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能够有机会让中国的广大读者读到这本书，令我感到非常荣幸。

早在千百年之前，日本就开始通过朝鲜半岛中转的方式，与中国接触。不久以后，中日之间进一步开始直接交流，日本由此汲取了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日本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日本所说的昭和时代的前半段，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里，两国之间一直处于惨痛的战争状态，无数人因此丧失了生命。无可否认，日本给中国带去了极大的伤害。

对于此刻将本书捧在手中的读者，那场漫长的战争想必也会是各位在阅读过程中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日本是在什么背景下挑起与中国的战争，并将之扩大的？当时的日本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书前半部分的主题。通过本书的论述，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的日本未能构筑起一个能够纠正统治者的错误，并安定政局的政治结构，这是战争时期日本犯下诸多错误的一大原因。

对本书少有涉及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中国观”，我想在此简单地加以说明，以便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本书。

正如本书第一、第二章所提到的那样，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往返于长崎、神户、横滨等日本城市与中国上海之间的航船数量众多。从这些日本城市出发，经过几天的航行之后，就能到达上海。从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大连等城市出发，也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抵达东京。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将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视为本国领土，所以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距离自己最近的外国，有大量日本人居住在中国的大连和上海；另一方面，在长崎、神户以及横滨也聚集了大量中国人，形成了“唐人街”。中国的香港则是许多从美国西海岸出发，经由横滨与神户前往中国的航线的终点。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可谓不密切。

《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诞生于中国的作品，在当时的日本也广为流传，众人皆知。《西游记》还被改编成戏剧与电影。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喜爱中国古代经典，阅读并创作旧体诗的人也为数不少。总而言之，当时的日本人喜欢并尊敬“过去的中国”。

但是，在日本取得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胜利后，“‘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值得尊敬，应该反过来由我们对中国进行教导”这种观念开始在日本流行（参见金山泰志《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民衆の中国観―教科書·雑誌·地方新聞·講談·演劇に注目して》，芙蓉书房出版，2014年）。这一观点流传了数十年之久，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大部分日本人才最终意识到这种分割“过去与现在”的二重中国观是错误的。

日本发动并进一步扩大了战争，最终导致包括自身在内的诸多国家受到巨大的创伤。在战败投降之后，日本要如何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并在废墟之上重新站立起来，本书的后半部分将聚焦这一问题。在最初决定国家的重建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政府与民众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不再给别国带去伤痛，埋头苦干将日本社会建设得更加富足，这一点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国内的共识。而这一共识，来源于国民不愿再战的共同希望。

本书的内容止于1989年昭和时代结束之时，在平成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的当下，昭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已经过去了30多年。那么昭和时代和现在的日本，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本书的最后，我略微谈及了这一问题。在昭和时代结束的同时，东西冷战也走向终结，原本泾渭分明、在某种意义上相对容易理解的二元世界，变得复杂起来。在日本国内，让经济重新开始高速增长这种想法已经变得近乎痴人说梦。各种耐用消费品已经完成普及，虽然相当多的人都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但与此同时，社会也步入了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日本制造不再像从前那样吃香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过去奉行的在军事外交方面依赖美国，专注于发展本国经济的“昭和战后模式”开始变得与时代脱节。今后日本要如何继续吸取二战之前昭和时代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并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要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并非易事。

但是通过回顾昭和时代的历史，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日本需要继续维持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即便在世界局势不那么安定的状况下，也绝不妄自尊大，肆意妄为。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以及由这些人们所组成的国家，要在人类社会中维持一个适合自身的位置，就需要从各个阶层的不同视角出发，自由发声讨论，让每个国民都负起责任，共同思考国家的未来。

最后，在向尽心翻译了本书的译者章霖表示衷心感谢的同时，我由衷地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思考日本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机会，并为今后两国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贡献微薄之力。

古川隆久
2020年8月