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口腔之发音，不外喉、腭、舌、齿、唇。此五音之顺序，乃由里而及于外，由重浊而及于轻清。喉音最里而最重，渐外至于唇而极，故唇音最为轻清。五音之代用字曰宫、商、角、徵、羽，“宫”字乃喉音而“羽”字之音则发自唇间，此五音之所由分也。更有二变声曰变宫、变徵，是为七声。七声与十二律吕和合，旋相为宫，皆可成调。乐律之千变万化，胥由于此。且放诸四海而准，中外乐律，原理固不能或外也。可见喉、腭、舌、齿、唇之宫、商、角、徵、羽，实人类之元音，乐律之标准矣。

然而喉、腭、舌、齿、唇乃指歌声而言，丝竹则有异，盖以丝竹无喉舌故也。是以管弦音谱不曰“宫商”而曰“工尺”，取其谐声而已。

工尺之调协阴阳四声，有一定之法则，固也，而所谓一串歌喉之“一串”亦大有关系。盖声调连续出之而成为一串，自与单音异。盖歌曲乃活的，不能以呆滞之法求之耳。然而乐既以律名，定应自有其规则，天下岂有无规则之律哉？活的规则，其公例之复杂与谨严，较于呆定法繁重多矣。且歌曲与语言同一途径，语言由简单而渐臻于繁复，此可由学语小儿及林野间之原人证之。唯歌曲亦然。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赵彦肃所传唐开元乡饮酒礼所奏之《风雅十二篇歌谱》。其为一字一音，固甚明显。即降而至于南宋，试读白石道人之自度曲，其边旁所注之音符，亦只是一字一音。至于元代之北曲，则已一字数转，若明代之南曲，更有一字十转者。可见人类之审美观念，由简而繁，殆为定则，音乐更其显著之例矣。

歌曲乃天籁，以婴儿证之，最初之发音为哭，次为歌，又次乃为语言。然而天籁亦因时而变，殊非固定。原人社会，凡百皆简，音律自不能独繁。随后因交通而起变化，五方杂处，汇众简而集合之，一加一便成二矣。此则事理之所必至，无所用其疑。中国音律以中原为基础，渐集合江淮、荆楚、巴渝、塞北、岭表、西域、印度、波斯以至于希腊，会繁响于一炉，则今之天籁自非昔之天籁可比，实自然之趋势。盖籁之量既增加，则所得之总和，自应有别，理所宜然。

中国文字，衍形而不衍声，故乐歌之谱式特难。非制谱之难，殆流传之不易也。即以《白石词谱》而论，距今不过七百有余岁，试按其谱而度之，已多疑似而莫能决。此非仅因时代之迁移，恐地理方言之关系尤大耳。譬诸北曲则七声并用，而南曲则只用五正声而无“乙”“凡”。此其一。又自昆山魏良辅创立昆腔以后，今南曲中之字，有非念苏音不可者，否则声调不谐。此其二。于斯可见，中国歌谱有空间及时间之两重束缚，此其所以难于流传者一也。

复次，昆曲中阴阳四声之定律，其细如发，其密如缕。一句之中，每因上一字之阴阳，而映带下一字之高低。试将《九宫大成谱》所载东坡之《永遇乐》与吴瞿庵诸公所订正稼轩之《永遇乐》两相比较，则此中消息亦可以知其概矣。苏词首句曰“明月如霜”，其阴阳四声则为阳平、阳入、阳平、阴平。辛词首句曰“千古江山”，其阴阳四声则为阴平、阴上、阴平、阴平。若只以平仄论，两句同是“平仄平平”，然而阴阳各异，故工尺亦因而大异。“明月如霜”之工尺曰“四、上、上尺、工”，“千古江山”之工尺曰“尺、上尺、工、工”。可见词曲之歌谱，虽调名相同，而千百曲则有千百谱，必不能执一以例其余。细密过甚，此其所以难于普遍者二也。

至于外国歌谱则大异乎此。中国因词制谱，而外国则按谱填词。一字之高唱低唱。曼吟促节。悉因谱以为则。每不惜截一字为两半，一半属上句之末，一半作下句之首。拗其字音，唯谱是依。与中国之乐歌恰成反比例。虽则曰中国之字，一字一音，乃世界上最宜于作韵语之一种文字。因一词而特制一谱，乃轻而易举之事。盖以阴阳四声之工尺，若何连缀，若何映带，均有一定之法则，口吟哦而足按拍，手秉笔，应声以画工尺，歌既竟而谱亦成矣。虽然，此乃学者之事业，岂可以例于群众哉？正所谓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矣。

昆曲日就衰微，至今已不绝如缕。考其所以衰落之原因，非只一端。论者每曰“曲文太雅，难于通俗”。持此说者最为普遍。此实似是而非之言。元曲最以本色名于世，何尝太雅？吾窃以为因词制谱，而谱复囿于方言，乃昆曲不能普及于全社会之最大原因。如论者所云“难于通俗”，诚是矣，然必非在曲文之太雅，可断言也。嗟乎，学问竟有因缜密而即于灭亡者！其然，岂其然乎？

词曲既不适于普及也如此，然历宋元明以至于清初，七百年间，曾不浸衰，则又何也？吾既言之矣，此殆因当日社会机构之不同，非歌曲之本身问题也。在距今二百年前，中国以地理之关系，未受世界工业革命之影响，犹得以继绳其封建余绪，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鸿沟犹自分明。士大夫之家多蓄声伎而养家乐，后堂丝竹比户相闻。文艺之士，自制曲而自教歌，用以自娱。且更有借戏之风，循环往复，竞巧斗奇，故耳目得以常新，不至有历久生厌之虞。斯时也，顾曲之座上客，咸属知音，对于乐律，非唯不厌其繁复，更可以指点歌者，为之导师。爰及清初，犹有陈继儒、李渔之辈以评戏曲、教歌舞为业。康、雍以后，我国始卷入大社会经济潮流中。士夫之家，渐无力以蓄声伎，不得不让出此业，任社会共同经营。自兹以往，歌曲虽犹是昔日之谱式，但顾曲之座上客非复曩时矣。此实昆曲日就衰落之总原因也。闻近日沪上之富商大贾，营第宅者恒备置戏台，而士女习歌之风，亦流行于闺阃。然吾则以为此不过变态生活之一种病状，殊未敢因此而遂为昆曲抱乐观耳。

然而学问之道，能否普遍为一问题，传不传又别为一问题。所谓“必传之作”不一定有赖于普及。香山乐府，妇孺皆知，固属必传。而《小戎》《驷4》，音韵拮倔，字之笔画且甚繁，中学生或有不能读其音释其义者，遑论妇孺，然而历数千年而尚存。《两都》《二京》之赋，若不参观集注，恐大学生犹多未明，然可必其与文字而并寿。以是知“必传之作”只在其本身之价值，无假外求。古来文士作品，有写与他人读者，有非写与他人读者，更有不希望有人读之者。诚以其构思之动机，只是偶有所触，援笔自写其性灵，何尝作传世之想？但百世之后，吾人犹得而读之，此非其效欤？以是知孤芳自赏之昆曲，只要无人敢否认其优美之价值，正亦不必咨嗟其式微耳。不能“到民间去”之学问亦多矣，安在其即灭也？况价值或则正以其不宜到民间去而存在，若强改其面目而使通俗，则价值亦将同时消失。此类学问，政亦不少。

论者或将曰：宋词岂无优美之价值，而歌谱竟以失传，则又何说？此则又是不察因果之浮辞矣。宋词谱是否已失传，是否以其不能通俗而失传？试分别论之。

宋词歌调之见于传奇、杂剧者，不在少数，而用于开场或过曲者尤数见不鲜，至今尚流行于吹台宴榭，岂得曰词谱云亡？此其一。试读“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一语，则其通俗也可知，其普遍而深入于民间也可知。此其二。上文不尝谓昆曲不能普遍而虑其失传乎？当日宋词之普遍若此，宜其无复失传之患矣。是故当知，元曲乃宋词跨灶之子，不得曰子能跨灶而谓为绝嗣也。

余之此文，几等于自己翻自己之案，前后矛盾，非曰矛盾，实反复辩论，藉觇昆曲之命运而已。要而论之，昆曲若有跨灶之子，则门楣之光大可期，此就积极方面言之也。更就消极的方面言之，则昆曲亦应如汉赋、楚辞，高高在上，作文艺权威者之一，允可断言。彼之本身既自有其不能否认之优异，此优异乃经社会共同评价而取得，则寿世似可无疑。

难者曰：昆曲之不能消灭，诚如所云，只恐将成僵石。僵石固不灭也，但无生气耳。曲调由词调产生，固然。但蝉之遗蜕，是蜕也，而非蝉。跨灶有子，不得谓子即是父。煤乃太古林木之化石，岂复得指煤矿之为森林？若曰昆曲已经几许聪明才智之士订定严正的格律，已成为科学的组织，宜可永保，斯亦未必尽然。上古之《关雎》《鹿鸣》，汉之《朱鹭》《石流》，晋之《子夜》《莫愁》，六朝之《玉树》《金钗》，唐之《霓裳》《水调》，何一而非才智之士所审定？当时格调，亦既各自有其科学的定律，但衍化至今，都成遗蜕矣。若曰昆曲之优异与荣名，乃经全社会共同评价而取得，理宜世袭罔替。此则尤属不然。试以服饰喻之。自上古之峨冠博带以至于现代之短衣窄袖，中间奚止千变，何一而非经社会公评然后定为制度者？尤以生具爱美天性之女子，服装变化，最称频繁，且莫不经当代士女用最优之审美观念评定，精选一种尽善尽美之式样，乃名之曰“时世装”。若谓曾经社会共同评价，疑若可存，此语实不适用于女子服饰。今日在戏台上得见女子所披之云肩，李笠翁固认为乃女子服装之最美观而最适用之一物，于今则何如矣？数千年来，“裙”字一名词，几可作女子之代表，中外皆然。今则裙与女子竟宣告脱离关系矣，此岂前人所及料哉！若是乎，曾经社会评价而取得之地位，其将终不可恃也如此。昆曲可作文艺权威者之一，或可如愿以偿，然而标本亦具有权威性，故曰恐成僵石。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欲持久必要善变。善与不善，亦视人事之为何如耳。北宋崇宁间，策立大晟府，主其事者乃周美成诸人。学问、文章、天才、识力，咸称优秀，而宋词之格律遂以成立。金元易代，关、马、白、郑，才人辈出。厥后如元之王实甫、高则诚，明之汤若士、沈宁庵及清初之洪思、孔云亭，莫不具特异之才思，或且以此为终身事业，于是南北曲之规模遂以成立，远祧宋谱，薪尽火传。此非善变可久之明效欤？今之昆曲，虽犹视息人间，但龙钟之态，诚不可掩。然而生死问题，决不在昆曲本身，在能否有关、马、白、郑、王、高、汤、沈而已（参观第十七节）。

[1] 按：前文第79页云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赵传谱名为《风雅十二篇诗谱》，与此处异。据诸本，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所存为《风雅十二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