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避世俗的营生方式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崇高精神目的，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其实也透露了他去瓦尔登湖的其他原因：

发现市民同胞们大约是不会在法院中，教堂中，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的了，我只得自己改道，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脸转向了森林，那里的一切都很熟识我。……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免得我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又小，又不懂得生意经，做出其傻甚于凄惨的事情来。

从前，我东找西找地找一个谋生之道的时候，由于曾经想符合几个朋友的希望，而有过一些可悲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我脑中逼得我多想些办法，所以我常常严肃地想到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做到，那蝇头微利对我也够了，——因为我的最大本领是需要极少，——我这样愚蠢地想着，这只要极少资本，对我一贯的情绪又极少抵触。

梭罗坦承，他去瓦尔登湖，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职位，“尽量少些麻烦”，不愿谋生过程中的可悲经验再度发生。可见，梭罗对世俗的营生方式存在严重不适应，他选择去大自然中生活，也是出于对世俗营生方式的一种逃避。

尽管梭罗掌握了很多谋生技能，“我会的行业有我手指之数那么多”，梭罗在哈佛大学班级十周年纪念问卷调查中曾写道：“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房屋油漆工、木匠、石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但他却不擅长或不屑于将这些技能转换为经济收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说他“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谋生”，却“没有敛财的天赋”。在当时一部分康科德民众的眼中，梭罗仿佛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者”，他们认为他“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游荡，耗费了时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只有当梭罗需要钱来解决生存基本所需时，他才会出卖他的手艺来赚取，而且他只愿意干短工，不愿长期受雇于他人，即使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因为“任何职业中，打短工最为独立不羁，何况一年之内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短工的一天结束于太阳落山的时候，之后他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自己选定的跟他的劳动全不相干的某种活动；而他的雇主要投机取巧，从这个月到下一个月，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正如钱满素所言：梭罗“一生有意避开任何固定职业，以免使自己沦为谋生机器。如此‘无业游民’，在这繁忙的尘世自然不会被视为正常的生活方式”。

梭罗曾讲述了一个兜卖篮子的印第安人的故事，间接表明了自己的生存困境与无奈。印第安人非常天真地以为，篮子只要被自己编织出来了，任务也就完成，所以他很困惑为什么篮子编织出来了却没有人愿意购买。他不明白在一个商业社会，尤其是在当时重商主义盛行的美国，产品被制作出来只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产品推销出去，让人觉得“值得购买”。其实，这个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也是梭罗自己的困境，因为他们都对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症与规避倾向。

梭罗说：“我也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善于经商，得花上十年工夫，也许那时我正投到魔鬼的怀抱中去。”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经形容梭罗是个“带着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轻人……丑陋、堕落、长鼻、怪声怪调，举止尽管彬彬有礼，总带有点粗俗的乡村野气，与其外表甚合……自从两三年前以来，他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看来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印第安人的生活”。的确，在生产方式与生存手段上，梭罗更像一个原始的印第安人，而非工业化与商业化时代的现代人。

梭罗厌恶、抵触商业，“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即使你经营天堂的福音，也摆脱不了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不仅如此，梭罗对涉及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如铁路、邮政、报业、银行等，一律抗拒。梭罗写道：“我们没有来坐铁路，铁路倒乘坐了我们。”“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在喝茶的长舌妇”。在梭罗看来，这些被民众理解为历史进步的产物，其实都是些索债的魔鬼，它给人们带来某些好处，却又总是追逼着人们加倍偿还利息。总之，正如斯蒂芬·哈恩所说：梭罗在“避免参与我们如今所说的‘交易循环’或‘商品文化’（应该说不是绝对避免，而是尽可能避免），以保持那种依从于个人意愿的‘编篮子’的自由。”

这一切都使得梭罗很难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现代进程中，强化了他对社会的沮丧感，进而萌生了从工业化、商业化的时代抽身而退，践行印第安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想法。可见，梭罗之所以选择去湖畔独居，亦是出于对自我生存困境的一种逃避。

其实，对于梭罗而言，如何在世上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是非常简单的，他会的谋生技能非常之多，而他本人的物质欲望又甚少，再不济，他还可以依靠家里的铅笔生意。但“谋生”对于梭罗而言，除了赚钱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含义，即“通过和非我相联系而展现或发展一个人的内心所有”，罗伯特·米尔德把它解释为“即通过从事某一社会认可的有用职业来保证生存的权利”。梭罗对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严重不适应，认为世俗的营生方式无法成就其内心所需，与他远大的生活目标格格不入。

梭罗曾在1840年的日记中问自己：“一个人该从事什么职业才不觉得羞愧呢？”他回答：“他肯定不应当无所事事，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很快就会被称作是懒汉。”那时的他，大学毕业已经六个月了。这一问题再次在1846年的日记中被提到：“一个毅然以攀登人生高峰为事业的人，怎样才能在公众面前显得不游手好闲呢？”这些围绕在梭罗心头的疑问表明，梭罗对自己应该从事何种职业感到非常困惑。一方面，他无法在世俗的职业上找到内心的成就感，因此不愿从事一份在世人看来正当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亦介意自己在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和徘徊，介意会被周遭的人们视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这种两难情境下，去瓦尔登湖探索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似乎成了解决这一困惑的权宜之路，这样既能逃避他不擅长亦不屑为之的营生方式，又能逃避邻人对他的误解与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