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石刻之学，昉自北宋欧阳修，积平生所得金石逾千品，所撰《集古录跋尾》屡言石刻可见古今政事之兴衰，可知历代文章之演变，可观汉晋以来书迹之风韵，可为考订文史典籍之佐证，鸿论博稽，诚为有识。继起者赵明诚所得更倍之，所述尤重金石考史一途，为学亦更为细密。欧之所见，今知其目者约存十之七八，赵之所见，则《金石录》前十卷记载全备，二家所见而存于今者，约仅十之二三。至南宋而为显学，若《通志·金石略》《隶释》《宝刻丛编》《宝刻类编》《舆地纪胜》诸书记录汉唐石刻，较欧、赵又复倍之，存于今者亦寥寥。亡失之多，学者每为浩叹。多年前因辑补唐文，同时作《唐文待访目》，逐一记录宋人所见而今不存者，凡数千篇，记录虽详略不同，足资考证者实多，正不必因原石不存而轻弃也。

所幸贞石不朽，幽隧难掩，百年沧桑，刊布尤富。自清中叶以降，尤以王昶、陆增祥、端方、罗振玉、张钫、李根源等前辈积累自富，刊世亦亟，遂使贞珉秘拓，化身千百，得为一般学子所知，弥可珍贵。近三十年则因科学考古，规模基建，以及民间私掘等故，仅墓志一项刊布即逾八千方之多。虽其间多干犯国禁，破毁旧藏，天人共怒，学者不齿，守护文化，打击犯罪，是有司之责，亦全社会当关注者。唯收拾零残，存留记录，则有识者之努力又何可轻忽。不幸之幸，今可见之唐石居然数倍于欧赵之所得，其于唐一代文史研究之意义，实在是极其巨大。前辈尝言，唐以前文献太少，学术之纠纷终难得定谳；唐以后文献太多，学者以一生之力难以通治一代，唯唐代不多不少，为治学之最佳试验田。此不多不少之文献，百年来更得敦煌文书、域外典籍、释道二藏以及石刻文献无数新见资料之滋润，所取得之成就，正所谓日新而月异，有天地翻覆之气象。专治唐一代之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黄永年、张广达、傅璇琮、陶敏等成就卓著，皆凭藉对存世典籍、新见文献之全面掌握与参互发明。厕身于此一时代而专治有唐如我，庆慰何如！

早年读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唐史余渖》《唐人行第录》诸书，深佩其广引石刻以纠订遗史阙文，搜罗既博，考订尤密，私心颇向往之。至1985年见文物出版社影印张钫旧藏《千唐志斋藏志》，亟购一册，且即据以订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失，为我治唐石刻之起步。匆匆不觉已近三十年，所撰长短文字约得数十篇，或据以考史，或藉以补诗，考人物得前所未知，稽典籍亦收获颇丰。时风所及，不甘寂寞，偶或论及政事得失，闺帷隐情，世家谱系，名人轶事，幸亦能发明一二。其他论述偶或引及者，尚不在此数。

适陈引驰教授主系政，有《复旦中文学术丛刊》之规划，知我留连唐石刻多年，乃嘱编次。遂清点旧文，粗成此编，略作铨次，分为五列。其一通述石刻文献之研究意义，其二据石刻考订文史而能淹贯一代者，其三以个案研究为主，其四为书序书评及综述，末以长沙窑瓷器题诗二篇附录。短札而不能轻弃者，亦总题《贞石偶得》附入。所收诸文，均存发表时旧貌，其有误失须订正、新石可补充、重见宜删削、议论欠周允处，为精力所限，不能一一是正，幸祈读者谅之。责编宋文涛多有匡正，老友徐俊惠赐题签，心存感铭，谨致谢忱。

甲午仲秋，陈尚君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