一下。
然后就是枢密使朱弘昭、冯赟，朱弘昭很狡猾，知道李从珂不会放过自己，所以朱弘昭早早的投井死了，而冯赟则被安从进杀掉了。
最后就是宣徽南院使孟汉琼、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节度使药彦稠被直接一起处死了。
李从珂还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说他们几个一起煽动挑事，并且喜欢相互之间用离间计，差点把国家搞灭亡了（几构倾亡之祸），应该削夺他们的官爵，并且处死，这样才能让百姓满意。
李从珂上台不久，就收到了太常丞史在德的上疏，大致是这个意思：“朝廷用人，常常用得很随便。叫作武士的，不熟悉计谋策略，虽然披坚甲执锐器，一交战就会丢弃武器，而且如果形势急迫就会直接背叛投降。被叫作文士的，都没有什么才能，而且大多没有操守，向他们询问计策和谋划时就只有闭嘴的本事（问策谋则杜口），要他们写文章也只能请别人代笔。这就是百姓说的形同虚设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无用之人，浪费国家的财力。正好陛下刚刚上台，正是消除各种弊端的时候。我想请所有内外的军人，凡是能穿上军装的，请指示本部大将一个一个的考察他们武艺的高低、智谋的深浅。地位低下而有将才的人可以提拔为大将，地位高上而无谋略的人直接贬到下面去。还有那些文官，请朝廷出考试题目，由中书令宰臣监考。如有官小而有大才的就提拔当大官，当大官而没有大才的则直接当小官。”
史在德的奏疏这么一上，卢文纪等人就不高兴了，而且很多朝廷官员也很愤怒，所以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人也纷纷上奏，请拿出史在德的奏疏，看看是否可以宣布施行，甚至连中书省也上奏驳斥了史在德奏疏的错误。
李从珂马上召见学士马裔孙对他说：“史在德说话太直了，令人难以接受。我刚刚治理天下，必须广开言路，如果朝中官员因说话而获罪，谁还敢说话了！你代我写诏书，不要给史在德加罪名。
马裔孙马上写好了诏书，诏书中说：李从珂是寡闻愚昧之人，却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兢兢业业，惟恐不能承担重任，并且非常愿意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选拔当代的人材。忠诚耿直的人，李从珂虚心渴望见到；奸佞诡诈的话，李从珂塞住耳朵不愿听从。史在德说的话，的确直言不讳，中书省挑剔史在德文字的错误，比作僭越；并且还改换人名，触犯避讳，请求依法严惩史在德。由于中书省已经详细的调查了，应该是合理可信的。但李从珂要继承前人的做法，以劝慰今后进言之人。多说话会出错，因为读了贞观政要的话，所以宽恕史在德之罪，已下令停止对他的追究，史在德的奏疏也不用施行。
“刘涛等人身为谏官，应该进坦荡正直的建议，但却争执史在德奏疏的长短，要对史在德进行贬斥。以前魏征请求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请求贬责史在德，事情相同说的话却不同，这相差也太大了！如果非要争谁对谁错，恐怕会影响到广开言路（恐亏开纳）。现在朝廷初步得到治理，各种人才都已经收齐了，留下一个史在德不多，去掉一个史在德不少，如果可以起到劝慰惩戒的作用，这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正因为史在德是对朝廷忠诚才会说这些话，按道理也不能贬斥（理难黜责），刘涛等人的上奏，李从珂也会宽容对待。”
最后李从珂还要求朝廷百官不要再议论此事，要听李从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