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学

楼宇烈

温长路：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农历的十月二十，民谚有“十月小阳春”之说。看合肥花红草绿、阳光和煦，确有一番春意盎然之象。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从气象学意义上准确点去说，是秋的余韵浓厚怡人、秋的景色美丽动人，合肥给人的感受是热情和温馨！此时此地，第三届国际扶阳论坛暨第六届全国扶阳论坛在这里举行，扶阳热带来的升温，一定会给合肥乃至安徽带来新的发展生机，使安徽的发展更显出蒸蒸日上之象；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阳刚之气，使大家的事业更加光彩绚丽；给中医事业带来无法估量的动力，使中医快速发展的列车奔腾向前！

马上就要开始的讲座，是本次论坛的第一乐章，主讲人是一位明星专家——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研究所所长，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楼宇烈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学》。相信他的报告一定能给这次论坛带来一个红红火火的开场、一道可嚼可品的文化大餐、一次入脑入心的国学震撼！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楼宇烈教授为论坛开讲！

楼宇烈：尊敬的主持人，各位教授、各位代表，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盛大的论坛，另一方面也很惶恐，因为要我来做一个演讲，而且是放在开场的第一场。按照现在学科的分科，对于医学我完全是个外行，或许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谈。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科要怎么样来认识，确实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大家都强调科学，我们的理念中，科学这个概念往往就指的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但是其实科学是从世界近代以来兴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指分科的学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研究，分门别类，分科地去研究，而且越分越细，所以隔行如隔山。分科越来越细，似乎是让我们的研究能够精确深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窄，思路越来越窄，所以分科的学问到现在，其中的弊病已经显露出来了。

从20世纪80年代过后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所谓专门化、专业化，把许多大学都拆开分类，你是综合大学，他是医学院，他是农学院……都分得非常专业。这种过分专业化分科的学问，使我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局限，使得我们的眼界越来越窄，头脑越来越僵化。所以后来很多学院又成立了文科，把一些医科大学又重新合并到综合性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们对传统的文化跟现代的分科要有一种认识。所以我提出了“生生之学”这个概念，其实它的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冲破我们对“医”这个概念的认识，尤其是现代对“医”这个概念的认识，现在我们对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诊病、医病，或者包括预防等方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是在整个的文化之中的，它不是某一个专业的、专门的治疗方面的文化，而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生生”这个概念我最初得到的启发，是来自《周易》的“生生之谓易”。但由于我原来主要是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所以把“生生之谓易”这个概念也仅仅是用在认识天道、地道、人道方面，而且是从哲学角度去思考的，并没有联系到其他方面。但是后来我看到《汉书·艺文志》，其中有一篇叫“方技略”，当时写《汉书》时候所留存下来的有关于医学方面的著作总结为“方技略”，分为四大块，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个方面，最后他总结了一句话，“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也是用了“生生”两个字。我受到这个启示，我马上跟之前的“生生之谓易”的“生生”联系起来了，《周易》里面讲到的“生生之谓易”不就是生生之道、生生之理嘛。一个是机体机能层面的“生生之具”，一个是讲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道道理的学问。既然有生生之道，又有生生之具，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生生之学。所以最初我是这样把它连接起来，提出了一个“生生之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医，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具”的层面。如果我们看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于各个部分的叙述，也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停留在“具”这个层面，而是都把它上升到“道”这个层面，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共同的特征。

我在北大创立了一个京昆古琴研究所，我是所长，其实这个都是虚的，但是我也参与了一些实际的活动，把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两个艺术做起来。我们在最初2001年和2003年这两届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议上定下来进入名单的两项中国的艺术是什么？2001年是昆曲艺术，2009年是古琴艺术。正因为如此，我就成立了一个京昆古琴研究所，把昆曲和古琴这两个艺术提倡起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就提到了一个理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理念——“以道统艺，由艺臻道”。中国文化中间，都是道艺结合的。而我当时提出来这个“艺”，我们现在也仅仅把它理解成文艺，琴棋书画，歌舞这个是文艺，或者再包括文学等等。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六艺不仅仅包括文艺，也包括武的，也包括技的。所以我们从事任何具体的艺都要跟道相结合起来，所以没有生生之道的指导，就不可能去做好生生之具的工作；而我们去从事生生之具的工作，又必须不断地把它提升到生生之道。也正因为这样，后来我就体会到在医学界经常讲的“医易同源”，医易同源就强调我们的医是从易来的，这两个都是探讨天、地、人的道理。所以我就想到既然可以说“生生之为易”，是不是也可以说“生生之为医”？医易同源嘛，都是在探讨生生的问题。所以我提到了“生生”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医停留在找病、治病这样一个层面，而是要把它提升到“生生”这样的高度。那么什么叫生生呢？第二个“生”是生命的生，第一个“生”是指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命的保护。所以生生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尊重生命、认识生命、保护生命。这个生命也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也包括了万物的生命，包含了天、地、人。

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来看，生命是活的；那么也还有许多非生命，那就不是活的，是死的。其实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非生命，也是一种生命，就像我们物理学探讨的，有物质，还有暗物质，暗物质也是一种物质。我们看起来似乎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不是也在变化？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石头是不是也在变化？我们把它放在整个宇宙中间去，它是不是也在变化？整个的大地是不是也在变化，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整个宇宙都在变化，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变化，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跟这种活体的生命变化也有相通之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理解中医这个“医”的概念时，把它放到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去，从生生之学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才能够把医这个概念搞清楚。

我是学哲学的，后来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的关心是从30年前开始的，但我没有任何的实践经验，也就是从理论上学习它，了解一点中医。那么契机在什么地方呢？我跟中医的缘分来自于30年前，有一个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的瑞士的留学生有一天跑去找我，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主任。他说到这儿来留学是想学正宗的中医，他在中医药大学读了两年了，马上就要进入第三年，所听到的中医都是用西医的道理来讲的，觉得来了以后很困惑，如果到这儿来也还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话，就没必要来了。他觉得中医理论跟中国哲学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中国哲学理论的一种实践的体现，因此想到北京大学来听一听中国哲学史课，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了，也欢迎你来。但是我说，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也是拿西方哲学的理论来解释的。但是他这个访问，也确实让我进行了反思。

我们这些年来确实是在用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解释我们中国哲学的道理。比如一说到老子的《道》，道生万物，这个道是最后生万物的根源。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精神，就是黑格尔绝对的精神，就是柏拉图的理念，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老子，那完全不是老子的思想。因为老子说的道是无形无象的，不可言说的，它不是在万物之外，更不是在万物之上的，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万物是从道那儿得到了它自己每个物的本性，这就是它的“德”。所以我们古人说老子的道德这两个概念，就讲得很简单，很清楚。“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天地万物都要从这条路里面走出来的，这就是道。德呢？“德者得也，天地万物所各具也，指天地万物所各自具有的特性。所以道不是另外一个东西，离开了所有万物的德就没有这个道，所以道不是在万物之上。所以我刚才说，道就在医里面，医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最高的道。医是具体的技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具体的技艺，我们的医一定会离开这个道而走向片面的。所以在这位留学生的提问下，我就想中医如何来体现我们中国“道”的，我就看了一些中医的书。看着看着我就发现很多道理跟我学的哲学的著作里面讲的一样。中医说养生要分四时，要调情绪，我就想我学的哲学里面也有说的“循天之道，以养其生”。再看看我们说的阴阳、五行，董仲舒第一个详细地用阴阳五行把中医构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阴阳的消长，五行的生克。他用阴阳来解释天道的变化，他说阴阳消长就构成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他说阴长到了极点，阳消到了极点，就是冬至。冬至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到了冬至以后，物极必反，所以阳开始一点点往上长，阴又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消，到了平衡的时候，就到了春分。春分过了以后阳继续上长，阴继续下降，降到了阴最低，阳长到最高，就是夏至，又物极必反。又达到阴阳平衡就是秋分，秋分以后阴还是往上长，阳还是往下消，再就回到了冬至。他是这么解释冬天的。那么我们人也要循天之道，也要遵循这个四季的变化，身体内部也在阴长阳消……这个不就是在讲养生的道理吗？

再去看看别的我们平时读的哲学著作。《吕氏春秋》讲的多是保护生命的，里面有专门讲到“贵生”，就讲到养生其实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去害。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五味太过了，任何一个东西过了，就会害你。所以“去害”，不在于别的，就把多余的消除掉。里面还讲到什么叫“全生”，什么叫“亏生”，什么叫“害生”。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叫“生生”的道理，强调过分注重自己的生，变成了“厚生”，“厚生”的结果反而变成了“害生”，即“不以厚生而害生”，中国人最后讲到生这个字有很多的概念，摄生、养生、卫生、厚生等等很多提法。我说我们中国人把维护、保护人的健康的部门叫卫生部，这个是庄子里面借老子之口讲“卫生之经”。这个很有意思，日本人却采用了一个让我们警惕的词，日本人把维护人生命的部门叫什么？叫厚生省。所以我说要警惕“勿以厚生而害生”。

再看看《淮南子》，汉代《淮南子》里面有很多内容跟道家著作《文子》有很多关系。过去很多学者在讨论究竟是《文子》抄了《淮南子》，还是《淮南子》抄的《文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文子》原文，证实它的存在早于《淮南子》。

我们也是把《淮南子》作为一个哲学著作来读的，后来专门研究《淮南子》，从里面找出了50多条跟医学有关的资料。然后再看《老子》，甚至《孟子》和孔子的《论语》，其中很多东西都跟我们“生生”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的道理连起来了，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一股正气。所以我们中国的哲学如果再给它扩大一点，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直接跟我们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保护生命这个理念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超越了现代人对医这个概念的框框，也就是医不仅仅是找病、治病的，这样一个框框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就对中医这个认识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我们传统文化中间提到的几个中医的概念来重新思考一下。中医的概念，我们现在也仅仅把它局限在跟西医相对的中国的“医”，或者在中国地区的“医”，这个是很有问题的一个概念。相对来说我比较赞同我们20世纪30年代把它称之为“国医”。当时我们都用“国”这个概念来区别跟西方的不同，我们的话称为“国语”，我们的武术称为“国术”，我们的历史教材称为“国史”，这个其实在日本也是通用的，日本也把他们本国的历史称为国史，来跟其他国家相区别。

用中医就跟我们历史上的中医的理念、中医的概念混淆了，我们很多人现在不清楚。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中医这个概念是有特定的，有很多界定的。所以扁鹊就讲到中医是治人的，中医是治将病的人。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个是中医的概念。中医是治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病。

我特别提到两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就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里的一句话，叫“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明确了中医这个概念。也就是你有病不治就得到了中医这个精神了。这个现代人怎么理解呢？还有，清代的一位学者钱大昭，他在给《汉书》作注的时候讲，“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再加上我们历史上很多的名家都说了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要致中和，所以中医是中和之医。

我们如果跳出现在医这个概念，而是用这样一些理念去重新探讨一下我们的中医，那我想这些理念都跟我们的哲学，都跟整个的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致中和之医更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涉及中国人根本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我们的天地、万物和人是怎么来的，在西方的宗教里面都那么讲，天地、万物、人都是神创造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真主，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和真主造的，所以他们都要听命于这个神。那么，印度的宗教是多神信仰的教，这个世界万物是由许多神创造的，而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而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中天地万物是气化的结果，不是神创造的，它是自然的产物，是气化的结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不同。

东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王充，他总结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再形象一点儿，“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就好像“夫妇合气，子偶自生”。所以这都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主宰。

那么生命是合气而成的，万物也是这样，万物的生成都是气的相合而和的结果。所以称之为天和。中和的状态就是生命的生存，也是生命的延续。在《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在上，地在下，天覆地载，万物生生不已”，生生这个概念在这儿又出现了。所以生命是以气的变化达到一种和的状态而生的，生命的生存和延续都要达到一种和的状态。《老子》里面其实也讲到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生命是在阴阳之气达到和谐的状态后产生的，所以失去了“和”就要想办法把它调整到“和”，这个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本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适于我们人生，也适用我们万物。同样的道理，天和人都有同样的道理，也就是有同样的规律和德行。

《中庸》里面提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天道是讲诚，所以人道也讲诚，人跟天在此合一。看一下《周易》的观卦，有一句话，“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我们去观察天的神道，什么是神道？变化之道。还有“变化不测之谓神”。中国文化的神这个概念跟西方文化神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神最原始的概念就是变化不测，或者说阴阳不测。所以北宋时候的张载，他给鬼神定下这么一个定义，“鬼神者二气之良能者”。所以我们这里说观卦里面说观天之神道，就是观察天的阴阳之气变化的道，就是四时不忒，一年四季年复一年，没有差错。这就是诚信。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意思就是圣人要像天道一样讲诚信，来治理国家，来教化民众，当然大家都信服他了。所以人是要向天道学习的，天人是会有感应的。董仲舒特别讲“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思想在我们中国的医学里面体现得最充分。因为自然界和气候的变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且非常直接。

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人的行为怎么影响天。天怎么来感应人比较好理解，在中医里面这个道理经常讲，比如养生要顺四时，要顺昼夜，不要颠倒黑白，不要反季节而动。过去我们都把董仲舒这个天人感应思想说成了迷信等来批判他。其实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我们都会体会到，而人的行为怎么样会影响到天道的变化，我们不太注意，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天怎么来感应人已很直接让我们感受到，而人们的活动变化对天道的变化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感受到了，由于人的活动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这不就是感应的问题嘛。所以中国哲学讲的这些理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它是有很直接影响的。我们现在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比较偏重于治，而对于养，特别是“以养来治”这些东西关注得还是不够，或者养也走偏了，走上了以厚生来害生这样的路了。

其实《史记·扁鹊仓公传》里面提到的扁鹊的一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来思考的。扁鹊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人们忧虑的问题就在于疾多，而医生忧患的问题则是病道少。这个道我觉得也不是单纯的医理的东西，所以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开头就提出了做医生不是光让人读点儿医书，而是要对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传统文化，有全面地把握和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里提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等诸部经方。”

这个是我们的专业，用今天的话说这个也是专业课。在我看来，今天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不见得都读了这些东西，就是说中医的专业典籍也不见得都读了。可是孙思邈还提出“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都需要精熟，这要求就更高了，我们一知半解就不错了，精熟就难了。他这里提到象数、风水、命理、占卜、灼龟，这些做医生的也要熟悉，我们现在都认为是迷信，不值一提，可是孙思邈提出来了，有没有道理？我想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涉及人们的信仰问题，人们的心理诉求的问题，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来暗示它、来支撑它，从现在的俗语来说是心理问题。不仅如此，还要涉猎群书，“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实际上他就告诉你经史子集都要读，广泛地涉猎。下面还讲“不读内经，不知慈悲取舍之道”，这个内经不是《黄帝内经》，而是指的佛典，慈悲喜舍是佛教讲的四无量心，读佛经才能够知道做人要具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德行。所以经史子集都要读，还要读佛典。这些还不够，“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意思就是尊重自己的真性，不要违背它，顺其自然。否则吉凶拘忌，所以他是说我们不仅要读四书五经，读史，读诸子，还要读佛典，还要读老庄。这个还不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就是天文地理我们都要通晓。只有这样，对于医道，则无所滞碍。

所以医道不仅仅是了解人的身体，了解各个部位结构如何，哪个部位得了病。所以扁鹊讲到的“医之所病，病道少”，就是知识面不够。所以中国说到的医道不是那么窄的，而是整体文化的，维护生命作用的“医”。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能够从生生之学的这个高度来看待它，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只停留在人身体的某个部分，而是从整个全体来看。

如果不是这样来体会整个中国文化的特性，要把医学推向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年年初在北京的一个“中医影响世界”的论坛上面，我特别提到了一个想法，一个理念，我们必须要大力地去弘扬中医里面的“不药之药，无方之药”的这个传统。

其实中国的传统医学里面强调的不仅仅是用药方来治病，也不是仅仅用针灸砭石来治病，推拿按摩来治病，更多方面是强调无药之药，无方之药。

近代一位著名的人物曾国藩，给他的儿子写信，因为他儿子身体不太好，写道：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以“不药”二字为药。人所谓的病，无非就是身心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你心胸广大，一个是要你不要用药。曾国藩跟他的儿子讲过这个道理，他说药能治病，但是也可能加重你的病，所以要慎用。所以我就想到了《素问》记载的两句话“养之不素则病生，治之不素则病成。”提到了“素”这个概念，《素问》的“素”历史上有很多讨论，这个“素”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解释恐怕是最好的，“素者本也”。这个本的意思我觉得就很好，因为“本”有几个含义：一个就是原本，或者我们说平素。第二个“本”是根本的意思。中医讲治本，《素问》就是问的根本，原本。

养要根据它的原本去养，治也要根据原本去治。因此你养之不素，你加了很多不是原来的东西，这个病就要产生了，你治也不是根据他原来的体质去治，那就病成了。所以说养生也好，治病也好，没有别的，就只是要“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人本天地阴阳，天和之气而生，养生、治病，其实就是回归到他原本的状态。

我们常说养身必先养心，治病必先治心。都是说到对于我们生命健康来说其实精神的因素更重要，更起决定的作用。如果我们自己有素的话，我们抓住这个本的话，还要抓住它的根本，从它的精神，从它的心理去着手。

现在国外已经很多人研究，说78%的疾病是由情绪引起的。我说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说80%，甚至于90%的疾病都跟他的情绪有关系，中医叫情志，甚至我们说百分之百的病都跟人的情绪有关系，也不为过。

我们中医经常讲，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一类是意外伤害，不能称之为疾病。除此之外无非就是两大类：外感、内伤。外感之所以在你身上能发病，能致病，是跟你自身的抵御能力有关系的。自身的抵御能力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情志，你的情绪。

香港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统计感染了沙氏病毒的有多少，而感染以后发病的又有多少，发病以后严重无法治疗而死亡的又有多少，这个比例数字一看就明白了，感染的有那么多人，可是感染之后发病的人，只是感染了这个病毒里面的，大概也就是1%还是2%，因感染而发病的人里面，最后不治而死的又是极少数。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外在的力量看得太强大了，而把我们自身抵御的能力看得太弱了。

如果中医也是这么去看问题，那就完全丢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一个向内的，看重人体自己主体的这么一种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向外的，看重外在的力量。所以我们中医的着眼点，应该是我们自身的抵抗、修复、痊愈的能力，而不是靠外物。《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用药石的阴阳之性来调剂平衡我们体内的阴阳，它只是一个补充的东西、辅助的东西，根本是要靠你自己。尤其是“神仙”这一条，它完全是在强调人的自身问题。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提到的神仙，“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他提出来三条：第一条，要“荡意平心”，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想这个想那个，贪这个贪那个，心境要平静一点，不要胡思乱想；第二条，是“同生死之域”。生死不要看得太重了，贪生怕死。要把生死看作是一样，看破生死吧；第三条，是“无怵惕于胸中”。怵惕就是提心吊胆，就像《论语》里面说的，君子坦荡荡，不做亏心事，还有什么可怕的。神仙者要求的就从这三个方面下手。

当然，如果过了也不行，所以它这个就叫保真，保性命之真。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不断地在丢失自己天生的真性、天然的真性。我们都知道儒家也说到人之初性本善。从哪儿来的？孟子。孟子说根据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指出人天生就有四颗心，在这四种心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出来，形成人的仁、义、礼、智等这样一些品德，他说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善之心、是非之心。我们把它充分发挥出来就会形成人的仁、义、礼、智这样的一些品德。

人生下来以后就不断地在把这些东西丢失，一点一点丢失，甚至可以说丢失到最后没有礼义廉耻了，统统给丢掉了。《孟子》里面有一个比喻：牛山上面原来草木繁盛，可是经不住人今天上去砍一棵树，后天割一片草，结果变得光秃秃了。人心也是如此。怎么办？要把这些心找回来，所以要养浩然之气。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丢失了天和，丢失了阴阳之气的和谐状态，所以要把它恢复。

我经常跟大家说，读《老子》第一要认识到他讲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要强调事物的本然状态，自然就是本然。要尊重每个事物的本然状态，这个在中国医学里面运用是最好的。我们看病一定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差异，就是要考虑时间的差异、体质的差异等等，这就是自然，我们要尊重这个。那么我想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我们应该说很多从事中医的也都很清楚这个道理，而我们在实践上面有没有做到这样呢？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反复地强调。道家的原则就是要尊重每个事物的本性。

第二个学《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核心的话，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的变化运行总是反的，道的运用要守柔，这两点非常重要。所谓道的变化运动是反，这个反是什么含义呢？两层含义：一层是“相反相成”，任何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没有一个事物是只有一个方面的，独阳不成，独阴也不成。董仲舒就说了任何事物都是相合的。有左就有右，有内就有外，有前就有后等。所以一定要看到相反相成，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不是绝对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彼此不可分的。再一层是“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向其反面转化。

为什么我们要说中医是辨证施治，因为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我们不是崇尚非此即彼，不是对此和彼作一个决定性的定量的规定。更不是把这个定量定性的结论推广到一切。我们现在很习惯用西方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而在中国的文化中间，中国的哲学里强调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互依互根，不是纯而又纯的，而是相互包含，还会相互转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辩证思维，不是静态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如果不能够理解、了解、把握这样一种中国文化中间辩证的思维，我想我们的中医就失去了它的灵魂。

生命是运动的，时时刻刻在变动。有中医知识的人都知道我们一个人早晨有早晨的状态，中午有中午的状态，晚上有晚上的状态，一天中的状态都不一样，何况一年四季，何况是一个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所以生命是活的，我们怎么样来维护生命？就要在动态中来维护，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千古不变的、一生不变的个人去对待。身体状态有变化，精神状态也有变化，所以辩证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的思维强调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只是一个相对条件下的平衡，时空变化这个平衡也就变化了。如果失去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想中医就将不中了，就达不到中和的状态。中国人还非常强调一个字叫“时”，包含了时和空两个概念。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些灵魂的东西，那么实践出来的中医就将不是中医了。

在这个变化的相互转变的过程中，我想有一个标志是最好的，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太极图。太极图就最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状态，首先阴阳鱼是在一个整的圆里面的、在同一个圆里面的，阴里面有阳，阳里面有阴的，不断地转动和变化。这是最形象的表达中国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又能够表达整体关联的。

中国的文化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这样几点：一是强调整体关联，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且在部分里面包含了它的全体。这个思想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里面都有。儒家强调万物一体，道家强调道同为一，佛家强调一多相即，都这样的。就是这个整体上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于它整体的全部的信息，这就是后来我们科学上说的全息论。这个是讲的抽象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后来的《西游记》这部小说里面就把这个道理给形象化了，孙悟空跟好多人打架，分身不过来怎么办？身上拔一撮毛，吹一口气就变成一群孙悟空。这个道理我们中医最明白了，所以我们有手诊，有耳针，有足疗，都用了这个原理，部分里面有整体的信息。所以我就想中医中药的振兴跟中国文化的振兴是密不可分的。几年以前在很多中医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恳请，我说中国文化要真正能够复兴，就有求于我们中医界的，把中医文化，把中医的具体运用的这个层面给它呈现出来。可是呢，很多中医界的朋友就跟我说，中医界的振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于是就成了一种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所以最后就是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我来弘扬中国文化，希望对你们中医有推动；你们努力弘扬中医文化，也让人们更能够去领会中国文化的精彩之处。因为中医是有效用的，你身上不舒服了，他给你一治好了，你就琢磨了，他用什么道理？哦，原来它是让我们恢复平衡，达到平衡就达到健康了。他就知道原来中国文化里面处处都讲中庸。什么叫中庸？中庸不是投机，不是取巧，中庸就是用中把握分寸，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达到平衡一切就都健康。身体也健康，社会也健康，天地人也健康。一失去了这个平衡，一失去了这个中，一失去了这个和，身体也不健康，社会也不健康，天地人也不能够和谐相处。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原来中国文化那么精彩，那么深邃。

当然人们从孔子时代就哀叹了，不能够掌握中庸的精神，不能把中庸的精神贯彻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间、社会中间、处理天人关系中间，因此造成了很多的灾难——身体的灾难，家庭的灾难，社会的灾难，天地的灾难。其实我们对于自然灾害不需要大惊小怪的，自然灾害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在调整自然界的自我平衡问题。这个在《左传》里面就有这样的论述。自然灾害就是因为自然的平衡失去了，所以它要调整，自我调整。社会的问题也是这样，两极分化，贫富差异等问题严重了，这个社会就要变动了，就要调整，人体自身也是如此。

通过我们的中医养生治病的理念，通过我们的生生之学，让大家身心都能够保持健康的话，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魅力才有真正的体会。可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医理论的理解，恐怕还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我们还拘泥于我们的以药治病，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刚才讲到的针灸、砭石、推拿、按摩等非药物治疗等等。然而我们根本的指导理念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根本的向内的原则，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原则，去鼓励人们或者得了病的人怎么样充分地树立起一种信念。我们不要小看它，现在包括西方很多心理学家，越来越看到信仰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这些方面在中国文化中间都是早就有了。

现在环境有问题，我们大力去治理环境，治理什么环境？外在的环境还是我们心灵的环境？我们说某地环境治理好了，但我们心灵没有治理好，他还去破坏。我们外在治理永远赶不上他心理破坏的这个速度。

我曾经说过，我说我是北京水资源匮乏的见证人。为什么这样说？我是1955年考上北大，到了北京。当时我们的校址已经搬到现在的西郊，当时海淀水资源丰富得不得了，那里有万泉庄，到处都是泉水。整个西北地区都是水作物的产地，水稻、藕、茭白、荸荠都是水生的，我在那里也去过很多地方采藕。现在呢？一无所有了。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人为就破坏了，而原来这个资源保持了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可以说上亿年，这个自然环境，我们人为三十多年就把它给破坏了，你说我们治理三十年能治理回来吗？治理不回来。所以我们说治环境首先要治人，治人首先要治心。过去儒家讲的所有道理就是反求自己，反躬自问。所以你跟生存环境发生了不和谐，你问谁？问人。你跟社会别人发生了冲突了，问谁？问自己。你自己的身心发生了矛盾，问谁？问心。不要说我的身体就要吃，我的身体就有这个欲望要吃，可是吃出病来了你怪谁？你说嘴巴太贪了，其实不是嘴巴贪，是你心贪。所以中国整个文化都是一层一层相连，回到自己身上去。

可是西方的文化都是向外的，对外去追求，所以这是两个不同文化体系。要把这个搞清楚。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怎么来理解？我有句话，口头话，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一张嘴就说“我的上帝”。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口就是“天地良心”，尤其是良心。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医生写的，叫《治心免病法》。看看里面是什么内容？治什么心？就是治你那颗没有按照上帝意志去做的那颗心，你要免病，就要让你的心跟上帝合二为一，你一切都听从上帝旨意去做，你各种各样的病都会没有了。这个道理也对。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心里面有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病找来了，包括道德上面的问题，衣食住行上面的问题，精神上面的问题。所以我做的节目很多人也看过了，叫《三理养生》，生理无非就是饮食、男女、作息，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肉体上的东西，但是你过分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心的问题。我们过去说释迦牟尼是大医王，释迦牟尼治心，治贪、嗔、痴三心。因为我们有了贪、嗔、痴三颗心，所以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痛苦、烦恼。那么把你的心治好了，把你的痛苦烦恼解除了这不是治病吗？所以近代有一位医学大医他就反复地说我们佛典，四书五经，老庄都是治心病的良药，以情治情，心情的病不是用草木、药石所能够治愈的。因为他是近代的，他也提到了即使是西方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也是治心病的良药。从这个上面说，我们医的理念，或者治病的理念也就大大扩展了，这真正落实到了治人的根本，因为人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的人。生病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身）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心）的问题，精神的力量是起支配作用的，它是统帅的，指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位大医。因为现在人们的心理病，我们统称为心理病，更需要人们去开导。很多不是药物所能治。药石不能治，其他的医疗技术手段也不能治，那只有解开他的心结才能够治。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学科的分类其实是禁锢了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把中医的精神恢复起来，首先要把它放到整个中国文化里面去，把他看成中国文化里面一个最光辉的一门学问。

刚才我说中国的整个文化是围绕着人来做的。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我们研究天地的问题，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落实到人。人是天地万物中最为贵的，因此人的生命也是最贵重的，叫贵生。要贵生就要懂得摄生、养生、卫生的道理。这不仅仅是物质身体方面的平衡调整，还包括精神上面的充实调整。所以要把人作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来看，而不是着眼于生理上的病来看。

现在西方兴起的自然疗法里面，曾经提出了七条自然医学的哲学原则。这七条跟我们的中医是完全相同的。这七条原则，第一就是“无害原则”；第二是“自然愈合的效率”；第三是“寻找病因，并予以治疗”；第四是“整体化的治疗原则”，特别强调要着眼于把每个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是由躯体、精神、情智、社会和其他种种元素构成的综合体；第五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医生是教师”。他说将来的医生不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健康生活的教师，采取健康的态度，自己为自己的健康承担责任；第六个就是“预防是最好的治疗”；第七条“要建立起健康的良好状态”。什么叫健康的良好状态？就是一种理想的躯体、理想的精神、理想的情绪和理想的心智。

心智的成熟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很多人活到老他那个心智也没有成熟，因为他老是害怕面对这个、面对那个。只有一个人既能够面对快乐，也能够面对痛苦；既能够面对顺利，也能够面对坎坷，就是不管什么状态下他都能够面对它，而不是回避和逃避它，这才是心智成熟。只有能够全面面对各种不同状态，他身体才能是健康的。你怕这个又怕那个，“怵惕存其心中”，你就一定要有病了。我觉得西方自然疗法的几个原则，跟我们中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要怕中医的这些理念，怕中国文化的这些理念人家听不懂，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他，用他的道理去解释，那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接受外来的东西，一方面还要守住我们的本分，守住我们文化本来应该具有的精神和意义。我想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中国的中医是一种生生之学，是一种整体文化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某一个专业的、技能的东西，这样我们的中医才有复兴和发扬光大的可能。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温长路：朋友们，刚才楼宇烈教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做了一场高水准的报告，一位82岁高龄的老者，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两个小时的时间连一口水都没有沾唇，气场很足。他的报告，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简直就是一篇生动的劝世文、一篇精彩的劝学文！让我们再一次对楼老的精彩演讲和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楼老从文化的高度、哲学的层面、历史的视野全面诠释了中国文化这门生生之学。中医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一门生生之学、生命之学。楼老报告的主题词是“生生”二字，他从中医的“生生之具”谈到事物的“生生之理”、自然的“生生之道”，最后把中国文化归结为“生生之学”。他所说的这两个字，正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中心是“生生之道”。

扶阳理论的哲学基础：《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阴阳，也是中医的基本理论之一，是中医辨别人体生理、病理的法则。这个学说和《黄帝内经》中“阳主阴从”的理论，构成了扶阳理论的医学基础。当然，如果从社会学基础来看，它的渊源更远，应该从火的出现带来的人类在生存问题上质的飞跃和人们对火的崇拜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说扶阳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哲学、医学基础的，是根深叶茂的。从古至今，这套理论经过了蕴育、发生、完善、普及、发展的过程，形成了一支队伍、一个学派、一套理论、一种学说。近年来，对扶阳学派的研究非常活跃，也出现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六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也是这一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如何理解和宣传扶阳学术的问题上，当前有些误解或错觉，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扶阳学派仅是中医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个，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唯一的。中国语言习惯的表述手法很丰富，有一种是运用平行叙述的方法来表现对立事物的：譬如，说了甲如何再说乙如何，说了阳如何再说阴如何，这个容易被理解；另一种表述手法是“说一不二”的，即只把对立事物的一个方面说清楚，而对另一方面则隐而不说，留给人们自己去思考。如病因学中的“太过”与“不及”，把太过中的“六淫”说得淋漓尽致，而不及中的表现却只字不提。同样道理，在提出扶阳观念的时候，就只讲与扶阳相关的问题，滋阴的问题就隐而不谈了，这种表述相对不那么容易理解，就可能会造成误解了。按照阴阳互根互助、互生互克的关系，有阳就有阴，有扶阳就有滋阴，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说法不同罢了。

在宋代的著作中已有了“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的话，说的是当时在四川成都一隅行医的石藏用善用暖药，而在江浙一带行医的陈承善用凉药。还强调说，这是民谚中说的，可见当时医界已有了温热和寒凉两个学派，连老百姓对这些都是知道的。极为有趣的是，这两个地区正是历史上火神派和滋阴派活跃的地域，说明了这两个学派的形成是与政治、社会、地理、环境学因素紧密相关联的。后来寒凉学派派生出泻下、滋阴多门，温热学派分出了辛热扶阳和温和补土多门，成为金元四大家理论的形成和衍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有鉴于上，扶阳派和滋阴派反映出的都只是一个学派对问题认识角度和切入路径的不同和因此而形成的不同风格的用药习惯和特点。绝不能机械地认为，扶阳学派就不可以滋阴、不采取滋阴的手段，滋阴学派也不能扶阳、不采取扶阳的手段。

扶阳派只会用附子、干姜，而一概排斥使用寒凉药物吗？答案是否定的。扶阳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郑钦安在他的著作《医法圆通》里说得明白：“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是因病当服此。”“用姜、附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他发明的用“引龙潜海法”治疗阴水过剩或真阳不足之多种疾病所喜欢使用的四逆散与封髓丹的化裁方，就是最好的说明，方中不仅使用了辛热的附子，还使用了苦寒的黄柏和滋阴的龟板（无龟板则必用淫羊藿替代），以及平和的砂仁、甘草等。

寒凉派只会用寒凉性质的药物，就不用温热药物吗？答案也是相反的。寒凉派的开山之祖刘完素在他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记载了350首处方，其中使用寒凉药物的比例不过只占到1/6左右，而对附子、官桂、细辛、肉豆蔻等温热药的使用却为数众多，且颇具心得。朱丹溪长于滋阴药物的调配，但从未废弃对温热药物的辨证应用。在《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朱丹溪医案》一书所治之病的117案中，涉及的处方为54则，药物94味，其中寒凉药物的比例是有限的，而热、温成分的药物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结论很清楚，扶阳与滋阴，与中医其他学术流派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作为同是中医旗下的不同学术流派，它们必须都是要建立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是中医学活的灵魂。

近年来，我们连续召开以扶阳学说为专题会议的目的，就在于透过这面历史的镜子，追古抚今，正本清源，以发展的眼光、清晰的思路去复兴、光大中医的继承、创新事业！

上午的讲座到此结束，为了表示对楼老的感谢，中华中医药学会和本次论坛的组委会将第一至第五次扶阳论坛大会的文集送给他，希望楼老继续关注中医，利用他宽阔的平台继续为国医的振兴和发展鼓与呼，我们再次感谢楼老！

上午的会场鸦雀无声，听讲认真，秩序非常好，感谢大家共同创造的好学风、好会风！下午精彩继续，期待着朋友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