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收到王小龙的《胜浦山歌：一个吴歌歌种的定点考察》书稿，我感到既惊喜又有些担忧。惊喜的是小龙经过十多年的跟踪调查，终于修成正果；担忧的是胜浦山歌虽然名气不小，也有不少优秀的歌手，但毕竟只是吴语山歌一个很小的分支，与早已声名远扬的白茆山歌、芦墟山歌、嘉善田歌相比，其影响力和特色还是稍有逊色的。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苏南农村快速消失，传承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年老歌手的相继离世，调查采访工作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要想获取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完成对胜浦山歌的综合性研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通读了全部书稿后，这种担忧基本消除了。该书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对吴语山歌研究乃至中国民间歌谣研究做出了贡献。

首先，从吴歌研究史的角度看，它是在城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双重背景”下推进吴歌研究的一部扎实之作。吴歌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刘半农、顾颉刚等学者，其中顾颉刚先生的《吴歌小史》①虽然仅一万余字，但对吴歌流传的地域、发展演变的历程、歌体的沿革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证，故而文章一刊载，便受到学界的好评，说它“源源本本，实为治文学史者必读”②，读后“知道吴歌起源是很早的，一直流传下来，自有它的系统，实可同‘诗三百篇’并驾齐驱的”③，成为吴歌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语地区的音乐工作者、民间文学工作者对吴歌做过较为广泛的调查，如1952年8月，苏南文艺工作者对民间音乐的搜集和整理；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和江苏省文联、文化局联合对常熟白茆新民歌的调查；1960年5月至8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群众艺术馆、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组成民间文学工作小组，赴奉贤进行山歌的搜集等。在此过程中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调查研究报告，如《江苏南部歌谣简论》①、《奉贤民歌调查报告》②等，形成了吴歌研究的第二个高潮。1978年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相继成立，吴语地区的民间文艺工作得以恢复和全面开展。尤其是80年代开始的、由文化部组织的“十套集成”（其中有《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的开展，使得吴歌的搜集整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促使吴歌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涌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如天鹰（姜彬）《论吴歌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王仿、郑硕人《民间叙事诗的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年），金天麟《田歌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钱舜娟《江南民间叙事诗及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高福民、金煦主编《吴歌遗产集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高福民、金煦主编《中国·吴歌论坛》（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③，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金天麟《中国·嘉善田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综观十多年来，各地出版的吴歌作品集不少，召开吴歌保护传承的会议也不少，但从研究角度而言，几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一是前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创新，很难有新的突破；二是长期从事吴歌搜集研究、积淀深厚的一批学者相继步入老年乃至离世，缺乏继续创新的能力，而年轻一辈学者不仅人数少而且尚未能达到自创一说的水平；三是传承环境的急剧变化，吴语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发达地区之一，城镇化步伐超乎想象，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传统农村消失殆尽。而这种变化，不仅给吴歌的传承带来致命的影响，也给吴歌的调查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王小龙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吴歌研究的平静期，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芳香。这主要得力于小龙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资料积累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得力于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

其次，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该书突破了以往吴歌研究中文学与音乐割裂的研究，采用了更符合吴歌实际的综合研究法。众所周知，民歌是一种民间歌唱艺术，歌词与音乐是一个整体，两者不可分离，任何单一的研究都会有偏颇，更难以深入。但由于受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民间文学研究者往往不懂音乐，音乐工作者又不重视文学研究，吴歌研究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呈现了“两层皮”的现象。而王小龙读博期间所学的是民族音乐学，后又在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进修访学，故他的知识结构较为齐备，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音乐学、艺术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同时又有意识地将胜浦山歌置于胜浦地区的文化生态中进行综合考量，考察它与地域文化，与其他民间艺术如宝卷、戏曲的共生性关系。由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突破，该书得出了不少令人信服、之前没有被发现的特点和规律。

例如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并配以旋律分析软件melodyne3.0的佐证，提出胜浦山歌具有“词曲异步”的特点，即唱词的结束处与乐句的结束处不相吻合，如“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汤/好吃网难抬。”认为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是为了乐句的整体平衡，起到“能量释放”的功效。并且通过分析吴叙忠、金文胤演唱的“四句头”山歌，认为“四句头调”的能量释放已经形成了某种模式化的痕迹：一是唱词第三、四句的长度规模以及句读处与第一、二句近似；二是第一个句子能量相对充足因此句幅比较大，音高活动强度范围也比较大，其后则能量逐渐减弱，音高活动范围也变小。作者认为“词曲异步”在我国其他汉族地区的民歌中比较少见，只有在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中偶尔会见到。这很可能与吴语方言和南方少数民族共同拥有“百越”祖先有一定的关系，吴语中保留了古百越语的底层词。这种特点仅仅从文学（歌词）的研究中是无法发现的。

通过对歌手吴叙忠在间隔不到一个小时演唱的同一首“打头歌”（引歌）《大红帖子七寸长》的比较，认为尽管该曲被演唱者认为是“同一首山歌”，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首先是唱词的细微差别，其次是两次演唱开头起音不一样，而这正是依靠口头传承方式生存的胜浦山歌与当下创作歌曲存在方式的不同之处，即每一次演唱没有完全的相同。但从两次的不同演唱也可以观察到歌手处理手法的相同之处：第二次唱“大红帖子”时，用的是do-re-mi的上行级进，而第一次则用了一个以re为中心音的上辅助音。这种处理手法同样出现在最后一句，第一次唱“大家勿好”是上行的mi-so-la，而第二次则是以la为中心音的上辅助音。这说明，即使在每一次具有细微不同的表象背后，某种“创作手法”也都存在着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分析“变”与“不变”的问题以及歌手的编创能力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关于民歌手的演唱技巧方面，通常我们会认为民歌手演唱时多是原声（直音），大多不太会运用颤音（vibrato）来修饰美化声音音色。但作者通过旋律分析软件分析后认为，胜浦山歌的一些歌手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在长音上作颤音的技巧，如吴叙忠唱《耘稻山歌》中“耘稻要唱耘稻歌（哎）”的末两字时，明显使用了腹颤音；宋美珍在唱《日头直仔姐担茶》时的第一个“哎”时，也用了气颤；而金文胤擅于运用各种颤音和装饰音来美化音色，吐字、头腹尾均非常讲究，每吐一个字都采用了“豹头”“熊腰”“凤尾”的吐字归韵方式。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没有关注到的问题。

山歌因为缺乏历史文献的资料，很难复原其历史发展脉络。作者借鉴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提出的用乐谱本身说话、从乐谱中发现其内在的历史信息的方法，对胜浦山歌中多“太湖”歌词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今天胜浦地区居民的祖先大概是清代乾嘉时期从太湖流域迁徙而来，该时期也是胜浦山歌演唱兴盛的时期，故胜浦山歌中频频唱到太湖。从歌词曲调研究历史，虽然仍有许多推测的成分，但思路是值得提倡的。

第三，在城镇化、非遗保护的“双重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传承，是目前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此角度而言，本书对于目前城镇化程度比较高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胜浦是一个已经从“农镇成功变身街道、社区的典型”，有人称之为“过渡型社区”。新中国成立初建胜浦乡，由25个行政村组成；1994年撤乡建镇，属吴县，同年划归苏州工业园区。2012年，撤镇建街道，至今已无农民。属于苏南地区城镇化步伐最快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胜浦街道的民众，其工作性质、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过渡，这样迅猛的转型，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世代耕作为生的农民如何成功转变为靠上班挣钱的现代市民？尤其是观念如何转变？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并得以延续？“胜浦山歌”与其他优秀的胜浦传统文化品种如宣卷、水乡传统妇女服饰等，都是传统农耕生活下的产物，它们在城市化后的命运如何？作者通过十多年的跟踪调查，认为胜浦围绕“胜浦三宝”（山歌、宣卷、水乡传统妇女服饰）建设方面的举措，对于推动胜浦镇过渡型社区建设与治理、助力过渡型社区的社会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成功范例。他将胜浦保护经验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建立固定的非遗场馆，为非遗传承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并且实行静态展示和动态展演并举的方式。建成后，已接待了上万人次的参观活动，成为胜浦镇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民间文化教育基地，苏州各高校艺术学院学生的艺术实践基地及高校教师的科学研究基地。如宣卷馆成为胜浦人免费欣赏宣卷的场所，扩大宣卷艺术的影响和辐射能力，吸引了胜浦十多个宣卷班子争相到现场演唱。在胜浦园东社区设立周五晚上“山歌会”，让古老优美的山歌旋律回荡在居民小区，越来越多的山歌爱好者开始参与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广场文化活动，使得山歌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而水乡传统妇女服饰制作班，配备了缝纫机、熨斗等服装剪裁制作设备，为年轻的水乡服饰制作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场所。二是建立“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队”，充分调动民间艺术带头人的活动积极性，以点带面，让更多的居民亲身参与，起到宣传和传承非遗项目的作用。三是编印“胜浦山歌”“胜浦宣卷”读本，以宣传这些非遗品种的基本常识。四是邀请高校专家介入调查研究，指导非遗的保护工作，完善了专家、学者、传承人三位一体的保护传承研究队伍，定期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研活动，培养了一批新生的民歌手和宣卷艺人，抢救出一批山歌和宣卷的文字资料。这四方面的工作，很多地区也都在做，但往往缺乏整体规划，随意性强。而胜浦的经验在于有周全的计划和持续性，尤其是在非遗项目的动态展演方面非常成功，虽然原有的生存环境没有了，但是胜浦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构造了一个小环境，即很多展览和活动场所，使非遗项目逐渐“回归”到社区的居民生活之中。这为高度城镇化后的地区如何保护、传承好非遗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同时，针对这些年来胜浦山歌的保护传承情况，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一是行政机制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非遗工作负责人的频繁变动，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会带来较大的影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保障相关专业人员工作连续性的稳定机制。二是城镇化后山歌传承人的培养问题更加突出。传统胜浦山歌采用“口传身教”的形式传唱，大部分人都是靠反复的聆听和传唱来掌握的。相比于农耕时期，现在年轻人都忙于工厂、企业上班，闲暇时间少，单纯依靠个体间的自然传承已经很难做到。所以，必须采取自然性传承和社会性传承（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三是突破创新开发瓶颈的问题。非遗的保护传承固然重要，但因为类似于胜浦山歌之类的非遗项目，既已失去了其原来生存的土壤，又不太适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因此创新发展是必须的；成功的创新，反过来可以帮助更好地做好保护工作，两者相辅相成。将胜浦山歌的曲调与演唱方式改良改编，融入现代艺术之中，将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审美趣味相结合，前些年已在胜浦做过大量尝试，如在胜浦镇中心幼儿园推广改编的新山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影响力还不够。所以如何将这项工作进一步深入，并在实践中提炼、升华，将是一项迫切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以上问题及对策的提出，应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后非遗时代出现的新情况，值得认真研究。

以上三方面是我在阅读本书中感受最深的，相信也是本书价值之所在。总之，本书在十余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不仅是对胜浦山歌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吴歌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如对“词曲异步”“一曲多变”“以腔传辞”“垛句”的音乐分析、水乡与三拍子关系等具有创新性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深入不够；山歌与习俗以及与其他曲艺形式关系的分析，现象介绍多，未能切入内在机理的研究；分析问题时聚焦不够，等等。相信小龙老师会在今后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完善提高。

2019年4月26日

（郑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民俗保护研究开发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市文联委员、日本新潟县立历史博物馆共同研究员。）

① 《歌谣周刊》第2卷第23期。

② 陆侃如：《读〈吴歌小史〉》, 《歌谣周刊》第2卷第28期。

③ 顾廷龙：《补〈吴歌小史〉》, 《歌谣周刊》第2卷第33期。

① 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

②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民间文学组、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奉贤民歌调查报告》，内部出版， 1961年。

③ 该书汇集了自五四时期至2005年研究吴歌的主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