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第一节　梭罗其人

我们将以“真正的美国人”“伟大的自然书写者”“被时代追赶的人”“受中国人青睐的美国人”这四个描述，作为解读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的钥匙。

（一）真正的美国人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没有谁能够比梭罗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瓦尔登湖》被《美国遗产》杂志评为“十大塑造美国文化品格”的名著之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梭罗彰显了美国精神最重要的根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华尔街掠影》一书的作者克卢斯（Clews H.）曾言：“人们若没有了个人主义，也就失去了美国精神”，而梭罗正是个人主义的经典符号。

“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法国，倾向于贬义，与自私自利相关。而“个人主义”进入美国后，被赋予了积极正面的意义，逐渐成为在美国社会中被广为认同的价值观，指的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信奉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强调自我支配与自我利益的人生哲学。美国首次明确使用“个人主义”一词的是爱默生。在爱默生之前，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已融入清教移民宗教思想、独立革命政治思想、西进运动思想，发展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社会学说。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想家则进一步为个人主义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内涵，“把它提炼为一种民族的文化精神”。如果说，爱默生之前的思想家主要是从外在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方面，为个体权利的实现争取合法性，那么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则主要从个体的内在层面，阐释了个体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合理性。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所指出：“如果说杰斐逊是民主制的先知，杰克逊是它的英雄，那么，爱默生便是它的大祭司。……哲学家爱默生却很懂得杰斐逊始终没有弄明白的道理，自由的制度是不会使那些自己不自由的人得到解放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诱导美国人清除他们头脑中的怨恨和偏见。”

在爱默生的基础上，梭罗进一步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前所未有”表现在：其一，梭罗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不仅表现在内在精神层面，亦表现在外在政治层面，梭罗不仅以个人主义的哲学家著称，同时也以英勇矫健的个人主义政治斗士形象为世界所瞩目。其二，梭罗对个人主义的推进，不仅体现在理论阐释层面，亦体现在生命实践层面，梭罗这一生都在以实际行动扩展个体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向社会的主流价值提出诘难。其三，梭罗对个人主义的理解达到了极化的程度。个人与社会之间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既有相互肯定的一面，亦有相互否定的一面，而梭罗总是贬低社会对个体的正向意义，仅从否定的角度呈现社会的价值，批判社会对个人的压迫。

在梭罗这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看来，单数的“我”比复数的“我们”更重要，个人的价值应优先于社会，“社会为个人而设”，而不是“个人为社会而设”，他强调个体的内在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主张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独立的，而非从众的。梭罗对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倡导与践行，已成为后世反抗他人压制、追求精神独立的理论宝库。马克西米利安·勒罗伊（Maximilien Le Roy）这样评价梭罗：“生态学家、环保人士、反军国主义者、反全球化人士、经济去增长拥护者、反殖民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无数倔强地坚持着理想的人都从梭罗的作品中，从这位生于1817年的美国人的一生中找到了反抗各种压迫和不公的武器。”

梭罗以“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著称。在其45年的短暂一生中有过诸多惊人之举。1844年8月1日，梭罗敲响第一教区教堂的大钟，把全镇人民召集到康科德妇女废奴协会的年度集会上。1846年7月，梭罗因反对供养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拒付人头税达6年之久，于是被捕入狱，第二天虽有人为他付清了人头税，但梭罗仍然拒绝出狱，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最终被警察赶出监狱。1848年2月，梭罗被入狱事件触发，做了一个题为“论个人与政府的关系”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经修改，成为著名的政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对美国政府和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中所阐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常被后世奉为社会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不仅如此，梭罗还以斗士的姿态亲身践行其政治理论，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变革的进程中，积极参加废奴运动，帮助奴隶逃亡，抗议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的个人主义主张及实践，甚至被嬉皮士文化视为萌芽的种子。

梭罗是西方个人主义的先驱，正是因为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反叛，使其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真正的美国人”。而在梭罗一系列反主流的行为中，最具传奇意味的，莫过于他在1845年7月4日，也即美国的独立日当天启程的瓦尔登之旅。而梭罗的这一段生命经历正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

（二）伟大的自然书写者

梭罗曾被布伊尔（Laurence Buell）称为“美国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自然作家”，被谢斯（Scheese Don）称为“现代自然文学的先驱”。梭罗对大自然的美有着非凡的发掘力和表现力。爱默生曾称颂梭罗是“森林先知”“自然岁月的吟游诗人”，“其他人只能远远地站着听，隔着昏暗的灌木丛猜测，而这一切都向这位哲人展示”。大自然的秘密对一般人可能是遮蔽的，但却对梭罗敞开。梭罗笔下的文字犹如森林般清新和芬芳，他的《瓦尔登湖》，被称为美国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享有“绿色圣经”之誉，其中对大自然“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的优美细腻的描绘俯拾皆是。

王尔德（Oscar Wilde）曾言：“也许伦敦有了好几世纪的雾，我敢说是有的，但是没有人看见雾，因此我们不知道关于雾的事情，雾没有存在，直到艺术发明了雾。”同样，瓦尔登湖的美，亦要归功于梭罗的书写。瓦尔登湖的“湖”，英文是pond，其实应该翻译为“池塘”。与美国五大湖水系的湖相比，瓦尔登湖实在是太小了，它只是一个冰川湖，既没有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其实，在新英格兰地区，比瓦尔登湖美的湖泊还有很多，很难说它比别的小湖更令人注目，亲自到过瓦尔登湖的余杰曾说：瓦尔登湖“像是一位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村姑”，“瓦尔登湖淡雅清秀的景色，也许无法取悦那些看惯了大山大水的游客的眼光”。就连梭罗自己也认为：“瓦尔登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的，不常去游玩的人，不住在它岸边的人未必能被它吸引住”。但是梭罗正是通过他丰富的内心体验与精湛的文学表达，为瓦尔登湖赋予了非同凡响的美，使得瓦尔登湖成为极具魅力的艺术审美对象，成为康科德桂冠上最璀璨的一颗宝石。

梭罗用一种超验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自然，将自然视为具有精神与意志的主体。在梭罗心中，超验是个体与自然共同的根基，构成了连接人与大自然的内在纽带。在梭罗笔下，自然万物皆具有超验的神性，尽善尽美，蕴藏着宇宙的真谛，无时不在为人类提供精神启迪和享受。他把瓦尔登湖称为“神的一滴”，“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

梭罗将科学家的精准与宗教般的虔诚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描述大自然的光影、颜色、质地、形貌的种种变幻与细节，并为其赋予超验的意义。且看他笔下瓦尔登湖的四时之景。春天，湖上的冰开始融化，像蜂房，亦好似树木，具有纹理，晴时的瓦尔登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淡蓝色，像浸水的或变色的丝绸，还像青锋宝剑，比之天空更接近天蓝色”。夏天，雨后的瓦尔登“水和空气都完全平静，天空中却密布着乌云，下午才过一半却已具备黄昏的肃穆，湖面充满了光明和倒影”，仿佛“下界的天空”；秋天，瓦尔登有如一面明镜，“石子敲不碎它，它的水银永远擦不掉”；冬天，冰下的湖水是安静的鱼的客厅，充满着柔和的光，“仿佛是透过了一层磨砂玻璃照进去似的”，“那里笼罩着波澜不兴、悠久澄清的宁静，好似朦胧微明的琥珀色天空，它回应着外界的寒冷，还有居民的脾性。天国既在我们脚下，又在我们头顶”。在梭罗对自然的书写中，大自然神圣隐秘的存在本源得以显现，也照亮了人自身的生命。由此，梭罗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人性的善意与光辉，体悟到了世界的更高规律与人类应当取法的生存法则。

而梭罗笔下的自然生命，皆具有灵性，如同精灵。潜水鸟是那样的机敏，它的灵慧甚至还远在人类之上，“任何智慧都无法测度”，一次次戏弄企图亲近它的梭罗，发出俏皮的嘲笑，自己与潜水鸟之间的找寻与躲避，就如同双方在为一个美丽的棋局而“对弈”。而松鼠也仿佛具有人一样的表现欲，它在林间的腾挪跳跃，就“仿佛全宇宙的眼睛都在看着它”，“即使在森林最深最寂寞的地方，也好像舞女一样，似乎总是有观众在场的”，乐于向世界秀出它非凡的灵敏与精力。

梭罗在美国自然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梭罗之前的作家对自然的书写多以一种知性的姿态，而梭罗对自然的书写不仅具有科学的知性，而且充满了神性与感性，他不仅为自然赋予了生命的灵韵与深度，而且赋予了在场的细节与温度，与大自然肉身亲融的大地气息扑面而来。梭罗就如同大自然最亲密的孩子，他与自然万物有着更深的精神渊源，比一般人更懂得大自然的无穷兴会，由此也成了“一个能触及自然本质”的伟大书写者。

（三）被时代追赶的人

梭罗虽然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被当作爱默生的追随者、二流作家来看待，未有名望。梭罗生前著述宏富，他在世时创作了百余万字的作品，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正式出版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梭罗的著作有三十九卷之多，可是在他的生前只出版过两本（笔者按：即《瓦尔登湖》与《河上一周》），而且是自费。”梭罗的第一部书稿《河上一周》出版后，该书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销售不佳，印行1 000多册，售出100多册，送掉75册，存下700多册，在书店仓库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了作者。梭罗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900册，其中自己著的就有700多册。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曾经说过：假如某人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寥落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梭罗的声誉才由美国本土兴起，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被世人所推崇。身后的殊荣仿佛有意在弥补他生前的寥落，现如今，梭罗已被公认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世界级思想巨匠。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说：“在美国，曾有人成功地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革命。75年前，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在这75年中，我们一直没能跟上他的步伐。他，就是使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成为像伦敦一样伟大的梭罗。” 1969年，梭罗的塑像被安放到纽约的名人馆内。

在文学领域，梭罗深远地影响了托尔斯泰、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刘易斯等文坛翘楚，被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称为19世纪“对美国文学贡献最大”的美国作家。梭罗还被视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主要的环境阐释者和第一个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人”；其最重要的作品《瓦尔登湖》，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被美国著名文学史家林克·约翰逊（Linck C. Johnson）称为“最无可争议的正典之一”，享有“绿色圣经”之誉；他发表于《日晷》上的第一篇自然散文《马萨诸塞州的自然史》被称为“自然散文的现代文学形式的开端”；梭罗还成为美国文学界一次性完整出版日记的第一人。

在自然科学领域，梭罗为后世的生态学、地质学、植物学、物候学等开辟了道路，对现代环境运动产生了前导性的深远意义。此外，梭罗还被索尔森（Robert M. Thorson）称为当时一流的地质学家，被盖瑞·保罗·纳布罕（Gary Paul Nabuhan）称为“第一个美国田野生态学者”，被安吉洛（Ray Angelo）誉为“当之无愧的植物学家”，被生态思想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称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在思想上大大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然哲学家”。梭罗有关森林演替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科学界所引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3年，梭罗平均每年的SCI引用次数为4次，而当代一般科学家平均为8.2次。

在社会科学领域，梭罗被称为“公民不服从”理论之父，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实践。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以及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反种族歧视斗争等重大政治运动，都展示了梭罗政治理论的巨大生命力。梭罗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说“不”的权利，提供了以个体力量与个体身份参与社会变革的现实渠道。不仅如此，梭罗的非暴力消极抵抗理论，还可以避免以往人类历史上政治革命中如影随形的杀戮与血腥，大大净化了人类在权力欲上所表现出的暴戾本能，将对个体与社会产生的破坏性降到最低，使人类朝着人道、和平、良知、理性与内省的方向迈进。有学者指出：“非暴力不合作”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今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程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观。因此，它在政治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美国，有关梭罗的研究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各种研究机构（如成立于1941年的Thoreau Society、成立于1975年的Thoreau Institute、成立于1992年的The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学术刊物（如Concord Saunterer，Thoreau Journal Quarterly，Thoreau Society Bulletin）、论著相继出现。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亲自造访瓦尔登湖，为以梭罗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揭幕。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梭罗，追随梭罗。有人如基督教徒尊称保罗为“圣保罗”一般，将他虔敬地称为“圣亨利”。有人宣称是梭罗的门徒，将他的思想奉若圭臬。著名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ton）在梭罗曾三次光临的科德角海滩边，建起一座小木屋，写下著名的《遥远的房屋》，与梭罗一样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身体力行。被称作“当代梭罗”的美国当代著名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沿着犹他州西南部的绿河漂流多日，以散文体的形式写下《漂流而下》，书中有一章，特别题为“与梭罗一起漂流而下”。美国波士顿的一对记者夫妇——生存专家布拉德福德·安吉尔（Bradford Angier）和编舞、业余博物学者维纳·安吉尔（Vena Angier）将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皮斯里弗荒野生活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丛林为家：今日过梭罗的生活》，开篇第一句便是：“我们走向荒野，是因为一百年前有个人写了一本书”，此书正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生态学家安妮·拉巴斯蒂尔（Anne Labastille），只身来到偏僻的莲叶湖畔，独自在丛林中生活和写作了将近20年，将自己的小屋命名为“梭罗第二”，“试图在每一方面都模仿梭罗的木屋”，并写下一本《林中女居民》，被誉为“现代《瓦尔登湖》”。还有不少人自发组成团体，定期到他的居住地和曾经游历过的地方朝拜，继承他的自然事业。假期时，总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在瓦尔登湖畔远足，进行名为“梭罗行”的课外活动。近几年，瓦尔登每年的访客数量都达到60万，其中大多是慕梭罗之名而来。

此外，还有不少人在小说或现实中模拟创造类似梭罗瓦尔登湖的社会生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于1948年发表了一部乌托邦式小说《瓦尔登第二》，它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灵感，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描述了一种虚构的、自治自足的幸福小社会生活。《瓦尔登第二》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几十年来不少地方都在现实中仿照、试验这样的社会生活，例如195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就曾有过类似实践。以上都表明梭罗在文学、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各方面超越时代的价值。

（四）深受中国人青睐的美国人

林语堂说：“梭罗对人生的整个观念，在众多的美国作家当中，可说是最富中国人的色彩。”或许正是因为国人在梭罗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某种文化传统与文化镜像，所以对梭罗青睐有加。

梭罗与中国读者结缘，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郁达夫在他的名著《沉沦》中，一开篇就谈及了主人公对沙罗《逍遥游》（笔者按：即梭罗的Excursion）的钟爱。张爱玲曾撰文《梭罗的生平与著作》，将梭罗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天才”，赞叹他的文风“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的文人画家一样……随手画来，便有一种扫清俗气的风度”。而将《瓦尔登湖》真正带入国人视野中的，则是翻译家徐迟，他赞誉《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让国人了解到在遥远的西方，竟然有一个陶渊明般的梭罗在桃花源般的瓦尔登湖畔过着独居的生活。《瓦尔登湖》是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时的陪葬品之一，可见此书在他心中有着刻骨铭心的地位。海子不仅写下了《梭罗这人有脑子》的诗歌，赞叹“梭罗这人就是我的云彩”，表现出对梭罗高度认同；还在《王子·太阳神之子》一文中，将梭罗与陶渊明相比较，表示梭罗对自我存在本身的极大珍重和关注，就是“我诗歌的理想”。散文家苇岸亦是梭罗虔诚的门徒，在他留下的薄薄两本文字中，关于梭罗的就有好几篇。他赞誉《瓦尔登湖》“举世无双”，“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称赞梭罗“是一个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不仅如此，苇岸还在实际行动上向梭罗的林中生活致敬，他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写成了《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作家张炜亦对梭罗在瓦尔登畔的独居生活心往神驰，并亲身实践，他写道：“我在山屋中愉快而真实地生活，高效率地劳动，日常生活用品却消耗甚少。我这会儿真的感受了美国梭罗的自得，也真的认为一个人并不需要那么多。”

如今，梭罗在中国已具有相当高的认知度，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译者、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人员的青睐。他的作品，尤其是《瓦尔登湖》，被一译再译，是一本当之无愧的畅销书，几乎成为一本“隐逸的圣经”。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仅中国大陆，《瓦尔登湖》的中译本（包括新译本的问世和旧译本的再版）数量就有50余种之多，梭罗的其他作品的中译本也不断涌现，有20余部。在百度上，用“梭罗”“瓦尔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找到10万个以上的相关结果。有学者指出：“梭罗和《瓦尔登湖》在中国的命运并不孤寂，他们已经融入了当代生态散文作家的精神血脉，并在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瓦尔登湖》的片段还作为必修篇目，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此外，《瓦尔登湖》的片段还被收入某些高校的大学语文读本和外语院系的课本中。

近年发生的两个新闻事件，让中国的“梭罗热”进一步发酵并推向高潮。2015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习主席列举了自己了解的一些美国作家，梭罗的名字赫然在目，且排名第一位。2016年，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附赠《瓦尔登湖》，该书是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为新生准备的特殊礼物。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写道：“《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至极、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与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国家主席”“清华大学”，如此重量级的话语标签，更是极大地强化了梭罗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梭罗之所以日益受到国人的青睐，主要源于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那段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学书写。在很多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这段生活熟悉且陌生。熟悉在于，这段生活能够与中国的隐逸传统相对接，梭罗俨然就是西方的陶渊明。而陌生在于，这种相当另类的生活竟然可以存在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真实时空中，让人不免心生好奇。这种熟悉与陌生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愫，让梭罗的瓦尔登岁月成为“诗”与“谜”一般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